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群[1]2000年在《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开放型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度的日益提高,使得将国际经济与中国经济综合起来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和必要。本论文着重在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对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发展主要趋势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综合的分析与研究。全文共分五章,主要从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和分析:一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二是对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实证分析;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第一个层面主要是第一章的内容。主要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重点围绕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概念界定、动因、本质及表现形式和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在分析大量国内外各种观点和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的观点:一是更加强调经济全球化生存的现实条件和环境,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二战以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二是强调经济全球化发展内在本质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借助现代市场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趋势和结果。根据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具有的一般形态与特殊形态的特征,笔者还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划分为一般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从一般特征上看,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是现代市场经济借助一定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收益率和竞争规律,不断打破阻碍其发展的各种制度、体制,提高世界经济同质性的过程;从特殊特征看,经济全球化又是不同市场经济制度特征的组合。由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而是反映了这种一般与特殊的结合。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动因,本文在分析时,将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动因作了内外的划分,并重点讨论了内因问题。在分析内因时,笔者对目前理论界提出的多因素给予肯定,并进而指出,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科技革命和全面整体性为特点的制度创新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两个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并主要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本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既在理论上要通过对各种相关观点的研究、比较、分析,阐明笔者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思考和认识,又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构建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的逻辑性理论框架体系。这种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的理论概括和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理论分析中,并为论文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
宋群[2]2001年在《21世纪初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初是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及产业结构大调整等经济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基础上将出现新变化;另一方面,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必将推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进一步规范,都将深刻影响21世纪初的国际经济格局出现一些新特征,对世界各国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王瑜[3]2012年在《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课题研究旨在系统地考察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传播及其影响的历史进程。通过建筑的物质化形态，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与人文环境，分析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传播的背景、途径、特征与影响的史实，探讨岭南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传播及其影响的内在机制、规律性，并探讨全球化语境下岭南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互动的发展趋势与对策。论文从历时性的角度将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代时期，从16世纪中叶至1840年，是外来建筑文化传入岭南的初始时期；第二阶段为近代时期，从1840年至1949年，是外来建筑文化与岭南建筑文化之交汇与交融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949年至今，是外来建筑文化与岭南建筑文化之融合与共生的时期。古代时期，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的传播与影响局限于两个区域，一是澳门，自葡萄牙人1557年租借并定居澳门起，西式建筑逐渐传入澳门。二是清朝“广州十三行商”贸易时期的广州十三行，西方各国商馆的建设将西式建筑引入广州。古代时期传入岭南的西式建筑展示了完全不同于岭南的建筑文化，但受限于历史条件，西式建筑基本自成一体，传播与影响的范围有限，对岭南传统建筑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近代时期，在“西学东渐”的社会环境下，外来文化对岭南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表现在社会价值、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语言等方面。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传播的区域广泛，从岭南的中心城市直至五邑、潮汕、梅州等侨乡，对岭南建筑的影响涉及城市建设、建筑类型、建筑形式、建筑技术等方面，同时，外来建筑文化的影响从外在的形式等物质层面逐渐深入到思想层面，对岭南建筑的近代化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时期，岭南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互动逐渐增强。20世纪50年代，岭南的现代建筑创作探索已显示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20世纪60至80年代，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与岭南传统庭院相结合的设计创作，使岭南涌现出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的现代建筑。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社会发展，西方建筑多元化的思潮传入，以及外国建筑师的设计作品不断出现，岭南建筑逐渐进入多元化的发展阶段。论文探讨了外国建筑师在当代岭南的建筑创作实践。选择世界著名建筑师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广州体育馆，以及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广州大剧院进行解析。分析指出外国建筑师在岭南的创作实践更直接与直观地将西方多元的建筑理论与设计方法传入。然而，外国建筑师在岭南的创作实践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作用，需要以辩证与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论文在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传播与影响的范式，总结与揭示了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传播的基本规律，同时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下外来建筑文化传播的多元化，以及建筑文化趋同的现象。因此，岭南建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筑创作立足于岭南，从岭南传统建筑文化中吸取养分，探索岭南建筑文化核心精神的现代表达。
赵昱[4]2014年在《创新资源国际流动格局、过程及对中国自主创新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基石。随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活动日趋知识化、全球化,创新资源也正在不断跨越国家的界限,大规模在全球加速流动,并深刻影响各国的国家创新系统。因此,研究科技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格局及其对国家自主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对创新资源的相关研究主要来自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集中在对一国范围内企业和地区创新资源配置的研究。然而,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任何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地区乃至国家都无法从其内部创造出技术创新需要的所有知识,也难以拥有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技术。在开放创新范式下,创新不再以传统的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而是发展成为一种网络化、全局性的活动,致使企业、地区和国家的创新行为日益明显地受国际创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外,创新资源的流动是一种独特的空间运动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载体。现有的研究往往忽视创新活动的空间维度,假定创新行为在过滤了空间的“点”上进行。本文研究创新资源各要素的国际流动时空过程、格局及影响,以期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和评价国内外有关创新资源国际流动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回顾了全球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历史轨迹,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启示。工业革命的转移都伴随着创新资源的大规模跨国流动,这为发展水平较高的后发国家通过技术一产业体系转换而全面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造成大国间的兴衰更替。继承先进国家的创新资源而获得经济繁荣的后发国家一般具备以下的特点：第一,政府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及进行制度变迁。第二、国内市场稳定增长。第三、完成了资本积累。第四、具有较强的制造业的基础。第五、政府采取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第六、具备较好的知识和文化条件。第七、大众有艰苦奋斗和投身发明创造的精神。本文接着从创新人才、技术、资本三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空间分布的现状特征和态势。总体而言,全球创新资源的总量在快速增长,但是其分布极不均衡,发达国家仍然占全球创新资源较大部分。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创新资源增长放缓,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创新资源却快速增长,导致传统的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组成的“大三角”格局逐步转变为一个更加多极化的格局。具体来说,全球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具有以下的特点：从人才资源来看,无论是以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研究人员、高技术移民还是国际学生来衡量,总量都在稳步增长。发达国家作为全球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和就业基地,仍然是高级人才资源最集聚的地区。美国作为全球科技经济最发达的超级大国,仍然接纳了数量最多的各类外国人才。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国内社会条件的改善,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经济的消极影响,在全球人才环流中的吸引力不断提高,配合部分国家实施的更积极的人才战略,创新人才出现了回流的趋势。从技术资源来看,全球专利申请过去十年实现了稳步增长。全球的专利申请集中在美国、日本、欧洲、中国和韩国五大专利局。近年来,全球专利增长的格局呈现中国、美国和韩国增强,日本和欧盟增长乏力的态势。其中,2011年中国的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和工业设计四类知识产权的申请数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成为全球专利申请数最多的专利局。全球高技术制成品出口的中心仍然在亚洲,其中中国是全球高技术产品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占全球高技术制成品出口的22%,美国和欧盟各占16%,日本占6.8%。从资本资源来看,自2007年,世界R&D经费历史性地突破一万亿美元以来,世界R&D投资在经济危机的笼罩下仍然有增无减。总体上,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研发投资比发达国家更快,成为全球研发投资重要的来源。2009年亚洲R&D经费支出占全球的比重提高到33%,比北美和欧洲分别高出0.34、4.58个百分点,首次超过北美。从国家尺度来看,研发支出最多的三个国家仍然是美国3982亿美元,中国1541亿美元,日本1371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用指数评价方法,定量测度了56个国家国际创新资源流动的水平并分析了其格局变化。从时间维度看,2005-2010年,样本国家总体的创新资源流动水平呈稳步提高趋势。全球创新资源流动水平具有顺周期性,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而下降,又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而快速恢复。样本国家参与全球创新资源流动的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全球创新资源流动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这种国别差异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高度相关性。总体上,发达国家国际创新资源流动的水平比发展中国家高,经济发达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参与全球创新资源转移的程度相对大国更高。本文进一步以中国为案例,在省域尺度上,研究了国际创新资源流动增长趋势、空间分异及其对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我国的国际创新资源在快速增长,在省级尺度上的空间差异明显。国际创新资源在21世纪初期的增长速度总体快于上个世纪末期。东部沿海地区是国际创新资源主要的集聚地区,且目前已经形成了北京-天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集聚核心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创新资源在我国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扩散的方向是延伸到西南沿海沿边省份和长江流域内地省份,并有望形成T型格局。第二,国际创新资源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我国省域之间国际创新资源流动呈一定的两极分化倾向。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东部国际创新资源丰富的省份周边也出现类似的省份,而西部国际创新资源稀少的省份,周边的省份常常也缺乏国际创新资源。第三,创新资源流动对我国省域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总体是正向的。国际创新资源通过两个途径作用于我国的自主创新。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活动直接结合提高了自主创新的产出,而外资研发投资和创新人才流动构成促进自主创新的环境,间接促进我国省域的自主创新绩效。内资企业的研发努力是决定自主创新产出的主要因素。第四,国际创新资源流动对我国各省的自主创新产出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周边省份的创新活动对本地的产出有显著地正向效应。国际创新资源效应影响总体的格局是西部省区受到的影响效果强于东部省区,而东部省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模型对东部省区创新产出的解释力也相对要弱。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视角,系统地总结了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相关理论,并从创新人才、技术和创新资本三个方面研究了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历史过程、现状及空间格局。论文构建了科技全球化指数指标体系,定量评估了56个样本国家参与国际创新资源流动的水平及时空演化特征,从地理空间视角拓展了科技全球化的研究。第二、以中国为样本国家,采用空间统计学分析技术,从创新人才、技术和创新资本三个方面分析了国际创新资源在我国的省域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证实了科技活动的全球化也是个穿透多个空间尺度的动态过程。第三、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了国际创新资源对我国省域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国际创新资源流动对自主创新产出存在正面影响,且我国省域创新活动存在正的空间溢出及空间异质性的实证证据。
文艺[5]2016年在《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指明“中等收入陷阱”是在2006年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指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状态后,快速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开始凸显和爆发,无法继续支持其发展以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最终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一种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创造了“中国奇迹”。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4382美元,2015年达到7990美元,标志着中国由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逐步迈进。但同时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各种矛盾逐渐突出,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结构性矛盾愈发严重,引起了学界的普遍担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研究问题,主要分析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劳动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维度分析发现,合理的劳动收入占比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利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开展国际国内实证研究,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视角下劳动收入占比与人均GDP的关系,试图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建议。实证结果发现劳动收入占比对人均GDP的影响为正,劳动收入占比平方项对人均GDP的影响为负,且均为显著,这表明存在最优的劳动收入占比;从劳动收入占比与六大机制的交互项看,需求侧中投资、消费和外贸的影响不显著,供给侧中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及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从国际分组的情况来看,高收入组国家最优劳动收入占比要大于中高收入组国家最优值,这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应当相应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随后本文深刻分析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制度特征,认为劳动收入占比表现出因经济转轨而复杂多变的态势,但收入分配应坚持劳动价值论为导向。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理论不停地发展变化,其实际是对增长核心动力不断认识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产生影响,如何保持两者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合理的分配格局应当确立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不应该崇尚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本决定论;要以人为中心推进供给侧改革,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注重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
张莎丽娜（CHEUNG, Tingwang）[6]2015年在《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信息网络的建设日益完善,一大批国际企业迅速崛起,布局国际市场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加速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得到不断增强。在20世纪之前,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程度较低,自身承担了大部分生产工序,只是将一部分加工装配环节转移至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国家;9O年代之后,跨国公司开始将生产制造工序以及售后服务环节等大规模转移出去,仅保留部分核心科技研发和营销环节,使产品、劳动力、科技等生产要素实现了自由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新阶段的发展和调整,国际产业转移也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首先,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中,由于国际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产业转移不再受特定流向和区域的限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投资区位。产业转移已经从过去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转移转变为多向转移。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迅速扩大,转移速度也进一步加快。其次,国际产业转移方式也日益多样化,突破了单一的直接投资和股权安排,项目外包成为新的转移方式,跨国并购、兼并、收购和非股权安排成为新的投资方式。最后,国际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趋势加强,产业转移重心已经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知识化、高度化发展速度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构也呈现出高度化趋势。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接近尾声,服务业已经成为产业转移的新热点。但同时也应引起注意的是,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不断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持续降低,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发达国家忽视曾具有经济“造血”功能的制造业,过度依赖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意识到过度脱离制造业实体的危险,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纷纷开始了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进程,出台重振制造业的强力政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必然影响到全球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新一轮制造业争夺战涉及各国的政策取向、制度设计、科技研发、生产经营环境、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全球制造业的变化对国际产业转移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1868年第一家跨国公司建立至今,跨国公司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产生与兴起发展、缓慢发展阶段、复兴扩展阶段和全球化四个阶段。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衰与成长,国际产业转移相应也经历了四次较大范围的转移浪潮。这种国际产业转移与跨国公司发展历程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具体表现为:世界跨国公司的兴起在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后期,19世纪中叶,大部分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输出大大发展起来,这时才开始出现少数跨国公司,属于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催生的跨国公司。一战、二战期间,各国忙于战事,国际产业转移与跨国公司均为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战后,随着美国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国,开始出现了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同时,跨国公司也得到巨大的发展,此阶段跨国公司与产业转移开始表现出相辅相成的特性;随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欧与日本经济大发展,跨国公司迅速崛起,产业转移的的格局转向多极化发展,进而催生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奇迹,全球性质的并购成为主导。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一次国际产业转移都加速了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国的工业化进程。涉及的产业国家由最初的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产业承接地主要是中国内地地区,以其广大的市场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大量投资,使得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也可以说,对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国际地位。其他国家的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与产业转移经验,都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本文通过梳理以英、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以韩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历程,形成了企业国际化和对外产业转移的历史脉络,在产业结构、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水平以及政策制度等方面对中国的产业转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以后,国内市场更加开放,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对国际产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水平的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因此如何定位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位置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进入全方位发展阶段,一种创新的跨区域创业者成为引领这一新模式的先锋,他们频繁来往于中国和海外两地,通过及时把握国外最新技术热点和趋势,从事创业或者投资,了解改善最新商业模式,与两地各类创新资源紧密相连。本文试图在最新的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特点的背景下,研究国际产业转移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推动企业国际化提出合理建议。文章第三章从国际产业转移与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入手,从理论层面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找出国际产业转移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第四章梳理国际产业转移与企业国际化的历史脉络,从其各个时期的相应特点对比分析相应的联系,并选取典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的个例,分析它们与同期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第五章总结了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位置、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及动因,并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路径,为下一章的实证做了理论准备;第六章选取了相关变量,用实证方法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对内FDI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有显著的影响,且具有滞后性,能源消费量与适龄人口劳动力人数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有正影响,而科研、教育投入等因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没有显著影响;第七章结合实证结果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点,选取了五个行业的代表性企业进行案例分析,总结了其国际化的异同;最后,第八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徐群[7]2012年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吴丽丽[8]2009年在《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1世纪初,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化为原油价格影响中国经济提供了更多可能,中国转型经济现实又使这种影响可能不同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本文借鉴国外文献资料,立足中国实际,从全球经济运行角度审视中国经济,在生产、贸易与金融的相互联系中讨论原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各章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原油价格变动的原因；第4章：原油价格变动影响中国经济的逻辑分析；第5章：原油价格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第6章：原油价格变动对中国价格水平的影响；第7章：原油价格变动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交互作用的影响；第8章：原油价格变动对财富转移的影响；第9章：结论、建议、及待研究的问题。其中,第5章和第6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章结论一致；第5-7章是原油价格变动影响中国经济的实证与模拟分析。第8章是对第5-7章研究结论的总结和升华,也与第4章的逻辑分析遥相呼应。本文工作特点如下：1.选择全球视野。认识事物的角度有多种,可以单独观察自身特点,也可以观察它与外界联系。以厦门为例,可以说它有多少人口,分几个区,有没有机场,也可以将厦门与大连比较,其文明和开放程度是否更高?对外交往是否更多?空气环境是否更好?可是,在国内研究工作中,除非主题是对两个事物进行比较,人们较少从联系的角度分析问题。当然,选择哪个角度视具体情况确定。中国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浪潮是本文选取全球视野审视中国经济的现实基础,也是理解中国经济的捷径。将原油价格变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研究放在国内外比较联系之中,这是时代要求。全球视野在本文各章均有反映。第4章在国内外联系中展开逻辑分析,第5、6章在中美联系中研究原油价格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价格水平的影响,第7章将中美经济抽象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展开研究。2.以问题为导向。原油价格变动影响一系列中国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环环相扣。本文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过程。3.以数据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判断。本文创新如下：1.提出并回答了在和平开放条件下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如何通过生产、贸易、金融活动影响国际财富分配。国际利润分配是和平、开放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选择的角度是在生产、贸易及金融联系中研究原油价格变动对国民财富的影响,它不同于以往的仅从不同国家存量原油资源及原油国际贸易价值量变动角度考虑问题。原油价格上涨导致中国财富转移的历史条件包括：①发达国家货币及金融监管法规政策；②原油价格上涨致使国内能源处于较低水平,最终形成国内能源资源低价管制局面；③出口产品缺少定价权。财富转移途径主要是铸币税、进出口贸易、风险交易。在原油价格对财富转移影响问题上,本文讨论了中国重工业出口产品生产和贸易链上各类企业之间的利润变动情况,提出利润转移理论,这不同于“收入转移理论”中认可的消费和投资途径。2.从国内外制度差异角度,解释了2002-2008年中国GDP及出口高增长之迷。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2002年-2008年中国每年GDP增速都在9%以上,超过1998-2001年的任何一年,其中,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13%；同期美国除了在2004年GDP增速为3.6%,其余年份在2-3%之间。中国在2002-2008年何以实现如此高速增长?美国货币及金融监管政策引起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进一步引起国内外能源资源价格差异变化,以及中国高耗能及资源型产品价格优势变化,原油价格上涨促使中国高耗能及资源型产业快速扩张及其产品出口高速增长。3.发现在21世纪初中国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长期偏离的原因与原油价格上涨及国内外能源资源定价制度差异有关。本文建议如下：1.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重视国民财富增长,协调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增长关系。2.掌握进出口产品定价权。3.协调财富各构成要素关系,适时增加黄金储备。4.在财富管理中协调财富创造与人的因素,当前的任务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社会总消费。5.督促世界货币发行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措施维护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稳定。6.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货币政策。7.运用全球视角分析中国问题。8.通过改革能源资源定价体制,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革能源资源定价体制可以经过三步骤：第一,协调国内外能源资源价格关系。协调的目的是抑制国内能源资源过度开采,抑制能源资源型产业过度投资和产品过度出口。第二,在中国经济进入平稳运行轨道之后实行能源资源高价管制。提高国内能源资源价格对经济结构调整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实施普遍的能源资源高价管制,或者只针对能源资源型出口生产企业实施高价管制。第三,市场定价。价格调整对象主要包括成品油、电煤、电力、水等能源资源价格。2008年末中国已经及时调整了成品油定价机制,协调国内外成品油价格,效果很好。今后一段时期的任务是电力、水等资源价格调整及体制改革,改革必须充分考虑“三农”及弱势群体利益。9.主要通过利益诱导方式调控经济运行。相对于行政命令、行政考核、道德说教等,利益诱导的调控方式更好。10.发展对外商业。此外,本文还提出如下问题：1.如何协调中国与其他国的货币政策?2.如何超越衍生资本?3.如何在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及资产价格快速变动条件下调整收入分配体制?
马建英[9]2011年在《国内结构与制度影响：国际气候制度在中、美两国的影响研究（1990-2010）》文中指出全球气候危机的日益加剧催生了国际气候谈判的开启。由于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涉及到各国的历史和代际间的公平、发展权益的保护、新能源和环保节能技术的开发以及资金的转移等问题,这导致了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到“政治”的“政治化”进程。本文认为,应当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化”现象。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不应予以全面否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划分为两种情形——正向参与和反向参与。前者反映了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一种积极关系；后者反映的是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消极关系。通过对中、美两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实践梳理和国际气候制度在两国的影响评判,本文研究发现：总体上而言,中国正向参与了国际气候制度,并且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国内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产生了内化效应。美国反向参与了国际气候制度,后者在美国虽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美国国内的回应多半是消极被动的。换言之,国际气候制度在美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内化效应。而对相似的气候变化挑战和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中、美两国除了基于国家利益的不同考量之外,作为一种干预变量的国内结构在国际气候制度产生差异性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国家的国内结构类型划分为国家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两类,前者以中国为代表,后者以美国为典型。本文研究认为,在中国的国主导型国内结构中,国家权相对集中,国家领导层一旦接受某项国际制度,会很容易在国内自上而下的实施制度。而在美国的社会主导型国内结构中,有效的政策制定总是需要不同部门和机构“权力妥协”和“利益纷争”,这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博弈过程,无疑会降低国际制度进入国内几率或者令前者产生积极效应的可能性大打折扣。上述解释是构成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产生积极影响和内化效应,而在美国则受到某种程度的抵制,未产生内化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项研究中所涉及的国内结构类型并无任何褒贬色彩,也不能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就此断定国家主导型国内结构比社会主导型国内结构具有所谓的“优越性”。最后,论文就本项研究对中国的政策启示作了粗浅的分析,并指出了未来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唐乐[10]2016年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与特征,当代产业结构的演进也由过去以自然资源与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别演进,转变为以信息资源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区域演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在深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也影响着处于不同分工地位国家的产业升级效应。因此,产业结构的国际化问题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雁行形态”也日渐式微。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但重新构建了东亚区域的国际分工体系,也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在新形势下,系统分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关联机制,把握东亚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正确认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理论,利用投入产出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探索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基本关联机制,衡量东亚区域内贸易价值分配,勾勒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揭示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升级效应,为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提供参考。本文共分7章,具体结构安排与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对文中所用数据作出说明。第2章相关理论概述。本章是全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等相关理论。第3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相对独立演进过程,比较了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然后,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整体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动因。最后,从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商品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促进作用。第4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分析。本章从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进行了动态分析与静态比较。首先,介绍了东亚区域产业关联的分析工具——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并对2013年最新公布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2005)的简化形式与均衡关系加以说明。其次,利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1995、2000和2005的数据,通过构建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的指标体系,分别从东亚整体与国别两个层面动态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作用依然较大,但趋势逐渐减弱,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不断加强,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逐渐趋于内生化和多元化。随后,从产业后向关联和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两个角度,深入到产业内部,分析和比较了东亚区域的产业波及效应。结果显示,在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中国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对东亚区域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最明显;在各产业间,制造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在制造业内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关联效应增强。区域外美国和区域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对东亚区域的生产诱发效应较大,中国最终需求的诱发效应不断追赶美、日,但主要体现在内部的诱发;制造业是最终需求诱发程度最高的产业,其中,轻工业部门突出为内部的生产诱发,重工业部门突出为外部的生产诱发。第5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国际分工格局变迁。本章以国际分工为切入点,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进一步剖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首先,对产业结构国际化下的贸易价值分配机制进行说明,明确了贸易价值分配对国际分工地位与国际产业结构关联的影响。其次,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体系下,将东亚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分解为直接国内价值、再进口的国内价值、东亚价值和其他地区中间产品价值四个部分,并分别从整体和产业两个层面比较各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含量及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经济体出口创造的国内价值含量普遍下降,转移的东亚价值不断上升。美国、日本仍占据出口贸易价值来源的主导地位,但其份额正逐渐下降,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价值含量在不断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成为贸易价值转移的主要产业,服务业已形成区域共享,但制造业却呈现明显的层次分工,发达国家仍占据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发展中国家仅占据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随后,在出口贸易价值分解的基础上,借助垂直专业化系数指标,对东亚各经济体及其制造业在区域内的分工地位及变化趋势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日本仍占据东亚区域制造业国际分工体系的顶尖处,专业化于产品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标准化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四国,主要专业化于一般性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中国由于参与国际分工起步较晚,在本世纪初期,仅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虽然近些年有所改善,但仍没有完全摆脱价值链低端的位置。最后,根据域内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指出在东亚区域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第6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本章基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明确适度融入和过度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基本内涵前提下,通过信任、信息传递与共同问题解决机制三个方面,阐明制造业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对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2002年至2012年间,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起伏变化,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融入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较高。然后,利用相关指标和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2002年至2012年的产业间与产业内升级状况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升级在这一时期均有明显效果,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大部分制造业的净附加值比率保持上升态势,并且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实现了产业内由低附加值能力向高附加值能力的跃升。最后,引入计量模型,就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内部升级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显著,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显著。第7章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并结合从主要结论获得的启示,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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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内结构与制度影响：国际气候制度在中、美两国的影响研究（1990-2010）[D]. 马建英. 复旦大学. 2011
[10]. 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D]. 唐乐. 吉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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