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性同时”使东北师范大学学前公园主任张向华与阳光儿童对话_幼儿心理论文

“三性同时”使东北师范大学学前公园主任张向华与阳光儿童对话_幼儿心理论文

“三性并茂”成就阳光童年——对话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学园园长张向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师范大学论文,园长论文,学园论文,附属论文,童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授办园并非大材小用

记者:您是一位儿童心理学专家,一直从事教育科研工作,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从学者变为实践者,成为了东北师大附属幼儿学园的园长?

张向葵:2007年,我刚从美国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高访回来。第二天,史宁中校长就将我叫到他办公室,很郑重地对我说:“学校决定派你去做园长。”这背后的原因是,东北师大的办学宗旨是服务基础教育,培养优秀的老师。我们的附中、附小也成为了样板,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史校长希望我能改变当时幼儿园的状况,也使之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园所。

我明白学校派我去幼儿园的意图。但心里还有顾虑,也没有立刻表态同意接受这个指派。因为我们国家的幼儿教育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认为幼儿园就是哄孩子的地方。

另外,我们附属园现有的条件并不太好,基础设施落后,教师队伍学历偏低、年龄老化,以至于我们自己的教职工都不愿意将孩子送来……有朋友对我说:“你一个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去当孩子王,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但在我心灵的底处,却回荡着我要去做园长的声音。在国外,学者们注重将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结合,很多人自己办园或是有研究基地。相比之下,我们很多老师却不愿意到实践中去,只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领着学生在资料堆里找问题,坐在实验室的电脑前面“玩”变量。从事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人,如果沉浸在虚无缥缈的问题游戏中,不去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科研便没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有机会走进幼儿园,应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最终,我来到了幼儿学园工作。

给孩子体验幸福的力量

记者:幼儿教育是启蒙工程,那么,幼儿教育到底应该教给孩子什么,让他们受用终生?

张向葵:这是幼儿教育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要给孩子们获得幸福体验的心理力量,并使之成为终身发展的动力源泉,这才是幼儿教育的目的。

通过两个多月的听课、看活动、参与儿童游戏等,我对孩子们的状态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对老师们的教育行为、个性风格也有了相对理性的把握。结合自己30年的研究经历,我提出了新的办园理念:葆有天性、启蒙心性、注重个性,三性并茂、阳光生命。

教育不应以改变为先。天性是以生命为基础的合理存在,应以葆有为基本原则。幼儿只有在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建立自信。但是教育也不能一味地以尊重的名义盲目地满足幼儿的所有需要,还要帮助幼儿建立社会规则,让幼儿学会满足社会的需要,成为社会中的成员。

心性教育以育德为先,育德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幼儿的责任感,教会孩子如何成为被社会所接纳的人。同时,还要启迪幼儿的生存智慧。生存智慧的培养能够使人直面困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心理的胜任感,体验到强大的心理力量。

幼儿个性的固化是天性与心性的结合与升华。但不是所有个性都能够使幼儿获得持久的幸福体验。健康心理学认为,开放性强的人往往能感受到更强烈的幸福。也就是说,获得幸福离不开积极向上的、接纳周围环境的个性,这正是阳光教育所着力培养的个性。

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让老师家长接受这个观念并付诸教育实践。

改变观念需要用心用情

记者:如何将您的这一理念付诸实践?这其中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是一帆风顺,还是充满了荆棘?当改革遇到阻力时,您如何解决?

张向葵:改变人的观念,挑战他的思维方式是很痛苦的。一开始,我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我们的课堂是比较压抑的,孩子们必须规规矩矩地听课,认真地回答问题。孩子们的天性不但没有被呵护与生成,反而被打压了。我试图去帮助老师们改变那种不符合幼儿的教育方法,可改了“葫芦”改不了“瓢”。她们在长期的传统教育观念下形成的这种教育方法已经固化成习惯了,已经衍生成一种自我设限了。

我似乎到了一种很难被别人理解的孤独与疲惫状态。这种状态将我拖进了必须破釜沉舟去想、去做的境界。每隔两周,我会办一次讲座;特别关注青年教师的发展,为他们举办青年教师成长课堂;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带动全园的教研水平;提出3+X+Y的课程模式,3即语言领域、思维领域、综合领域课程,X为班级的特色活动,Y为潜能开发课程与活动;设立一、二、三级教师,大力奖励优秀教师……

唐骏在《成功可以复制》中说,制度不是绝对的,感动才是第一位的。我也这样认为,温暖工程洋溢在我工作中的每个细节。“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要把复杂的人事简单化”,每逢节日,我都会精心准备,请来全市最好的美容师,用自己的钱为老师们买丝巾……无论谁家有困难,单位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今年元旦,老师们打出标语,“我们是向葵的弟子”,他们也感动了我。

渐渐地,老师们越来越能跟上我的脚步。学园的幼儿也从最初的320名学生发展到现在的550名学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的认可。

研究者应该走出书斋

记者:从象牙塔走向实践,这段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变化?现在,您又怎么看您当初的选择?

张向葵: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是一条学者必须要走的路,两年的经历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也更注重研究的实践意义。小朋友的身上经常被贴上一些小红花。我问孩子们:“你知道你身上的小红花是什么意思吗?”他们摇着小脑袋很自信地说:“我表现好。”我又问:“你什么地方表现好啊?”孩子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表现好。”原来孩子们并不理解小红花的具体含义。

我对多所幼儿园的500多名幼儿进行了调查,得到小红花的孩子认为,因为“我是好孩子,老师喜欢我”。而没得到小红花的孩子认为,因为“我淘气、与小朋友说话、老师不高兴”等。由此可见,孩子们对小红花的判断是缺乏明确而稳定的评价标准的。

行为主义理论下的小红花评价方式属于一种“二元论”,是非此即彼的教育评价方式:要么好,要么坏。对幼儿来说,这种评价方式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绝对化,二是抽象化。

儿童早期的思维本来就具有“全”或“无”的特点,对人和事物的评价容易出现绝对化倾向。如果我们的教育再不给他们从多角度看问题、思考问题的指导,他们就更容易对自我评价绝对化。经常认为自己好的孩子容易养成自高、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特点,而经常认为自己是坏孩子的则容易形成自信心不足、不被喜欢和接纳等人格特点。这两种极端的人格特点都不利于儿童将来发展成为积极健康向上的人。

就抽象化来而言,这种评价不符合孩子们的思维特点。孩子并不能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么,我们的教育反馈还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新的评价方法来取代小红花?为此,我带着我的博士生,正试图在这方面进行研究,采用新的评价方案来代替小红花式的评价方式。

类似的教育观念问题、方法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为此,我再一次提醒自己,幼儿教育的研究者应该走出书斋,走进孩子的世界,去参与幼儿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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