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需要确立居指导地位、主体地位的经济学说。借用国外一种说法，叫做“主流经济学”。中国是在特定时代和自身国情决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正为实现今后15年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尤其需要以科学的理论统一人们思想，指导实践活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学说的发展。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使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站稳了脚跟，在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以其巨大的规模、显著的成就以及预示的前景令世界瞩目。这一切，充分显示了科学理论的重大作用，也使我们有条件有理由讨论建设中国自己的“主流经济学”的问题。这是一个人们正开始议论纷纷的大问题，本文谈谈笔者的一些思考。
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流经济学，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有人觉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在党的文件中提出了大量的经济政策方针，但似乎还不能说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这正是我们要首先讨论的问题。
早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邓小平同志就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①]以往我们只把这句话看作是对《决定》的评价，其实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的是这一评价的含义。第一，这句话本身说得清清楚楚，不是说写了一个很好的政策性文件，而是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第二，这个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是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也是新的，“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②]第三，《决定》当时是作为党的纲领性文件通过和发布的。这意味着，《决定》写出的，是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的经济学说，换言之，它就是我国居指导地位的经济学。第四，这个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按照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科学评价的总的称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经济学应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五，《决定》只是写出了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从那以后党的一系列文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以及十四届三中、五中全会文件，江泽民同志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等，这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稿接一稿地在往下写，已逐步形成为有自身特色的、涉及各层次各方面重大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理论原理、基本逻辑、研究方法、表述方式的体系。在思想史上，由一篇或几篇代表作的问世而宣告一种学说创立的事是屡见不鲜的。至于说在一定时期内它可能不成熟，其发展和走向成熟需要一个过程，也是常有的事。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十几年在实践中发展和实践检验证明，新时期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已经产生，已经确立起来；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一切重大问题，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问题，都要遵循这一学说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要依靠这一学说丰富、发展和走向成熟。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也只有它才能够充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由这一学说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这一学说是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以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主张运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与古往今来其他学说、主张或者离开对客观规律的了解而抽象地、带空想色彩地讲为人类，或者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规律的某些作用为极少数剥削者服务相比，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值得追求的真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忠实地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它关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使人民共同富裕、发挥国家领导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自觉运用经济计划手段、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等一系列论断，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挥。
第二，这一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既肯定了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肯定了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处于新时代的中国的重大发展。它针对中国实际，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又系统地增添了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新的理论概括、新的论断、新的范畴等，其中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某些论断的突破。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历史地位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的理论，关于区分社会基本制度和经济运行与管理体制为不同范畴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改革开放以及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理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等，都是体现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的著名例证。
第三，这一学说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相连、相互推动向前发展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翻天覆地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③]这一番大事业，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物质经济事实”；作为一场大试验，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作为一次革命，对理论研究深入地探索事物的本质联系起着有力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的经验和创造，是鼓舞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总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和丰富内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独创性、先进性和丰富内容的基础和根源；一切从实际出发，紧紧依靠群众，坚持独立思考，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根本途径和优势所在。
第四，这一学说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因而能以正确的态度，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西方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④]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但马克思主义以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为己任，它不会拒绝、相反会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吸取科学因素，经过改造消化，使之成为自己学说丰富内容的组成部分。
讨论建设中国主流经济学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已经有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发挥着指导作用，有什么必要提出讨论建设中国主流经济学问题，或者说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笔者以为，有两方面的情况表明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一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同时又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分门别类去深入研究。尤其是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既是丰富整个理论的需要，又是解决实际重大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在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经济学居指导地位的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些人认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是讲政治，至于说经济，尤其是现代经济、市场经济，依他们的主张要靠西方经济学思想体系解决问题。有些党的干部、求学的青年也以为要学经济，主要是学西方的。他们不认识有一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以为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的学说不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由此很容易走向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方面去。在国际上，一直怀有使中国“西化”企图的西方政治家和很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学者们，正通过各种途径散布他们的影响，鼓吹中国要搞现代经济，唯有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还有的人对接受西方理论体系十分反感，但也觉得马克思的经济学不能直接解释现在的事，结果是陷入茫然。这就告诉我们，仅仅谈对西方经济学要分析批判，一般地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够的。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于十分明确地肯定：这一学说是我国居指导地位的经济学，“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大力宣传这个经济学，理论工作应集中力量为加强这个学说的建设作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正确理论指导的方向上找出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办法，在统一全党认识的基础上保证中央依据科学理论制定的政令畅通，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也才有强大的思想武器来有效地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利用西方经济学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宏伟目标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问题。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让我们对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作稍微展开的讨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有用的问题，如果是想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到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那当然是会失望的。邓小平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⑤]“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⑥]他还说过：“我们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⑦]从本本上找现成答案，这是教条主义；使自己的思想停留在一百多年前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是思想僵化。以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方式看待马克思主义，反以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这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规律、商品生产和交换背后深藏的支配规律、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的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科学地预见了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轮廓和特征。说马克思的学说没有过时，是因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并没有脱离它所揭示的基本轨道和方向；说它需要补充，需要发展，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征，社会主义从无到有、新兴壮大、曲折发展积累了实践经验，提出了大量新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忘记他们的老祖宗，至今还在用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的逻辑来演绎他们的当代经济学，我们怎么能够认为代表社会发展方向、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所处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多少用处了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为我们提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典范。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求我们在研究这一学说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高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领。
另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用而主张取消它。在高校经济类专业教学领域，出现了取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议论。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我们不时看到批判40多年前的“苏联教科书”或者批判含义模糊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文字。初一看，好象是在批判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但有的论著并非如此，因为在批判之后作者们主张取而代之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也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或它的某一变种）。这就不难理解他们要批什么和为什么批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作者表示也要给马克思主义留一个位子，但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必须“换位”。这就再次证明，以什么思想理论体系居于主导、主流地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中国的经济建设能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作指导思想？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说的性质说起。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而社会基本经济问题是两个，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丰富深刻得多的理论。说马克思主义只注意研究生产关系，对解决经济效率没有用，是出于对它的无知或偏见。现在人们喜欢讲经济资源，就从这种角度看，社会基本经济问题也是两个而不是一个。西方经济学标榜自己只研究由稀缺性引起的资源配置问题，实际上，资源一旦有了稀缺性，就是说它们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不仅有配置问题，而且有了“产权”即人对资源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权问题。这种意义上的产权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这两大问题分属不同范畴，但相互间又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不同的经济学大派，可以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找到某些共通之处，而在主张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上根本对立。这后一方面，就涉及所谓意识形态问题、政治问题。这并不是说，研究基本经济制度不是研究经济学，而是说对不同基本制度的认识和态度必然反映为不同的经济学具有对立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政治倾向。有不少人望文生义，以为政治经济学是把政治掺进来的经济学，有的还认为这样做经济学就不“纯粹”了，不科学了。他们不知道西方经济学标榜自己为纯科学是自欺欺人。基本经济制度是任何经济学派都回避不了的。西方经济学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如今竭力向我国兜售私有化、“西化”的“道理”等方面，表现出多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倾向！除了真是要中国走私有化、“西化”道路，怎么能够认为中国经济要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指导？
从资源配置方面说，能否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要靠西方经济学指导呢？如前所说，由于这个问题具有相对独立性，西方的先进经验、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份是值得我们吸收借鉴的。但由于资源配置与基本制度密切相关，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指导也是不行的。举例来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靠了西方经济学指导的吗？不是。西方经济学家和受其影响很深的人至今还不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和市场经济相容呢。在他们看来，要公有制（尤指国有制）就注定不能搞市场经济，要市场经济就必须放弃公有制。能够指望依据这种理论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等吗？再如，西方经济学讲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是说人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种观点在我们社会已经流传多广，恐怕超出许多人的想像。不要说有的人从这里找到为最自私的行为辩护的理由，就是许多谈道德问题的大小文章也立足于用人类良知去围堵市场经济这种“祸害”。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这一教条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歪曲，因为那里还有不同的阶级利益、集团利益以及利益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的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是兼顾相一致的全民共同利益和有差别的局部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是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并指明这些物质利益关系是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度和分配制度相联系的。这是与现阶段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观。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观点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资源配置以及企业行为、个人经济行为等，包括探讨它们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情形不同的特征和优越之处；也应该由此出发去研究新形势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问题，包括阐明它们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从而增强这些教育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所有这些，不仅谈不上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相反，恰恰是要求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教条。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根源于它的阶级性而囿于事物的表面联系，在总体上回避本质问题研究，由此必然对事物作歪曲的反映。所以我们还应注意，借鉴西方经济活动中先进的东西、掌握国际经济运作通行规则等等，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要借助西方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的介绍，但这同接受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两回事。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由此寻找接受西方经济学为主导思想的理由，是不对的。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决西方经济问题时常常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有些医治资本主义病的方案，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对症治疗”的效果，但由于不治本往往带来“加重旧病、增添新病”的长远结果。对这类治“西方病”尚且如此的方案，我们怎能采取不加分析地照搬的办法，而不是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参考别人有用经验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呢？
建设中国主流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肩负重任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开辟了人类通过实践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从来都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事业，人民群众的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探索，到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创立和发展，到第三代领导集体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同志对它的形成、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在这一理论集中的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中，包含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和劳动创造。同样，在今后这一理论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理论工作者负有特殊的使命和重任。邓小平说：“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⑧]这是对党的理论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对理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我们应该不辜负给予充分发挥自己才智和创造力机遇的时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明确方向，排除干扰，重在建设，为繁荣我国经济科学研究，为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自己的更大贡献。
在这一学说的建设中，我们应该担负的任务的确是复杂而艰巨的。首先，我们需要对这一学说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原理作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作深入的认识和论证。例如，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联系，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自的丰富内涵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其次，不言而喻，需要花大力气研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农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到市场发育，从宏观经济调控到微观经济效率，从社会分配到社会保障，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不胜枚举。对每一类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成就一门经济学，都可能提出新的思想观点，既推进经济事业，又丰富经济学说。再次，需要进一步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起点和基础，我们要认真地学习研究它，按照它的本义认识宣传它，针对新的实际丰富发展它。最后，需要认真研究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深入研究它们，真正了解它们的历史、现状，跟踪他们的最新发展，才能真正分清应该吸收借鉴什么，以及研究怎样结合我国情况改造利用；应该抵制什么，以及讲清为什么必须抵制的道理。
以上四个方面，大体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研究和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这些是我们已经在做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使它们统一于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总任务之中，使每一方面的研究都贯彻这一学说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以研究的成果去丰富这一学说的总体内容。举一个例子来说。以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为主线的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有人以为，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是为了从道义上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以“不劳而获”的不合理性推出资本主义应当灭亡的结论。也有人以为，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收入，劳动价值论已站不住脚。另一些人则提出“发展”劳动价值论，把它变成能够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关于“一切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的理论相调和的东西。实际上，马克思研究价值，揭示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根本的出发点是研究价值关系下社会经济运行。他阐明了，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存在的前提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为物质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⑨]（因此，价值关系的消亡需要以生产力的极高发展为基本条件）。他科学地揭示了价值规律作用的实质是促使劳动时间节约和调节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围绕剩余价值这个轴心运转的，由此使商品内在矛盾展开为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矛盾等，由此决定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和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实践不断引发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问题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同志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利用它才能教会干部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⑩]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些都是在比许多人眼界宽阔得多、在大得多的领域讲价值规律。所以，我们要重新学习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分析批判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理论问题上的错误，以价值规律作用的展开为线索去研究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分配既在形式上表现为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又如何在分配关系上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研究企业应如何既追求利润又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研究经济效益和效率衡量中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双重标准，研究商品内在矛盾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展开的区别，研究微观经济运作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联结问题，等等。由此我们才有可能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作出真正科学的解释，才能学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本领。建设中国自己的主流经济学是重大而复杂的事情，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除了重大课题之外，在成果形式上还有编写公认为较科学、系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当今实际结合得比较好的教科书或教科书式的著作等，都是需要众多的有识之士共同研究讨论，需要在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加以解决的。
在当今仍存在本质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抗性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世界，是不可能有统一、“公正”的社会科学理论评价标准的。我们不必指望有什么国际权威来承认、评价乃至拿一个什么奖给我们所说的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说。真正有资格评价这一学说的正确性、生命力及理论现实意义的是实践，是人民，是历史。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继承历史上先进思想，吸收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中国的经济学说一定会以其既有独创性又有先进性的成就而走向世界前列，为解决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大贡献，赢得自己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应有的光荣地位。
注释：
[①][②]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8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 邓小平：《拿事实来说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④]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⑤] 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⑥][⑦] 邓小平：《总结过去，开辟未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⑧]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7～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⑩] 邓小平：《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标签：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