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与认识盲点——对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材料的话语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图书馆论文,盲点论文,话语论文,意义论文,材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CLASS NUMBER G250
1 引言
很少有人会否认，过去几年，随着科学发展观逐渐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图书馆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科学发展观的语境使几乎所有公共图书馆功能都显示出本土化的存在价值：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通过提供教育资源促进个人发展；它作为社会的信息中心，通过提供各类信息服务促进政治民主参与和社会参与；它作为社区的活动中心，通过开放的空间和平等的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它作为社区的信息技术中心，通过提供免费或低价的互联网服务及培训，培育公众参与数字化社会的能力；它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对十七大报告提到的各类文化建设使命(如建设和谐文明风尚、弘扬传统文化)都具有公认的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图书馆职业第一次看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图书馆功能的全面呼唤。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图书馆也正在出现较宽松的经费增长。需求与经费的同步增长为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由于创新意味着对现状的改变，因而任何创新都可能遭遇来自变革主体(这里指公共图书馆职业队伍)自身的阻力。内在阻力最经常地发生在两种情景下：一是当变革的需要即将打破业已确立的利益关系的时候；二是当变革的需要遭遇与现状相适应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时候。第二种阻力被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称为“话语成规”(discursive formation)，这种话语成规指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决定一个领域话语生产的所有规则——它决定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由于话语成规内在地具有约束和排他的功能，在它的阴影下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个领域的思维与认知边界；边界之外的部分往往成为这个领域的认识盲点。正因为如此，在很多时候，由当前历史条件决定的(即与现状相适应的)话语成规可能会成为创新的障碍。
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只要稍加观察就能感知到福柯所说的话语成规的存在。近年来，当有学者试图探讨职业理性如何对关乎职业问题的政治理性做出反应[1]，试图依据立场(而不是“真实”)来确立用户的绝对优先地位[2]，试图配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确认图书馆作为政府信息传递者的责任[3]，他们在选题和叙事方式上遇到的排斥，折射的正是这个领域话语成规的存在。
在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转折关头，我国图书馆职业所承袭的话语成规造就了怎样的图书馆服务话语？这些话语如何建构了我们的实践和认识？是否制造了我们尚未知觉的认识盲点？这些认识盲点是否会成为创新的障碍？如果说图书馆职业也像其他职业一样处于经常的变革之中，图书馆学也像其他学科一样需要阶段性的反思性研究(reflective study)来自省可能存在的认识盲点和思维禁锢，那么，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本文就是针对公共图书馆面临的服务创新需要而开展的一项反思性研究。它采用话语分析方法，以从CNKI检出的1994、1998、2003年评估总结材料为分析对象，对三个关键概念——公共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的社会效益、图书馆的经济效益——的建构性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话语对图书馆实践的建构作用。
之所以选择评估总结材料作为话语分析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评估总结是对图书馆条件及服务状况的评价，其依据就是图书馆职业对“什么是图书馆服务、什么是优良服务、什么是一般服务、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服务”的理解，在直接或隐含地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评估总结性材料自然而然成为建构“图书馆服务”的话语事件；其次，这些话语事件每四年重复一次，它们可能比其他材料具有更强的建构性。
2 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语言学领域。最早的话语分析就是以文本、对话等(确切地说是以其中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即语篇)为分析对象，考察语境对意义形成的影响(即语境如何赋予语言行为以特定意义)，但20世纪中期以后，话语分析逐渐被应用于传播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工智能、文学批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广阔领域，并在应用过程中衍生出不同的话语分析流派，除了自20世纪30年代延续下来的话语分析流派，还出现了以法国哲学家福柯理论为基础的话语分析流派和在吸收福柯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功能语言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批判话语分析流派[4]。非语言学领域的话语分析大都将其理论基础归溯至福柯的思想[5]，也有一些研究(如加拿大图书馆学者Stevenson[6])采用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尽管非语言学领域的话语分析学者(包括福柯在内)对于“话语”的概念并没有清晰一致的界定(福柯本人就在不同的场合赋予“话语”一词不同的含义)，但按照福柯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基本理论理解，话语应该是一个领域根据特定的历史性、文化性、制度性规则(区别于语法规则)，运用语言材料建构知识、表达意义的各种陈述的集合，即它是语言材料与规则的统一体。如此理解的话语首先是一个建构物，体现着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文化性、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倾向。话语生成过程的历史性和文化性是指：决定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的话语成规总是特定历史、制度或文化的产物并受其局限(例如，巫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认为是学问，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被认为是谬误)；话语生成过程的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倾向是指：建构话语的意志不可避免地携带权势、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烙印(例如在现代政治语境中，赋予自由、民主等词以积极意义的话语就带着鲜明的现代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学者相信，通过对话语进行分析，我们能揭示蕴涵其中的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
一个领域的话语一旦形成，它就同时获得权势与秩序的性能。其权势性表现为：这个领域的后继者们必须学习操练同样的话语，才能进入这个领域；其秩序性表现为：新的表达、新的真理声称(如学术论文)往往要按已经建立的话语体系接受评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出，一个领域或社区的话语在使得现象或话题的讨论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对人们的语言行为规定了界限：什么是可说的，谁可以说，如何说等。在这样的话语再生产中，往往会形成思维的禁锢和认识的盲点。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认识的盲点，突破思维的禁锢。
话语的上述特性决定，它是建构知识和意义的资源。在话语分析学者看来，语言并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忠实的和中立的工具，它被使用的过程就是人们根据语境和规则(即一个领域的话语成规)对语言材料赋予意义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个事物(如图书馆)、一个事件(如公共图书馆的评估)、一个过程(如图书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过程)的意义并不是先验地、客观地存在着，然后由语言忠实地、照镜般揭示出来；相反，它是由人们通过语言材料及其意义的选择呈现出来的。这一呈现过程的建构性表现在：当一种声音、意义或经验在语言材料的选择中被成就，另外的声音、意义和经验就被消弭了。通常情况下，听众很少注意到那些被消弭的东西，这样，话语就在听众不知情的状况下，制造了真实(Reality)。例如，同样表达对抗，“暴民”和“战士”可以在文本世界里制造两种不同的真实；同样表达杀戮，“恐怖”和“复仇”也可以制造两种真实。表达者的选择决定哪种真实被成就。所有的知识就是这样被建构起来，不存在客观中立的知识。话语分析的功能之一就是揭示究竟什么被话语成就了，什么被话语排除了，这种成就和排除的影响是什么，从而揭示知识和真理建构过程的历史局限。
话语分析学者还认为，话语在建构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能动地建构社会实践。当渗透了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话语把它制造的“真实”(Reality)呈现为真实，而人们又把这种“真实”接受为真实的时候，它就可能按其预期的效果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说话者事实上是在通过话语从事社会活动，建构社会现实。例如，用“暴民”或“战士”表达对抗，用“恐怖”或“复仇”表达杀戮，在听众中将产生完全不同的听觉效果，从而引发不同的社会实践。再以公共图书馆的意义为例，当我们把“街角大学”、“向所有人开放的学习场所”接受为公共图书馆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就会引导公共图书馆界设计相应的服务，并引导社会公众对图书馆服务形成期待，这就是话语的建构力量。话语分析可以揭示这种力量的存在和实践效果。
因此，非语言学领域的话语分析思路虽然也以文本或对话中的语言为分析对象，但它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使用行为对社会实践、社会秩序、制度、文化等的折射、建构和维护。
3 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的语境
公共图书馆评估是文化部于1994年启动的对全国县级及以上图书馆进行评估定级的活动。每四年评估一次，每次都产生四类图书馆：一、二、三级和未上等级图书馆。评估指标涵盖办馆条件、基础业务建设、读者服务工作、业务研究、辅导、协作协调、管理、表彰奖励等领域。
公共图书馆评估是在经济改革已显著影响公共文化领域的背景下出台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重新界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在由此形成的新政治经济格局中，发展和管理公共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公共图书馆经费不再来自统收统支的中央财政，而是来自地方财政。在缺乏图书馆法和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公共图书馆作为”由此失去了约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地区性差距开始拉大。199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省份在公共图书馆投入上的差距已达几倍之多，例如，1995年广东省对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拨款是山西省的5.6倍，陕西省的7倍，四川省的2.7倍[7]。1994年，为了加强对地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引导和促进，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公共图书馆作为”的干预，文化部启动了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活动。在这项四年一度的评估中，地方政府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投入力度成为主要的评估内容之一：不仅指标体系中的办馆条件类指标是直接针对地方政府的，其他大类的很多指标，如馆藏情况指标、自动化程度指标等，也都是针对地方政府的。因此，公共图书馆评估既是对公共图书馆业务水平的评估，也是对地方政府“公共图书馆作为”的评估。自1994年至今，文化部已先后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开展了三次评估。
每次评估之后，各地图书馆界都会对评估结果进行总结反思，在CNKI中查询的结果显示，其中相当一部分总结反思是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的。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这些总结性文献构成了公共图书馆评估语境下的话语事件(discursive events)。评估语境——对地方政府的“图书馆作为”和公共图书馆的“专业作为”进行双重评估——决定了评估话语至少要完成三个不同的任务：建构(“汇报”)当地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证明公共图书馆是值得政府投入的，即确立公共图书馆投入的合理性(legitimacy)；实现对公共图书馆发展问题的责任拷问，即确立评估过程中“失分”事项的责任主体。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评估话语不可避免地要对一系列“事物”进行意义建构，例如“健康的”(或相反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服务、图书馆效益、图书馆经费等。1994年以来，在反复的评估—总结、总结—评估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人已经把上述事物的建构意义接受为其内在意义(即把建构结果接受为“真”)，并加以实践。因此，借助业界对评估事件的关注，评估总结话语在意义建构的同时也参与了对职业意识和职业实践的建构。剖析评估话语的意义建构，可以揭示我国公共图书馆职业意识和职业实践的建构特征，避免我们陷入自己制造的认识囹圄。
4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
对于“究竟什么是公共图书馆服务”或“公共图书馆服务究竟是什么样的”的问题，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答案(即意义建构)或许是“借还服务”，或曰“公共图书馆服务就是借借还还”。另外一个较流行的意义建构是“为书找人，为人找书”，或曰“具有一定主动性的借借还还”。
我们或许可以将“公共图书馆服务=借借还还”斥为非专业化的意义建构，但是当我们乜斜这种非专业化的意义建构时，我们会立刻意识到我国图书馆职业恰恰是专业化程度很低的职业——缺乏资格认证和“是人就能当馆长”的戏言就是我们职业专业化程度低的有力证明。这意味着，非专业化意义建构不可避免地要随着非专业化的从业人员和非专业化的管理人员而进入职业话语。这是我们分析图书馆职业话语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历史条件。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环境无疑也是其意义建构的重要历史条件。直到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开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无论在政策领域还是学术领域抑或是大众传媒领域)长期致力于建构经济发展的优先性；那些构建公共图书馆功能与价值的陈述，例如图书馆通过提供各类教育资源帮助人们实现个人发展、通过提供政府信息保障民主参与、通过提供社区信息帮助人民共享社会福利等，不仅言说者寡，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话语的排挤。正如Volosinov所指出的，说话者的视角或准线决定了哪些“事实”能够进入他(她)的视野[8]。
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材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试图证明图书馆服务物有所值的评估语境中开始了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如下例所示，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构建，评估总结材料主要是通过服务描述、服务分类和服务命名等言语实践来实现的。在第一段陈述中，图书馆服务被隐含地划分为基础服务、深化服务和读者活动三大类；不仅如此，基础服务被建构成了一般读者享有的服务；深化服务被建构成了党政机关、企业、专业用户享用的服务。在第二段陈述中，图书馆服务被显性地划分为读者服务和经济建设服务，其中读者服务又通过列举法被建构为以下图书馆活动：发放借书证、接待读者、标准化乡镇图书馆(室)的建设、在馆外设读者服务点、送书；为经济建设服务被建构成信息产品的编辑，其服务对象则被建构为党政机关及企业。
“目前，全省各级图书馆在服务方式上，普遍实行了开架借阅、延长开馆时间、全天候开馆、敞开办证、发展流通点与分馆、送书上门等服务；在深化服务上，各级图书馆以文献开发、信息传递为主要内容，开展了为党政机关决策提供参考资料，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及个体户、专业户提供科技信息咨询；各级图书馆稳步实施‘知识工程’……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性多读书读好书活动……”
读者服务工作丰富多彩，为经济建设服务成果突出。全省公共图书馆共发放借书证267718个，1997年共接待读者594.9万人次，图书馆利用率达52.8％，其中市级馆为238.1万人次，县级馆为309.4万人次。同时我们还抓了标准化乡镇图书馆(室)的建设……现已有30余个乡镇图书馆(室)申报达标晋级。各图书馆都达到了规定的开馆时间，很多馆节假日不闭馆。各馆均制定了“文明服务公约”，加强馆内窗口服务。全省在馆外设读者服务点165个，送书48.3万册，定期轮换书刊，增强了图书馆的辐射能力，扩大了图书馆服务工作的覆盖面。
这样一来，关于“公共图书馆服务”，现有评估总结材料成就了以下意义：公共图书馆服务=面向普通读者的基础服务+面向党政机关及企业的深化服务。其中，基础服务=外借+阅览+建设馆外服务点+送书上门+读者活动；深化服务=编印信息产品+信息传递+信息咨询。它同时排除了以下意义：图书馆服务包括面向普通读者的深化服务；图书馆的基础服务包括信息处理、传递、咨询。通过这样的意义赋予与排除，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话语就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建构了如图1所示的意义。图中的实线表示被建构的意义，虚线表示被排除的意义。
图1 评估总结话语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
一旦被排除的意义经话语分析而显现出来，上述建构意义的真理性也就充满了疑点：公共图书馆服务活动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基础与深化之别？我们依据什么来裁决一项服务属于基础服务还是深化服务？那些解决一般读者日常需求的信息服务(如政府信息服务、生活问题信息服务、介绍和引介当地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的信息服务)属于基础服务还是深化服务？如果所有“信息服务”都属于深化服务，那么一般读者是否有权享用深化服务？
5 “图书馆服务效益”的意义建构：社会效益
如前所述，在总结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结果的过程中，总结性话语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构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合理性，即表明公共图书馆已经获得的资助是值得的，将来增加经费也是应该的。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决定“社会效益”是建构公共图书馆存在合理性的最有力的话语资源，因而，对“公共图书馆社会效益”的意义建构也就成为几乎所有评估总结材料的内容。以下两条陈述代表着评估总结性话语对社会效益的两种典型建构方式。在第一条陈述中，“社会效益”是通过“评语式标题句+服务种类或特征”而加以建构的，其中大部分服务种类或特征都是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中被赋予分值的方面；在第二条陈述中，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效益是通过“评语式标题句+服务数量”加以建构的。
“各馆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各种职能作用，积极适应社会需求，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服务职能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读者活动内容更丰富，形式也更多样，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益。(1)积极开展阵地服务，扩大开架量……(2)延长开馆时间……(3)积极开展馆外服务，[建设服务点]……(4)重视和坚持每年开展‘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
“积极开展阵地服务，扩大开架量……23所图书馆藏书量总计438.9万册，其中开架量为297.65万册，达67％以上……22所图书馆通过办报、专栏、通报等方式，年书刊宣传达16220种……延长开馆时间，全年开馆。所有图书馆都能达到全年天天开馆，县级馆中有2/3图书馆开馆时间能达到评估最高要求每周60小时以上。”
在这样的意义建构中，评语式的标题句首先确定图书馆服务已经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然后列举产生社会效益的服务种类或服务特征及数量，从而赋予“社会效益”以下意义：社会效益就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一定数量的服务输出；图书馆的社会效益=面向普通读者的“服务A*数量+服务B*数量+服务C*数量”；图书馆服务效益测度的是图书馆服务过程(办证、开馆、送书等)的状态(如开馆时间很长)。
在赋予“社会效益”以上意义的同时，评估总结话语也将若干意义排除在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意义的反面：图书馆的服务输出不等于社会效益；图书馆社会效益测度的不是服务过程的状态而是其结果。随着这些意义被排除，一系列相关的陈述也被排除在有关“社会效益”的话语之外，例如，“社会效益产生于对图书馆服务的有效利用”、“社会效益是图书馆服务对读者产生的实际益处”、“关注社会效益就要关注图书馆对读者生活的影响”、“一个拥有十几个员工，每周开放60小时，却只有数百个持证读者的图书馆，不仅不产生社会效益，反而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这些被排除了的意义和相关陈述一旦经话语分析显示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在接受“图书馆社会效益”建构意义的同时，我们正在放弃对效益问题的其他追问：那些由“服务A*数量+服务B*数量+服务C*数量”表达的服务输出(如60个小时的开放时间、上万种的书刊宣传)是否真的被利用了？是否对读者产生了实际益处？是否因缺乏利用者反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是否物当其值？事实上，正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弥补输出指标在这些追问面前的苍白无力，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图书馆界开始刻意区分“图书馆输出”和“社会效益”的意义建构[9]；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图书馆将反映图书馆社会效益的评估指标——社会影响力(social impact)指标，纳入了公共图书馆的评估体系。
6 “图书馆服务效益”的意义建构：经济效益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经济改革和市场观念的影响下，经济效益也成为我国公共图书馆证明自身价值和存在合理性的重要话语。图书馆职业话语曾经试图从两个方面建构“经济效益”的意义。一是试图把公共图书馆建构为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证明图书馆可以利用其掌握的文献资源回收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是试图把公共图书馆建构为其他市场主体(如企业)的信息提供者，证明图书馆可以利用其掌握的信息帮助企业创造经济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第一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价值，但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减少对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拨款提供了话语资源，例如“公共图书馆要两条腿走路，财政挤一点，自己也想些办法……积极拓宽经济来源，在积极发挥图书馆的优势，履行图书馆职能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以文献信息开发为主要内容的‘以文补文’活动和其他一些带有第三产业性质的经营活动，增强自身发展的活力。”[10]很多地方政府就是通过这样的话语资源，建构了图书馆在公共财政分配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共图书馆界在建构自身的经济效益时，似乎更经常地采用第二种角度，即把公共图书馆建构为其他市场主体的信息使者。
以下评估总结材料正是通过讨论图书馆信息服务对企业的贡献建构了其经济效益。第一条陈述通过主语连用和关联暗示等方法，在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和服务对象的财富创造之间建立了关联，从而建构了“图书馆的经济效益=图书馆对财富创造的贡献”的意义。第二条陈述则通过一个总结性句子将图书馆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的信息服务等同为经济效益，从而建构了“经济效益=面向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服务输出”的意义。
“×××[图书馆]为企业生产提供技术服务，使xx公司免受直接经济损失40万元；图书馆为市农协、市供销合作社等单位及时提供文献检索、咨询服务，使他们指导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馆多年来坚持为××公司工程师提供图书资料，专门为他订购6种科研期刊，他研究的‘HSX高效油水分类器’每年创效益128万元。”
“充分开发信息资源，为科研生产服务。各馆基本上建立了重点读者档案，实行了定题跟踪服务。特别是××县图书馆主动跟科技局、科协、滩涂办、水科所等科技部门建立了科技协作关系，先后进行了高效养猪技术、网箱养鱼技术、生物蛋白添加剂饲料加工的研究与推广等课题的研究。2002年10项课题研究中共有6项获奖，既满足了科技户的特殊信息需求，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世界图书馆学文献中有关图书馆经济效益的若干意义在上述建构中被排除了。首先被排除的是“一般读者服务也产生经济效益”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一系列“公共图书馆经济影响力”研究课题都显示，图书馆的各种服务都可能产生经济效益。例如图书馆通过帮助用户参加终身教育、改善就业能力而产生经济效益；图书馆通过凝聚社区力量、提高社区品味、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而产生经济效益；图书馆通过吸引读者、促进周边商业的繁荣而产生经济效益。我国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材料对“经济效益”的建构显然无法容纳这些含义。被评估材料的意义建构排除的另外一层含义是：面向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服务输出未必产生经济效益；图书馆服务只有在它被有效利用后才可能产生经济效益。当“为企业或协会提供文献检索”、“为科研人员订购期刊”、“为重点服务对象提供跟踪服务”被建构为图书馆的经济效益时，对“利用效果”的关注也就悄然消失了。
7 职业话语里的“图书馆真实”及其影响
阿根廷文学家、国家图书馆前馆长博尔赫斯曾经说过，“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近年来这句话被我国图书馆界广泛引用，引用者中或许不乏通过“图书馆”来设想天堂模样的人，但更多的人是希望通过“天堂”来建构图书馆的模样。问题是，天堂和图书馆，它们究竟是什么模样？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图书馆本应该是什么模样，或者说我们对“图书馆真实”其实并不肯定，这就为我们通过话语建构真实留下了很大空间。正如Talja在考察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时所说的：“话语并不仅仅是表达图书馆机构的意义，事实上，它们使我们能够制造图书馆的意义(Discourses do not only express,for instance,the library institution's meanings,they in fact make it possible to produce meanings about the library)[11]。”
评估总结材料通过各种意义的建构制造了以下真实：图书馆服务就是图书馆面向个人或机构读者所开展的活动，其中面向个人读者的活动构成图书馆的基础服务，面向党政机关、企业、科研机构的活动构成图书馆的深化服务或信息服务；前者的叠加就构成了图书馆服务的社会效益；后者的叠加构成了图书馆服务的经济效益。
这一建构究竟离“图书馆真实”有多远？一个彻底的话语分析学者(如福柯)可能会忽略这样的提问，因为从根本上(即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而言，话语分析方法不承认或至少不关注“真实”的存在；话语分析方法的预设前提是，只有建构的“真实”，没有绝对的“真实”。这篇短文显然无法解决“真实”是否存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但假如我们暂且抛开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争议，暂时放弃对绝对真实的追问，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比较被话语成就的意义和被它消弭的意义来考察建构意义的“真实性”。我们可以追问的是：那些被评估话语成就的意义是否比被排除的意义更有理由成为“图书馆真实”？
本文的粗略分析已经显示，在“图书馆服务”、“图书馆服务的社会效益”、“图书馆服务的经济效益”的建构中，的确有很多意义失去了立足之地。而在被排除的意义中，最明显的就是建构意义的对立面和已被世界图书馆界所接受的意义。一旦将这些意义并置(见表1)，我们将会发现，建构的意义很难面对被排除意义的合理性诘问。例如，为什么面向大众的服务(如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与“深化”无缘？为什么我们可以脱离利用效果来理解图书馆服务的“效益”？为什么我们不能从面向大众的服务中挖掘“经济效益”？
随之而来的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经不起诘问的意义建构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式？而这种思维定式正在多大程度上建构我们的实践？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在建构意义的同时具有能动地建构意识(思维)和社会实践的功能。由于话语对意义的建构(特别是对其他意义的排除)具有隐蔽性，所以，人们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话语建构的“真实”作为客观“真实”而接受，把话语建构的“真实”边界作为理所当然的边界而接受。话语建构的“真实”一旦获得了这样的地位，它就成为判断其他意义合法性的标准。在有关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中，包括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材料在内的话语事件也为图书馆职业提供了关于什么是图书馆服务、什么是图书馆服务的效益、如何提高图书馆服务效益等的真实边界。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界的动态稍加留意，就能看到这种思维定式的身影。2008年初，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政府信息服务提到公共图书馆议事日程时，尽管这项服务既符合公共图书馆的信息保障使命，也符合公共图书馆对民主支撑作用的长期追求，但依然有不少专业人员对它的合理性表示了质疑。尽管目前尚无人对质疑的声音进行梳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质疑不是来自专业人员的个人好恶，而是来自一个职业的选择倾向，而这一选择倾向正是图书馆职业话语成规(discursive formation)的一次彰显。
8 结语
围绕三次公共图书馆评估，产生了一大批与评估相关的话语事件：评估动员会、评估交流会、评估总结会，以及公开发表的评估总结材料。由于评估活动所受到的广泛关注，而且由于这样的事件每四年重复一次，它们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具有不可忽视的建构作用。
与任何话语一样，评估总结性话语也是通过凸显一部分意义和排除另外一部分意义来完成意义建构。对于公共图书馆服务，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话语所凸显的，首先是“面向普通公众的借还服务”的意义，其次是“面向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开发、编辑、传递”的意义。对于图书馆服务的效益，评估总结话语所凸显的，首先是图书馆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其次是图书馆对财富创造的贡献。被上述意义建构消弭的，首先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信息服务，其次是对图书馆服务利用情况的关注。前者事实上从公共图书馆职业的视野中排除了公众在参与民主进程、享受社会福利、提高生活质量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需求，如对政府信息、公共服务及福利权益信息、社区设施及事件信息、日常生活信息的需求；后者则排除了人们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实际利用情况的追问。
遗憾的是，像所有话语一样，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话语并不显现被自身排除了的意义，因此，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评估总结材料一边赋予意义，一边排除意义的作为并不是透明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话语，若不加剖析，就可能制约职业思维，在我们的职业实践中留下维根德所说的管状视野和盲点(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12]。透视这些盲点并不是要否定评估定级活动的价值，也不是否定评估总结材料的写作水平。事实上，在话语分析看来，话语并不是作者写作的产物，而是一个领域话语成规的产物。因此，如果说批评和反思，那么本文反思的是这个领域的话语成规以及它所反映的职业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存在极有可能成为公共图书馆功能创新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