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用义对名词词义与构词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义论文,功用论文,名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概念知识与语言知识 名词丰富的语义信息是其句法语义表现的基础，对语义用变、演变、动态功能等有很强的解释力（Jackendoff，1983；施春宏，2001、2002；徐盛桓，2001；刘正光、崔刚，2005）。生成词库理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的特色是像刻画动词一样对名词语义做细致的描写，尤其是通过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将一些重要的概念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引入到名词的词汇表征（lexical representation）中。 概念知识与语言知识（linguistic knowledge）的区分一直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难题，颇有争议。结构主义语义学、生成语义学等都认为二者需要加以区分，前者不是语言研究的对象。目前的研究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概念知识被引入语言学研究：认知语言学认为二者没有明显的界限，语言的理解需要引入世界百科知识；面向计算的语义研究越来越精细化，Wordnet（词网）、Hownet（知网）等建立的都是知识本体（ontology）；通过义素分析得到的语义成分很多也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知识。虽然“词义具有百科知识的特点，和概念有关的任何知识都是词义的一部分”（Croft，1993），但不是所有概念知识都具有语言价值，具有语言价值的应该能够以少驭多，便于简明地说明上级单位的活动模式（王洪君，2010）。只有符合语言关联原则的概念知识才属于语言知识，即语言中能够区分的知识或语言形式和内容能够对应起来的知识，这些语言知识可以成为语言规则的条件（陈保亚，2015）。因此，哪些知识具有语言价值，具有什么语言价值，都是需要证明的。 虽然物性结构为概念知识和词义提供了接口，但这些概念知识的语言价值并未被证明。为什么这些概念知识需要在物性结构中描写？它们对语言系统有何影响？在语言的哪个层面起作用？这些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学者们在物性角色的数量、定义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参看Lenci et al.，2000；Jackendoff，2002；袁毓林，2014），物性结构引入概念知识的做法也受到诟病（如Egg，2003）。鉴于此，本文尝试证明其中的功用角色（telic role）对名词词义和构词有系统性影响，是一种重要的语义特征，具有语言价值，属于语言知识。我们首先界定功用义的内涵，从功用义角度对名词进行分类，然后展示功用义对名词语义类体系、词义引申、词汇化和构词的影响，最后讨论功用义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1.功用义与名词的语义分类 物性结构描写与事物密切相关的属性，包括四个层面的知识（Pustejovsky，1995：85-86）：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形式角色（formal role）、施成角色（agentive role）和功用角色。分别描写事物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上下位义关系（包括方位、大小、形状等信息），事物是怎样形成或产生的，事物的目的（purpose）和功能（function）。物性结构之于名词，就像论元结构之于动词。物性结构决定了名词的语义，就像论元结构决定了动词的语义（Pustejovsky，1991）。基于物性结构，生成词库理论区分了自然类（natural type）、人造类（artifactual type）与合成类（complex type）名词（Pustejovsky，2001、2006）。自然类是只与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相关的概念，如“兔子、石头、树、女人”；人造类是与功用角色和/或施成角色相关的概念，如“刀、啤酒、医生、老师”；合成类是包含两三个自然类和/或人造类的概念，如“书[物体·信息]、午饭[食物·事件]。 自然类与人造类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后者融入了人的意图和目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功用角色上。功用是第一位的，施成是第二位的，人类制造某物总是为了某种目的。实际上，在四种角色中，功用处于核心地位，构成和形式也是为功用服务的。物性结构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目的因，目的因对应的就是功用角色。 Pustejovsky（2006）提出了三种方法来鉴别自然类与人造类，其中两种非常重要。一是自然类不能做联合谓项（co-predication），人造类可以。如： （1）a.*That is a dog and a cat. b.That is both a pen and a knife. c.She is a teacher and a mother. 二是人造类名词允许形容词修饰其内在关系，如a long CD指播放时间长。这一特点有时会造成歧义，good professor可能指教授人好，也可能指其教课好。实际上，好坏是评价性的，与功用相关，通常只修饰人造类名词，如“好椅子”“好厨师”。自然类只有具有了功用义才可以受“好”“坏”修饰，比如“好石头”只有在要用石头做什么的时候才会说。“钢琴坏了”不能弹，“苹果坏了”不能吃，都是就其功用而言的。 之前的词汇语义研究中已注意到自然物与人工物的区分，但这并不等同于自然类与人造类的区分。前者关注事物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工制造的，后者关注事物是否具有功用。因此，人造类不仅可以指人工物，还可以指被赋予某种功能或用途的自然物（Pustejovsky，2006）。下面有必要对功用义的内涵与人造类的分类做深入的分析。 1.1 功用义的内涵与人造类的分类 telic既含目的义，也含功用义，汉语中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词，我们统称之为功用义。功用义是抽象、概括的语义特征，说明事物的功能用途，如下面释义中的画线部分：
指人工物的名词一定有功用义，功用义是其固有义（inherent meaning），不可或缺。因为人工物一定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比如，“酒”是为了“喝”而“酿”的，“刀”是为了“切割”东西而“造”的。这类名词是典型人造类（typical artifactual type），其施成角色是创造义动词。其功用义在释义中都要出现，因为认识一种用品，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的用途（谭景春，2012）。工具名词是典型人造类，根据我们的统计，其释义中物性角色的出现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功用＞构成＞形式＞施成。Swahili语中指人工物的名词有专门的词缀，单数前是ki-，复数前是vl-，如kiti（chair），viti（chairs）（Fromkin et al.，2014：160）。 自然物可以为人所用，其使用价值与其自然属性有密切关系，如苹果、梨、桃、葡萄等可以做水果吃。鸡、鸭、鹅、猪、马、牛等通常指人工养殖的家禽或家畜，也是为人类服务的。指这类自然物的名词也有功用义，但功用义是其附加义（additional meaning），因此我们称之为伪人造类（pseudo-artifactual type）。伪人造类本质上是自然类范畴，功用义是附加的，因此不能用于联合谓项，泛指动植物，偏指经过人类驯化、人工养殖或种植的动植物及其部件。如果是野生的，前加“野”，如“野猪”“野鸭”“野梨”“野葡萄”。“苹果”的上位词“水果”也指自然物，但功用义是其固有义，“水果”必须是能吃的。“蔬菜”也一样，指自然物，但必须“可以做菜吃”： 【蔬菜】
的草本植物，如白菜、菜花、萝卜、黄瓜、洋葱、扁豆等。也包括一些木本植物的嫩茎、嫩叶和菌类，如香椿、蘑菇等。 这类名词我们称之为纯人造类（pure artifactual type），可用于联合谓项： （2）西红柿既是
，也是
。 “粮食、果树、庄稼、农作物、家禽、家畜、牲畜、牲口、力畜、耕畜、宠物”等也都是纯人造类，指自然物中的植物或动物，但都含固有功用义，如： 【粮食】
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的统称。 【家禽】
而驯养的鸟类，如鸡、鸭、鹅等。 纯人造类的范畴化完全基于功用，但所指物不一定是人造的，比如“食物”包括人工物馒头、饺子等，也包括自然物苹果、荠菜等。上述纯人造类名词都是根据功用来聚类，意义比较概括，属于上位层级范畴。此外，还有根据功用来分类的，如“奶牛、乳牛、奶羊”是“主要为产奶而饲养的”；“蛋鸡、蛋鸭”是“主要为产蛋而饲养的”；“肉牛、肉禽、肉畜、菜牛、菜羊”是“专供食用而饲养的”。有意思的是，“奶牛、蛋鸡、肉牛”与“牛奶、鸡蛋、牛肉”是同素异序词，但前者是纯人造类，含固有功用义；后者是伪人造类，含附加功用义。与纯人造类、伪人造类相关的驯化义动词“养殖、种植、饲养、驯养、栽培、培植、培育”等都含有目的义。 “太阳、月亮、江、河”等是较典型的自然类，虽然人类也会利用这些自然物，但通常不存在驯化。当然，伪人造类与自然类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水”是伪人造类，通常可以“喝”。“中水”则含有固有功用义，属于纯人造类，指“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雨水等，水质介于清洁水和污水之间。可以用来灌溉田地、冲洗厕所、回补地下水等”。指人的名词也有自然类与人造类之分，“男人（男性的成年人）”“女人（女性的成年人）”是自然类，“医生”“教师”等职业名词则是纯人造类，是基于功用的分类。其实，前者也不是单纯的自然类概念，而被赋予了社会属性，含有附加功用义，所以我们才会说“好男人”“好女人”。 如表1所示，与功用义相关的名词可以分为典型人造类、纯人造类和伪人造类，它们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典型人造类与纯人造类是真正的人造类，可以做联合谓项，伪人造类不能做联合谓项，本质上是自然类附加了功用义。范畴化是心智活动对客观经验进行组织、概念化进而结构化的过程，其中融入了人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主要体现在人造类名词中，尤其是完全基于功用范畴化的纯人造类名词。
1.2 三种人造类名词的区分 三种人造类名词的区分不是任意的，其差别在名词词义和构词中有系统性的表现，对于义项的划分、同义词的辨析都有影响。 1.2.1 典型人造类与纯人造类
典型人造类与纯人造类的区分还可以从类词缀“-品”和“-物”的区别看出。这两个类词缀的前附成分大多是动词性的V，通常说明产生方式或用途。“V品”指经过加工的人工物，是典型人造类，而“V物”指自然物和人工物，是纯人造类。例如，“食品”指“商店出售的
的食物”，“食物”则指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食品店”“罐头食品”“食品公司”中的“食品”都不能换成“食物”。可以说“摘点野果做食物”，但不能说“摘点野果做食品”。“礼品”和“礼物”、“废物”和“废品”也有类似的区别。“礼品店”不能说成“礼物店”，“你是上帝赐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中的“礼物”也不能换成“礼品”。《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将“礼品”释为“礼物”，不够准确，没有显示出这一区别。“V物”很多是纯人造类，V表示功用，如“宠物、玩物、证物、纪念物”等。有的释义中缺少功用义，例如： 【宠物】指家庭豢养的受人喜爱的小动物，如猫、狗等：～医院。 豢养的狗不一定是宠物，说不定是为了看家护院或出售。目前的释义无法区分“宠物”和“家畜”。可以添加功用义“为了消除孤寂或出于娱乐等目的”。 此外，“假”是与目的功用直接相关的形容词，“假N”都是典型人造类，指人工物，不管N是自然类还是人造类。比如，“假牙”模仿真牙的咀嚼、辅助发音等功能；“假花”模仿花的观赏功能；“假币”模仿钱币的购买功能，都是就其功用而言的。 1.2.2 纯人造类与伪人造类 有些动物或植物的部件供食用时会有专门的名称，如：
这些词都不能用在指自然部件的非食用语境中，如： （3）*牛长有口条、牛杂。 （4）*这只羊的羊蝎子断了，百叶还好好的。 （5）*这只鸡正在用凤爪刨土。 类似的词还有“肥肠、肘子、五花肉、臀尖、排骨、肚（du）子、羊杂、鸡杂、脆骨、下水、蹄筋、夹肝、肝儿、沙肝儿、什件儿、脑儿、牛排、猪排、爪尖儿”等。这些词的范畴化都是基于功用的，含固有功用义“吃”，是纯人造类。相应的自然部件名词与之所指相同，但只有附加功用义，是伪人造类。二者是缺性对立关系（privative opposites）（参看沈家煊，1991），或者说是包含关系，后者包含前者。如“猪舌”既指自然部件，也指供食用的部件，即“口条”。上面的释义有的用“食品”，有的用“食物”。实际上这些词所指的部件不一定经过加工，生的“猪舌”只要是拟食用的就叫“口条”。所以用“做食物”或“供食用”更准确。“食用”的释义就是“做食物用”。
（6）*海鲜在海里自由地游来游去。 （7）*笋鸡正在吃虫子。 另外，阿片用作毒品时才叫“鸦片”，海带入药才叫“昆布”。 区分自然类的是自然属性（如有生性、性别、年龄等），在不同语言中具有普遍性。区分人造类的功用是一种社会属性，与具体的社会文化有关，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可能有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伪人造类名词和纯人造类名词上。如，澳大利亚人把狗看成亲密的朋友，不会食用“狗肉”，“蜗牛”则是法国人餐桌上的美味。我国南方会吃“蛇肉”，而北方会食用“蚕蛹”“知了”等。再比如，英语并不区分自然部件名词“舌头”和做食物的“口条”，都用tongue。也不区分“食物”和“食品”，都用food。另一方面，英语区分自然部件flesh和供食用的肉meat，汉语都用“肉”。普通话区分自然部件“肋骨”和供食用的“排骨”，有些方言都用“肋条”。 2.功用义对名词语义类体系的影响 用于语义分类的通常是具有普遍性的语义特征，比如有生性。功用义也具有普遍性，与其他特征不同，功用义会造成语义类的多重继承（multiple inheritance），这一分类参项的特点和重要性从分类词（classifier）中也可以看出。 2.1 功用义与语义类的多重继承性 我们对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现代汉语语义词典”中的名词语义类体系做了大致考察，发现自然类与人造类的区分具有系统性，涉及名词的各大类：同样指人，“教师、医生、领导、导演”等是基于功用划分的范畴，属于人造类，“男人、女人、老人、儿童”等是基于性别、年龄等自然属性划分的范畴，属于自然类；非生物有人工物和自然物之分；部件有自然部件和人造物部件之分；抽象事物中的信息、领域、法规属于人造类；过程类中的“事件”与“自然现象”分属人造类和自然类。这说明功用义对名词的语义分类具有普遍影响。同时，我们也发现目前的语义类体系有些问题，比如把“庄稼”与“树”“花”“草”放在一个层面，作为“植物”的下位类，造成分类交叉。虽然都指植物，“庄稼”指为了食用目的而专门培育、栽种的植物，是纯人造类，含固有功用义；“树”“花”“草”的区分则是基于自然属性的，即使有功用义，也是附加的。“小麦”有两个上位类，从自然属性看属于“草”，从功用属性看属于“庄稼”。 功用义会造成语义类的多重继承。基于自然属性的分类是偶分的，非此即彼，自然类范畴是单线的，只有一个上位类。功用角色则是多选的，人造类范畴是多线的，有多个上位类。指自然物的词有一个自然类上位，可能有多个人造类上位。比如，“狗”的自然类上位是“动物”，人造类上位是“家畜”“宠物”等；“苹果”的自然类上位是“果实-植物部件”，人造类上位是“水果”，既是“食物”，也可以是“商品”。指人工物的名词也可能有多个人造类上位，如“碗”既是“盛具”，也是“商品”，还可以是“艺术品”等。 这种语义类的多重继承性在构词中也有表现。名名偏正复合词XY一般表属种关系，意思是“XY是一种Y”。但有时“XY既是一种X，也是一种Y”，具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种人工物兼有两种功用，此时Y是典型人造类名词，X可能是典型人造类，也可能是纯人造类。例如，“沙发床”既是沙发也是床，可以坐也可以睡；“房车”既是房也是车，可以住也可以用来运输；“商品房”是与“自住房”相对而言的，既是商品也是房子，可以买卖也可以住。而“苹果梨”是形状像苹果的梨，不是苹果，二者是自然类范畴，互相排斥。第二种情况，X和Y分别是XY的人造类上位和自然类上位，X是纯人造类名词，Y是自然类名词。例如，“宠物狗”从自然属性上说属于“狗”，从功用上说则属于“宠物”。第三种情况涉及隐喻，比如“玩具车”“玩具熊”等本质上是玩具，形状像车、熊；“机器人”本质上是机器，功能（和形状）像人。 2.2 从分类词看功用义对名词语义类体系的影响 名词范畴化中的语义特征往往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感知。对名词和名词性成分进行分类的手段统称为“分类词”，分类词是观察人类如何建构世界的表征、并将之编码为语言的重要窗口。功用是名词分类词的基本语义参项之一，在各种分类词中具有普遍性（Aikhenvald，2000），我们可以从中进一步观察功用义对名词语义类体系的影响。 最典型的功能分类词（function classifier）是澳大利亚土著语Yidiny语中的名分词类词（noun classifier）。据Dixon（1982：191-205）考察，Yidiny语约有20个分类词，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分类词（iherent nature classifier），人（如bama“人”、waguja“男人”、bunya“女人”）、动物（如jarruy“鸟”、munyimunyi“蚂蚁”）、植物（如jugi“树”、narra“藤”）、自然物（如buri“火”、walba“石头”）和人工物（如gala“矛”、bundu“袋子”）②都用不同的分类词；另一种是功能分类词，分别是munya“可食的肉类食物”、mayi“可食的非肉类食物”、bana“可喝的液体”、bulmba“可居住的地方”、gugu“故意制造的声音”、wirra“可移动的物体”。minya、mayi单用时分别是“食用肉（meat）”和“蔬菜”的意思，是含固有功用义的纯人造类名词。gugu指为了沟通等目的故意发出的声音，gurruun（语言）就用这个分类词。这两种分类可以交叉，取决于关注事物的自然属性还是功用角色。比如所有指蚂蚁的词都可以用自然分类词munyimunyi，只有部分种类的蚂蚁是可食用的，指这类蚂蚁的词还可以用功能分类词minya。两种分类词可以同时出现，证明了多重继承性的存在。例如： （8）bulmba walba malan 功能分类词：可居住的 自然分类词：石头 平的岩石（可以露营的平的岩石） 分类词中的名词类（noun class）是词缀，要求语法一致性。在澳大利亚语中，有一个指“非肉类食物”的名词类，是从名词分类词语法化来的（Aikhenvald，2000：345、378）。 领属分类词（possessed classifier）常常根据功用区分为可消耗的（consumable）与不可消耗的（non-consumable），可消耗的再分为吃的、喝的等，如澳大利亚的Boumaa Fijian语（Dixon，1988：136）。下面是Macushi语中的例子（Abbott，1991：85-86）：
kaware 第一人称单数-宠物 马（我的马）
ma'piya 第一人称单数-水果：食物 木瓜（我的木瓜）
功能分类词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功用义是一种普遍特征，可用于语义分类，而且已经深入到语法层面。以功用为基础的分类词通常具有高度的文化特异性。例如，玛雅语中有一个用于玉米的名词分类词，因为玉米对于传统农业来说非常重要，而在Daly语中，有一个用于矛的分类词（Aikhenvald，2000：295）。 3.功用义对名词词义引申的影响 3.1 功用义与隐喻引申 指人工物的典型人造类名词或语素在隐喻引申时常涉及功用的相似性，例如：
指自然物的纯人造类名词功用义比较隐蔽，释义中容易遗漏。例如：
“苗”的本义是禾苗，后来泛指其他农作物的幼苗，都是为了食用、移植等用途而专门栽培的，并非所有初生的种子植物都叫“苗”。再后来隐喻引申指“某些初生的饲养的动物”，“饲养”都是有目的的。“猪苗”是为了养殖等目的而饲养的，初生的野猪不能叫“猪苗”。“苗”的功用义从复合词的词义中也可以看出：
下面横线前后的词虽然所指相近，但前者是人造类，含功用义；后者是自然类，无功用义。 羊苗-羊羔 狗苗-狗崽、狗仔 狼苗-狼崽、狼羔 “苗子”隐喻引申指“继承某种事业的年轻人”，隐喻的相似性之一就是功用、目的性。说某人是什么苗子就是说明期待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如“运动员苗子、演员苗子”。 3.2 功用义与转喻引申 与功用义相关的转喻引申主要涉及整体与部分转喻、一般与个别转喻以及名动互转。 3.2.1 整体-部分转喻 整体-部分转喻主要涉及部件名词，包括植物部件和动物部件。 1）[植物·部件] “苹果”既指一种植物，也指这种植物的果实：
这类多义词大量存在，而且成系统性、模式化，两个义项之间是整体-部分转喻关系。这种系统性多义（systematic polysemy）属于Pustejovsky（2006）所说的合成类，两个义项分属“植物”和“部件”类，构成合成类[植物·部件]。根据部件的不同，又可以细分小类，如： [植物·果实]：苹果、香蕉、番茄、核桃、南瓜、黄瓜 [植物·种子]：小麦、玉米、红豆、花椒、芝麻、栗子、花生 [植物·茎]：甘蔗、马铃薯、山药、姜、莴笋、百合、蒜 [植物·根]：萝卜、红薯、甜菜、乌药 [植物·花]：菊花、玫瑰花、花菜/菜花、金针菜 [植物·木材]：紫檀、沉香、楠木、乌木 [植物·纤维]：苎麻、苘麻、棉花 上面每个小类都很能产，还有一些较少见，比如“香椿”指可以食用的嫩枝叶。转喻与凸显度（salience）密切相关（沈家煊，1999），这种转喻取决于部件的功用凸显度。不同的植物选择不同的部件，取决于哪个更有用。这些部件名词都有附加功用义，所指部件都有使用价值，属于食物（如“苹果、萝卜”）、观赏物（如“菊花、玫瑰花”）、材料（如“苎麻、棉花”）、药物（如“百合、菊花”）等。有的植物多个部件都有用，就看哪个部件功用更突出。比如木豆的根可以入药，但其种子的食用价值更凸显，因此“木豆”通常指其种子。其实，人们更关注功用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比如，很多人并不清楚我们吃的萝卜是植物的茎还是根。 “X豆”的不同词义可以很好地说明功用在整体-部分转喻中的作用。“X豆”所指的植物有两类，一类只有种子可以食用，如“绿豆、红豆”；另一类荚果和种子都可以食用，如“扁豆、豇豆、豌豆、菜豆”。前一类的部件义只指种子，而后一类可以指荚果或种子。例如：
“桃”指“桃树”符合[植物·果实]模式，是固化的多义。实际上“桃花”在一定的语境下也可以转指桃树，如： （11）他又转过那座假山，前面是一块椭圆形的小草坪，四周稀落地
。 原因就是二者都凸显功用：桃是常见的水果，有食用价值，而桃花有观赏价值。 从自然属性角度看，这类词分属植物与部件；从功用属性角度看，这类词分属农作物与食物、观赏物、材料等。不管怎么看，整体和部分义应该分列两个义项。目前的词典释义不是很统一，比如，花类蔬菜中的“金针菜”列了整体义和部件义两个义项，分别指“植物”与“花”，“金针”只有部件义，“花菜（花椰菜）、牵牛花、忍冬（金银花）”只有植物义。叶类蔬菜“生菜”列了两个义项，“白菜、菠菜、韭菜、油菜”等却只有植物义。“人参、桔梗、芹菜、莴笋、荷兰豆、茶”等也只有植物义。另外，有的部件义只说明指哪个部件，而没有说明其功用，如“蒲公英”。 这种整体-部分多义模式在不同语言中具有普遍性，比如，英语中的apple、banana等在词典中都分列两个义项。celery（芹菜）、cabbage（卷心菜）等也分列两个义项，部件义分别说明是可食用的茎、可食用的叶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语中的jabuka兼指“苹果”和“苹果树”（Beard，1981：196）。Yidiny语中的badil兼指一种树和其果实。指树时用分类词jugi（树），指果实时用分类词mayi（可食的非肉类食物）。不过，不同语言在这方面也存在差异。英语中很多指树的名词兼指木料，比如oak兼指橡树和橡木，pine兼指松树和松木，汉语则用两个词来表示这两种意思。 2）[动物·部件] 有些动物名可以转指作为食物的肉，如下面的“鸡”和“鱼”分别指“鸡肉”和“鱼肉”：
英语中的chicken、fish、duck、rabbit等也有类似的区分，例如：
《现代汉语词典》中只列了动物义，英语词典中分列两个义项。rabbit除了指作为食物的兔肉，还可以指作为纺织材料的兔毛，如She hasa rabbit coat（她有一件兔毛大衣）。squirrel（松鼠）、fox（狐狸）、mink（貂）也有指皮毛的意思。英语研究中一直把这种多义看成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别，但这种区分不具有普遍性，对汉语这样没有形式标记的语言来说没有意义。其实是动物转指有功用价值的部件，同样符合功用凸显原则。汉语是孤立语，以复合词为主，通常用“动物名+部件名”指具体动物的部件，所以这种转喻没有英语普遍。动物名转指皮毛的更少见，“兔子”没有“兔毛”的意思。 Beard（1981：193-196、208）发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中有一个后缀-ma，通常指动物的肉和木材，但也可以指其他部件，甚至是两个部件，如： pile鸡 pil-et-ina鸡肉 slon大象 slon-ov-ma象牙 jabuka苹果树 jabuka-ov-ina苹果木 kukuruza玉米 kukuruza-ov-ina玉米秆 jelen鹿 jelen-ov-ina鹿肉、鹿皮 dabar海狸 dabar-ov-ina海狸皮、海狸油 Beard认为-ina是表示来源的夺格（ablative of origin），指动物或植物的哪个部件，取决于哪个部件用途最广。这里虽然不涉及转喻，功用凸显原则同样适用。 3.2.2 一般-个别转喻 一般转指个别的特指义也与功用义有关。例如“牙”特指象牙，因为象牙常常用作材料来制作牙筷、牙雕等。“甘蓝”特指结球甘蓝是因为其食用价值，“羽绒”特指鸭、鹅的绒毛是因为其保暖价值，“鹿角”“特指雄鹿的角”原因之一是其药用价值。个别转指一般的泛指义也可能涉及功用，如“花”因其观赏价值而“泛指可供观赏的植物”。 3.2.3 名动互转 名动互转同样与功用义有很大关系。转喻为动词的名词通常是功用义凸显的名词，如“锯、剪、窖、酱”（宋作艳，2013、2015）。工具名词是功用义凸显的名词，常转为动词也就不足为奇了。动转名最常见的是动作转喻施事、工具和结果等，前两类都与功用有关，分别引申为职事名词（参看张博，2011）和工具名词，如“导演、编辑、校对、看守、刹车、套袖、包装、装饰、摆渡”。这两类名词都含固有功用义，动词就是名词的功用角色，如“导演”的功用角色是“导演”，“刹车”的功用角色是“刹车”。功用直接表现在字面，便于明确职责分工和工具的用途。 4.功用义对词汇化的影响 “动物名+肉”是不是词一直存在争议，陆志韦（1957/1964：19-23）称之为离合词，合则为词，分则为短语。陈保亚（1999：353-355）认为这是一种平行周遍的形式，可以预测，不必放在词库里。但直觉上，“牛肉、猪肉、羊肉、鸡肉”比“蛇肉、猫肉、狼肉”更像词。这一词感差异在词频上有所表现，前者的频次都远远高于后者③（如表3所示）。
董秀芳（2004：124）指出，词感强的指人们常吃的肉，具有功能价值，更容易变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入心理词库；而词感弱的所指的肉没有功能价值或社会文化价值，是根据词法模式生成的，尚未进入心理词库。史有为（1992：7-9）曾指出，“羊肉”有两个，一个指食物，一个指动物的部件，“羊的肉”只是对后者的扩展。这种区分有时以语素的黏着与否为标记，“驼”是黏着语素，“骆驼”是自由语素，所以“驼肉”和“骆驼肉”分别指食物和动物部件。本文也同意“羊肉”与“羊的肉”意思不完全相同，不具有同一性：前者是伪人造类名词，附加了功用义，偏指食物，后者偏指动物的部件，是自然类概念。但不认为这一区分与语素的黏着与否有关，“驼肉”“骆驼肉”在语料库中的分布并没有明显差别，都偏指食物。这一区分只与“的”有关，“骆驼的肉”才偏指动物部件。实际上，“动物名+肉”通常都出现在饮食语境中，在语料中几乎都指食物。如： （15）狼肉味道纯正，胜似狗肉。 英语中的meat专指食用肉，“蛇肉”等词对译的英语词组中都用meat，也说明这种组合是偏指食物的。总之，“动物名+肉”都词汇化了，偏指食物，只是词汇化程度不同，其词汇化程度与词频大致成正比，词频与功用凸显度大致成正比。 实际上，“动物名+部件名”大都附加了功用义，多出现在功用语境中。比如，语料库中的“牛皮”都指材料，“牛腩”都出现在饮食语境中，指食材。“动物名+部件名”语义透明度高，类推性强，是否收入词典与其功用义凸显度有关。《现代汉语词典》收了“羊毛、羊绒、鸭绒、鹅绒”，没收“鸭毛、鸡绒、鸡毛”，收了“象牙”，没收“狗牙、猫牙”，就是因为前者功用义更凸显。释义中都说明了其功用，如：
。 从“羊毛”的释义中也可以看出“动物名+部件名”偏指功用义，而不是部件义。“动物名+肉”都没收大概是因为食用义很常见，只有属于专科义的功用义才需要解释（参看高种，2015）。 5.功用义对构词模式的影响 “功用+名”是汉语中很常见的复合词构造方式，很能产，说明功用义是重要的分类参项，在以复合词为主的汉语中尤为重要。苏宝荣、马英新（2014）总结出了五类“动+名”偏正复合词，第一类就是“功用+名”。比如，“赌资”是“用来赌博的钱”，“烤箱”是“用来烘烤食物等的箱形装置”。类词缀也有自然类与人造类之分，前者如“-客”“-人”“者”，后者如“-家”“-手”“-机”，这会影响它们的构词表现：自然类前很少出现名词性成分，因为需要动词性成分来明确其所指事物的功能或行为特点；而人造类前可以是名词性成分，因为动词性成分可以由名词性成分和人造类词缀共同激活（宋作艳，2010、2015）。据Song和Qiu（2013）统计，“-器、-仪、-场、-室”等人造类词缀前附的动词性成分都是表功用的，“-机”前附的动词性成分绝大部分也都是表功用的。相关释义最好能反映功用义，如“浴室”释义为“供人洗澡用的房间”可能比现在的“有洗澡设备的房间”更合适。 功用模式在名名复合词中也很常见，如“书架、菜刀、汤匙、房钱”。其中往往涉及谓词隐含，如“书架”是“放置书籍用的架子”。功用在“N家”“N机”等类词缀构词中至关重要。例如，“钢琴”标明了“钢琴家”的功用是“弹钢琴”，而隐含的谓词“弹”又是钢琴的功用（宋作艳，2010、2015）。表功用的修饰性成分有的是指称性的，有的是描述性的。比如，“玩具车”具有“玩具”的功用义“玩”，“玩具”是描述性的；“玩具箱”中的“玩具”则是指称性的，说明“箱”的功用是“装玩具”。“垃圾股”与“垃圾车”中的“垃圾”也有这种区别，只是前者是比喻义。这种描述性功用义可能会使名名偏正复合词的语义模式变成“XY既是一种X，也是一种Y”，如“商品房”“宠物狗”“玩具车”（参看2.1）。 功用修饰模式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的复合词中，如英语中的drinking water、bookstore、日语中的“本箱”（书箱）、德语中的briefmarke（letter-mark邮票）、西班牙语中的vaso de vino（glass-wine酒杯）。有意思的是，有些语言中有专门的介词或词缀来标记功用修饰关系，如意大利语中的介词da和法语中的à：
前者构成复合名词，非常能产，后者构成名词词组，不太能产。 6.结语：功用义的语言价值与语言学价值 施春宏（2010、2015）探讨了语言现象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语义成分也需要探讨其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参考施文的定义，我们认为，要考察语义成分的语言价值，就是要看这一语义成分对语言系统是否有系统的影响；要考察其语言学价值，就是要看在语言研究中引入这一语义成分能否产生新的思考、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是否比已有的解释力更强、更概括、更准确。本文主要探讨了功用义在名词词汇层面的系统性影响，证明了功用义是一种重要的语义特征，具有重要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功用义对汉语名词的范畴化、语义类体系、词义引申、词汇化和构词都有系统性影响，具有语言价值。根据功用义的有无可以把名词分为人造类和自然类，人造类可以进一步分为典型人造类、纯人造类和伪人造类。这三种人造类的指称不同，功用义在其中的地位也不同，有固有义和附加义之分，这三类的区别在词义和构词中有系统的表现。功用又会造成语义类的多重继承性，进而影响构词，是分类词的重要语义参项。人造类名词的隐喻引申常涉及功用的相似性，整体-部分转喻、一般-个别转喻和名动互转都与功用凸显度密切相关，词汇化也受功用凸显度的影响。功用模式是非常能产的一种构词模式。 功用义是一种普遍特征，在不同语言中有类似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属性，在各语言中又存在差异：一是纯人造类和伪人造类的范畴化不同；二是表现形式不同，有些语言中的功用义有形式标记（介词或者词缀）；三是重要性不同。Yidiny语中有一套基于功用的分类词，功用对这一语言的影响显然更大。功用义在有些语言中属于Nilsen和Nilsen（1975：55-89）所说的语法-语义特征（grammatical feature），有些语言中属于内在语义特征（inherent feature）。两种语义特征的重要性不一样，前者有语法形式标记，会影响词法和句法，可能会变成语法范畴，要求一致性，如澳大利亚语的“非肉类食物”词缀；而后者还隐含在词中，属于词汇语义层面。相比之下，语法-语义特征对语言的影响更大，语言价值更大。汉语中功用义属于内在语义特征。 从语言学价值的角度看，功用义的引入不仅可以让我们对名词的分类和范畴化有新的认识，而且对义项划分、系统性多义以及词与词组的区分等有了新的解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功用义可以用来辨析同义词，如“食品”与“食物”、“口条”与“舌头”。还有助于发现词典释义中的问题，问题主要出在纯人造类和伪人造类上，包括：1）释义不准确，缺乏功用义，或混淆典型人造类与纯人造类，如“苗、宠物、礼品”的释义；2）释义不统一，“牛、猪、骡子”的释义中都提到了用途，但“鸡、鹅、羊、猫”的释义中都没有。此外，功用作为一种社会属性，会影响语言规则的周遍性，涉及功用凸显度的规则都不会一以贯之（如转喻和词汇化），内部成员也存在差异。 概念知识与语言知识的区分也需要从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的角度考虑。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但不同的概念知识语言价值不同：有些对语言系统影响比较大，具有普遍性；有些影响较小。影响越大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越高，越倾向于成为语言知识。物性结构包含的应该是语言中结构化的世界知识。不同知识影响的语言层面也不尽相同，以往有关词汇语义的研究主要关注对句法句义的影响，名词性语义特征比较关注与语义角色相关的语义成分，如[±有生性]已被证明具有较高的语言系统价值，能决定句子是否合法。邵敬敏、周芍（2005）区分了语义成分（义素）和语义特征，认为语义特征主要是指影响某种句法组合能否成立、对形成某个句法结构起决定作用的那些语义成分。事实证明，语义成分的价值不一定只体现在句子层面，在词汇层面起重要作用的语义成分同样可以晋升为语义特征。当然，功用义不只在词汇层面起作用，对句法句义也有影响，如只有人造类名词才可以做联合谓项，对事件强迫的生成和解读有影响（Pustejovsky，2006；宋作艳，2011、2015），功用义还是名词动用的重要语义基础之一（宋作艳，2013），是分类词的重要参项。其句法句义层面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初稿曾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上宣读过，蒙马庆株、王珏、张豫峰、李润生等诸位先生指教；修改稿在中国社科院语言学沙龙上报告过，蒙沈家煊、刘丹青、方梅、张伯江、完权等诸位先生赐教；《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①本文的释义均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②由此也可以看出自然物与人工物的区分实际上是基于自然属性的。 ③统计数据基于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鸡肉”词频偏低，是因为“鸡”分担了“鸡肉”的意思，参看3.2.1。对意义比较透明的词而言，词频是其词汇化的重要动力，制约着词感（参看李晋霞，2013：79-87），因此词频可以反映词感的差异。但词频不能反映绝对的词感，原因主要有三点。1）词频可能有个临界值，临界值以上词感强，临界值以下词感弱，内部不再细致区分，所以不好说“牛肉”比“猪肉”词感更强。2）语料库的内容、大小等会影响词频，导致词频不能完全反映词（尤其是低频词）的使用频率。比如，“马肉”的词频是146，“驴肉”的词频是64，可多数人觉得“驴肉”词感更强。仔细观察语料会发现，在欧美和日本马肉常用来食用，而且马肉常在没有食物时用来充饥，所以词频偏高。3）词感判断受个人生活经验和方言的影响，而词频反映的是整体情况，二者有偏差。比如，南方人可能觉得“蛇肉”词感更强，而北方人会觉得“驴肉”词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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