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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1)03-0022-06
在吴越国的建立过程中，钱镠逐渐确立了尊崇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为以后历任吴越国君主所遵循。为了对抗来自吴、南唐的军事压力，吴越国秉承唐、五代、宋中原诸朝的正朔，并团结吴、南唐周围的闽、楚等等小国。其中，尊崇中原是这一基本国策的基本内容。除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外，吴越国依靠其发达的海上交通，又与契丹、日本及朝鲜半岛诸国建立起政治关系；而且，自从吴国占有江西以后，吴越国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也被迫通过海上进行。吴越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这里不作详细论述，本文仅对吴越国与海外诸国的交往略作叙述，姑且称之为“海上外交”。
一 吴越国与契丹的政治关系
吴越国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朝廷接触的国家。双方的官方往来，据《辽史·本纪》与《册府元龟》的记载，共有10条：
(1)915年——[辽太祖九年]冬十月戊申……吴越王钱镠遣滕彦休来贡。[1]（卷一《太祖本纪》）
(2)916年——[神册元年]六月庚寅，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时梁及吴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环城观之，因赐滕彦休名曰述吕。[1]（卷一《太祖本纪》）
(3)918年——[神册三年]二月……梁遣使来聘，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1]（卷一《太祖本纪》）
(4)920年——[神册五年]夏五月丙寅，吴越王复遣滕彦休贡犀角、珊瑚，授官以遣。[1]（卷二《太祖本纪》）
(5)923年——[天赞二年]夏四月己酉，梁遣使来聘，吴越王遣使来贡。[1]（卷二《太祖本纪》）
(6)932年——[天显七年]二月壬申，曳剌迪德使吴越还，吴越王遣使从，献宝器。复遣使持币往报之。[1]（卷三《太宗本纪》）
(7)939年——[后晋天福四年]十一月戊子，契丹遣遥折来使[后晋]，因聘吴越。[2]（卷九八○《外臣部·通好》）
(8)940年——会同三年春正月戊子，吴越王遣使来贡。……冬十月辛丑，遣剋郎使吴越，略姑使南唐。[1]（卷四《太宗本纪》）
(9)941年——[会同四年冬十月]癸卯，吴越王遣使来贡。[1]（卷四《太宗本纪》）
(10)943年——[会同六年]三月己卯朔，吴越王遣使来贡。[1]（卷四《太宗本纪》）
仅就记载而言，吴越国向契丹遣使九次，契丹向吴越国遣使两次。吴越国向契丹遣使九次中，辽太祖九年(915)到天赞元年(923)约八年间遣使五次，从会同三年(940)到会同六年(943)约三年间遣使三次，而从天赞元年(923)到会同二年(939)近20年间，吴越国只向契丹派遣过一次使者，而且是在契丹首先派遣使者之后，吴越国才遣使跟着去了契丹。而在会同六年(943)之后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灭亡的35年里，吴越国再也没有向契丹派遣过一次使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细加分析，我们会发现，吴越国与契丹的交往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受着中原五代王朝与契丹之间政治关系的制约。
整个五代，中原王朝与契丹之间一直和战不停，而以朱梁及石敬瑭统治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在五代初期，契丹与朱梁并不接壤，在他们之间，西有李克用，东有刘守光，构成一道缓冲的屏障，避免双方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在汴晋争霸中，耶律阿保机便站在朱梁政权一边，双方约定“共灭沙陀”，[3]（第18册，P8700）彼此使节往来不断。而朱梁之世正是吴越国与契丹往来最密切的时期，上列九次遣使，有五次是在这一时期。
924年4月，李存勖称帝，10月灭梁。而在这年4月，吴越作为后梁的追随国，最后一次向契丹派遣使者；10月，钱镠“复修本朝职贡”，[3]（第19册，P8926）建立了对后唐的臣属关系。而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与契丹一直关系紧张，李存勖平定幽州之后，双方发生了直接的武装冲突，在朱、李争战河上之际，契丹曾派兵介入；李存勖称帝后，后唐内部爆发王都之乱，叛乱得到了契丹势力的支持。同时，后唐成为契丹内部政治斗争中失败者的避难场所，张希崇、东丹王先后逃奔洛阳。当然，契丹与后唐之间也曾互遣使节，又在边境地区设置互市，但总的来说，双方互相对峙，关系紧张。由于吴越国以尊奉中原王朝作为它的国策，在与契丹的关系上也惟中原王朝马首是瞻，一看后唐与契丹互相敌对，与契丹的关系便跟着疏远了。
契丹与中原五代王朝的紧张关系到石敬瑭时才得以改变。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唐，建立后晋王朝，完全仰仗契丹人的武装支持，甚至他的帝位也是由耶律德光册立的。石敬瑭灭唐之后，立即向契丹奉表称臣，在契丹人面前处处曲意求全。石敬瑭建立后晋后，吴越国立即承认了他的宗主地位，它与契丹的关系也随之得到恢复发展，这就形成了吴越与契丹政治关系上的第二次蜜月期。据上列第九条引文，契丹使者遥折是先到后晋，然后因便访问吴越的。
后晋天福七年(942)，石敬瑭去世，石重贵继位，他向契丹告哀，称孙不称臣，契丹、后晋关系恶化。天福九年(944)正月，契丹发兵攻晋。从此以后，直到北宋真宗时签订澶渊之盟，契丹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战事一直连绵不断。吴越国在天福八年(943)契丹、后晋开始交恶的时候最后一次向契丹遣使朝贡，此后双方的官方交往便终止了。
当吴越国与契丹开始疏远起来的时候，吴——南唐与契丹的关系却蓬勃发展起来，最终后来居上，超过了吴越。卞孝萱认为南唐与契丹既有贸易上的联系，又有政治上的勾结；在发展与契丹的关系上，它与吴越国之间存在着竞争，正是这种竞争，最后导致了吴越国与契丹关系的衰退。[4]似乎是契丹掌握了双方交往的主动权，因为有了南唐，最后便把吴越抛弃了。实际上，在双方的官方往来中，吴越国自始至终都处于主动地位，一方面，双方的往来主要是通过海上进行的，而吴越国的航海事业要比契丹发达得多；另一方面，吴越国在发展与契丹的关系上完全是以中原王朝与契丹之间关系的好恶为转移的，服从于其尊崇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的战略大局。
吴越国在与契丹的交往中，它的外交地位是如何确定的呢？卞孝萱说：“契丹与吴越、南唐的平等的外交关系，不同于后晋对契丹的臣属关系，所以吴越使者在契丹的遭遇，也就不同于后晋使者。”[4]他的依据是《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序中的一段话：
[契丹]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
实际上，卞氏在引用这段话时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辽史》的原文是这样的：“[契丹]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可见吴越与南唐一样，是“航海输贡”一类国家，并非契丹的兄弟之邦。想想也是，吴越对晋称臣，后晋对辽称臣，吴越怎么可能成为与契丹平起平坐的兄弟之邦呢？事实上，当时像后晋、契丹同时称臣的国家并非只有吴越一个。据《资治通鉴》，闽国遣使朝晋，使者被扣押，关入狱中。《通鉴考异》在讲到这件事时引用《洛中纪异》的话说：
[王]昶既为朝命所责，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即将籍没之物为贽。晋祖方卑辞以奉戎主，戎主降伪诏曰：“闽国礼物并付乔荣，放其使人还本国。”晋祖不敢拒之。既而昶又遣使于契丹求马，由沧、齐、淮甸路南去。自兹往复不一，时人无不愤惋。
《考异》又说：“昶以天福四年闰七月被弑，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狱，昶安得知而告契丹！”认为这个记载并不可信。[3]（第19册，P9210）可能这事并不发生在王昶统治之时，但闽与契丹交往并向契丹称臣的事大概是有的。
吴越向契丹称臣也可从其使用契丹年号得到证实。《十国春秋》卷八○《忠献王世家》按语谓：“钱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称会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盖是时吴越与契丹信（史）[使]不绝，故吴越奉其正朔，在诸州镇之先。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从汉制之后也。”卷末之论又说：“吴越甘露院牒之称会同十年也，在天福十二年七月，曷以不称开运与天福也？盖前此吴越与契丹通使，不一而足，至是既布诏州镇矣，而汉使未至，宁有不奉其正朔者？间读《福州双石祠记》有云：会同十年，以闽府承平，复封为安境侯。时福州新附吴越，故亦称会同也。”[5]会同十年是公元947年，这年正月，契丹灭晋，耶律氏入主中原，北方局势一片混乱，僻处浙江的钱弘佐当然不会料到契丹在中原的统治不能持久，刘知远会取而代之。根据它的一贯国策，谁主中原，我就奉谁的正朔，因而使用辽朝年号，实在情理之中。
二 吴越国与朝鲜半岛诸国的政治关系
在强大的唐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时候，它的东邻新罗，国内局势一样动荡不安；当中国步入五代十国的时候，朝鲜半岛也进入战乱不息的后三国时代。唐景福元年(892)，甄萱据武珍州起兵，两年后弓裔也自称将军，与衰迈的新罗形成鼎足之势。光化三年(900)，甄萱定都完山，称后百济王。唐天复四年(904)，弓裔建国摩震，建元武
，定都铁圆，后梁开平五年(911)改国号为泰封，改元永德万岁。梁贞明四年(918)，部将王建发动政变，逐弓裔自立，建国高丽，此即为后高句丽。王建于后唐清泰三年(935)吞并新罗，再一年攻灭甄萱之子神剑，统一三韩。
唐末，中国与朝鲜半岛都陷于内乱，双方都有一些文士去对方国家逃避战乱，见于记载者有：
[太祖二年]九月癸未，吴越国文士酋彦规来投。[6]（卷一《太祖世家》）
[太祖六年夏六月]癸巳，吴越国文士朴岩来投。[6]（卷一《太祖世家》）
户部尚书张延祐卒。新罗末，父儒避乱吴越，习华语而还。[7]（卷三显宗七年十一月条）
三国之中，后百济与吴越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地处朝鲜半岛的西南部，自唐以来一直是与中国进行海上交往的前沿。唐朝征服朝鲜半岛，即是依靠水上力量从征服百济开始的。到唐朝后期，从长江流域到百济的海上交通蓬勃发展起来。吴越国与百济政府间的往来，见于史籍记载的亦有不少：
唐昭宗景福元年，是新罗真圣王在位六年……[甄萱]遂自称后百济王，设官分职。是唐光化三年，新罗孝恭王四年也。遣使朝吴越，（忠懿）[武肃]王报聘，仍加检校大保，余如故。[8]（卷五○《甄萱传》）
[开平三年，王建]以舟师次于光州盐海县，获萱遣入吴越船而还。[6]（卷一《太祖世家》）
……贞明四年……秋八月，[甄萱]又遣使入吴越进马，（忠懿）[武肃]王报聘，加授中大夫，余如故。[8]（卷五○《甄萱传》）
[长兴]四年……夏四月，淮南伪客省使许確，百济国太仆卿李仁旭，各来祭我先王。[9]（卷二）
甄萱遣使吴越，不仅带有“进马”之类贸易上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后三国的战争主要在新兴军阀后高句丽与后百济之间展开，后百济与新罗之间也是小战不断，而高丽与新罗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同盟关系。为了对付弓裔、王建与新罗王室，甄萱迫切需要在此之外寻找政治上的支持。
据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五○《甄萱传》：
故[天成二年]十二月日寄书太祖曰：……然以前月七日，吴越国使班尚书至，传王召旨：“知卿与高丽久通欢好，共契邻盟，比因质子之两亡，遂失和亲之旧好，互倾疆境，不戢干戈，今专发使臣，赴卿本道，又移文高丽，宜各相亲比，永孚于休。”仆义笃尊王，情深事大，及闻诏谕，即欲祗承，恒虑足下欲罢不能，困而犹斗，今录诏书寄呈，请留心详悉。……三年正月，太祖答曰：伏奉吴越国通和使班尚书所传诏书一道……况承吴越王殿下德洽包荒，仁深字小，特出纶于丹禁，谕戢难于青丘，既奉训谋，敢不尊奉。若足下祗承睿旨，悉戢凶机，不惟副上国之仁恩，抑可绍海东之绝绪，若不过而能改，其如悔不可追。
可见吴越国还曾为百济、高丽两国进行调停。事情发生的背景是这一年甄萱攻陷了新罗的首都，导致王建兴兵讨伐，甄萱在战争中处于劣势，被迫求和。钱镠出面调停，大概就是经他请求的。从钱镠把颁给高丽、百济的文书称为诏书，在诏书中称甄萱为卿，以及甄萱、王建在提及吴越国时极其恭顺的语气来看，在双方的外交地位上，吴越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当时中国陷于分裂，在与“外夷”的交往中各行其是，缺少一个公认的中央政权；占据中原的五代王朝最有力量担当起这个角色，但它内部纷乱不已，与外邦的交往相对减少，甚至中断了。作为海洋之国的吴越国地处与他们进行来往的前沿，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便代表中国大陆在“外夷”面前扮演起宗主国的角色。《旧五代史》说钱镠“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10]（卷一三三《钱镠传》，P1768）钱镠调停高丽、百济两国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记载。从中也可知道，不仅高丽、百济，还有新罗、渤海，东北亚四国同时向吴越称臣，受吴越册封。
值得注意的是，甄萱在危难时刻，并没有向更具正统色彩的后唐王朝请求援助，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吴越身上。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百济地处半岛西南，与吴越有海上联系的通道，双方在传统上关系更为密切；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当时东北亚特定的政治局势。五代初期，朱梁与契丹为一方，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另一方，构成东亚地区的两大势力集团。10世纪20年代初，发生了两件大事：923年，后唐灭梁；924年，契丹灭渤海。李存勖灭梁后，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的核心便演变成为后唐与契丹的对峙。契丹吞并渤海之后，与高丽直接接壤，彼此之间失去了一道缓冲的屏障；加上大量渤海人流入高丽，双方关系骤然紧张。从《辽史·本纪》可以看出，在契丹吞并渤海之前，高丽曾多次遣使进贡，但在渤海之役以后，这种使节的往来便骤然终止了。另一方面，从现有的记载可知，高丽和它的同盟国新罗从来没有向朱梁王朝派遣过使者，但在后唐灭梁之后，他们却频频遣使洛阳。他的用意非常明显，是想借助中原王朝的力量来牵制契丹。这样，在契丹、后唐争衡中，高丽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后唐一边。甄萱既然是高丽的敌人，便只能以契丹为友，以后唐为敌。甄萱与后唐、契丹的关系见于《三国史记》卷50《甄萱传》：
同光……三年……十二月……遣使入后唐称蕃，唐策授检校大尉兼侍中判百济事，侬前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海东四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天成二年……冬十月……太祖以精骑五千，要萱于公山下大战，太祖将金乐、崇谦死之，诸军败北，太祖仅以身免，萱乘胜取大木郡。契丹使娑姑麻咄等三十五人来聘，萱差将军崔坚、伴送麻咄等航海北行，遇风至唐登州，悉被戮死。
这里讲到了两件事，一是甄萱向后唐遣使，一是甄萱部将被后唐杀死。
甄萱向后唐遣使在同光三年(925)十二月，这是见之于史籍的惟一的一次。当时他与王建互遣质子，正在休战，又值契丹灭渤海之后不久，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尚未稳固，为了防止后唐趁虚偷袭，天成元年(926)正月，亦派梅老鞋里前往洛阳修好。[3]（第19册，P8956）其事距甄萱遣使朝唐，相间不过一月。而后唐此时恰又迭经变故，明宗上台未久，国内局势不稳，也乐得讲和。此为后百济与后唐一度友好相处的背景。
甄萱部将被杀则在天成二年(927)十月，距他遣使后唐已将近两年，其间东北亚的政治局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甄萱与王建重开战火；契丹、后唐关系也重新趋于紧张，契丹大将张崇与卢文进先后叛奔后唐。我们从甄萱派人护送契丹使者，可以看出双方关系是何等亲密；及至他们被风漂到后唐被杀，可见甄萱与后唐的关系又是何等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会再向后唐求助呢？
而吴越原来是朱梁和契丹的盟友，梁亡之后，又转而向后唐称臣，但它与后唐的关系并不象与后梁那样密切，它与契丹的交往也没有完全中断，况且它当时已与淮南讲和，因此在丹、唐争衡中并不象王建、甄萱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超然两者的政治分野之外，最适合担当调停人的角色。从上文的叙述中可知，吴越国不但与甄萱，而且与王建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可惜的是，这次通和任务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完成得十分圆满，化干戈为玉帛，使朝鲜半岛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11](P69)事实上，甄、王之间一直杀伐不已，要不然，王建也不会统一朝鲜半岛
三 吴越国与日本的政治关系
吴越国与日本交往事，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已作了详尽的论述，下面就依据他的研究成果概叙如下。[12](P222-236)
唐朝是中日交通史上的一个高峰，既有官方的遣唐使，又有民间的僧人、学者和商人。当时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非常高涨，在政治与文化的交往中绝大多数是他们采取主动。但在经济交流中采取主动的常常是中国人。这样就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来中国的日本人大多是官员、僧人和学生，而去日本的中国人大多是商人。日本自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后，双方的官方往来完全终止了。此后来华的僧人和学生也逐渐减少，日本进入了它外交上的保守时代。尽管如此，双方在经济上的交往并没有终止，大量的中国商人仍然不断前去日本。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他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曾对五代时双方的交往作过两个统计表：《五代时期中日间船舶往来一览表》和《五代时入华僧一览表》。从中可以发现当时中日交往有两个特点：第一，当时中日交往绝大部分是日本与吴越国的交往；第二，双方的交往大部分是纯商业往来，即使政府间的往来也是通过商人进行的。在官方的交往中，日本对发展中日关系已不再象唐时那样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是吴越国首先派遣使者到日本，出于礼尚往来，日本才派使回访。日本方面的消极态度也可从日本大臣给吴越王的书信中反映出来。村上天历元年（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蒋衮以吴越国使者的身分出使日本，日本方面以左大臣藤原实赖的名义回信，信是由大江朝纲写的，内容如下：
蒋衮再至，枉一札，开封捧读，感佩骇怀。笔语重叠，不异面展，幸甚幸甚。衮等逆旅之间，聊加慰问，边城程远，恐有疏略，今交关巳毕，归帆初飞。秋气凉，伏帷大王动用兼胜，即此其祖遣。又所惠土宜，有惮容纳，既恐交于境外，何留物于掌中。然而远志难拒，忍而依领。别赠答信，到宜收纳。生涯阻海，云涛几里，南翔北向，难付寒温于秋鸿；东出西流，只寄瞻望于晓月。抑去四月中，职升左相府，今见封题，仕未转前，左右之间，愿勿迟疑。勒衮等还，不宣谨言。（注：《本朝文粹》卷六《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加沙金送文》，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8页。）
又，村上天历七年（周太祖广顺三年，953），蒋承勋出使日本，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复信。信由菅原文时起草，内容如下：
蒋承勋来，托传花札，苍波万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欢畅集怀。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然而志绪或织丛竹之色，德馨或引沈檀之熏，受之则虽忘玉条，辞之恐谓嫌兰契，强以容纳，盖只感君子亲仁之义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以小为遗，到愿检领。秋初，伏惟动履清胜，空望落日，常繇私恋而已。勒承勋还，书不尽言。谨状。（注：《本朝文粹》卷七《为右丞相赠大唐吴越公书状》，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8-229页。）
似乎预先统一了口径似的，每次吴越国王遣使来，都以大臣之交不出国境作为借口，对发展官方交往持消极的态度。日本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内乱，日本不想介入大陆的内部冲突。不仅是对吴越，由于其时朝鲜半岛也正处在内战时期，因此在对与朝鲜半岛的官方交往中也持同样的态度。如据《本朝文粹》卷一二《大宰府答新罗返牒》，甄萱曾要求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遭到了拒绝。[13](P886)
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吴越国在与日本的交往中完全处于下风，与它同东北亚四国的交往截然不同。第一，吴越国与百济、高丽交往时，交往的对象是它们的国王；而与日本交往时，交往的对象是它的左右大臣。第二，吴越国在与百济、高丽交往时以宗主国自居，直接对其国王发布诏令，称王建、甄萱为“卿”；而对日本的左右大臣，则不用诏书，而是用一般的书信。吴越国王给日方的书信现在已经佚失，但从日本左右大臣的回信中“私交”、“兰契”之类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双方完全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这样，吴越国王比日本天皇就低了一等，成为对方的臣属。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受大陆威胁较少，在对中国的交往中有很强的平等自主意识。这一点在与唐朝的外交中也处处表现出来。[12](P99-101)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吴越在外交上的务实政策。
收稿日期：20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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