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放松对党官监察的历史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教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包括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治国的政权。1926年9月，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嗣后各机关对任用人员，文职委任以上，武职尉官以上，应以本党党员为准。”这样，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各级官职的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他们待遇优厚、地位特殊，在社会上构成一个新的政治阶层，人们称之为“党官”。
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对党官要求很严。国民政府规定，文武官员在就职前必须先行宣誓。文官宣誓誓词为：“余敬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用无用之人，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对于违背誓言、废弛职务的公职人员，国民政府规定了6种惩戒办法。即：裭职，除去其现任官职；降等，依其现在官等降一级改叙，无等可降者减月薪1/3；减薪，改支其原薪的1/10至1/3；停职，停止1月至6月职务，并停薪俸；记过，由其主管长官登记，如1年有3次记过，则对其减薪；申诫，由惩吏院呈请国民政府或通知该管长官，以书面或口头执行。为了防止党官兼职谋利，国民政府还规定：政府机关人员，无论职务高低，均以专任为原则：不得已而需兼职者，应由本人申述理由，报请主管官署呈上级机关审定，而且不得兼薪。对于违背誓言而为不法行为的党官，国民政府规定“按刑律加一等以上处罚。”具体办法是：党员为反革命图谋内乱者，不分既遂未遂，一律处以死刑；党员舞弊，侵吞库款满1000元者，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知党员犯罪而不举发者，常人依违警法处罚，党员以从犯论罪；在职党员违背党义而犯罪者，永远开除党籍。像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党员和党官，在中外历史上都少见的。虽然这些规定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认真落实，但它们体现了革命政府肃贪倡廉的坚定信念，这也是广州国民政府受到当地人民拥戴的重要原因。
在反独裁运动基础上建立的武汉国民政府，将对党官的党内监督扩大为党外监督。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决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召开两党联席会议，共同担负政治责任；并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据此，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出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向忠发、陈独秀担任了省市政府要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政府后，立即成为代表人民监督政府施政的重要力量。在共产党人参与下，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人、农民、妇女、手工业者和商人利益的法令法规，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例如：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任职的湖北省政府，1927年4月发布了《惩治贪官污吏条例》。规定：凡是出卖差缺或收受贿赂者，私取浮收或勒捐苛派者，侵吞公款或贪赃枉法者，勾结土豪劣绅捣毁党部及合法民众组织者，勾结反革命分子在其辖内活动确有实据者，均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怂恿差役作赃有据者，处一等或二等有期徒刑；借故（如祝寿等类）敛财者，处三等、四等或五等有期徒刑，犯以上各罪，除处主刑外，并处剥夺公民权力终身。
为了便于人民对政府施政进行监督，武汉国民政府还制定了省民会议制度和参审陪审制度。《湖南省人民会议组织法》规定，省民会由职业团体代表和产业区域代表各若干人组成，负责审议省政府的施政报告，通过省政府的预算决算，选举省政府委员和各厅厅长，决定本省单行法规及其他事项。《参审陪条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设参审员，参与法律及事实之审判，县市法院及中央法院设陪审员，参与事实之审判；参审员、陪审员由各地工会、农会、商会和国民党党部选派，有权参加审判；参审员、陪审员由各地工会、农会、商会和国民党部选派，有权参加审判、评议和表决。在紧张的军事斗争环境下，这些制度没能正式实施。但是由于来自党内党外的严格监督，武汉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吏还是比较廉洁的，办事效率也比较高。
南京国民政府是蒋价石发动军事政变后建立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一经建立，便以清党为名，剥夺了其他政党和全体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力。在失去党外监督的情况下，蒋介石建立了一套庞大而冗杂的官僚机构。它包括由国民政府中央至保甲组织的行政系统，从委员长行营到省绥请公署以至军师管区的军事系统，遍及全国的特务系统，还有从中央党部到区分部的党的系统。这些系统虽然职能不同，却互相牵制，争权夺利。结果纵与纵冲突，横与横磨擦，中央一切建设方案，到了地方均成泡影。党官们养尊处优，腐化堕落。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慢慢叫，画画到，讲讲话，说说笑，吸吸烟，看看报，一天混过了。听听戏，打打牌，好睡觉。”对于渎职失职、违法犯罪的党官，南京国民政府依其地位高低分别送不同机构处理。其中，国民政府委员以上的政务官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其他政务官送国民政府，事务官送监督院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在进行处理时，一般按照情节轻重别给予免职、降级、减俸、记过、申诫处分，只有极少数移交法院审判。根据《国民政府公报》统计，从1932年9月到1937年2月的5个年度里，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共发布惩戒决议书446件，处分各种违法犯罪官吏690人，其中只有13人被移送法院审判。在法律不惩治党官的情况下，官吏横征暴敛、贪污受贿、走私贩毒，营私舞弊、敲榨勒索、扰民害民事件层出不穷。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不少党官消极抗战、积极发财，甚至以曲线救国为名暗中通敌、谋取暴利。日本政府刚刚宣布投降，国民党接收大员就耀武扬威地奔赴各地，疯狂地抢金子、占房子、要票子、夺车子、丑态百出。沦陷区的老百姓慨叹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南京国民政府威信扫地，民心尽失。蒋介石曾经多次试图刷新吏治，然而在失去社会监督和法律约束的条件下，国民党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抑制党官的腐败，也就难逃败亡的命运。
由对党官严格监察到纵容党官违法犯罪，不同性质的国民党政权采取不同政策，导致了这些政权不同的历史命运。1945年7月，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共产党是否也会像历史上的革命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最后走上政怠宦成，人息政亡的道路？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能够跳出这种始兴终亡的周期率，我们有人民群众的监督。历史经验表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只有动员人民群众切实监督政府，同时依靠法律和制度严惩腐败现象，才能造成廉洁政府。当然，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中，克己奉公，为政清廉的占大多数，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可是，腐败分子人数虽少，能量却大，严重地败坏了我们党的形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国民党的失败教训，我们应当认真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