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观念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业务方面
主要评介有关新闻作品、新闻文体和新闻写作等方面的问题。
信息观念，首先引起了关于新闻作品特征的思考。一则新闻报道，一篇新闻作品，其作用和功能往往是多元的。它可以传授知识，可以发表议论，可以提供娱乐，也可以给人以艺术享受，但新闻作品之成为新闻作品，全不在此。只有一种作用和功能必须具备，其他不能代替，这就是传递新闻信息。如果其他方面的内容均有但无新闻信息，或新闻信息只居次要地位，则不能称为新闻作品（以体裁论不能称新闻体裁）；反之，如果其他内容均无独有新闻信息，其为新闻作品无疑。可见，新闻作品的根本功能和职责是传递新闻信息。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新闻业务（新闻写作等）活动中，如何处理新闻作品的多种功能问题。实际上最常碰到的是如何处理新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我国近代新闻作品、新闻文体（注：在我国古代即有新闻出现，当然也就有了新闻作品和新闻文体，不过，当时它们处于原始状态，一些特征未很显露，故暂不涉及。）一诞生，就碰上新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19世纪60至70年代，新闻写作所出现的一个最大的混乱现象，就是新闻文学化。记者在作新闻报道时，支配自己的往往是文学观念而非新闻观念，所着眼的往往不是更好地传递新闻信息，而是追求文字优美，情节曲折生动，把新闻报道，当成写聊斋式故事，读山海经（社会新闻方面特别严重）。大约至辛亥革命前夕，这类混乱现象消失了，新闻写作摆脱了文学的轨道转入了自己的轨道。可是，这时一个新的矛盾现露出来了，这就是这些新闻报道写得非常机械呆板，枯燥乏味，我国文学上多种多样传统的表现手法被抛却了，新闻报道成了一串表面现象的简单罗列。（注：1907年5月20日《神州日报》上《赛珍会初纪》一文具有代表性。）这不仅丧失了可读性，而且也限制了对事物深层现象的揭示。“五四”以后，特别30年代起，文学手段重新被引入新闻单位，这不是“反祖”现象，而是在新的认识水平下的自觉运用，情况是不同的。引入的结果，新闻报道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多姿多采的新闻文体活跃一时，整个新闻报道前进了，新闻写作水平提高了。
但是，新闻与文学之矛盾，在认识上实践上始终没有消失，讨论长期不断。“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这一讨论又重新兴起。参加者有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人，近几年始趋沉寂。
这场讨论，是在要求新闻报道和新闻文体适应改革的形势下开展的。有相当多的人提出，新闻应该与文学结合，汇合二者的优势，以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增强感人的力量。这一主张从1979年提出新闻散文化（后改为“散文式”）开始的，随后“新闻文学”论和新闻与文学合流说流行一时。与此相反，这时新闻界有一部分人发出新闻不要向文学靠拢的呼吁。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讨论虽然存在两种相反的思想倾向，但在理论上并未出现根本对立的现象。呼吁不要向文学靠拢的人，并非完全排斥在新闻写作中采用文学手法，而持新闻应与文学结合论者，也主张文学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事实增强新闻信息的效果，这和历史上那种抹杀新闻的特性，以文学规律来支配新闻规律的情况是不相同的。两类思想倾向，各有所据，只是着眼点不一样。近年来，新闻与文学相结合，一时形成潮流。规模各异，体裁多样。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大特写、广角镜、长镜头等等名称纷见于各种报刊。这种结合，为新闻报道增加了生气，其中出现了不少精品，受到读者的很大欢迎。可是，在这股潮流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主要表现为，脱离表现新闻特性的要求，一味追求形象美、文字美、事迹感人、情节曲折，一些作品时而产生空疏、浮华、琐细等等毛病，有的文字越拉越长，动辄排满整版、两版，有的为求生动，不惜夸大事实，虚构情节等等。
这些消极表现，并非由于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原则不对，而是在执行上对这原则未能准确把握，其所以如此，也看不出是理论上的错误造成的，从总体考察，80年代所提出的新闻与文学结合的理论，没有为那些消极现象提供依据，看来，科学的新闻观念（信息观念）没有牢固地在记者们头脑中树立，也许是其根本原因。新闻信息这概念，在80年代大陆新闻界已很流行了。但要将这一概念转为自觉的观念在头脑中确立，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还是不容易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反复进行教育，很有必要。
纵观全局，笔者认为，新闻与文学妥善结合，确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提倡宜适度，其意义也不要过分强调。既然新闻报道和新闻作品的根本功能和职责，是传递新闻信息，那么，改进新闻报道的首要目标，应是提高新闻信息的质和量，使其充分发挥新闻特性的作用，其他功能的改进均处于次要地位。特别对青年学生进行新闻教育中，此点尤宜注意。经验说明，要求这些青年学子树立新闻观念，摆正新闻与文学的关系，是要花很大力气的。
在新闻业务研究中，新闻信息观念还成为了解新闻文体形成与发展的一把钥匙。
新闻文体系列——消息（又分电讯、简讯、综合消息等）、通讯（又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旅游通讯等）、特写、报告文学、答记者问、新闻公报……等等，是怎么形成的？是什么因素把它贯穿在一起？一句话，它们是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形成的，是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将上述新闻体裁系列贯穿在一起的。传递新闻信息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是新闻文体呈现多样化的外部因素。只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一旦被其他功能（如提供娱乐、介绍知识等）所取代，新闻文体系列就会顷刻瓦解，新闻文体也就不复存在了。
再从新闻文体的结构看，新闻导语、“倒金字塔”、“五个w”等等，是人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以导语论，它的产生是由于适应人们对于新闻首先在了解最重要信息的需要。至于新闻报道中的五个w，它反映了新闻信息本身存在这五个方面（时、地、人、事、原因）的联系，它的提出，积极体现新闻信息传播的根本要求。
我国早期的消息（新闻文体）写作，由于受传统的写作影响，其顺序往往是从人到事、从近到远、从原因到结果，和后来的消息写作顺序恰恰相反。是什么力量将这种写作顺序颠倒过来？是传递新闻信息要求！
再看历史。中国新闻文体，是从我国传统文体脱胎而来的。但它之独立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中国古代邸报上，新闻文体已有萌芽，可是很难在这里发展起来，因为其主要内容是皇帝谕旨、臣子奏章等，只是在流通过程中客观上起了新闻信息的传播作用，可是皇帝下谕旨、臣子写奏章时头脑中并无新闻观念，根本不会考虑到它们如何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宫门抄已经很接近新闻作品、新闻文体了，严格地说，最大程度上它还是属历史范畴，指导其写作的，主要是历史观念（所谓“左史纪言、右史纪行”可以看出），而不是新闻观念。这种宫廷动态模式，虽历千年，少有变化。
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人来中国办报了。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现象，即在其英文报刊上，新闻稿写得很合规范，像新闻文体的样子了；可是，在中文报刊上，新闻稿却写得非常混乱，新闻和历史、文学、言论等经常混杂在一起，这种“四不像”的新闻随处可见。这种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前者是办给外国人看的，重在传递新闻信息，后者是办给中国人看的，重在宣传，当时还没考虑到把向中国人传递新闻信息作为自己的任务。至于中文表达水平在这里似不能起主要影响。
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传教士又在中国办起中文报刊。令人吃惊的是，其新闻稿面目顿起变化，使人耳目一新。拿1853年创办的《遐迩贯珍》看，那种“四不像”的新闻稿，一下子消失了，有不少新闻稿写得很好，很能体现新闻文体的要求。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外国势力侵入中国之后，特别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向中国人传播新闻信息，已成为报刊的一项经常任务。当然，不少新闻报道显示出宣传倾向，不过这种宣传和新闻结合在一起，和鸦片战争前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到19世纪60至70年代，一批中国文人加入了新闻工作者队伍之后，中国新闻文体的发展忽而又出现一个转折，这就是从原来的水平上后退了。这些文人，不少是秀才、举人和进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对报纸知识了解甚少。他们在编撰新闻稿时，总爱以文学观念来看待新闻。如前所说，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新闻文学化倾向，在社会新闻领域内尤为突出。有的新闻稿虽然是在报道事实，但却致力于文学性的描述，对如何有效地传递新闻信息却无兴趣；有的看似人物通讯，但实际却是一则聊斋式故事，不少更是谈狐说鬼之作。当香港某英文报纸对《申报》这种表现进行批评时，该报编辑辩护说：该报刊登这些新闻，无非是“采集人言，搜集众说，遇有奇迹异谈，但便事有可取，为之登录。如古之《夷坚志》、《太平广记》所载者，篝灯读之，举为谈助。”（注：《驳香港西报论申报》，刊于1847年2月25日《申报》。）这里看不到丝毫新闻观念。以消闲观念写新闻，写出的自然会是那种作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理所当然。
后来，社会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激增，客观形势迫使报纸重视新闻信息传递并为此展开了竞争，而当时的军事新闻、商业新闻，在冲击新闻文学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报界的新闻观念在逐步树立，传递新闻信息的经验在逐步积累。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新闻文体终于摆脱了传统文体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可以看出，新闻信息是推动新闻文体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引导新闻文体排除障碍，顺利前进的最高指挥员。新闻文体是在传递新闻信息的长期实践中，找到适合自己特性的语言文字形式的。不错，新闻文体的功能具有多元性，但是，如果忘记它的根本功能是传递信息，那么，它至今也许还在一片茫茫迷雾中徘徊失去前进方向。（注：关于中国新闻文体早期的发展变化，可参阅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405-4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新闻史方面
这里谈的是中国新闻史。
长期以来，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中国新闻史是被当作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政治思想斗争史来对待的。研究方法上又总是用政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一切。研究范围十分狭隘。自70年代末起，一阵阵要求改变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方法的呼声，不断兴起。当时所注意的，主要是要求把握新闻史的个性，阐明中国新闻史自身的发展规律。研究方法强调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实际，应开拓研究视野等等。这次讨论，影响甚大，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带来生气勃勃的气象。
现在，新闻信息观念，又引起中国新闻史学界新的思考。开始兴起了一种总的设想，即认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新闻史也就是新闻信息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新闻信息传播在中国演进的历程、运行规律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影响，成为本学科一项不容忽视的重大任务。这一观念的确立，就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大大拓宽了研究的空间。一批原来不大想到的论题被纷纷提了出来，诸如：新闻在我国一些重大事件和政治运动（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它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怎样的影响？新闻媒介的经济信息如何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新闻传播在历史、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不同的地区有何差异？帝国主义的新闻垄断对我国社会造成那些后果？等等。对这类论题的深入探讨，将会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变革。
在实践上，中国新闻史研究所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加强对新闻的研究，改变了原来只重言论，忽视新闻的倾向。由于当时我们把新闻史看成是政治思想斗争史，只着意从言论和文章中分析报纸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而对于新闻却很少顾及。在当时的中国新闻史教材中，难以找到关于新闻的论述，除非认为某类新闻报道是表现思想立场的典型，才是例外。后来，在表现新闻史的特性被提出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有关新闻的论述，一时纷出。不过，以信息观念来分析新闻、新闻报道的历史演化，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上述有关信息传播推动中国新闻文体发展的阐述，是其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此外，还研讨了我国历史上新闻采集、信息源的开拓、报纸间新闻竞争和新闻采访自由等等问题。这种研究工作还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发展。
研究工作又一变化是，加强对经济报道的研究，改变了原来只重视政治忽视经济的倾向。过去由于把新闻史看成是政治思想史，经济宣传报道总是被摈于研究领域之外，对于商品行情和广告更是不屑一顾。影响所及，连整个商业报纸也被搁置一边不去接触了。著名的商业报纸《申报》、《新闻报》被长期冷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种僵化状态开始改变。在信息观念的影响之下，这种变化趋于深化。中国新闻史学界开始思索：历史上我国新闻媒介所提供的大量商业信息，对我国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起着怎样的影响？这些信息在历史上对外国在华经济扩张和中国民族经济发展所起作用为何？信息传播与新闻事业发展有什么关系等等。有关经济信息问题已开始成为中国新闻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论题。对中国早期报纸上的广告、行情和航运消息，有的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有的博士生已提出把《中国报纸广告史》作为博士论文题。不过，这些研究活动还刚刚开始，思路不广，考虑不深，资料缺乏积累，如何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仍待解决。
中国新闻史是各种新闻知识的汇合点，信息观念在新闻基本理论、新闻业务研究中所引出的各种新思考和争论意见，都会在这里相遇，这就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会有助于对那些争论作出回答（如“新闻即宣传”的论点，从中国新闻文体发展史看是不能成立的）。现在，我国新闻学者正对中国新闻学史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如何以信息观念来构思中国新闻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如何对上述各种争论从新闻学历史发展中进行阐明，是应该很好思考的问题。
总的说来，信息观念对新闻史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与前面不同的是，这种影响，并没有在中国新闻史学界造成公开讨论，也看不到有分歧意见的相互辩驳。变化是在悄悄地发生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将自己的新观点渗入论著之中，有的则就某些论题作专门论述，有的则在对研究进行设计和规划。看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深层变革，也将是一个逐渐积累过程。
新闻，是新闻学的细胞。新闻观念的变化，必将引起整个新闻学一系列的变化。新闻信息观为什么在新闻基本理论、新闻业务和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道理在此。当然我们的探讨是初步的，评述也很粗糙；由于问题涉及过于广泛，写得又甚匆促，疏漏之处，自难避免，尚请诸位同行，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