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弹性理论:转型、进化、争论与发展_抗逆力论文

西方弹性理论:转型、进化、争论与发展_抗逆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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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2.5

抗逆力理论的研究对当前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发展急剧变迁的时期,社会风险日益增多,如何抵抗风险,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传统的分析范式是问题取向(deficit-orientation)的,关注风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抗逆力(resilience,又翻译为弹性、复原力、心理韧性)理论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引导研究者关注风险中的个体和组织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型。同时,抗逆力理论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和实践干预中也展示了强大的学术能力,使其成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范式。本文将从抗逆力理论的转型历史演进、争辩、发展和对我国社会科学的启示5个方面展开讨论,以期系统地展示抗逆力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抗逆力理论的转型综述

抗逆力研究的兴起与心理学家对风险的关注有关。20世纪50~60年代,学者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某些精神疾病的病因及其对发展的影响,如精神分裂症、孤独症,对病人所展示出的较好的适应模式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

20世纪7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发现,有的儿童或者青少年暴露在高危的环境中,却能有良好的适应和发展。沃林(S.J.Wolin)等就指出,只有l/3的孩子在面临严重压力时退缩,大约有2/3的孩子并不会那样。①至此,研究者开始探索这一独特的现象。有学者也发现,某些来自父母精神异常家庭的儿童,在其后的个人发展中却能免疫或健康地成长,这些儿童被称为适应良好的儿童(invulnerable child)②。“适应良好”一词受到部分学者的批评,认为“适应良好”不受危险因素的影响是绝对的,但是适应过程是一个发展性的过程,随着生命周期的不同,优势或者缺点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抗逆力理论能够有效地展示这种相对性。从此,抗逆力概念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

尽管抗逆力研究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研究者研究视角和学科背景的不同,人们对抗逆力概念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在现有的研究中,抗逆力定义一般有4种类型:特质、结果、过程和多面向(multiple-facet)。比如,一般认为,抗逆力是一种即使身陷明显的压力和困境中也不会发生诸如物质滥用、精神不健康、犯罪等问题的品质。③马斯滕(A.S.Masten)和科斯特沃斯(D.Coastworth)认为,不能将抗逆力视为个体的一种固定品质,如果环境和危险因素改变,其抗逆力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所以应该视抗逆力为一种适应良好的结果。④另有学者认为,抗逆力是在某一时点上,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互影响博弈的过程;⑤抗逆力是特定情境的产物,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固定的抗逆力概念。⑥

从上文的描述中可以发现,无论对抗逆力概念的界定有何不同,其核心始终包含三个部分:暴露在困境中,抵消困境影响的资源或者优势的出现,展示积极的适应结果。所以,抗逆力的本质是指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这种能力受到个体和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并且它在个体生命历程中会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作为品质的抗逆力的相异之处在于,能力是动态的,并不是个体先天具有的。而抗逆力展示的过程和最终状态则体现了作为过程和结果的抗逆力的内涵。

与抗逆力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是:风险因素(risk factor)和保护因素(protect factor)。所谓风险因素,指个体所生活的环境中造成其在生存和发展上容易造成消极结果的因素。正是由于风险因素的存在,个体才能展示出其抗逆能力。奥瓦尔(Howard)等人指出,在抗逆力理论中,风险因素并不是指那些特殊的、临床的、生物学的或者认知方面的儿童的弱点,而是指环境因素中单个或者整合的那些造成儿童在生存方面更容易失败的因素。⑦风险本身也是多维度的,它可以被视为生命实践、小的压力的累积、特殊的高风险因素,或者是其他的组合⑧。保护因素是与风险因素相对的,是指环境系统中与风险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减轻风险因素消极影响的因素。威廉(William)指出,保护因素是那些与风险因素相互作用,以降低或者改变由高危因素导致消极结果可能性的因素。⑨保护因素存在于个体内外,不仅个体内在的资质,而且个体成长和发展中的系统外在的优势,都被研究者视为保护性因素。

由于研究对象和其生活的环境系统的不同,风险/保护因素也有不同的界定。加梅齐(Garmezy)基于以往的研究,认为风险/保护因素来自三个方面:个人层面的,包括一些基本的个体特质,如智力水平和性格等;家庭层面的,包括家庭本身的特质以及家庭可以给予孩子的支持、家庭的情感互动;外部支持层面的,包括能够协助儿童和家庭的,在个体和家庭之外的其他任务和制度的外部支持。⑩

二、抗逆力理论的历史演进及特点

抗逆力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跨学科的研究,但是其发展主要受行为和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影响。(11)抗逆力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根据其研究重点的不同以及对学科的主要贡献,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抗逆力、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特质的确定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抗逆力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作用机制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抗逆力干预和预防策略研究阶段;进入21世纪至今,多元的、跨学科的整合分析和实践阶段。通过对这四个阶段抗逆力研究的发展的分析,我们发现抗逆力理论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三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

1.研究视角:从单一的学科到多元的跨学科研究

20世纪70年代,抗逆力研究兴起。这一时期的研究,连同对风险和易感性(vulnerability)的研究,都是围绕神经生物学(neurobiological)展开的。例如,墨菲(L.B.Murphy)和莫里亚蒂(A.Moriarty)通过对32名婴儿的跟踪研究,讨论其自动反应能力(autonomic reactivity),以及其他与易感性、自我管理和抗逆力有关的个体内在生物行为参数。(12)由于那一时期生物技术水平有限,即不能完全测试基因、大脑功能的作用过程,所以抗逆力研究转向对个体行为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分析,主要由行为科学推进。

21世纪,随着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统计技术等的发展,抗逆力研究超越了早期的研究成果,形成整合性的多元的跨学科研究,特别强调让生物学重新进入现有的抗逆力理论和实践框架中。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生物学在抗逆力研究中的作用。研究者关注在分子或者神经元的水平上怎么界定积极的适应,以及影响适应行为的神经和心理生物系统的角色。例如,尼尔森(Nelson)比较关注大脑可塑性(brain plasticity)在个体适应功能和发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13)

(2)关注多元动力(multilevel dynamics) 对抗逆力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认为,生物学、大脑科学、统计学的发展,使得抗逆力多元动力的研究成为可能,所以应该关注基因——环境互动、社会互动等对抗逆力发展的影响。比如,从基因—环境互动的角度来寻找基因—逆境之间的调节因素,发现暴露于逆境中的拥有“易感”(vulnerable)基因类型的一些儿童同样会发展得很好,并且不会发展出一些心理精神疾病。但是,一些拥有“保护”基因类型的儿童却并没有获得好的发展。(14)这有效地拓展了以往单纯考察社会心理因素对抗逆力影响的研究。

(3)受到新的技术的影响。随着测量技术的进步,对风险、压力等威胁个体发展的因素的测量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在心理生物学方面,随着基因测量技术的发展,抗逆力研究的学者已经在基因、基因—环境互动的水平上描述危险、弱点和保护过程,(15)这也有效地拓展了以往的研究。

2.研究对象:从儿童和青少年到更多的逆境中的人群和组织

抗逆力研究的兴起,是基于研究者对暴露在高危环境中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发展问题的关注。从早期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子女的研究开始,儿童和青少年始终是主要的抗逆力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对象也发生了转变。

(1)从儿童和青少年到更多逆境中的人群,如妇女、老人等。抗逆力从探讨创伤、家庭暴力、贫困、战争等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逐步扩大到其他人群,比如同样遭受贫困、压力的成人,如安妮(Anne)就对城市中10位单身母亲的抗逆力展开研究。(16)

(2)从个体抗逆力到组织抗逆力,如家庭、社区、社会等。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发现除了个体,组织同样会面临各种困境,所以探讨各种组织系统如何克服逆境,获得良好的发展,这些成了新的研究重点。家庭抗逆力、社区抗逆力、社会抗逆力等概念相继提出。

3.研究内容:从描述研究到抗逆力理论与实证研究并重的整合研究

总结抗逆力研究40年的历程,可以看到其研究内容具有明显的学术转型和鲜明的内容创新特征。

(1)从经验性的探讨个体差异到关注多元的影响因素。早期的抗逆力研究主要围绕描述抗逆力现象和总结个体抗逆力表现。例如,韦尔内(E.E.Werner)等对夏威夷儿童的跟踪研究,指出社区贫困、父母精神健康、重大生命事件等因素对个体抗逆力有影响。(17)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意识到抗逆力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除了个体本身、家庭的影响之外,还与个体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系统有关。

(2)从界定保护/风险因素到理解保护性过程和机制。早期的研究者重在指出个体及其环境系统中的保护/风险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抗逆力研究的焦点转向理解保护性过程或者机制,即关注这些保护性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各种描述保护/风险因素作用过程的模型,如:加梅齐提出的免疫模型(immunity model)、挑战模型(challenge model)和补偿模型(compensation model),(18)科奈尔(Connell)提出的抗逆力综合模型(19)等。

(3)从理论研究到社会政策和实践的整合研究。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期望将抗逆力研究成果用于社会政策和实践中,从而提升弱势人群的福利。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实验或者实践预防和干预方案,直接检验抗逆力的思想。由于受到临床心理学、社区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工作的影响,致力于推动能力和福利提升的干预计划和初期预防计划带来了积极发展和优势为本的模型,这对于干预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比如,提出了学校为本、社区为本的抗逆力提升方案,并致力于提出整合性的服务传递系统。

由于设计和实施实验、实践干预方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研究者必须面对研究日程太长的问题,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对实践和社会政策提出建议,并对这些建议的适用性进行有效的说明。(20)至此,抗逆力的理论研究框架被应用于各种旨在提升个体抗逆力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实践之中。

三、抗逆力理论的争论和发展方向

1.对抗逆力理论的批评

针对抗逆力概念的建构是否有意义、抗逆力理论对发展理论和研究是否有所推进这两个问题,存在两种对抗逆力理论批判的声音:全盘否定和批判性的审视。

对抗逆力理论持全盘否定的观点,卡普兰(Kaplan)、托朗(Tolan)等是主要代表。卡普兰认为,抗逆力可以从其研究领域中逐步地消失。(21)托朗提出抗逆力在研究儿童的发展和相关的干预与社会政策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有用的词汇和理论,抗逆力同“积极的调整”(positive adjustment)具有完全相同的意涵。(22)也就是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抗逆力同以往心理学研究中提出的“积极调整”没有差别,所以抗逆力建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抗逆力”的提出,仅仅是用词的变化,从理论来看没有任何新的创新。

在对抗逆力理论持批判性审视观点的学者中,卢塔尔(Luthar)是主要代表。他反对托朗和卡普兰等对抗逆力理论持全盘否定的观点,支持和肯定了抗逆力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认为抗逆力通过深入论述适应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轨迹而发生的观点,批判了以往的研究,增强了对发展性理论的理解。(23)对抗逆力理论持批判性审视观点的学者的思想包括三个方面。

(1)抗逆力与积极的调整有明显的不同,抗逆力建构是有意义的。卢塔尔为了证明其观点,提出了三个理由。一是抗逆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来了解发展,这与以往经典理论的观点是不同的。(24)虽然抗逆力与积极的调整一样也描述了面对逆境之后的积极适应,但是抗逆力所展示的适应能在不同的轨迹和情况下发生,这与传统的积极调整模式不同。二是抗逆力比积极调整的模式更能表达逆境儿童积极适应的过程,具有更强的专业性。科凯蒂(D.Cicchetti)和托特(S.L.Toth)指出,关系因子对于没有被虐待的弱势儿童有强烈的预测作用,但是对于被虐待的弱势儿童却没有,这说明被严重破坏的父母—子女关系对被虐待儿童的重要性更强。(25)三是抗逆力与积极调整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不能判定二者是一致的。卢塔尔认为,将一些发展结果简单地界定为积极调整或者抗逆力,都会太狭隘,会使一些关系简单化。如,青少年某些发展任务完成得很好——良好的学业成就和同辈关系——对于贫困的城市青少年而言,并不完全是相互促进,而往往是相互抑制的。(26)

(2)抗逆力理论拓展了发展理论。卢塔尔对此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抗逆力理论展示了其强大的潜力,(27)也就是说,理解在逆境中积极适应的过程,能够有效地拓展对发展过程的理解,因为这些研究发现是不同于在相对较好的环境中发展的情况的。与此类似的是,理解那些不会屈服于逆境的个案的情况,同样可以拓展我们对风险机制的作用的理解,同时也会拓展对发展理论的理解。

(3)抗逆力理论是有价值的,但是其作为科学所需的严密性方面仍需要加强。抗逆力定义和专业术语的不一致、抗逆力现象的复杂性,都影响了现今的抗逆力研究,造成学术界如今在抗逆力的定义上仍没有达成共识,在操作性和测量方面存在大量的差异;在将抗逆力视为个人特质还是动态的过程方面,也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抗逆力模型核心词汇的使用上也缺乏统一性,如保护或者易感性;各种各样适应的不连续性,描述抗逆力最佳指标的过程极大地复杂化。(28)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2.抗逆力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从对抗逆力理论40多年发展经验的回顾及其发展趋势来看,除了需要提升概念和专业术语的一致性、区分抗逆力现象的复杂性以外,抗逆力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必定是跨学科的、多元的、整合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1)抗逆力理论的清晰化方面。抗逆力理论中,抗逆力、保护因素、风险因素概念的多样性一方面造成概念操作化的不一致,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比较研究的困难,不利于推动抗逆力研究的发展。所以,抗逆力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在专业术语和定义的区分、统一和抗逆力多元属性的认知这两个方面的探索。

(2)跨学科的研究和干预方面。抗逆力研究需要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检验在不同生命周期中的抗逆力动力机制。随着测量和分析多元功能及其交互作用方法的提升,抗逆力研究者特别强调整合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于进一步拓展对保护和危险机制研究背景特殊性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与此相对应的是,如何实施抗逆力的多元干预策略?抗逆力的理论清楚地指明,保护性因素在不同的层面都存在。为了使干预效果更好,干预时需要考虑不同层面的动力的交互作用,如个体、家庭、外在的环境系统,而不是仅仅考虑发展个人的优势。现有的研究很少关注逆境、保护资源和干预工作的机制,这应该成为未来抗逆力发展的方向之一。

四、抗逆力理论的实践意义和启示

1.抗逆力理论的实践意义

随着各种社会问题逐步呈现,抗逆力研究者不满足于仅仅将问题呈现,而是积极地利用抗逆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推动弱势人群或者高危人群的福利政策的改革或者实践干预计划。如,关注抗逆力在干预项目和社会政策中的作用、(29)抗逆力在学校教育和精神健康服务传递中的影响等(30)。综合而言,抗逆力理论对于干预实践有以下4个方面的影响。

(1)抗逆力理论使实践理念由消极的问题取向转为积极的优势取向。作为优势视角的重要体现,抗逆力打破了逆境必定导致发展受阻的观点,强调个体及其环境系统的优势资源,以及其在逆境中展示的积极结果,这激发了预防和干预的全新理念。同时,从政策干预的角度来看,抗逆力也带来了明确的转向——对初级预防的强调,而不仅仅强调事后干预。(31)

(2)抗逆力框架为实践提供了识别问题的工具,有利于社会问题的概念化。抗逆力理论框架支持了“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并为实务干预和研究提供了通用的话语系统。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抗逆力框架能够清楚地界定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从而识别案例主体或者系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发展针对个人、家庭或者社区的行动计划;同时,建立评估模型来衡量服务成果。(32)抗逆力框架协助实践者认识个体的资源和不足,从而为实践干预确定了方向,即如何减少危险、采取何种增强保护性作用的策略。

(3)抗逆力为实践提供了合适的干预策略。抗逆力理论框架为抗逆力提升实践提供了两种干预策略:抗逆力为本的方法(resilience-based approach)和危险减少方法(risk-reduction approach)。前者强调增强个体成功适应高危环境的能力和技能,是预防取向的方法;后者关注驱除那些影响案例主体发展的因素或者过程,是事后干预取向的方法。这两种干预策略可以发展出完全不同的实务路径。比如,抗逆力为本的方法可以通过活动的设计,增强儿童或者青少年的情绪认知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目标设定能力、积极的自我认知能力等。当面对来自家庭、学校、社区或者社会的危险因素时,儿童能够藉由这些能力积极地面对。

(4)抗逆力为实践提供了行动准则。抗逆力理论要求实践者在服务中遵守以下准则:在服务对象方面,关注个体的优势和能力,视其为能动的个体,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内部或者外部资源的应用而影响自己的生活环境;在服务手段方面,强调系统的介入和整合性的服务机制;在服务过程方面,关注个体和系统的持续互动;(33)在服务基础方面,强调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合,一定要对服务群体有所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经验基础;将干预目标和服务群体的背景有效地整合。

2.对我国的启示

抗逆力理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将抗逆力引入我国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框架中,发展出适合我国不同人群的抗逆力指标和实践逻辑,对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强化理论与实践的整合。我国社会工作一直以来都重理论、轻实践,严重制约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西方抗逆力的研究和实践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和实践的整合框架。抗逆力分析框架引导实务干预者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中认识环境的劣势和保护性过程,并且寻找出各种高危的情景,作为干预的方向。这种将理论分析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模板。

(2)强调整合性、非单一的服务干预计划。在我国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框架中,社会服务往往根据政府部门的需要而展开,这势必造成服务的碎片化。抗逆力理论强调整合性的社会服务。比如,对困境儿童的抗逆力提升方案,需要与儿童的教育计划、社会文化背景和家庭服务等整合在一起,形成系统的儿童干预计划。这对于我国在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案例主体的优势和问题并重。抗逆力理论不仅关注适应的不良,更重要的是关注积极地适应的结果和案例主体及其环境系统的优势。我国现有的社会工作干预大都强调问题取向,如何在现有的制度、社会背景和案例主体所生活的环境系统下实现案例主体能力的提升?抗逆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注重探讨系统和个人的优势和资源的整合,在我国社会福利资源较缺乏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①S.J.Wolin & S.Wolin,The Resilient Self,New York:Villard Books,1993.

②E.J.Anthony & C.Koupernik(eds.),The Child in His Family:Children at Psychiatric Risk,New York:Wiley,1974.

③R.Linquanti,Using Community-Wide Collaboration to Foster Resiliency in Kids:A Conceptual Framework,San Francisco,Western Regional Center for Drug-Free Schools and Communities,Far West Laborator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992.

④A.S.Masten & D.Coastworth,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in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American Psychologist,Vol.53,No.2,1998,pp.205~220.

⑤N.F.Watt,J.P.David,K.L.Ladd & S.Shamos,The Life Cours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on Deflecting Life's Sling and Arrows,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Vol.15,No.3,1995,pp.209~246.

⑥S.S.Luthar,Annotation: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Issues in Research on Childhood Resilience,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Vol.34,No.4,1993,pp.441~453.

⑦Sue Howard,John Dryden,Bruce Johnson Source,Childhood Resilience:Review and Critique of Literature,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Vol.25,No.3,1999,pp.307~323.

⑧S.S.Luthar & Edward Zigler,Vulnerability and Competence:A Review of Research on Resilience in Childhood,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Vol.61,No.1,1991,pp.6~22.

⑨R.B.William,The Role of Self-understanding in Resilience Individuals:The Development of a Perspective,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Vol.59,No.2,1989,pp.266~278.

⑩N.Garmezy,Resilience in Children's Adaptation to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tressed Environments,Pediatric Annals,Vol.20,No.9,1989,pp.459~460,463~466.

(11)Kathleen Tusaie & Janyce Dyer,Resilience: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Construct,Holistic Nursing Practice,Vol.2,No.1,2004,pp.3~10.

(12)L.B.Murphy & A.Moriarty,Vulnerability,Coping,and Growth:From Infancy to Adolescenc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13)C.A.Nelson,Neural Plastic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8,No.2,1999,pp.42~45.

(14)Ann S.Masten,Resilience in Developing Systems:Progress and Promise as the Fourth Wave Rises,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Vol.19,No.8,2007,pp.921~930.

(15)M.Rutter,Geek Environment Interdependence,Develo-pmental Science,Vol.10,No.1,2007,pp.12~18.

(16)Anne E.Brodsky,"Making it":The Components and Process of Resilience among Urban,African-American,Single Mothers,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Vol.69,No.2,1999,pp.148~161.

(17)E.E.Werner,J.M.Bierman & F.E.French,The Children of Kauai Honolulu: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1.

(18)N.Garmezy,A.S.Masten,C.Tellegen,The Study of Stress and Competence in Children:A Building Block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Child Development,Vol.55,No.1,1984,pp.97~111.

(19)J.P.Connell,M.B.Specer & J.L.Aber,Educational Risk and Resilience in African-American Youth:Context,Self Action and Outcomes in School,Child Development,Vol.65,No.2,1994,pp.493~506.

(20)A.S.Masten,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Pathways to the Futu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Vol.30,No.1,2006,pp.47~54.

(21)H.B.Kaplan,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A Critical Review of Definitions and Models,In M.D.Glantz & J.R.Johnson(eds.),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Positive Life Adaptations,New York:Plenum Press,1999,pp.17~83.

(22)P.T.Tolan,How Resilient Is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The Community Psychologist,Vol.29,No.1,1996,pp.12~15.

(23)S.S.Luthar,D.Cicchetti & B.Becker,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Child Development,Vol.71,No.3,2000,pp.543~562.

(24)S.S.Luthar,Resilience:A Construct of Valu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4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Toronto,1996.

(25)D.Cicchetti & S.L.Toth,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and Disorders of Affect,In D.Cicchetti & D.J.Cohen(eds.),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Risk Disorder,and Adaptation,Vol.2,pp.369~420,New York:Wiley,1995.

(26)S.S.Luthar,D.Cicchetti & B.Becker,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Child Development,Vol.71,No.3,2000,pp.543~562.

(27)同上。

(28)A.S.Masten,Resilience in Children Threatened by Extreme Adversity:Frameworks for Research,Practice,and Translational Synergy,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Vol.23,No.8,2011,pp.493~506.

(29)S.S.Luthar & D.Cicchetti,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Child Development,Vol.71,No.3,2000,pp.543~562.

(30)Beth Doll & Mark A.Lyon,Risk and Resilience:Implications for the Delivery of Educational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Schools,School Psychology Review,Vol.27,No.3,1998,pp.348~363.

(31)S.S.Luthar,D.Cicchetti,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and Social Policies,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Vol.12,No.4,2000,pp.857~885.

(32)E.Gambrill,Evidence-Based Clinical Behavior Analysis,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Vol.30,No.1,1999,pp.1~14.

(33)R.C.Pianta & D.J.Walsh,High-risk Children in Schools:Constructing Sustaining Relationships,New York:Routledg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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