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奎[1]2004年在《合作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合作运动与近代乡村社会的变迁有着一定的互动关系。 在19世纪20年代，由于国内自然灾害，军阀混战等原因，加之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中国农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凋敝景象，乡村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已危及到了国家民族的安危，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在此情况下，政府与社会都在寻求拯救农村危机的途径。此时西方合作思潮的传入使时人和政府看到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希望，并逐渐把它运用于实践。 西方合作思潮传入中国以后，以国民政府为主导力量，以合作运动为手段的拯救农村的运动就迅速展开。政府首先利用其行政权威资源进行合作宣传、合作立法，建立一套较完整的合作行政系统以及合作金融系统，并以此来强制性推动各地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各地农村合作社组织的数量发展及空间布局无不深刻地反映了政府主导作用的强大。 合作运动在广大农村的开展，合作社组织的广泛设立，一方面成了国民政府整合、控制乡村社会实现民生主义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也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合作社组织打破了传统高利贷一统乡村的局面，促使了乡村社会传统借贷关系向近代转型。同时，合作社组织的日常运作也推进了传统农事生产的改进，给传统的乡村农业生产中注入了现代化因子。鉴古知今，合作社作为一个自助互助组织，只要政府能妥加保护并善于引导，它必将有利于最终改变农村的面貌，推动社会的进步。
赵金朋[2]2010年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始于清末,历经20世纪20年代发展,至30年代达到全盛局面。这一全盛局面出现与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帝国主义的侵略密不可分。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刚成立的南京政府如何挽救已经破产的农村经济,巩固其统治成为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其它团体:高等院校、乡村建设派、社会调查团体、中国共产党也对中国现状极为忧虑,但碍于对农村问题认识的不足,必须先对中国农村存在问题做一详细调查研究,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找到解救中国农村的良方。为解读20世纪30年代各主体是如何调查的,该文分七章进行研究。第一章,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概述。通过叙述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发展史、调查兴起的原因、调查的内容使读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第二章,农村社会调查方法。回顾了调查方法的发展,并对当时调查方法的概况、常用的调查方法、调查材料的整理与表示进行了研究。这样做目的之一是使读者对调查不同团体的调查方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第叁章,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调查。分析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农村问题的原因、国民政府主要的调查人员、成果、特点,并且选取典型的个案进行剖析,最终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调查做出一个合理评价。第四章,乡村建设派的农村调查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乡村建设派研究较多,因此这部分写作重点在乡村建设派对农村问题的认识上和评价上。第五章,高等院校的农村社会调查。主要包括高等院校调查的概况、高等院校对当时农村问题的认识、个案调查、调查特点几个部分。第六章,社会调查团体的研究。这一章首先叙述调查团体的研究概况,然后选取个案解析,最后做出公允评价。第七章,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研究。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是如何认识和领导的,在此前提下分析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所作调查及调查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第八章,农村社会调查的成效考究。通过前面的论述,本章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做一整体评价,力争做到客观、公正。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是社会调查发展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岁月。它不但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更体现了当时不同团体、有识之士对农村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认识前提下对中国道路走向何方的深思。
颜浩[3]2008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鄞县农会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农会组织受地域、乡村社会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制约,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大量的个案实证,才能使这一时期的农会研究落实到实处。本文尝试以档案材料为支撑,讨论鄞县地区农会组织的组织结构、会务活动、在推行“二五减租”方面的作用及其与鄞县人粪肥料供给合作社的关系等,给民国时期农会研究提供一个具体个案,填补宁波地方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并从中反映基层农会作为一个垂直系统一环的特点和作用,外部力量与内在动力在农会活动展开中的各自作用,国家与基层社会连接的具体形式,以及基层社会的自主经营和自治性质。文章认为,民国时期的农会组织带有很强的乡土自治的特点,以乡镇保甲长为代表的乡村精英是基层农会组织必须依靠的力量,排除他们,农会在乡村社会将失去支撑,其运作必将障碍重重。与各乡镇农会相比,县农会职员更加脱离农会会员资格,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这种超越农会法规范围的农会领导者构成,是鄞县县政府力图控制农会组织在人事安排方面的表现。入会费和常年金是鄞县农会经费的主要来源,县政府的补助在鄞县农会总收入中不足千分之五,所占比重微乎其微。鄞县农会的事业经费来源狭窄,业务经费紧缺,因此鄞县农会办理的各项业务多是些公文往来呈请政府办理或在会员中提倡、呼吁之类,多出人力,少出物力、财力的事项。鄞县农会在推行“二五减租”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主要包括解释和宣传“二五减租”政策、协助制定缴租标准和勘灾减租、协助调解因减租而产生的佃业纠纷叁个方面。“二五减租”在鄞县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和实施,农会因减租而功能得以强化,减租因农会的介入而得以运作。鄞县县农会根据地方实际需求和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组织了鄞县人粪肥料供给合作社,主要承办农会业务中有关肥料事项。鄞县人粪肥料供给合作社是由鄞县县农会自主经营,以农会职员为职员,以农会会员为会员,以农会业务为业务,附属于农会的合作社组织,是农会包办合作社的有力个案。
杨金玲[4]2017年在《贵州省合作社联合社研究（1946-1949年）》文中认为中国近代合作运动起源于五四运动期间,首先在河北、山东等省开始推行,贵州省开始实施时间相对较晚。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1936年,国民政府正式饬令贵州省政府推行农村合作事业。贵州省合作运动最先从农村开始,逐渐发展至城镇,在1936年至1946年十年间,贵州省合作运动曾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各地区各类型合作社数量猛增,参与合作社的人数也逐年增加。为了更好发挥合作社的优势,贵州省政府组织创办了贵州省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省联社成立于1946年10月10日,因为有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省联社迅速集聚基层合作力量,以帮助恢复农村经济,加强城乡经济联系为目的,开展了包括购销、信贷、储藏供给等多种合作业务。为了实现恢复农村经济的目标,省联社采用近代化经营管理模式,经营管理企业化,人事管理职业化,资金管理专业化,而其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就是省联社成功的关键所在。省联社的创办是一次成功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毋庸置疑,其对贵州农村经济发展贡献颇大,而这次尝试积累的经验教训十分宝贵,对今天贵州省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仍然有启迪意义。因此,对省联社发展过程及历史贡献的研究,是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D]. 王奎.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D]. 赵金朋.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3].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鄞县农会研究[D]. 颜浩. 宁波大学. 2008
[4]. 贵州省合作社联合社研究（1946-1949年）[D]. 杨金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