另一部“王蒙自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自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夜的眼》初刊1979年10月21日的《光明日报》，①是王蒙重返北京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在为这篇论文的写作查找资料的时候，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无论是根据《王蒙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共45卷)附录的“王蒙研究资料索引”，还是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关于这篇小说的研究文章都只有一篇，而且还是发表于1980年的一篇印象式批评。② 与研究者对该小说的普遍忽视相反的是，作家本人对它格外看重。2003年，王蒙接受了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的采访，当高利克问到哪一部是他最好的作品时，王蒙回答说：“1979年我的小说《夜的眼》的发表是重要的。”③而在《王蒙自传》中，王蒙辟出整整一节谈论《夜的眼》，称它为“这一段我的最值得回顾的作品”。④“这一段”指的是王蒙自1979年末到1980年初夏的创作“爆发期”。以《夜的眼》为起点，短短数月中，王蒙还发表了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和短篇小说《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王蒙在80年代文坛的地位。它们当时被冠以“探索”、“意识流”之名，在文坛激起强烈反响，也招致一些争议。⑤从“命名”即可看出，当时的论者主要是从艺术技巧的层面来评判它们的意义的。如李子云在写给王蒙的信中说：“以《夜的眼》为开端……你在创作上开始了新的探求，你企图把复杂与单纯、现实与理想巧妙地结合起来。”⑥但在王蒙的自述中，《夜的眼》的起点意义，显然不只在于技术层面，“然而我始终不能忘情于这大约七八个月的喷发。《布礼》已经进入了情况，稍嫌生涩，不无夹生。《夜的眼》一出，我回来了，生活的撩拨回来了，艺术的感觉回来了，隐蔽的情绪波流回来了。”⑦ 在一篇创作谈中，王蒙用“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描述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做法”。略微了解王蒙经历的人都会知道，“八千里”、“三十年”，其实是王蒙对自己坎坷多事的前半生的概括。也就是说，当时所谓的“意识流”，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依赖于“经验”的写作模式。在表面喧哗、流动、跳跃的叙述背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历史体验才是小说真正的结构框架。因此，这些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都可视作王蒙的“自叙传”。王蒙也曾坦然承认，“在我许多作品的人物身上，正面人物身上有我的某种影子”。⑧这提醒我们，只有把《夜的眼》重新放回到王蒙的个人命运和1979年的历史语境中，将作品与作家的自传、自述及其他“周边”信息对读，释放出作品隐藏的时代信息与历史冲动，才能明白王蒙为什么会在“重返”北京的时刻写出这样的小说。 一、流放与归来 《夜的眼》的表层故事极为简单：恢复创作的陈杲来北京开会，并受边区领导之托走后门办事。小说的开篇，陈杲在城市夜晚来临的一瞬出场： 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杲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顶抛出去两道光流。街道两端，光河看不到头…… 陈杲已经有二十多年不到这个大城市来了。二十多年，他待在一个边远的省份一个边远的小镇，那里的路灯有三分之一是不亮的，灯泡健全的那三分之二又有三分之一的夜晚得不到供电。 王蒙对“光”极为敏感，也是描写“光”的高手。开篇看似白描的一笔，却投射出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恍惚之感。主人公的身份之谜，就在这略显夸张的主观性描述中慢慢揭开。他来自边疆的小镇，重回阔别二十年的大城市，已生隔世之感。作者接着补叙了他此行的来由： 陈杲来到这个城市来是参加座谈会的，座谈会的题目被规定为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陈杲接连发表了五六篇小说，有些人夸他写得更成熟了，路子更宽了，更多的人说他还没有恢复到二十余年前的水平。 读到这里，老练的读者自然将主人公与作者本人联系起来。⑨王蒙却毫不顾忌小说的创作规律，继续如“自画像”一般量身描摹陈杲的体貌特征——“现在这一类会上他却是比较年长的了，而且显得土气，皮肤黑、粗糙”。又仿佛是对读者的解读能力过于担心，王蒙在小说的中段进一步披露陈杲的“身份”信息。 这种倒胃口的感觉使他想起来20多年前离开这个大城市。那也是一种离了群的悲哀。因为他发表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分而现在又认为太不够的小说，这使他长期在95%和5%之间荡秋千，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这当然指涉那场因《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起的“文祸”。至此无疑，王蒙就是陈杲的“原型”，作家写陈杲就是在写自己。而由于叙述者与作者的高度合一，《夜的眼》中抒写的感受与情绪，就必然牵连出一个看不见的潜层文本，那就是作者本人“流放与归来”的人生戏剧。尽管在小说中，这段故事被抽去了实在内容，仅仅压缩成“二十余(多)年”(仅在以上引文中就出现了四次)的词语。但若没有这“二十余年”，一定不会有这篇小说的写作。因此，对王蒙“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简单回顾，不仅是对小说“前史”的必要补充，更是理解《夜的眼》写作动机的基本视野。 据《王蒙自传》，他在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那时的王蒙，已经是北京青年团东四区委副书记了。“我的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的总结与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话套话车轱辘话”，⑩这让年轻气盛的王蒙心有不甘，而文学创作给他提供了“独异”的机会。他后来回顾说：“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差不多只有写作不由计划安排，你想写就写，写好了就能成事。”(11)王蒙的同龄人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都是年少成名，王蒙在和他们一起出席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时，甚至心怀强烈的自卑感。但是，王蒙的才华很快显露，1954年底就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初稿。1956年9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人民文学》发表，年底被选入作协编辑的年度短篇小说选，随后引发在《文艺学习》、《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多家报刊展开的热烈讨论。(12)写作之路一炮而红，王蒙在追忆中没有掩饰当时的真实心理：“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13) 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开始，形势急转直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清理修正主义文学逆流”中被作为“毒草”点名。次年5月，王蒙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8月下放到门头沟区斋堂公社军饷乡桑峪村劳动锻炼，后转到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市委造林大队。(14)1961年秋天“摘帽”，一年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王景山教授的助教。60年代初，大学教师工资高，待遇好，王蒙暂时过上了潇洒滋润的小日子。他分到了位于景王坟的两居室楼房，房间向阳，采光极好。宿舍楼内就有电话。“那时的生活过得单纯而愉快。王蒙白天在学院上课或听课，晚间在家备课或批改作业。”(15)到了节假日，王蒙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逛公园，或者进城吃西餐。王蒙在东安市场买过西餐刀子、咖啡、可可粉、价格昂贵的外国唱片等“奢侈品”。此外，市委和学校领导对王蒙多有关照，他还可以出席市文代会，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西山读书会等活动。 但是，创作和发表作品越发困难起来，王蒙越来越感到在高校干不出名堂，“60年代我在大学里有个差事不错，但是我还想个人奋斗”，(16)“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农村，实际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待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17)对于山雨欲来的政治风暴，王蒙也多少有些不祥的预感。因此，在西山读书会上，当新疆作协秘书长王谷林表示可以把他调到新疆工作时，王蒙当即作出决定。一些老朋友对王蒙的“自我流放”感到不解，黄秋耘就劝他先不要带家属去，留条退路。但王蒙决心已定，他不断用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的人生经历鼓舞自己。1963年12月下旬，王蒙和妻子崔瑞芳卖掉所有大件家具，携两个幼子——5岁的王山和3岁的王石，举家西迁新疆。尽管事态的发展最终证明了王蒙的明智，但他在回顾时还是难掩几分苦涩：“不能简单地把我去新疆说成是被流放。去新疆是一件好事，是我自愿的，大大充实了我的生活经验、见闻及对中国、对汉民族、对内地和边疆的了解……新疆的干部、作家、群众……都对我很好。当然，如果没有‘反右’运动中的被‘扩大’，我大概不会去新疆。”(18) 到了新疆，王蒙先是被安排在省文联下属的《新疆文艺》担任编辑，随后到吐鲁番深入生活。1964年底，再次因“右派”问题被取消下乡搞“四清”的资格，次年4月下放到伊犁市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伊犁市位于我国的西部边境，紧邻哈萨克斯坦，东距乌鲁木齐还有500公里，离北京则有3000公里之遥，真正是天高皇帝远。不得不说，王蒙在这里经历“文革”，真是人生大幸。如王蒙所回忆的：“严格地说，巴彦岱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大革命，稍稍学学样而已。”(19)王蒙没有受到多少实际的冲击，只是被取消公社大队副队长的职务，依旧留在大队做翻译。(20)在全国知识界斗得天翻地覆之时，王蒙基本还是过着“三不管”的太平日子，家庭关系和谐融洽，与新疆老乡也相处愉快。1971年5月，王蒙被分配到乌拉泊文教“五七干校”劳动，被认定是没有问题的“五七战士”，并一次性补发了自1969年起扣发的工资两千多块。 身在历史之中的当事者，无论如何也不会超然绝世。王蒙庆幸之余，也常怀“弃民”之感：“离开了大城市，再离开次大城市。不能‘用’，不能上台盘也不能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许多公民权，受到了各种贬斥。”(21)他仍然盼望着什么，却又不敢盼望，壮志隐隐，犹在心底。幸运的是，王蒙为我们保留了一些生动鲜活的细节，使我们可以走进他当时的内心曲折： 1972或1973年的新年，我与几位文联的同事饮酒，喝得较多，我已经哭哭笑笑，语无伦次。原籍伊犁查布察尔县的锡伯族作家忠禄兄便也乘酒兴大喊，我们一起回伊犁去，乌鲁木齐有什么好？第二天他们告诉我，我则叫道：“不是，我不是想回伊犁，不是回伊犁……”我拼命地敲着桌子，把桌面敲出几个小坑，把自己的手指也敲裂了，鲜血流渗。共饮者分析，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王蒙不管讲过多少伊犁的好话，王蒙不管怎样地与伊犁语言风俗认同，王蒙之志并非伊犁，而是意在北京。(22) 1976年，王蒙终于等来了命运的转机，“都说1976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1949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23)一年后，王蒙试探性地写了一篇歌颂高考恢复的散文《诗·数理化》，经自治区领导研究审阅，终于发表在1977年12月4日的《新疆日报》上。此时距王蒙上次发表作品已逾13年。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即“中央(1978)11号文件”。与此同时，王蒙收到《人民文学》编辑的约稿信，有“漫卷诗书喜欲狂”般的感慨。5月，《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在《人民文学》发表，事实上标志着王蒙的“复出”。6月，王蒙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赴北戴河团中央疗养所写作。9月1日回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24)在北京的3个月里，王蒙以《人民文学》特约记者身份出席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胡耀邦与大会部分领导人员的见面。其间，王蒙与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邵燕祥、陆文夫等“同科落难”的朋友重聚，还与方之一起看望了恢复工作的周扬。(25) 1978年9月17日，“中央(1978)55号文件”(26)下发。文件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27)12月5日，刚刚复刊的《文艺报》和《文学评论》在北京新侨饭店联合召开“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共有包括王蒙在内的140多位作家应邀到会，会上为《保卫延安》、《山乡巨变》、《三里湾》、《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平反。会议综述以《给批错的作品和受迫害的作者平反》为题，刊登在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28)身在乌鲁木齐的王蒙妻子，则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7点播送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收听到了消息，激动万分。 1979年初，北京团市委下达“右派”问题“改正”通知，向新疆维族自治区党委开出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29)王蒙在京参加完“1977-1978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颁奖大会后，回新疆办理调回北京事宜。1979年6月12日，王蒙和妻子登上开往北京的70次列车，“到站台上送我们的达40多人，车内车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个不住”。(30)1979年的火车站，上演了多少相似的珍重与惜别。16年后重归故里，王蒙已是两鬓微霜。 二、北京：北池子招待所六号房客 火车沿兰新、陇海、京汉线，翻越天山、贺兰山，穿过茫茫戈壁、秦岭隧道与郑州黄河铁路桥，驶入华北平原的丰饶田野。看到窗外的景色变换，也看到三教九流的旅客匆匆上下，其中有披着光板羊皮大衣的农民，也有背着篓子、领着孩子的女人，王蒙感到，积贫已久的故国百废待兴。(31)火车上的他或许已经意识到，这双从新疆带回来的“眼睛”，将成为他重返北京、重返文坛的秘密武器。 王蒙的接收单位是市文联。正式住房还要等待分配，无“家”可归的王蒙和妻子被临时安排到市文化局下属的北池子招待所暂住。招待所是由一个小剧团的排练场改建的，还保留着原来的舞台。这里条件简陋，不过地理位置极佳，向西步行五分钟就是东华门，中间隔着故宫的筒子河。晨昏时分，王蒙一家常常沿着护城河散步。向东不远就是王府井大街，这里有百货大楼和王蒙曾经最爱逛的东安市场。阔别已久，45岁的王蒙就像《夜的眼》中的主人公一样，对这座城市充满了陌生感。“主人翁”意识的恢复还需时间的慢慢累积，这时他还只是一名从远方归来的“观察者”，而对于50年代北京的记忆，则是观察这座城市种种变化的潜在参照。 在这双“观察者”的眼里，此时的北京已是“满目疮痍”。十年“文革”将规矩和秩序糟蹋得不成样子。物质损失尚好弥补，人心的损伤却很难复原。但日子逐渐恢复的信号，还是让王蒙得到许多慰藉：“比如东安市场出现了较多的鸳鸯冰棍、杏仁豆腐、奶油炸糕、牛肉干、槽子糕、话梅糖果……而每天傍晚与周末，这里人山人海，而且有了勾肩搭背的青年男女”，筒子河周围“有提着笼子遛鸟儿的，有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有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新闻广播的，有边走边吃炸油饼的。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岚，得意洋洋地自路边走过。”(32)街头甚至出现了商品的广告牌：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等等。(33)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恢复”，在东安市场的西门内就有一家书刊店，新出版的文学杂志和书籍都会摆到架子上出售。这个时候，继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重印”引起轰动之后，60年代一些供“内部参考”的文学理论和著作，也陆续重印发行。人们已能读到索尔·贝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 王蒙住在招待所的六号房间，面积不到十平方米。屋门正对着公共盥洗室，哗哗的流水声从早到晚。后窗外面是一个大席棚，公用电话就在棚子下面，再往里面放了全招待所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招待所里没法解决伙食，王蒙一家就把街上的小饭馆吃了个遍，有时就近去蓬莱小馆吃炒疙瘩和几毛钱一碗的芝麻酱拌面。有时多走几步，到南池子路西吃炸灌肠。时值盛夏，晚上七八点钟天还没黑透，全招待所的客人都凑到席棚下面看电视。这台电视机的高低音喇叭性能极好，音量又总调得很大，吵闹异常。每到这时，王蒙常会和妻子到大街上散步，看着这座城市渐渐笼罩在夜色之中。这样的“漫游者”经历，构成了前引《夜的眼》开场的灵感来源：“如果不是阔别十六年，如果不是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伊宁市解放路二号或者乌鲁木齐市南梁团结路东端高地，如果不是到京后我们夫妇常常行走在例如王府井大街上观看天是怎样变黑的(此时我们在北京还没有‘家’)，也许不会有这种对于街市灯火的感受。”(34) 王蒙的左邻右舍来来去去，常有来京组稿的外省刊物编辑前来借宿，《延河》杂志副主编贺鸿钧和董得理，《北方文学》资深编辑鲁秀珍女士，都曾在这里住过几日。编辑们业务繁忙，棚子下边的公用电话不时响起，其中也有不少是打给王蒙的约稿电话。《光明日报》的老编辑黎丁和“文学”副刊的史美圣还曾登门约稿。此外，还有许多老友、记者不断到这里看望和采访。(35) 今天看来，这充满喧哗与骚动的工作环境也许会让作家们抓狂。但对于当时的王蒙，这些干扰不值一提。“他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澄清了，他重新获得了写作权利……他回来后分秒必争，因为他在前20年失去的太多太多，他想尽快寻回以往的损失。”(36)王蒙在这里总共住了5个月，《夜的眼》就在这里诞生，此外还留下了《布礼》、《蝴蝶》、《友人与烟》、《悠悠寸草心》和许多篇评论。王蒙或许应该感激这种喧闹，它实际上是一种时代的大气候，充满了历史转折期的躁动和生机，与他内心久被压抑的激情和谐共振。 “文革”结束后，王蒙已经发表了《向春晖》(《新疆文艺》1978年第1期)、《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5期)、《最宝贵的》(《作品》1978年第7期)、《歌神》(《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光明》(《上海文学》1978年第12期)等小说，《最宝贵的》还获得了“1977-1978全国短篇小说奖”。但这些作品都是小心翼翼的“试水”——“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37)“《光明》仍然有按政策……编情节的痕迹。”(38)在北池子招待所的生活实感，让王蒙真正感受到“解放思想、繁荣创作、重视复出”(39)的时代气氛，属于他的“历史机遇期”真正来临了。 值得一提的是，《夜的眼》的发表过程极其顺利。根据《王蒙自传》，《夜的眼》写于1979年国庆期间。此前，《光明日报》“东风”副刊的老编辑黎丁曾登门约稿，“他说写小说也行。因为光明日报的发行量比一般的文学刊物还是大得多，所以我就想，在光明日报上要是发表一篇小说也很有意思”。(40)1979年10月21日，《夜的眼》在《光明日报》第4版“东风”副刊整版登出。小说从动笔到发表，前后仅用了不到三周时间。王蒙与妻子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当晚，我与芳在离东安市场不远的地方一个阅报栏里读到了它，激动极了。我们还躲在一边看有没有什么旁的人去读”，(41)“我看见一男一女，像一对情侣，也在那站着看”。(42) 时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的秦晋，则提供了另一角度的叙述：“按照我们一般的程序，先是编辑从作家那里拿稿子，然后是发排，就是铅印了以后打成小样。小样就都搁在一个筐里面，也可能下礼拜才用。之后是组稿，就是这一期副刊要用的几篇稿子，弄成一组，放到我桌子上，这个环节我必须看，上面有个签单，我在上面签字。我可能会有自己的修改意见，而且我跟总编辑的联系很密切，总编会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你要注意什么。我签字之后就拿去拼版，打出大样。大样我再看一遍，也可能再做修改，改了之后签字，然后就可以复印了。这是一般的过程。紧急的稿子就直接往上拼，这样就快。我记得《夜的眼》就没有组稿的过程，直接拿过来就去排版了。”(43)《光明日报》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夜的眼》，王蒙所受到的重视可想而知。在他的个人感受中，这是“多么难忘的日子”，“每天都有新的进展。每天都有新的阳光，每天都想再写一篇两篇三篇五篇新作，每天都得到邀请、拜访、采访、电话、约稿，国内以及国外”，“国运兴文云兴蒙运兴。世界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国家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党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44) 三、《夜的眼》为什么是“自传体小说” 只有理解了归来这代人，才能够理解王蒙这个人。如果不把对他的考证放到对那代人身世的整体考证上，这种孤证的存在价值就打折扣了。因此，这样的梳理让我确信，以《夜的眼》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自传体小说”的。或者延伸地看，它不过是这代人“自传体小说”系列之一部而已。这代归来作家迄今为止的小说有一个基本形式，就是“自传体小说”。他们的独特命运决定了他们无法再写其他形式的小说。而对这代人来说，生命经历与文学表现的这种对应关系，才是其核心问题。正因如此，只有像考古学家那样回到“现场”，将原本积聚在文本周边，随时间流逝而消散的特定语境因素，尽其所能“还原”出来，重新构造成前后关联的故事，我们才有可能重返历史。在这个意义上，2006年起陆续面世的三卷本《王蒙自传》，其中包含的大量“当事人”叙述，为我的“还原”工作提供了重要资料。但另一方面，在《王蒙自传》第一部的封底，出版社用鲜明的红色字体写下了这样的推荐语：“这是一部成功人士非凡的成长史”。书商的宣传策略，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催人奋进的“励志故事”。这提醒我，如果对今是昨非(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意识丝毫不加怀疑，仅仅满足于在作者的“自传”逻辑之内“讲故事”，我们的研究将只能提供一个苦尽甘来的“成功学”案例，而很难具备反思和叩问历史的力度。因此，如果要进一步解释王蒙为什么写《夜的眼》，为什么自认它是“重要”的作品，并为它寻找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的话，就需要稍稍放宽眼界，引入一个“同代人”参照性视野。 《夜的眼》的内核，是一个从1957到1979的“归来”故事。它不只属于王蒙一个人，而是一代作家、知识分子的心史。陈杲恍惚、陌生、疏离、急迫的复杂情绪，也为一代人所共有——“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使得我们喜出望外，也使得我们不安与焦急”。(45)《夜的眼》发表9天之后，1979年10月30日，标志着“中国文人群体的又一次重组”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开幕，(46)王蒙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其间同时召开了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王蒙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的责任”的报告。在发言中，他将自己概括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作家”，如今以“中年作家”的身份，重新回到“大会师”的文艺大军之中。王蒙的这种“代际定位”，代表了当时文坛的普遍看法。与王蒙有“同科”之感的陆文夫，(47)在写于文代会前夕的《一代人的回归》中总结得最为清楚：“我们的这支文艺大军……大体上是由四个时代、四种年龄的人组成的”，“一是30年代的老将，是和鲁迅同时代的人，如今都是70以上的高龄。二是40年代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战士，如今也已年近花甲。三是50年代解放以后的第一批文学青年，如今也是50上下的年纪。四是70年代，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大批涌现出来的青年，年龄都是20多岁到30多岁。从时间和年龄上看，我们缺少了一代人，缺少了60年代走上文坛，如今40岁左右的一代人”。(48)对于他和王蒙共同归属的新中国“第一批文学青年”，陆文夫又给出了一个精确的判断标准：即他们大多数都参加了1956年的“全国青年创作者大会”，其中“有70%都成了右派、中右、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等等”。 根据这一标准，大概可以为“第一代青年作家”(后来也被称作“五七作家”)开列出一长串作家名单：在1957年北京文坛被讽为“四只黑天鹅”的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王蒙，在江苏因创办《探求者》遭难的陆文夫、方之、高晓声，以及张贤亮、李国文、张弦等。“归来”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回到历史的中心舞台。争分夺秒地追回失去的时间，以文学实践重新参与历史的进程，是他们共同的身份意识。 如一些研究者所发现的，在他们“复出”之后的写作实践中，“流放与归来”的生命经验，往往直接转化为作品的结构模式，从而使小说表现出强烈的“自传”色彩。问题在于，如果以纯粹的(后设的)“美学尺度”衡量，这无疑是一种幼稚、粗糙的写作模式。安敏成在考察“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时指出，30年代作家对于五四文学的整体性超越，就在于对后者“极端个人化、情感化”的倾向的自觉抑制。五四文学的许多作品中，“真诚表白的愿望致使作家们不加节制地使用浮浅的自传性材料，而同情的冲动又使他们堆积了过多的感伤”。而茅盾、巴金、老舍及其他几位30年代作家的作品，“共同表明中国作家对西方叙述技巧的把握已渐趋成熟”，更为“客观”的叙述模式得到了更多实验。(49)如果在这种走向“现代”的文学发展逻辑上看，“自传体小说”在“新时期”起点的再度兴起，可以说是历史的重复或倒退。而且，以今天的文学史事实反观，对于自我表现的沉迷，确乎构成了王蒙一代作家取得更高文学成就的“限制”。但我们必须考虑到，由于“当代文学”完全不同的内在机制与政治功能，这一代作家写作模式的选择，与他们在50年代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和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陆文夫说得好，“50年代的文学青年大部分是准备不足，读过大学的人很少，留过洋的全无，大部分是中小学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偶尔走上创作的道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来得及学习，解放以后匆匆忙忙地写了几篇东西，然后便受批判，下放劳动、劳改。”(50)然而尽管如此，对于“归来”之后的文学创作，他们并未因为知识准备的先天不足而失去信心。他们愿意相信，“苦难的历程”不仅是“复出”之时的政治荣耀，而且可以转化为辉煌的文学成就。这样的信念，接续了中国知识分子“发愤著书”的精神传统，也来自于这一代作家共有的历史承担与使命意识。刘绍棠1978年在写给从维熙的信中，以令人感奋的豪情鼓舞老朋友：“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看，苦难出真知。若将真知变成为文学，就是人类的财富”，“依我个人的拙见，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即将到来，为此，你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写出些好作品来——我们这些1957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历史新时期的文学重任，是定而无疑的。”(51) 这种历史的信心，也有更为深刻的内在理据。我们知道，在“十七年”的文学观念中，“生活”的重要性远高于“知识”，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要首先寻找自己的生活基地，以获取创作所必需的实地经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是这一代作家自青年时代起即已形成、且终身无法远离的文学立场。不妨重温王蒙决定奔赴新疆的理由：“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农村，实际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待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因此，将自身的“受难”经历，视作对于“生活”的深度“体验”，并转化为“复出”之后的创作资本，也是“十七年”的文学观念在“新时期”合乎逻辑的延伸。 从维熙的回忆，相当准确地还原了“复出”作家的工作状态：“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以后，我和绍棠以及从西北和东北归来的王蒙、邓友梅——1957年被喻为四只黑天鹅……当时各自都争分夺秒地开掘着属于自己的那座生活矿山。”(52)王蒙非常清楚，他的前半生中埋藏着两座“富矿”，一是14岁投身革命的“少共”经历，一是16年的边疆生活，对此也从未避讳——《布礼》“包含了弘扬自己的强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经历与曾经的职业革命者身份的动机”，(53)而“新疆的生活，伊犁的生活是我的宝贵财富，对比它与北京，是本作者小说灵感的一个重要源泉与特色。我不会放过我的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54)因此，无论小说呈现出何种缠绕的叙述形态，也无论王蒙如何自得于“蝴蝶飞舞”(55)的作家姿态，王蒙和他的作品从来都不是“超历史”的存在。以个人经历作为基点，讲述“我”的故事，是王蒙小说一以贯之的坚实核心。这也是我将《夜的眼》称为“自传体小说”的用意。与张贤亮、从维熙等人一样，王蒙受益于此，也受制于此。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他们一直都没能讲好“别人”的故事。 但在处理自身经验的时候，王蒙比同代作家自觉地实验、采纳更为活跃的形式。在许多作家追逐潮流而写作的时候，王蒙一直不遗余力地寻找自己的个人风格。因此，他也努力通过阅读，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之外寻求新的资源，“我读了当时新版的美国短篇小说集，我喜欢约翰·奇弗与杜鲁门·卡波特的小说”。(56)值得注意的是，“归来”之后的阅读，与他的写作是“同步性”的。(57)在回答厦门大学两位同学的提问时，王蒙有限度地谈到了阅读“现代派”对他的影响：“我前些时候读了些外国的意识流小说，有许多作品读后和你们的感觉一样，叫人头脑发昏……但它给我一点启发：写人的感觉。”(58)《夜的眼》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小说的重心，由流行的“身世”控诉，转为诗笔写就的“身世之感”。新疆16年的荒凉隐匿在故事的后景之中，只留下一个含义不明的朦胧夜晚。通过这双“夜的眼”，“我”由抒情者变为观察者和接收者，敏感地向外部世界敞开，捕捉一团团暧昧不清的历史情绪。小说因此颠覆了“伤痕文学”成规对故事完整性和形象连续性的期待，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独立的审美空间。 在小说的最后，碰壁后的陈杲踏上了夜班的公共汽车： 20年的坎坷，20年的改造，陈杲学会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也丢失了一点本来绝对不应该丢失的东西。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工人，爱民主、评奖、羊腿……铃声响了，“哧”地一声又一声，三个门分别关上了，树影和灯影开始后退了，“有没有票的没有？”售票员问了一句，不等陈杲掏出零钱，“叭”地一声把票灯关熄了。她以为，乘车的都是有月票的工人呢。 到了这里，陈杲就是王蒙创造出来的“分身”，与他一起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历史十字路口，为作家、也为读者分担内心的惶惑与感慨。这不禁让我想到宇文所安对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的精彩分析：“他挥手指向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美丽景色，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对消逝的时间的追忆上引开，或许还从未来上引开。然而，这个姿态是一种面纱，它是这样透明，以致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我们所失去的东西。”(59) 2015年12月31日初稿毕 2016年3月2日改毕 ①本文中，《夜的眼》的小说文本皆引自《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第4版“东风”副刊，以下不另加注明。 ②何新：《独具匠心的佳作——评王蒙〈夜的眼〉》，《读书》1980年第10期。 ③王蒙、高利克：《有同情心的“革命家”》，《王蒙全集》第27卷，第2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④《王蒙自传》第2部，第4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王蒙的三部自传中，只有四部作品被王蒙辟专节讨论，另外三部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春之声》。 ⑤这6篇小说中，《布礼》的写作最早，但发表比《夜的眼》略晚。花城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夜的眼及其他》，内收6篇小说的同时，一并收入了相关争鸣文章及新闻报道。 ⑥王蒙、李子云：《关于创作的通信》，《王蒙全集》第23卷，第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⑦《王蒙自传》第2部，第9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⑧《创作是一种燃烧》，《王蒙全集》第21卷，第3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⑨“开会”的情节桥段，也基于王蒙的亲身经历。在正式调回之前，王蒙曾几次到北京“出公差”，其中一次是在1979年2月，王蒙来京出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长篇小说座谈会。 ⑩(11)(12)《王蒙自传》第1部，第121、121、14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13)仅《文艺学习》(韦君宜时任主编)一家刊物就收到来稿300多篇。1957年初，毛泽东数次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意见，认为“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事物，要保护”，“王蒙有文才，有希望”，洪子诚在《1956：百花时代》中对此有详细介绍。王蒙当时“红”的程度，《王蒙自传》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角度：仅在1956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收到稿费476元；《青春万岁》预审通过，收到预付金500元，《文汇报》带着500元要求连载。(《王蒙自传》第1部，第149页，花城出版社，2006)。根据王蒙其他的自述材料，王蒙19岁时每月工资87.5元，“相当于现在的六千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稿费476元，相当于现在五万的感觉”。参见《人·革命·历史》，《王蒙全集》第27卷，第283-2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4)从维熙当时也在这里劳动改造，他的回忆值得参考：“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此时又在这儿重新会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以及市总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分子。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梁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总工会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蒙。右派分子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参见《走向混沌：从维熙回忆录》，第4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15)方蕤：《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第3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16)王蒙：《人·革命·历史》，《王蒙全集》第27卷，第2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7)《王蒙自传》第1部，第21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18)《文学与我——答〈花城〉编辑部XX同志问》，《王蒙全集》第23卷，第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9)(21)(22)《王蒙自传》第1部，第290、261、34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20)王蒙：《热爱与了解》，《王蒙全集》第24卷，第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3)《王蒙自传》第2部，第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24)《王蒙自传》第2部，第2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25)《王蒙自传》第2部，第2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王蒙还曾于1978年10月给周扬写信，并收到了回复。参见《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第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6)即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27)转引自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60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28)当日《人民日报》还配发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29)资料显示，自1978年5月起，北京市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至1979年6月上旬，审干复查和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全市共复查了65008名干部的问题，占本市‘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总数的99.1%。属于原处理完全错误的占复查总数的65%，部分错误的占13%，基本正确的占22%”，“为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11700名(含外地调入的)干部作出改正，并给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错误批判的4500多名干部进行了平反”。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转引自《北京通史》(第10卷)，第89-9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 (30)《王蒙自传》第2部，第3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当时，王蒙长子王山还在新疆大学读书，次子王石在陕西三原读军校，女儿王伊欢已经回到北京借读小学。 (31)《一点感想》，《王蒙全集》第21卷，第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2)王蒙：《我这三十年》，《王蒙全集》第27卷，第2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3)引自小说《风筝飘带》，《王蒙全集》第13卷，第2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4)《王蒙自传》第2部，第5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35)参见《文学与我——答〈花城〉编辑部XX同志问》、《关于〈夜的眼〉》，《王蒙全集》第23卷，第67、97页；《王蒙自传》第2部，第39-4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36)方蕤：《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第13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37)(38)(41)《王蒙自传》第2部，第5、20、5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39)笔者2015年11月19日对王蒙的邮件采访。 (40)王蒙：《光明日报与我》，《我们的光明之路》，第34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夜的眼》在《光明日报》，而不是文学刊物上登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新时期”初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大报也会刊载小说。与专业文学刊物相比，报纸天天出，发行量大，受众不只限于文学爱好者，因此刊登的文学作品更易引发社会轰动，比如卢新华的《伤痕》在《文汇报》发表时的空前盛况。《夜的眼》发表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笔者对秦晋的采访。 (42)王蒙：《光明日报与我》，《我们的光明之路——光明日报65年口述实录》，第34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43)引自笔者2015年11月17日对秦晋的采访。 (44)《王蒙自传》第2部，第45-4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45)陆文夫：《一代人的回归》，《陆文夫文集》第5卷，第8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 (46)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研究，参考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花城》2008年第1期；黄发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学复苏》，《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 (47)据王蒙自述，“陆文夫比我大6岁……1956年由作协编辑的年度短篇小说选中，我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他的《小巷深处》同列，我们之间有一种同科‘进士’之感。又同科落难。1957年，江苏几个青年作家要办‘同仁刊物’《探求者》，出了一期，表示要好好探求，定为反党集团实践。陆由于不是党员，没戴帽子，但一下子降了三级，这一闷棍着实不轻。我是戴帽子没降级，他是狠降级不戴帽子，我们的不同遭遇表现了那个年代少有的生活多样性”。参见《王蒙自传》第2部，第2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48)陆文夫：《一代人的回归》，《陆文夫文集》第5卷，第1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对于以“四次文代会”为标志，在“新时期”重组的文学格局，这种“四代相聚”、“五世同堂”的描述方式，在80年代被朱寨《当代文艺思潮史》等文学史著作落实。 (49)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第4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50)陆文夫：《一代人的回归》，《陆文夫文集》第5卷，第5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 (51)从维熙：《走向混沌：从维熙回忆录》，第33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52)从维熙：《蒲柳雨凄凄——文祭绍棠西行一周年》，《岁月笔记》，第81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53)(54)《王蒙自传》第2部，第43、50页。 (55)“我的一篇小说取名蝴蝶，我很得意，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一个大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我的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参见王蒙《“蝴蝶”为什么得意》，《人民文学》1989年第5期。 (56)引自笔者2015年11月19日对王蒙的邮件采访。 (57)如前引资料所述。 (58)《王蒙全集》第21卷，第320页。 (59)[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第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标签：王蒙论文; 文学论文; 夜的眼论文; 王蒙自传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小说论文; 自传论文; 人民文学论文; 光明日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