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思想照亮人性--论周树山几部剧作的创作思想与艺术特色_人性论文

用思想照亮人性--论周树山几部剧作的创作思想与艺术特色_人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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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得法国现代文艺批评家安德列·莫洛亚,在论述屠格涅夫的艺术文章中说,人类对一门艺术的需要,恰恰就在于要给纷杂的自然加上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他又指出屠格涅夫很喜欢歌德的名言:“应该把现实拔高到诗的高度。”

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应是理性的内韵,而诗的高度我想该属色彩的风姿。

周树山的剧作是怎样把这二者有机融合的呢?我们从他所构建的人性王国中去探寻,看他在纵横的脉络中,是如何透视形形色色的生灵,选择他游刃有余的把握对象,进而演绎出合情合理的举动,触动不同审美层次的需求心机。通过剧本让美与美感的通渠交汇于舞台的纹理之中。

人物带着思想的眼睛去审视自然和社会,这是周树山剧作艺术特色的一个突出标志。也是他赋予情理美韵,把普通生活升华到诗意,释放私欲火焰的主要手段。

简单的情节和一般的表象特征,在他都市风情剧《午夜的探戈》中,被诗意地凝聚起来,沿着现代人的心理走向,模糊了传统道德所规范的界线,私欲的火焰带着美在尽情地照亮人性的沟沟坎坎,使你的情绪也被这火焰所点旺,同情与厌恶,怜悯与妒嫉,怀疑与欣赏以及理智过后的种种评判,全都绞在一起,很难用单一的观念去统括。

剧中小女孩儿维春——是在维系道德的春天吧?她的眼睛里充满道德问号,用自己的体验和本能的良知去评判。她看出了这个普通家庭隔膜在悄悄地生长,彼此都有什么要瞒着对方,就是笑声里也含着虚假。他抱怨妈妈很少有机会与她谈心,心灵之门已经关上,独自在那里咀嚼不幸的痛苦。她用心灵在长呼妈妈:冥冥之中注视您的不是上帝,而是女儿的一双眼睛……

维春的母亲徐静怡与宗祺偷情是全剧情节的焦点,是维春眼里问号的起因。这涉及列人性背后的社会必然性,也就是说现代家庭的分化与组合及成员的心理走向与整体社会背景的关系。被潮流似的人欲所裹挟,或依附于金钱本质的明争暗斗,渐渐逼迫传统伦理的阵营里,不少人冒险或心安理得冲出了“围城”,开始玩起了心跳。《午夜的探戈》中四个人物的心灵撞击,除了维春之外,都是释放人欲之后寻求不同程度的平衡。宗祺勾引徐静怡,是对她丈夫程凤舟的报复,因为程凤舟虽然也没摆脱现代都市陌生人海中的一条小船的颠簸位置,但他同样不给别人的生活和情感以正常的空间。宗祺所施用的手段,本来是程凤舟心跳过后的复制版,互相所获得的都是人欲的平等。用宗祺的话说:“其实你我都是一路货色。”这虽说是用来刺激程的语言,却也道出了现代都市人的普遍无奈情绪。

与《午夜的探戈》相比,大型话剧《曹植》中的人物所观照的思想似乎传统了一点,骨肉至亲间的明争暗斗,是沿袭数千年的宫庭色彩。然而做为历史人物,曹丕的视线所注视的不可能不是由太子升为帝王位置的辉煌,因“煮豆燃箕”早被别种文学形式,在读者及观众中形成典故式的心理定势,所以曹丕的思想,也只能在舞台的视角上,重新安排一点理性渲泄的新奇。他从那缕微光中,看出是一只眼睛,对这眼睛倾诉所作所为的根据,为了政治的平稳而倾斜亲情的砝码,从历史的思想中,捞一根稻草,来安慰自己的心。这是理性的主观渗透。

那么五幕话剧《村子》中人物的眼睛注视的是什么呢?是发现,美的发现。是对沉淀下来的美经过一番失落之后的重新撷取。在文化荒芜的年代,村子里除了破蔽的自然和甚嚣尘上的无聊,真正的文化精髓是沙里的金子,只是沉淀起来而已。剧中的其他人物一般是想不到屠格涅夫的,只有主人公积累起来的思想豁亮超常的视力,除了屠格涅夫,他还看见了罗丹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乡村教师的小小书箱不也是一只眼睛吗,它看到主客观统一的美,并非是政治强权的威迫,恰恰是惟有充满智慧的心灵和对真善的热诚向往,才会水乳交融地有机溶合。

如果说周树山把剧作中人物的眼睛注入理性的诗意,那么本体象征的内涵,便是他对戏剧结构综合布局的深沉处理。

一般的剧作中,寓言象征几乎比比皆是,观众也易于理解,但它涵盖的容量,往往是揭示戏剧美中某一方面的本质。周树山的《曹植》也有寓言象征的成分,“煮豆燃箕”是情节发展的使然,同时也是以寓言形式做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因为是曹植被兄长曹丕逼迫到极至时,即兴吟诗做为表达,没有以箕燃豆的间接物象,所以没有人物自身的本体象征具备深沉和广远的意义。

周树山用戏剧的旁白和舞台定格,把曹植凝固成一个雕塑,让他静静地矗立在全剧的结尾,并做为独立的单元处理,实际上这种身影在中国封建时代一直拖了数千年。“达则兼济”与“穷则独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两大主题,曹植应该说想兼济天下的,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他的抱负最终成为泡影,与自身性格的弱点也是不可分开。“情兼雅悲,体被文质”养成的孤傲,嗜酒如命积累的人生惰性,注定他只能在文人的圈子里潇洒,乘长风破万里浪大概真的逊于父兄呢。

曹植的雕塑,在舞台平面上是一个静止,反映在周树山的意识里则是一种流动,对历史的穿透力,从情节表层上安排的是断代的布局,但这样布局中矛盾冲突的人物,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或浸泡寻常美韵的汁液里,则显得匠心无存了。所以历史的延续性和美的社会性,必须通过剧作的客观性展现出来,那么作家的本体观念即主观性必须大于所塑造人物的本体,也就是说曹植看到的是魏晋之际的建安时代,周树山则纵观整个封建历史,这样,舞台尾声中的曹植才具备本体象征的意义。

《曹植》是以人物个体表现本体象征的,着重是历史的纵向,那么《村子》则是以群体形式达到本体象征的目的。它的着眼点却是历史的横向。

文人系列的绵长吟弄总不及政治风暴的急促冲击所形成的震撼力度。《村子》中的人物脸上都蒙着灰尘,他们都仿佛系在马桩上拼命地挣扎,却谁也挣脱不开。用那个老魔掌反反复复重复的半疯半癫的话:“都他妈套住了”。你套着我,我套着你,扯不开撕不断地窝里斗。整个时代这时在舞台上缩小了面积,凝成了一个村子,芸芸众生的惰性,仿佛都集中在小村人瘦得可怜的脊梁骨上,并凸出得那么鲜明。而村子的自然外壳,却变成一种寓言了,它象笼子罩住许多困兽,又象一张大网在无边无际地张开,每个网眼都透出为生存而无奈的呐喊。

群体的本体象征,不是仅仅负载理性,没有性格区分。《村子》中的窦国虎、姬婴燕、于彩屏等人物,仍以乱世犹有真善美,做为灵魂的明灭标志。同时由于地域自身的封闭和由几千年历史遗传下的小农意识,形成愚昧与文明的冲突,也是性格烙印的有力依据。

《午夜探戈》中的维春,象征的是现代都市青少年外化的心理。从表现形式看,笔者认为是具有间离效果的,作者有意让人物思索离开一点直观情节的范围,用理性的激情去煽动观众的普遍能意识到的情绪,在更广远的范围产生共鸣。

维春用大段的内心独白在呼唤父母的良知,其实她本身就是这良知的结晶。除了剧中她做为女儿的身份外,占更大比重的是现代人某类良知的共同象征物。在她的独白中,有忧伤的小提琴在响,并贯穿少女隐约的啜泣,她独立于舞台,只有一束光跟随她,好象她什么都没看见,实质上什么都看见了,她为道德报幕,为良知开场,在无奈的声声呼唤中,观众感到她似乎超脱了舞台,离开了剧情,走入了你心、我心,一起思索、呐喊……然而什么样的道德又是标准呢?良知也只知道呐喊,又不愿接受眼前的现实,无奈的人群中又那么多向往或履行私欲膨胀的实践,天理和人欲在这良知的呼唤下,如何才能达到合理的平衡?实际上这也是社会的无奈和无序的必然在袒露。

寓言象征是物以人化,不过本体象征绝不是以人喻物。作家往往运用寓言象征是自觉的,而本体象征有时却是自发的。达到自觉,必须掌握人物具体性格所负载思想之外的渗透力度。这一点,周树山做到了,他用哲学思考,把舞台置于社会之中,舞台上肉眼见不到的东西,或许社会上正在强烈地躁动,典型的“这一个”,在有限的时空内,他挖出了为什么,仍觉不够,还去编织所幅射的宏观经纬。

用人性统摄风情的世界,是周树山剧作的着力所在。

上述提及的三部话剧,有都市风情、历史风情和农村风情。对于周树山的创作历程来说有直接体验也有间接体验。戏剧是艺术美,是人为的观念形态的产物,但它毕竟是从现实美(自然和社会)提炼出来的,因而必然涉及作家创作的主观性。

历史风情的把握靠推理,而现实的地域风情主要靠亲自体验。周树山就是从农村走到了城市,由荒凉的小村的田垅感受足了黑土地气,又迈入都市的深处,捕捉现代人物质逐渐满足下的心理脉息,也书斋独卧,舒卷历史风云,理一理中华数千年的文人脚迹,然后统统纳入他的人性王国。

作家都有自己的世界。但色彩的斑斓程度是大相径庭的。筑小巢不属大器,描小幅难成画廓。揽大千万端,方可笔底秀色。

周树山寻找原始人性,在《村子》里布置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一个个庄稼人的生命,竖起的破马架子和象炮筒子支在山墙的破车辕,都标志远离文明的落后及等待着复苏。但他又不单为这些做客观的临摹,而是注入诗意的放肆,就象剧中拉磙子一样,孕妇在野蛮的颠簸中凄厉地哀叫,伴随的除了时代无形的阴云四合,更多的则是原始未曾开化的多少的笑声……

《午夜的探戈》在都市风情中透视现代人性。《村子》的笑是野蛮的,“探戈”跳荡的笑则是讽刺的开怀。剧中的褒贬意向不是十分鲜明,人物笑容的讽刺所指也具有双向的功能,可以说他们公然地嘲笑传统道德,那么以牙还牙的合理性及天伦所需要的稳固,传统道德又能找到自慰的微笑,尽管剧中是那么勉强。灯红酒绿中,笙管齐鸣,现代音乐设备的浮嚣淹没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古朴,主人公徐静怡的逶迤长裙,在音乐中起舞了,旋起了都市彩色的漩涡,同时也有意帮助作家模糊了笔下美丑两极的界线……

综合文化人性,演绎历史风情。《曹植》剧中所反映的时代客观性,周树山在创作之初是体验不到的。美,特别是人性表现的美,最具有时空变换的相对性。然而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文人们的沿袭习惯,如饮酒赋诗,曲水流觞、登高怀古或举剑笑傲,都是他掌握的人性依据,再根据风情史料的综合,整体的脉络也就贯通了。这里主要靠理性的知觉,去剪裁历史的影象,不是靠对现实的实践感觉,去组合可触的表象。但站在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必须是活生生的,周树山的《曹植》达到了这一目的。魏晋时代的文人玄虚清谈,以及文风的疏朗通脱、华丽壮大,在他顿挫有致的戏剧语言中,都是一种承袭。浓郁的诗意,使我们读之感到与那个时代的文学走向自觉,是吻合的。文人之间在金戈铁马的夹缝里沉浮命运,积淀下的人性厚土,虽以牺牲许多生命本体为代价,但总还是维护了使命的繁荣。尽管剧作主要体现骨肉相残的人性搏战。

前些年我国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思想照亮生活。从周树山的剧作中我们感到,应该让思想照亮人性。他前不久在《剧作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阿瑟·米勒对一些青年作家缺乏幻想讲究实用,回避谈论作家的伦理、道德和哲学意图,只满足于研究成功作品的艺术模式感到困惑不解,他说:‘多年来我仿佛听到的不是人对思想的表达,而是拉长了模模糊糊的一片,即对报纸上的观点远距离的反映而已’。”

周树山的剧作,是用理性的诗意把现实主义创作来一番重新的镀亮,他驰聘人性王国的马匹,便是伦理道德和哲学意图的综合把握。舍此,他剧作中的“人和自然”是燃不起私欲火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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