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留学人员回归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留学人员论文,主要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8年到1998年底，我国累计共有32万人出国留学，分布在103个国家。其中，国家公派5万多人，单位公派10余万人，自费出国留学者近17万人，有11万余人先后学成回国。他们回国的原因是什么？怎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这不仅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更是理论界和留学工作者们共同关注的重点。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沈阳、武汉、南宁、西安8个城市的22所大学对部分留学回国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共收集到471份较完整的问卷资料和个案补充资料，然后运用“SPSS软件包”进行了数据分析。本研究发现，对于个人发展的考虑是留学人员回归的主要原因。
一、留学人员的价值追求及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条件
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外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留学人员一旦出国，就自然地获得了一种权力，即对是否回国和回国后到哪里去进行选择的权力。其选择的依据在于他对诸多因素（如个人发展、社会需要、子女教育与就业、生活和工作条件、社会地位与文化适应等等）的分析、比较和判断。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有七种基本需求，从低级到高级排成一个梯级，只有在低级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出现对较高级需求的追求。他认为，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的两大主要需求，其中人类最高级的需求是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一般来说，留学人员具有较好的个人条件，有相对较好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要没有重大的社会动乱，其生存的基本条件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众多研究表明，知识分子的主要需求并不在于挣越来越多的钱，也不是做越来越大的官。他们的兴奋点主要是竭尽所学，充分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出国留学人员都具有较优越的成才条件，特别是国家公派人员，基本上是百里挑一。有的是单位的教学和研究骨干，有的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即使是通过自己努力申请到国外大学资助的自费出国人员，也都是由于具有较好的个人条件，否则国外资助机构不会垂青于他们。所以，他们都称得上是当代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都希望自己的将来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途。这一点，从调查分析数据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调查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下面列出一些吸引人才回国的有利因素，您认为，哪三点对您决定回国所起的作用更大？请排序”。所列可供选择的答案包括：报效祖国、赡养父母、考虑子女的成长和教育、配偶的态度、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个好的发展前途、国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中国文化的吸引、国家留学政策的改善、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吸引、本单位用人政策的改善、导师及同事们的劝说，其他等13个因素。我们将除报效祖国以外的因素归纳为个人发展、家庭因素、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四类原因，并将选择报效祖国为第一因素的人的第二因素作为第一因素，将其第三因素作为第二因素，然后综合归并成四大原因，经加权处理按重要程序排序，发现：
●471人回国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个人发展（得分：1267）；第二，家庭原因（得分：1064）；
第三，政策因素（得分：393）；第四，文化因素（得分：305）。
●其中186位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回国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个人发展（得分567）；第二，家庭原因（得分：400）；
第三，政策因素（得分：157）；第四，文化因素（得分：141）。
●其中87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回国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个人发展（得分：251）；第二，家庭原因（得分：218）；
第三，文化因素（得分：64）；第四，政策因素（得分：62）。
由此可见，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我国新一代留学人员的最重要的兴奋点和追求，也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这里所说的我国新一代的留学生，是相对于过去几代留学生而言的。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留学人员的回国热潮。第一次在清末民初新旧政权更替之际；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之时，第三次是新中国诞生前后。共赴国难抵御外侮和参加新政权建设是几代留学生毅然回国的主要动因。相对于过去几代留学生而言，新一代留学生所处的是一段稳定的时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已大相径庭，他们可以在对个人发展的追求上有更多的考虑。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国所尊崇的是一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价值观，特别是在“十年文革”动乱期间，个人价值的追求被严重扭曲了，人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压抑。1978年以后，我国经过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社会上对个人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也日渐形成，为知识分子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机会并使之成为可能，这对于个人长期泯灭于群体羁绊之中的社会来说是一种进步。对于留学人员来说，在他们经受了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和震荡，经历了心理的重新定位与选择之后，过去那种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禁锢已得到解脱，转而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成为了他们心底的最强音。
相对于“文化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而言，我国现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为留学人员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和条件，使他们的主观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率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且呈强劲发展态势。经济的发展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差距，具备了为科技、教育等领域提供更多的经费、创造较好的科研条件的基本能力；也为个人发展创造了许多发展机会。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着改革。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政治稳定，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这一切无疑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有利于发展的国内环境，形成了对留学人员的强大拉力。
与国内欣欣向荣的发展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萧条和低迷状态，许多大型企业纷纷大幅度裁员，使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从1993年初开始，美国平均每天有2389人失业。激烈的求职竞争使得留学人员在国外处境困难，特别是一些学习冷门专业的留学生，就业机会更少。另外，西方国家确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有敌意，经常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些事端，挑拨与中国的关系，这无疑使在海外的我国留学人员处境更加艰难。这些困难与排斥增加了留学人员回归的推力。
二、影响留学人员回归的主要因素——个人发展
我们在分析数据时，将影响回国的因素选择中的第一与第二选择均属同一类因素者，称为相对独立原因。持相对独立原因者有170人。我们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国内有一个好的发展前途”，“国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归类为个人发展因素，发现在持相对独立的回国原因的170位留学回国人员中，选择个人发展因素的有78人（占45.9%）。这部分人的基本情况是：有34人（占43.6%）年龄在40岁以下，37人（占48.7%）来自国家教育部直属院校，34人（占43.6%）具有博士学位，47人（占60.3%）从事自然科学和应用自然科学研究，59人（占75.6%）在国外居留1～3年，19人（占24.4%）在国外居留3年以上。可见，把个人发展作为相对独立回国原因的主要是一些年富力强、具有博士学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回到重点院校的留学人员。如同50年代初回国的那一些科学家一样，他们对祖国充满了向往，希望以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以实现自己的价值。
对个人发展的考虑表现在“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前已述及，留学人员具有较好的个人条件，有相对较好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具有较优越的成才条件。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批人非常希望在研究上能独立自主，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例如有这样一位博士，他曾先后在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意大利波亚那大学，及英国一所大学作博士后及访问教授。在意大利申请到世界杰出青年基金，待遇是500万里拉／月（约合3500美元／月）。他说，“在国外，从生活待遇来看，国内是很难相比的。但我在国外，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自己能力多强，在外面只能是给人家打工。搞科研的人最痛苦的是不能自己决定方向”。“我回国后所在单位很开放。各方面对我都非常支持，最重要的是能够出成果”。有一位年仅34岁的博士生导师，他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曾到日本的东京大学、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暨德国宇航研究院、美国的MIT和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他说，“从合作研究目的来看，出国对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会有一些成就，但到对方那里还是干别人构思范围内的东西，很可能你的眼界会更开阔，但要受到对方课题的限制”。“在国内我一直是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说按自己的设想做研究”。“我是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现在承担国家八六三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有十几个项目，资金达100多万。现在的研究领域原来与国外差距40年，通过我的努力，大大缩短了这个领域与国外的差距。我的不少学生在国外做博士后或合作研究”。
对未来个人前途的考虑和社会地位的比较，同样也是留学人员在意的事情。“文革”十年浩劫，留给我们的一个后遗症是造成了今天科教界的人才断层。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人才断层在40～50岁这个年龄段，今后5～10年，现有科技人员离退休高峰将到来。很多留学回国人员正处在或接近这一年龄段，正好是年龄断层的最佳补充者。从长远发展来看，这些留学人员的最佳发展前途应该是在国内。在调查的471位留学回国人员中，有一部分人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而回国的。有一位36岁的博士，于1981年至1990年9月在日本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他说：“在日本社会，人才已经基本饱和，我们在那里是外国人，很难有与他们本国人平等竞争的机会。而中国正在大发展时期，国内一些老先生们快要退居二线，我们年轻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很大。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中国更有利于我们这些人的个人发展。”一些学术造诣较深，并且已做出过较大成绩的回国人员认为，留学人员在国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与国外学者讨论问题。一位曾经在美国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回国后在科研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后来被推荐担任了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并成为中国工程院的一位年轻的院士。目前，他被美国的母校授予“杰出校友”的称号。他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们：“实践证明，留学人员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我如果不回国，很难获得今天的成绩和地位。”
一些留学人员具有与老一辈科学家同样的历史负重感，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同自己的个人价值联系起来。他们宁可在待遇菲薄的条件下当家作主人，也不愿在物质优裕的环境里看人脸色行事做二等公民。一位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在谈到回国原因时说，在回国时估计国内条件会差一些，事业发展会有不少困难，但是有前途。他说：“我选择回国是理所当然的，国家在很困难的条件下给我那么多钱（每月900马克），是为了派我出去学习先进的技术为国服务。如果没有国家公派，我不可能出国，何况我的事业与前途在国内。”我们访问过一位曾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加拿大艾德蒙顿和阿伯塔大学做过访问研究的博士，他说：“在外国，很多人（西方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中国人一定要做好，要自强。中国人不是非变成外国人不可。我们有自己的祖国，我们的祖国需要我们。”所以，他在完成研究后按时回国。
三、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
对于一些留学人员来说，他们在对自己的职业和前途进行选择时，往往以能否实现个人价值作为重要依据。在知识和人才受到尊重的环境里，个人的选择往往具有决定意义，其他因素则属于从属地位。他们不会舍弃“小我”而求得“大我”，只会寻求两者的结合，或者立足“小我”的发展而辅助“大我”。因此，在对个人发展的考虑中，往往会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一般多发生在国家危难之际和历史转折时期，持这种价值观的留学人员是国家的英雄和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所敬仰的。但是，我们并不要求也不应要求每位留学人员在和平建设时期做一味的自我牺牲，这是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背的一种对个人智力资源的掠夺。二是个人价值实现至上的价值追求。过分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把个人价值的追求凌驾于一切之上，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它过分强调个人追求，一旦这种突出个人的价值观和国家的利益发生抵触时，集体和国家就会遭到损失。这种价值追求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三是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结合。在鼓励留学人员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我们应提倡把国家和民族命运与个人价值联系起来，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片面强调某一种追求在今天来说是有失偏颇的。应该在充分保护留学人员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他们把个人价值的追求和经济繁荣、教育进步、科技创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国家的振兴。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没有把“报效祖国”作为留学人员回国的主要原因，而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这是因为“报效祖国”与其他很多因素有包容关系，即使回国的真实原因是为个人发展，或者是家庭原因，都可以把“报效祖国”作为他们的第一选择。在回国的471位留学人员中，把报效祖国作为国内吸引自己回国的第一有利因素的有220人（占46.7%），作为第二因素的有19人（占4.0%），作为第三因素的有23人（占4.9%）。所以，选择“报效祖国”的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原因，这就很难反映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广大的留学回国人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报国之志。其中希望以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不乏其人。在这些人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所在。例如有这样一位博士，1994年自费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合作研究，1997年初携夫人、孩子回国。在国外两年多的时间，他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曾获得两项专利，得到了国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和诚意挽留。谈到回国原因时，他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我最关心的是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每当在电视中看到中国运动健儿获得金牌，运动场上奏起中国国歌的镜头时，心里的那份激动是无法形容的，而且这种感觉在国内时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真正体会到祖国强大的意义，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爱国！……”正是这种对祖国的爱，使这位青年博士放弃了在美国优厚的物质待遇，谢绝国外导师和友人的挽留，毅然回国。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良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把经济、政治、科技和教育作为留学人员回国的原因来分析，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个人作出选择的社会基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留学人员回国与否的抉择。例如，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个人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一个国家对于科技、教育的重视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济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对科技发展、教育进步的重视，个人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认为，上述因素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因素，它们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对个人的回国原因的选择产生影响和制约，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留学人员基于这些因素之上的个人选择——个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