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城市化特征与浙江省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韩论文,浙江省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日本与韩国城市化模式的共同点
比较、分析日本与韩国的城市化过程，可以发现两者在发展速度、结构模式、主导因素等方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1.1 短期内的快速城市化
日本与韩国都是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经历了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使国家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度。日本从1950年到1975年，城市化水平从37%上升到76%，韩国从1960年到1985年，城市化水平从36%上升到74%。25年均提高近40个百分点〔1〕〔2〕。这是二次大战后经济起飞的国家所特有的待征，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这一城市化过程经历了一百多年。
1.2 高度集中的城市发展模式
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城市体系结构演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少数中心城市获得优先集中发展。表现在城市化高速增长的初期，首先是全国几个主要的中心城市集聚增长，而且这些中心城市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始终处在规模结构以及功能结构上的突出地位。如韩国的六大城市、日本的八大都市区，分别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59.7%（1990）和72.87%（1980）。日、 韩两国在城市发展中集中度高的另一个特征是首位城市的集聚度和优先增长非常突出，这一特征一直保持到国土高度城市化阶段。如1990年韩国的首位城市汉城的人口规模为1061.3万人，城市首位度为2.79。1980年日本的东京城包括23个选区（wards）范围，人口规模为834.9万人，首位度为3.0（表1）。
表1 韩国6大城市、日本8大都市区规模
韩国规模前六位城市
日本八大都市区
城市1990年人口规模(万人)
大都市区
汉城 1061.3 keinhin(东京为中心)
釜山 379.8 keinanshin(大阪为中心)
大邱 222.9 chukyo(名古屋为中心)
仁川 181.8 北九洲一福冈
光州 113.9 札幌
大田 105.0 广岛
仙台
Dkayamao(冈山)
城市 1980年人口规模(万人)
汉城
2840
釜山
1700
大邱
780
仁川
480
光州
200
大田
190
170
140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 〕和杭州大学课题组《浙江省中心城市发展规划研究课题报告》（1996年）整理。
集中性还表现在城市国土空间分布上的高度集中。韩国的六大城市分布在以汉城为中心的京仁工业区和以釜山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工业区及其连接两地的高速公路沿线。日本的十大城市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而且七个分布在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
1.3
国土城市化过程的共同特点：高度集聚后的国土多极分散发展
纵观日韩两国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共同的特征是“先集聚后分散”。日本在战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东海道三大城市中心始终保持超前增长（超过城市的平均增长速度），韩国的汉城地区和釜山地区也是不同阶段的超前增长中心。两国城市在国土空间上的分布过程均是：聚中发展形成少数中心城市——城市中心的郊区化扩散产生都市圈、城市群或城市带——城市化高水平阶段后的国土多极分散化。尽管日本和韩国均在城市化初步高速增长后注意了过度集中的问题，但真正有成效的城市分散发展、城乡一体化是在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之后〔4〕〔5〕。
2 日本与韩国城市化机制的共同特征
2.1 经济规律对城市化模式的决定作用
日韩集中型高速城市化模式的直接支撑是经济的增长方式。战后日韩的经济高速增长决定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与欧美国家相比，日韩的经济增长都是时间上的“压缩型”形式，即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同样的工业化过程，这种时间上的压缩性直接导致空间上的压缩性。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必然要以经济效率为首要原则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而空间集中式的格局可以获得高的规模效益，从而决定了城市发展的空间高度集中模式。另外，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又决定了产业活动向沿海港口城市的高度集聚。因而，日韩的城市发展均体现出既迅猛又集中的特点。
2.2 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
高水平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无论在日韩城市发展的集聚时期还是分散时期，对城市体系结构的形成均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城市发展集聚期，便利的基础设施为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提供了条件，使城市的集聚成为可能，大都市区、城市群、都市带的形成均由高水平的基础设施作保证。例如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是东海道都市带内稠密城市结合的纽带，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京釜高速公路成为连接两大城市集聚区的通道，而且在通道上形成了韩国的主要城市集中区。东京和汉城都市圈的形成均由交通线作导向〔1〕〔3〕。在城市的分散发展期，一方面发达的基础设施为加强各等级城镇间、城乡间的联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基础设施通过改变时空距离概念直接影响中心城市等级结构的框架，使中心地城市的数量、辐射范围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国家的城市体系结构。如在日本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提出了“全国一日圈”的目标。
2.3 政府与政治制度对城市化模式的引导作用
2.3.1 日韩两国虽然均是市场经济型国家， 但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始终左右着发展的时空结构。韩国被称为是“行政推动型工业化”，在城市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区域经济开发和规划很大程度上是在行政计划框架之内运行的，一般通过工业化用地（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和开发来推动人口等要素向某些区位的快速集聚，这似乎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空间”结构〔4〕。 这是韩国工业化战略实施尤其是新兴工业城市迅速崛起的重要机制。六七十年代，人口迅速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的原因，就在于韩国所推行的工业化模式——开放型工业化。
在日本，工业化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是工业与政府的紧密合作。从明治时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建立国家工业企业作为“导航工厂”，后虽转为私营，但政府一直提供补助、保护措施和税收优惠。二次大战后，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重要的投资基金，特别重要的是50年代和60年代，为保证经济的部门优先增长政策，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多方面，中央、地方两级政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政治的稳定又使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连续性〔1〕。同样， 日本的外向化经济战略也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
2.3.2 在日本与韩国的政治制度中，中央集权的特征比较明显，这又是城市高度集中发展的主要因素。作为这种制度的象征，国家的首都在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卓越的作用，在城市体系中居于突出的城市功能地位。这种优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非首都城市的竞争能力，从而制约着全国城市的体系结构。
2.3.3 这种政治制度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作用， 还表现在因两国制度上的若干差别而产生城市体系的差别上。相对来说，韩国的中央集权程度更强，而日本的地方政府——都道府县有较多的自行权力。因此在两国的城市体系中，韩国除了首都之外，发展较强的是一些新兴工业城市，而地方中心的发展活力并不强。然而在日本，从上至下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形成较好的等级体系，所以在高等级的城市中，除了太平洋沿岸工业带内少数工业城市和居住卫星城外，都是县域的中心地城市〔6 〕〔1〕。
3 日韩与浙江省城市发展条件的可比性
a.国土资源条件的相似性 日本、韩国及浙江省在国土资源条件上极为相似，均是国土面积狭小、人口稠密，土地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面积比重小，人均耕地资源少。发展工业又都受到基础工业自然资源贫乏的条件制约。但是，三者均有发展现代经济的相同有利条件，这就是沿海的区位，而且沿海港湾条件优良，为建立临海型工业基地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b.经济增长过程的相似性 日韩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代表了二战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外向型高速增长发展模式。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外向型、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必定也是未来二三十年中浙江省的必然之路。
c.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 虽然从经济发展的国土自然资源条件看，三者有较强的相似性，经济发展过程也会有相当的共同之处，但毕竟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同的近代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及其造成的不同经济发展基础。城市化起步的时间也有较大差距。另外，还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差别，所以在城市发展的可比性方面必定会受这些差异的影响。
d.人口状况的差异 对比日韩与浙江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产业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上，1994年浙江省相当于日本二战前及战后恢复后期、韩国7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人口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韩国50年代末、日本30年代初的水平。所以，浙江省的城市化水平或者说城市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的相应水平。但是，如果考虑人口的因素，1994年浙江省的城市人口总数相当于韩国60年代末、日本1955年的水平（按国土面积比折算），所以从城市实际容纳的人口量看，滞后的程度减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与日韩相比，当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我国的城市化却较长期地处在停滞状态。这样，浙江省现在的工业化、城市化面临着比日韩艰巨的人口总量的压力问题。
e.国际国内背景的不同 因为日韩与浙江省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所处的年代不同，所以工业化、城市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技术背景不同。特别是技术的变化对工业化的影响，三者已不能同日而语。
就国内背景来说，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外，浙江省只是一个国家中的一个地方省份，这与日韩那样独立完整的国家有差别。
4 日韩城市发展经验对浙江省城市发展战略选择的启示
4.1 优势区位在城市布局中的重要意义
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所依赖的空间载体都是与经济增长模式相适应的优势区位的高度集聚化工业基地，具体表现为少数沿海或者传统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也严重依赖于资源进口，所以沿海港口城市的区位优势同样是浙江省经济起飞的首选区位，因此在投资方向上必须毫不含糊。
4.2 集中型城市发展模式， 少数主要城市主导城市体系的必然性
在优势区位上集中布置生产力，优先发展优势区位上的大型城市，发挥少数高位次城市的经济、社会领导地位的作用，是日韩两国的共同经历。这种模式选择的必然性在于内在的规模经济法则的诱导，是达到经济高速增长、快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途径。尽管因过度集中会带来许多不利因素，最终均要重新争取国土的均衡开发，但日韩的经验表明不达到一定的充分集聚阶段，即使采取多种多样的干预措施，还是难以有效地达到分散发展的理想。相反，只有经过一定的集聚阶段，分散发展的效果才能体现出来，而且大型、特大型的城市是与发达的中小城市并存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只要具体形态合理，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弊端，相反它们成为国家现代化的象征，成为国家争取国际地位的龙头，成为国内经济的主导者。所以，当浙江省也将面临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时候，充分认识这种优势区位上的产业集中的客观效果，充分认识大型城市的实际经济效率，是浙江省选择经济空间格局的基本指导思想之立足点。
4.3 政府行政干预的积极导向作用
无论是韩国的“行政驱动”、“计划空间”还是日本的“政府与工业合作”，都成为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中左右发展的强有力干预力量，起到了积极的扶持与导向作用。与日、韩相比，追朔历史，浙江省与日韩有亚洲文化的共性，特别是在政治模式上，集中统一是一致的主导特征；面对现今，浙江省有长期计划经济的经验。所以积极借鉴日韩集中扶优发展的经验时，浙江省应有“后来居上”的实力。
发挥政府干预职能，推进经济与城市化模式的优化，对浙江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浙江省经济结构的分散、小型化程度高，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浙江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是艰巨的。所以，借鉴日韩的集中型发展模式及其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的有益经验，对浙江省具有深刻的意义。而政府的作用主要通过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体现出来。行政干预所产生的地方主义倾向一定要加以改正。这主要是指低等级的地方行政机构（特别是乡镇）在履行经济职能的时候，导致了严重的地方本位发展观。浙江省经济发展分散，小城镇遍地开花，村村冒烟，以至城镇质量不高的状况，与地方行政机构过于强化本位发展，造成过度的低水平竞争有密切的关系。
4.4 地域间连携建设工业、游乐、福利功能， 创导低迷地域的自立
日本“地方据点法”的建设规划，对浙江省落后地区或地方性中心城镇的城市功能进行广泛调整、建设是有启发性的。通过各乡、镇之间的相互连携、有效利用地域特性建设据点城市的做法比各乡、镇单独建设更重要，它能使远离都市区的居民享受高效率、高质量、丰富的生活。
4.5 土地资源条件与城市发展模式的辩证关系
日韩与浙江省在土地资源条件上极为相似，快速城市化与稀贵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日韩与浙江省同样尖锐。但是日韩采取以发展大型城市为主的方式，虽然从局部看占用了最优质的平原地区耕地，但从占用耕地的总量看，其土地利用率是高的。不管哪个国家，城市用地的效率与城市规模大小成正比是普遍规律，笔者通过对浙江省各级城镇及居民点用地的典型调查与研究，也发现人均用地现状指标最高是农村居民点，其次是小城镇，大城市最低。所以，日韩集中式的城市发展也是有土地成本的因素在起内在作用。在城市发展中，日韩保护耕地的经验更值得我们重视，如日本利用非耕地、特别是填海造陆解决新增工业用地的途径。
4.6 日韩城市发展的具体空间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在特大型城市，特别是首位城市的集聚与扩散过程中所形成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日韩的经验对浙江省未来大型城市的发展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这主要是都市圈的模式，如何突破行政界线，统一安排都市圈内城市的功能布局，都市圈内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还有日本的都市带形成，对浙江省长江三角洲南翼城市密集区的发展也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5 借鉴日韩经验时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浙江省与日韩城市发展条件存在差异，因此日韩城市发展的模式不一定完全适合于浙江省。同时，日韩城市化的经历也有一些可引以为戒之处。
a.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条件有差异，比如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条件、国民的素质等。所以浙江省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的经历一定不会是日韩发展的翻版，由此，简单的照样模仿是不可行的，同时追求同样的发展速度也要考虑具体的条件差异。尤其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日韩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有某些价值观和具体管理上的差别。同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超越日韩的成功经验，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这种农村产业结构的特点是日韩当时所没有的。在考虑城乡结构的时候，也不要抹杀我们已有成果。
b.浙江省与韩、日的最明显之别是浙江省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地方。在发展浙江的城市的时候还须考虑国家的概念，协调好省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与省外中心城市的关系。
c.人口的状况也是影响浙江省与日韩发展有所差异的不可忽视因素。如前所述，如果要达到与日韩同样的人口城市化水平，那么浙江省城市发展所能容纳的人口要比日韩相应时期的大得多，也即城市的绝对数量与规模要大得多（考虑现代的城市经济不可能重返提高劳动密集度的老路），或者城市经济的劳动密集度要提高。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不可能达到日韩那样的增长速度。与这一结果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农村仍将承担容留剩余劳动力的任务，这是因为即使在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的前提下，农村人口因基数大而产生的自然增长，仍将使农村人口有相当大的数量，例如有学者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作过分析，据估计1978—1990年间，我国有近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然而这12年中农村又净增1亿多劳动人口， 所以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浙江省的情况也是如此，从1978年到1993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7〕。因此， 浙江省的城市化面临着比日韩严重的乡村发展问题，这在选择城市化模式时必须考虑。况且，作为沿海发达省份，一旦经济发展、城市壮大，还会引来外省市人口的迁入。所以，我们应该比日韩提早考虑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结构。
人口多，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可能是城市人口的过密化问题。因为总人口多，城市人口也多，比如我国现在的城市发展仍处在大城市化（核化为主）的阶段，但许多城市的人口规模已与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欧洲的最大城市规模相当，但相对应的实质性城市地域范围要比这些国家的城市小得多。如上海市人口接近东京大城市地域中心地区的人口，但对应的城市化地域仅相当于东京的41%左右，东京人口大约分布在50km半径的实质性城市地域内，而上海市相应只有10km〔8 〕，所以我国城市现状的人口密度要比发达国家的大，可以预见，未来的城市人口密度也要比日韩大。这也是城市发展的模式选择要考虑的方面，这一城市人口密度也涉及土地资源的问题。
d.日韩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均采取了牺牲农业的政策，使农产品大量依赖进口，特别是粮食自给率很低。这对于日韩那样的小国，国际市场提供粮食的风险不是很大。而浙江省要考虑整个中国的情况，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粮食问题要依赖国际市场是不可能的，必须尽最大可能立足于自给。
收稿日期：1997-07-03 修改稿日期：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