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空间”内涵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地理学论文,内涵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自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开启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以来，人文地理学就一直关注于空间和地方的解释[1]，并经历了“区域差异-空间分析-社会理论”等三次研究范式的变革[2]。19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人文地理学的视野更趋多元，且相互交织[3]，逐渐对空间内涵产生基本共识。本文通过审视上述的过程，认为自然与社会属性统一的认识论能更有效地揭示空间的本质。
1 人文地理学传统的“空间”内涵
1.1 人文地理学的区域传统
康德视地理学为关于空间的知识领域[4]。赫特纳延续了康德的认识，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空间科学”，它研究空间各要素的因果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区域差异，由此形成了地理学的区域传统。哈特向在《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中总结了康德-洪堡-赫特纳的“区域差异（areal differentiation）”的思想传承，并把自己的工作归入这一线索。
与拉采尔、白兰士等人倡导的人地关系论相比，区域学派更看重以区域为尺度的人地关系研究，即更突出空间性。但此时的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仍保持着密切的血脉延承，所以更多地将空间视为一个真实世界的外部坐标，强调其内部的地域差异。这样的研究使地理学更接近于方志学，同时也容易滋生研究者的主观倾向[5]。
1.2 空间分析学派
1950年代，人文地理学开始从“区域差异”转向“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2]，摆脱经验主义，转而追求空间法则。空间经济学和区位论开始引入并形成了人文地理学新的基本理论。由于区位论建立在基本假设（均质平原、经济人等）上，使当时的大多数人文地理学家盛行理论的验证工作。
舍费尔首开空间分析先河，他质疑哈特向所提倡的强调相对整体性的区域研究，认为地理学家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现象的空间分布，而不应是现象本身。这为地理学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提供了一个范例[6]。随后的“计量革命”进一步强化了地理学的空间传统[5]，尊重通过逻辑方法验证的事实与结论，推动了地理研究的理论运动[3]。
空间分析学派的地理学家们受到爱因斯坦相对空间的影响，认为没有一个单一的空间体系足以描述整个世界。他们理解的空间关系被界定在对象和事件之间，而不是在一个坐标系的固定点之间，更多地考虑社会的空间差异，空间布局和由此产生的空间相互作用。而空间的表述又与以特定方法测度的距离有关（如费用距离、时间距离、公里数等）。距离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需要和技术过程的人工制品，其塑造的空间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像聚落分布、土地利用等地理特性显示了一种区位和动态[7，8]。这样，空间分析就涉及一个将物理空间抽象为数学空间的过程，几何学成为其犀利的工具。所以哈维将几何学称之为空间形式的语言[9]。
这时的人文地理学以人文要素为研究对象，以区位论为研究重点。而源于经济学的各种区位论均假设均质平原这一无差异空间，排除了其它自然和人文要素，只有距离单一的空间属性起作用，并且希望探求到自然空间中的一般规律，数量化工具成为必然的选择。
哈勃德把1970年代以前的空间认识划归为广义的绝对空间论[10]，认为是人文地理学受自然地理学思想影响的外在反映。以自然科学为效法典范的人文地理学自然要追求自然科学的目的，从而归属于自然科学[11，3]。加之处于整个世界普遍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发展的背景中，所以更关注于空间的自然性而较少涉及社会性。但随着空间分析向社会研究的深入，逐渐暴露出将自然科学方法套用于人文社会现象的不足。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家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几何空间，还包括了人-地及人-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人文地理学的新变革悄然开始。
2 197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的新“空间”观
在1960年代空间分析风靡一时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的矛盾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激化（特别是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这使很多人文地理学家觉察到空间分析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无能为力。1968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深深地触动了当时的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家。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社会不平等的视角。
从1970年代开始，人文地理学进入了从空间分析到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的演化阶段[2]，空间的社会性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促成这一变革的固然有前已述及的政治背景，还有深刻的经济背景。因为从1960年代开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迅速衰退，经济要素从集聚转为扩散。衰退和扩散摧毁了许多老的制造业城市的基础，而新的服务业的不平衡分布又产生新的空间现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社会和空间的改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引发了人们对于空间的重新认识[12]，而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观点无疑开启了这扇大门。
2.1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结合起来（图1）[13]，把空间放到了和时间同等重要的地位，突破了以往人文科学研究中只重视时间维度影响的局限[14]。
附图
图1 存在的三边
Fig.1 Trialectics of being
资料来源：Soja，1996.
他提出“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已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其区别在于前者指自然属性的空间，而后者指社会属性的空间。这种转变源自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其结果是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空间的规划[15]。
列斐伏尔用组成空间的三个要素来解译空间的生产：“空间实践（space practice）”：一个外部的、物质的环境，包括了社会中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某种空间的呈现方式，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想象，且透过知识理解与意识形态来获取对于空间纹理的修改；“表征的空间（th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透过意象与象征而被直接生活（lived）出来，是人们生活和感知的空间，是使用者与环境之间生活出来的社会关系。它们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空间：“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图2）[13～17]。这意味着空间具有复杂的特质，在所有的层次上进入了社会关系。
附图
图2 空间性的三边
Fig.2 The trialectics of spatiality
资料来源：Gronlund，Bo，1999（注：Gronlund，Bo.Urbanity：Lived space and difference.Urbanity & Aesthetics，Copenhagen University，Seminar，1999.）.
列斐伏尔认为已经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所渗透的这些空间可以克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非人性化趋势，它们共同创造了复杂的“空间性（spatiality）”——三种空间之间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关系[10]。
他的思想在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较大影响[17～19]，其贡献之一在于他看到了空间的社会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注：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对可以互相交换之断片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信息）的能力。）。按照他的理解，资本主义的空间具有以下功能：①生产资料：城市、都市空间不仅仅是消费的场所，城市、区域、国家或大陆的空间配置增进了生产力，利用空间就如同利用机器一样；②消费对象：作为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③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确保对地方的控制；④阶级斗争的介入[15]。
总之，列斐伏尔把空间视为社会关系的中介（注：在本质上，列斐伏尔试图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再解构，即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空间的冲突。），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它们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但是，他宣称自然空间已然降贬为社会的生产力在其上操弄的物质，这显然有悖空间分析的科学精神，同时其结构主义烙印也让人本主义者无法全盘接受其思想。
2.2 福柯：权力与空间
法国思想家福柯也十分关注空间在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重要性，通过空间认识权力与知识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对他而言，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空间的尺度从列斐伏尔的断片浓缩到具体的地点，他一一对应地思考牢头-监狱、医生-医院、工头-工厂，贯穿始终的就是权力-空间的关系。“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福柯说，“某种空间形态的持续所指向出的是某种权力配置的持续。”在他看来，建筑、规划所形成的空间意象都是有其隐喻的，因为它们是和经济、政治或制度交织在一起[20，21]。
福柯对权力的思考使其十分重视社会边缘空间，这与百年前霍华德在“田园城市”图中为社会弱势群体留出的空间[22]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契合，而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恰好弥补了列斐伏尔过于强调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不足，从而为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们所接纳。但是两人的空间观在许多基本点上是相通的：如他们都是通过对社会的反省以发现空间重要性的改变，都关注到了物质空间和隐喻空间之间的联系，都强调权力对于空间的重要意义，等等。正是这些共通点导致人本主义地理学家在寻求福柯的知识导引的同时，也成为了“空间的生产”信念的门徒。
在1970年代之后，人文地理学内部虽然纷争不断，但各个学派都下意识地认可“空间的生产”这一社会空间观。比如女性地理学家认为性别、性和欲求都应是空间的生产所要考虑的内容。而文化地理学家从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论那里获取知识传统，也无非是寻求使空间的生产参与到人文问题的途径。对于不同的人而言，空间意味着不同的事物，这也解释了纷繁的空间讨论存在的合理性。
2.3 空间与时间
传统的社会科学给予“时间”以特别的关注，时间被视为变化、运动和历史的源泉，而空间则被边缘化了。但列斐伏尔和福柯对空间的重估纠正了现代主义歪曲的时空观。所以1970年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承认空间的重要意义，并日益推广之前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广泛使用的词汇[23]。而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又成为人文地理学有效地区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标尺。空间范畴和空间化范畴逻辑主导着后现代社会，就如同时间主导着现代主义世界一样。现代主义对时间的迷恋已经被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空间的重视所取代[24]。于是“时空间”的概念成为空间认识论的焦点。
哈维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世界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从而改变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受[25]。他将时空间视为渗透于社会建构全过程中的内在核心要素之一。目前，人文地理学对于时空间的认识已经形成三个基本的共识[26]：①时间和空间是通过行为和交互作用而生产或构建的。它们不是中立的、规范的、网格式的外在世界，不可能独立于日常生活去简单地划分和约束它们。相反，它们应该融入到不断流动、形成的世界形态中。②在不变的容器或规则几何中不可能把握空间和时间。③社会的生产和自然的生产密不可分。如今是寻求这两种生产如何通过日常实践相互融合。
3 空间：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
回顾人文地理学“空间”内涵演进过程的同时，也走过了百年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变迁历程。从区域传统到空间传统，当时的人文地理学更接近于自然科学。此后在不断的实践中认识到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当从自然科学中派生出来的人文地理学在接受了社会空间的认识论之后，似乎更像一门社会科学。但两分的空间认识论已不足以帮助地理学家有效地观察与认识各种现象，只有承认空间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才可能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具有自然属性，这是空间认识论的基础。否定空间的自然属性将有可能使人文地理学与科学体系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托伯勒提出了地理学第一定律：在地表空间中，所有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但是距离接近的事物比距离远的事物间的联系更密切。人文因素的分布、扩散同样要遵守该定律提出的距离衰减原则[27，28]，这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一般性规律提供了基础。所以今天的人文地理学家仍然可以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规范自身的研究程序，通过建立假设，并用精确地观察和实验来检验这些假说从而建立科学理论。数学模型作为逻辑演绎的基础构造无疑将有助于人文地理学家揭示地理学的隐含规律。这也是地理学从经验科学发展为理论科学的必要条件[29]。从这层意义上讲，空间存在着自然性是人文地理学走数量化-实证化道路的立足点。
其次，仅关注自然性的空间认识是不完整的，因为空间不是一个中立的或被动的几何态，它是通过持续的社会—空间关系反馈所生产出来的。单纯地依赖数学语言，将会过滤掉许多社会、伦理信息，从而无法认识社会的系统组织过程。应该看到空间、空间形态和空间行为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自然的空间法则，同样也是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产物。现实的空间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被生产和构造出来的，所以社会意义上的空间应当具备生产资料、消费对象、政治工具和社会冲突的介入等四种功能（注：在这里用社会冲突的介入来替代列斐伏尔所表述的阶级斗争的冲突，因为诸如美国这样的社会，种族冲突也许比阶级斗争更激烈，社会冲突显然更具普遍性。）。而最终所生产出的空间必然是多元化、异质性的。正是由于多元化空间的存在，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也趋于多元，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人本主义等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总之，空间是由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实践构成的，完整的空间认识论应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两者是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不能因为对自然属性规范性研究的推崇而忽略社会属性，也不能因为社会属性的存在而否定自然属性。只有以统一的空间认识论来观察世界，才能使人文地理学在完整的空间基础上谋求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这里所谓的“统一”并不希望把所有的流派纳入一个规定的模式中，抑或是对待各种纷争的折衷主义。相反，“统一论”只是为人文地理学的各种方法论和学术流派构筑一个共同的空间平台，一个话语对接的基础。
统一的空间认识论对今天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其一，有助于把握学科发展的未来趋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单纯的经济增长已不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且一味的“GDP至上”容易滋生社会矛盾和环境退化的危机。构建和谐社会当成为未来若干年的主旋律。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中国的人文地理学者同样面临30多年前西方人文地理学家们所思考过的问题，开始意识到空间的社会属性，并关注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将是日后学科发展的趋势之一。而对标准科学的追求也需要中国人文地理学以有效的数学工具和实验工具来弥补自身逻辑基础和实证基础薄弱的缺陷[29]，这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也获益良多，是今后发展的另一个趋势，两个趋势当是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其二，有助于在学术界倡导人文关怀精神。统一的空间认识论要求人文地理学家以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来观察和研究空间问题，尤其是对很多社会边缘空间的关注。以土地竞租曲线为例，如果仅仅考虑距离衰减原则和土地的经济效益，作为经济人的主体行为会使城市的弱势群体逐渐被排除到城市的边缘。当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彻底边缘化，空间对人产生的束缚力量会使社会的阶层分异固化为城市的空间分异，在这一过程中势必孕育着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所以要以人本的态度看待城市中的民工聚落和贫民住宅等边缘空间，通过人文地理学的应用领域，如土地利用、城市规划、城市经营等手段打破平滑曲线，营造多元化的、公正的城市空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将赋予中国人文地理学家更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而履行这些职责又需要借助计量分析手段使研究的成果更科学、准确，这促使学者将人文地理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实践，且别无选择[7]。
其三，有助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统一的空间认识论并非为地理学所专有，尤其是对于社会空间的认知同样在建筑规划、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有较大影响，这就为人文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搭起了桥梁。以城市研究为例，由于城市是资本积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场所，所以也是最具代表性和各种矛盾冲突最激烈的空间，作为各种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综合体的城市空间也就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对象。人文地理学中对于资本的城市化的思考[30]对城市规划和社会学有着理论上的借鉴意义。而对于主体行为空间后果的探讨（注：宁越敏：城市地理学进展.见：人文地理学研究前沿问题学术沙龙论文集.南京大学，2003.）则需要求助于社会学的工作方法和相关理论。同样，城市规划的实践也为人文地理学者的理论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场所。以新的空间认识论为纽带整合起来的多学科城市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城市的空间组织，进而理解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致谢：作者感谢评审仔细的、有帮助的意见，同时感谢加拿大莱思桥大学徐伟副教授、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吴缚龙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林拓副教授富有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