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邓小平对确立党的组织路线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路线论文,贡献论文,组织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为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提供了前提，但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79年前后，尽管邓小平本人并没有对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进行过完整的表述，但他关于党的组织路线的提法却很多，对组织建设的目标、原则、途径以及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都多有创新。通过对邓小平在组织路线方面拨乱反正和创新思路的梳理，可以看到，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确立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作出了两大贡献：新时期他赋予党的组织路线以新的内涵；在他领导下实现了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且推动新的组织路线在实践中得以确立。
一、新时期邓小平赋予党的组织路线以新的内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或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这只表明组织路线已回到了七大、八大的正确路线上来，并不意味着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就建立起来了。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79年10月，胡耀邦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曾将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概括为：“要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能够促进和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就是使我们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去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显然，这种表述与党中央文件对新时期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明确规定相比是粗线条的。它只是规定了组织路线的目标，但对组织路线的具体内容并未作进一步明确的规定。至于组织建设如何才能保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一根本问题，则没有进一步展开。客观地讲，该组织路线反映了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胡耀邦对此说得很清楚，“说组织路线没有解决，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把纷繁复杂的组织工作，用明确的、科学的语言概括出来，像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那样具有法规的性质，为全党同志所理解和掌握，并遵循这条路线前进。”①
1.邓小平在理论上对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的探索过程。
为了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邓小平和陈云在1979年和1980年比较集中地思考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1979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同上海市委领导彭冲等人谈话时提出，“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邓小平在这里将组织路线的内容从民主集中制拓展为党规党法(即制度)、组织纪律，这为后来重塑党规党法的权威，用改革制度的方法搞好组织建设提供了依据。7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山东省委领导时指出，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拔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问题、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他还指出，“组织路线有个干部构成问题，现在全国1700多万干部，‘万金油’干部多，专业干部少。”② 这就提出了如何使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原则具体化，以解决干部队伍不合理的年龄构成和专业构成问题。次日，邓小平在青岛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讲话时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当然，组织路线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机关臃肿怎样解决，退休制度问题怎样解决等等。”因为只有解决了机关臃肿问题，建立了退休制度，才有可能为接班人腾出位置。这就明确提出了组织建设的思路即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问题。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③ 这就指明了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的目标。
1979年8月下旬，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时就叶剑英国庆讲话稿提出意见，要求在第三部分谈一下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是什么。9月29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国庆讲话中专门阐述了组织路线问题：其一，林彪、“四人帮”实行的是以派性为标准的组织路线；其二，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其三，提出了选拔领导干部的三条标准和干部专业化的新要求。④ 叶剑英在讲话中针对以派性为标准的错误组织路线，提出了新时期组织路线的任务、干部标准以及改变干部队伍专业结构的要求，这就进一步丰富了新时期组织路线的内容。
1979年10月5日，胡耀邦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组织工作的意见：“我们组织工作上一些与四个现代化密切相关的迫切问题，要准备花三年左右的时间加以解决。”“组织工作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不能搞政治运动，比如整风、提干、整党等等，不能在全党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今后，再也不用这种办法啦，这些工作要结合在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进行。”⑤ 邓小平的这些意见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组织路线要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第二，围绕选拔接班人这个中心环节，提出了通过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来进行组织建设的思路。这一点从该次组织座谈会中提出的几项任务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中青年领导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⑥ 但此时仍有一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即干部队伍的年龄和专业构成问题。
1980年2月，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⑦ 这表明，组织路线的内容既包括领导体制，又包括接班人。因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增选政治局常委以及恢复中央书记处两大决策中，书记处制度即是领导体制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肯定了陈云的意见：“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⑧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不仅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而且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而这正是革命化的内容和要求。邓小平呼应了陈云提出的“四化”意见，说应该注意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要求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发文件。同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重申了陈云的意见，并进一步提出了革命化的概念，“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⑨ 次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⑩ 正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四化”方针被写进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十二大新党章，成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可见，陈云的确是首先提出了干部要“四化”的意见和主要内容。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的功绩，不仅在于支持了陈云的正确意见，并将陈云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概括为“革命化”，从而使“四化”有了完整表述，更重要的是，他还推动干部“四化”成为党的方针、政策。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讲，“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11) 1983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组织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座谈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搞好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是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的核心，也是组织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12)“四化”方针的提出有效地解决了干部的年龄、专业构成问题。随着组织路线的核心问题——新的干部方针的确立，邓小平新时期组织路线的轮廓逐步清晰起来。
2.邓小平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的内涵。
党的组织路线，是指党在一定时期根据政治路线的要求，为实现党的建设目标而制定的关于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根本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组织建设的目标；组织工作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干部路线、干部工作的原则和方针；解决组织建设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把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方面的论述联系起来看，他关于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的内涵及其精神实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它是根据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制定的，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和确保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它也是为了实现党的组织建设的目标，即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其二，它坚持了群众路线，并坚持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坚持了集体领导、集体交接班等一系列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
其三，它丰富了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邓小平恢复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培养和选拔接班人。
其四，它回答了组织建设的途径问题。组织建设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来解决，既包括健全党规党法、健全组织纪律，又包括机构改革和领导体制、组织制度等改革。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要求，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通过健全党规党法、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改革组织机构和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按照任人唯贤路线、德才兼备原则和干部“四化”方针选拔培养年轻干部，建立干部新老交替的机制，提高干部队伍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党组织的活力，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简言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新时期正确政治路线的要求，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干部“四化”方针，通过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培养接班人，始终保持党组织的活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二、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使新时期组织路线得以确立
1.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的背景，就是因为党的九大、十大的组织路线是错误的，甚至党的十一大也没有恢复到正确的组织路线上来。这种错误的组织路线主要表现为：形成了组织路线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局面；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被肆意践踏，林彪、“四人帮”坚持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以派性为标准，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将一些投机分子拉入党内，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转变，标志着党开始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
这里的“重新确立”并不是从理论上说的，而只是从实践上说的。邓小平领导全党所要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是指恢复到党的七大、八大的正确组织路线。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对党的组织路线就作过明确的表述：“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13)。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在党的八大党章中受到进一步肯定。综合刘少奇的上述两段话以及抗战时期党已提出的干部选拔中“任人唯贤”的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可以把党的七大确立的组织路线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及其在党内的反映——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干部选拔中的任人唯贤路线和德才兼备原则。党的八大基本上延续了党的七大正确的组织路线。
之所以说是“开始”重新确立，是因为此次中央领导人的变动采用的是“只上不下”的方针，虽稳妥，但并不彻底，中央还未彻底建立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新班子。这次全会在端正组织路线方面采取的每个重要措施，都离不开邓小平的大力推动。
其一，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个人和个人崇拜。这些都是邓小平一再倡导的。1979年3月，邓小平就进一步强调了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他说：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4)。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不仅反复倡导集体领导思想，使之成为全党共识，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在党中央带头实行集体领导，尽量少干预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工作。
其二，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把陈云补进政治局、担任中央副主席，重新参加中央领导核心的问题，提出最早、推动最有力的是邓小平。他在党的十一大前后就多次提过这件事，但当时中央领导人总是拖着不办，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又一次提出，这才算通过。
其三，全会增设了中央领导机构，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维护党规党法。增选了一些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路线的人，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还选举了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进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在其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四，全会按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审查和解决了一大批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并从组织上做了比较正确的结论。早在1977年底，胡耀邦就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的共同支持下出任中组部部长。(15) 应该说，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胡耀邦之所以敢作敢为，一定程度上是与叶剑英、邓小平等老同志的器重和支持分不开的。
1980年1月，邓小平多次就《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发表意见。2月26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就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和设立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一个“总的决策”：中央分一线、二线，让比较年轻的、身体好的、年轻力壮的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6)
1980年2月，正是通过邓小平的努力，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从而基本完成了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些决策包括：
其一，调整并加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选举胡耀邦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集体接班的原则出发，恢复了过去行之有效的中央书记处制度，并选举11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其二，在党规党纪方面，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规定了集体领导和发扬党内民主、选举等党内关系的原则，还规定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原则。另外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还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其三，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组织上平反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2.在邓小平大力推动下，新时期组织路线在实践中得以确立。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和平方式”对中央领导层最高领导人作出了重大调整与变动，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改选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胡耀邦当选中央主席是与邓小平的极力推荐分不开的。(17) 这就完全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新时期组织路线在中央领导层的基本实现。
正是在邓小平一再倡导下，建立了顾问制和退休制度，为中央领导的集体交接班创造了条件。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组织上实现了最高领导机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在中央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同志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工作。在中央委员会的348名成员中，有211人，即60％多，是第一次选进中央委员会。在这211人中，有140人，即2/3以上，年龄在60岁以下，最小的38岁。他们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济各部门有成就的专业干部。同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相比，专业技术人员从9人(占2.7％)增加到59人(占17％)。(18) 此外，十二大在组织路线方面的贡献还包括：通过了新党章；取消了主席制，建立了总书记制；明确规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设置了顾问委员会制度作为其过渡办法；把干部“四化”方针写入党章，标志着新的组织路线基本形成；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等。
邓小平认为，党的十三大有一个“更新的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来。最主要的是要搞个好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以进一步贯彻我们的领导干部逐步年轻化的方针。”(19)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身体力行，主动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实现了“半退”。在他们的带动下，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年轻化方面更进了一步。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标志着新时期组织路线在中央领导集体层面得到较全面的实现。
我认为，在邓小平对新时期组织路线探索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应将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组织路线用准确、规范的语言概括出来，像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样，明确写进党规党法或党的文件。这样既便于为全党同志理解和掌握，加速组织建设改革的步伐，又有利于提高执政党组织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注释：
①⑤(1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组织工作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8、37页。
②⑥(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7～540、553、603页。
③⑦⑧⑨(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193、280、326、361、175页。
④(1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242、598页。
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11)(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5、1190页。
(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359页。
(15)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18)《人民日报》1982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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