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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非常丰富的概念。在西方关于“文化”的众多定义中，19世纪最有影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中提出来的著名的“文化定义”。泰勒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它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注：《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泰勒在文化研究方面，第一次从整体性上来界定文化，他对“文化”的解释就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人类生活发生关系的能力、习惯等的综合体。
泰勒以后，美国出现了两位文化学家：克鲁伯与怀特。克鲁伯认为，由人类学家发现的“文化”这个概念，其影响之大堪与哥白尼的“日心说”媲美。他与同事克拉克洪一起编撰了《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把当时所见的欧美文献中约160 个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及其他学者所下的文化定义收集起来，判断它们的侧重点，并依次细分为六大类：A.列举描述性的；B.历史性的；C.规范性的；D.心理性的；E.结构性的；F.遗传性的。在全面地研究了这些定义后，他们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及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即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观念，其中观念尤为重要；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同时也可认为是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这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定义，是继泰勒之后最受重视的文化概念界说。分析这个定义，可以找出其中包含的五个元素：A.文化是行为模式；B.行为模式（不论外现还是内含的）通过符号传递、由后天习得；C.行为模式通过人工制品而具体化；D.由历史上获得并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核心；E.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限制人类的活动。
中西文化差异是很大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是我们见到的最直接、最丰富的文化载体。按照工具论的观点，它是表情达意、创造文化产品的工具和手段，因而也是过去心智创造的文化载体。中西方语言形式的差别是很大的。西方语言为形态语，它以形统意，用严密的形态变化来表现语法范畴和语义信息；而汉语为非形态语，它以意统形，通过语言环境和语言的内在的相互关系，来表现句子的词法、句法和语义信息。汉语组织以达意为主，追求语句各意群、成分的内在关系的连结与对应，不滞于形而以意统形，这同中国戏曲的“实景清而空景现”，中国绘画的“遗形似而尚骨气”，中国辞章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西方语言为表音语言，它的语词有着明显的重建性，词序、语式是不断变化的，汉语的意义却是偏于累积性。汉语的表意语言或形象语言使汉语有着更大的稳固性或不变性，它的词序和语式也具有很强的稳固性。西方语言以轻重音、长短音作为区别词的语音形式，汉语则以声调作为区别词的语音形式。声调变化不仅具有语义功能，更有语法形态上的功能，所以张世禄先生在谈到诗歌格律时指出：“中国诗歌当中，依据沈约以来所定四声的系统来协调平仄的，不能以现代西洋的诗歌上支配轻重音的情形来相比。因为依据它们语言里各个语词所具有轻重音的变化，以支配成为轻重律，和这种由单音缀的字体上声调的区别以构成长短律，两者在实质的意义上不能混为一谈。凡是诗歌皆须具有‘和’的条件，皆须在字句之间，使抑扬相间，成为和谐的节奏；不过以何种语音的成素来应用支配，使具有这种条件，那就要看实际各种语言之特性，语言的特性不同，则所构成诗歌的音律，也各异其实质。”（注：《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注：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思维方式。注重思辩理性，是西方的一贯传统。在西方哲人看来，只有思辩理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因此，从古希腊时代起，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的手段，并把“分析学”或“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
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人就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这种实证和分析的思想方法更加发展，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偏于抽象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思维更着重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注：《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直观的。直观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作出洞察、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的思维过程，它带有非同一般的逻辑性质。与直观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老子首创“体道”说。所谓“体道”，就是以心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庄子认为只有经过“心斋”、“坐忘”、“表我”、“虚己”等形式的内心深刻体验，才能最终体悟道的本源，这是对以体验的方式去把握道的主体之心灵作了更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儒家虽然也强调以心灵去体悟外物，但其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说道家所讲的“心斋”、“坐忘”等彪炳的是以一种超凡脱俗的心灵驰鹜去寻求与“道”的契合，那么儒家强调的则是以一种充溢伦理精神的道德体验来达到对客观外物的认同。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其过而内自论”（注：《论语》。）的修身经验，孟子所提出的“反身而诚”（注：《孟子》。），等等，都清楚地表明，儒家是把认识的对象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整体来体验，并从中寻求对主体伦理、价值规范的印证，从而最终以“反求诸己”的内倾性和伦理反思获得对外在事物的把握。直观领悟的思维方式在对事物的研究方法上，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道德观。中西方的道德本位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本位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宗教精神。西方的宗教精神是轻今世，重来世。与这种人生观相联系，基督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和顺从驯服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宣扬使教徒缺乏反抗精神，但基督教所宣扬的“爱”，却更多地表现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圣经》认为，世上的一切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是上帝的儿女。《圣经》在人与神之间确定了不可颠倒的等级关系，但在人间却没有划分等级。《圣经》中除了把三位一体的上帝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外，没有树立任何一个地上的君王或皇帝。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有罪的，不管他是贫富贵贱。在教之内的人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既然大家都是上帝的仆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应当互相欺压剥削，而应当“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3节。）在基督教教义中，信仰是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是人类获得自身解放的唯一出路。基督教的历代神学家们在创建宗教教义的过程中用了种种论证方法：本体论论证、宇宙论论证、目的论论证、道德论论证，等等。这些论证方法不仅推动了西方某些学术（如哲学）的发展，而且使抽象的理性思维成为西方的传统方式。
中国的宗教精神是重今世轻来世。以道教的人生观来说，它是以现世的幸福和个人长生不老成仙得道为目的。虽然它也把世界二重化，即在人间之上构造了一个神仙世界，但它是把人间与神仙世界联接在一起的，认为得道成仙，并不在死后，而是在现世的长生、飞升。同时，相信道可以“因修而得”，只要认真修道，就能“神与道合”。可见，道教是以今世为重的。儒教不仅重今世，而且积极入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注：《周易大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注：《中庸》。）这些都反映了儒家的人生态度。“中国的儒家有些像欧洲的天主教，指导中国人的利人和社会生活。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受儒家思想的支配。”（注：罗光：《中西宗教精神的异同》，三联书店1989年版。）所以有人称儒教为宗教的道德，基督教为道德的宗教。
与重今世的人生观相联系，我国宗教主要是通过对本身的肯定、高扬来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像基督教那样把信仰视为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儒家更强调通过对人本身的肯定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治国平天下不是靠神力或借助某种信仰的支持，而更注重人自身的力量和经验，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宣扬“爱”、“仁者爱人”，也有一些平等的观念：“泛爱而众亲仁”，“四海之内皆兄弟”。（注：《论语》。）但从总体而言，儒家所积极倡导的并不是平等的“爱”，而是一种“爱有差等”的观念。这种“爱有差等”，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表现。
民族性格。汉民族的性格是注重群体意识，偏重道义，贵中庸和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群体意识的抒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不成功便成仁”，是对儒教重义轻利价值观的理论化表现。梁启超先生说：“我国民之中庸妥协性世无两也，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对自然界最能为巧妙的顺应，务使本身与环境相妥协，而其妥协且比较的常为合理的，此中国人一种特别天才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西方诸民族的性格则是注重个体意识，偏重功利，好走极端。黑格尔说：西方“各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专注于个性的发展，要表现他们并且在表现中找着快乐。”（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马克思说，基督教是与绝对的金钱崇拜相适应的。起初，“金钱是商品在天国的存在，而商品则是金钱在尘世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本身就是“金钱的主要宣传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对于西方人的偏执一端，梁启超也有很好的论述：“西洋人极不易妥协，万事皆确执，而感情常走极端。故一民族以小小言语之同异，决不肯舍己以从人。纤芥之不自由，宁牺牲一切以争之，宗教上之信仰，更丝毫不肯迁就，有反于其良心者，则尽其力之所及以排挤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国人是柔中寓刚，以柔道取天下，西方人是强权和竞争，以刚道取天下。
宇宙观。宇宙观是文化的核心，西方的宇宙观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和抽象逻辑思维基础之上的机械综合论宇宙观。这种宇宙观的特点是：在研究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中，以研究人对物、人对自然的关系为主；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强调两者的对立与分裂；注重思辨理性；注重实证分析。与西方相反，中国人自古代起就习惯于从总体方面去认识事物，把世界看成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的现象，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宇宙观。
“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宇宙观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1 ）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上，突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哲学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而“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注：《饮冰室合集·专集》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2）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二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如老子提出以“道”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用道统一万物。汉代的王充提出“气一元论”，认为整个世界产生于气”，“气”为万物的始原，由气的本身运动而产生万物。这种“道”、“气”的理论，都是从整体出发，把自然、人、社会相统一，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生生息息运动发展着的有机整体。（3）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直观性。 在对事物研究的方法上，注重直感体验和整体综合，不注重实验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