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欧观念变革与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近代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思想观念变革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角度，探讨西欧的近现代化进程。作者认为，近代西欧观念变革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三个相继的阶段。文艺复兴首次鲜明地提出了自由、人权、民主、理性等西方近代观念，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则将这些抽象的思想观念具体化，并逐步渗透到社会各领域。这些观念变革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大力倡导、刻意推进是分不开的，它们对西欧近现代化进程起到了范导和促进作用。探讨近代西欧观念变革，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无启迪意义。
一
本文所谓的“近代西欧”是指15世纪以后的西欧社会。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在西欧封建母体中孕育、成长，西欧社会开始了以生产方式变革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这种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国内学界一般称之为“近代化”。它为随后西欧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一些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干脆把近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一个有机构成——现代化的起始阶段。
一般而言，现代化是指社会在摆脱旧的形态时所发生的变化，它是一种包含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整体进程，并受制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长期性、阶段性、复杂性、系统性等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西欧的现代化实际上始自15世纪。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①马克思则明确指出，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制度、习俗和社会行为的变化所引起。②确实，西欧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价值观念、态度、信念和行为方式的变革，随后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最终实现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型。由此，国内多数学者关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是政治现代化先于经济现代化的看法，可进一步概括为：观念现代化先于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先于经济现代化。
观念即思想意识，是主体在实践中对客体的反映。它取决于社会存在，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而也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历史表明，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程度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社会发展中，观念变革的作用不可低估。
观念变革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是全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也是观念变革的基础。15世纪以后，西欧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地中海一带萌芽，并向西欧地区渗透。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观念也随之开始生成和发展，并与旧的思想观念发生对立和冲突。于是中世纪西欧政治经济上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上的神文主义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两座大山，反映在人的观念上，造成“人们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处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下，处于睡眠和半睡眠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③这种冥顽、僵化的思想意识与发展商品经济的时代要求相抵触，因而主观上要求革新观念。同时，由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也必然促使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客观上又在推动观念更新。
我们认为，观念的变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传统观念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将自然而然、或迟或早地随之变化。这种观念变迁具有被动、缓慢、滞后等特点。另一种是人们刻意推进的观念变革。它往往是由一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仁人志士有意识地灌输、宣传预示新时代来临的新意识、新观念、新思想，有时甚至以运动的形式大张旗鼓地推进，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加速社会观念的变革。由于这种形式的观念变革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整个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具有范导性。当然，在观念变革中，这两种形式并不是互不相容、非此即彼的，通常情况下以一种形式为主，另一种形式为辅，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综观近代西欧观念变革，我们认为，它主要以第二种形式为主，上下数百年，主要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个相继发展的阶段。文艺复兴从总体上首次推出了诸如自由、人权、平等、民主、理性等西方近代观念，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又将这些抽象的思想观念具体化，并逐步渗透到社会各领域。整个过程广泛而深刻，它既是西方近代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和精神内涵，也是近代化的结果，同时又作为一种内在精神动力继续驱动着西方现代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西方的现代化运动。”④
二
15～18世纪，西欧一批批代表进步力量的有识之士发起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运动，变革中世纪以封建神学为内核的陈旧观念。由于这一进程大致与西欧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相吻合，因而观念变革贯穿于整个反封建过程。
1.文艺复兴：从“神文主义”到“人文主义”的变革
文艺复兴不仅在观念革新上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对整个西欧的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人文主义者一方面立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现实基础，依据社会和本阶级的需要弘扬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使之与当时代的思想观念相揉合，发展成为一种以“人和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文主义，随着整个运动由人文学科向自然科学领域的渗透，使欧洲的“神文主义”观念不断受到猛烈冲击；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现实，较为清醒地把握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将人们朦胧的新意识、新观念从自发提升到自觉，使之与社会的未来发展潮流相吻合。具体而言，人文主义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变革观念：
首先，提倡人性的伟大和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中世纪，人性被湮灭在神性中，由于忽视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社会缺乏生气、发展缓慢。只有承认并肯定人的欲望，资本主义才有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为此，人文主义者通过各种形式赞扬人性的伟大，歌颂人生的世俗价值，倡导人的尊严，主张追求尘世乐趣。承认并重视人与人性，可谓是该时期观念变革的突破口与内在核心。
其次，强调自由意志，崇尚政治自由。中世纪，人是封建人权与教权双重淫威下的奴仆，缺乏甚至没有个性自由与政治自由。人文主义强调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最大赠礼和最大杰作，进而在政治上反对压抑自由意志和个性发展的封建主义，赞颂共和制度和民主能够开启智慧、发挥潜能，为日后政治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再次，反对愚昧，提倡理性。中世纪，封建神学主宰一切，教会宣扬人的愚昧无知便是德性，致使大多数人思维麻木、观念愚昧。人文主义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尤其是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与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的发表，在人与天地关系的根本问题上，与封建神学观念展开了正面论争。以是年为标志诞生的近代自然科学，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首先是作为革命的精神力量，对西欧观念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哥白尼“对于西方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所作的贡献几乎比谁都要大”。⑤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终于使人看到了理性的力量，使封建神学观念第一次受到了真正的威胁。
综上所述，强调人的自然本性、人的价值和人的自由意志，提倡智慧与理性，亦即一切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丰富内涵，也是崭新的思想观念。诚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性”、“理性”、“自由”等观念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但我以为，唯其如此，才能唤起和集结各阶层的力量，锋芒直指封建神学和封建专制，才能根据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其精神内涵，从而成为西方近现代思想观念的基石。至于“文艺复兴只是少数人的文化”，⑥笔者不以为然。文艺复兴所以能够永载史册，很大程度是因为她的世俗性与大众性。人文主义者编写通俗的小册子向社会各界宣传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用戏剧、雕刻、绘画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向人们展示人性美与自然美；办各级各类学校，讲授非基督教的古典学问，以新型的教学方式传授时代精神；以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反对中世纪的愚昧神学。在人文主义者的宣传鼓动下，加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人的因素愈益得到切实重视，从而初步实现了从神文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观念转换。
文艺复兴的完成，人性的找回和复归，使人们重新成为创造自己文化的主体，人类精神活动转到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即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进行思考。由于这种观念变革的介入，促使15世纪以后西欧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变革逐步深化，西欧社会的三大结构开始呈现出朝同一方向演进的态势，现代化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2.宗教改革：宗教生活世俗化与世俗生活宗教化
文艺复兴的余波未尽，16～17世纪的欧洲又掀起了观念变革的高潮——宗教改革。
宗教历来是人们无法抛弃或不可忽视的精神与社会力量。基督教作为西欧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牢固地桎梏着普通百姓的精神，压抑他们的潜能。然而，随着中世纪后期社会变革的日益加剧，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人们的心理出现失衡，普遍存在焦虑与恐惧，从而在心灵深处又有对宗教信仰的渴望与狂热。从观念变革的角度，顺应时代发展的宗教改革势必要冲击封建神学观念，同时又要利用传统宗教对社会心理所造成的定势，注入一种新的价值观，把原本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冲突的文化传统创造性地转换成一种积极的资本主义精神。因而这种背景下的宗教改革，实质上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在宗教领域反击神文主义，弘扬人性。难怪西方史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伊拉斯莫生蛋，马丁·路德孵小鸡。”
宗教改革以德国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为先导。该学说以为：人应该通过虔诚的信仰使灵魂得救，每个人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不必教会或教士做中介。这是在观念上对教会主宰一切、控制精神生活的反抗。一心寻求获救的信徒们摆脱了外在束缚，只要信仰上帝，便可免罪。宗教中的人自由了，人的获救靠自己，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实现靠自己。每个人只要努力完成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就可以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人们的观念解放了，不只围着天堂、来世转，宗教生活有了世俗意义。“因信称义”迎合了广大信徒的需要，获得普遍认同，因而很快风靡西欧。
“因信称义”使宗教生活世俗化，从而动摇了基督教（天主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神圣地位。而改革中出现的“天职观”又使世俗生活宗教化、神圣化。“天职”即上帝之召唤。新教认为，上帝赋予每个人以世俗职业，人人在自己的职业中为上帝和邻人服务，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尽天职”中得以实现。路德等使用“天职”一词，原本是希望世俗职业与“上帝的意志”相联系，却未曾料想它会对西欧观念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天职观”使近代平等观植根于宗教领域。信徒平等，是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准则，自它被尊为国教有了与封建等级制相对应的教阶制后，上帝面前信徒不再平等而有了贵贱之分。“天职观”认为，每个人之所以有不同的天职是因为上帝赋予人们以不同的天赋。“在上帝看来，每一种正当职业都具有完全等同的价值。”⑦“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对封建政权教权等级观的反动。启蒙运动时期，这一观念又演变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与“自由”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精神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天职观”使个人奋斗、追求财富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勤奋、进取的社会氛围。在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眼里，上帝是一种具有永恒创造力的积极存在，因而有信仰的基督徒也应当创造性地永不止息地追求与劳作，充分利用天职中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显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这样，劳动和成功被视为上帝规定的生活目标。在勤劳、进取的新教精神影响下，克尽职守、努力工作成为一种时尚，“那种清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影响。”⑧
总之，宗教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新精神、新观念，与文艺复兴所唤起的观念一起汇成又一股观念变革的时代大潮，猛烈冲击着教、俗封建观，使文艺复兴以来倡导的人文精神在西欧社会受到极大张扬。由于当时宗教已成了人们的一种内心需求，大多数人视信仰为生命的重要部分，宗教改革肯定信仰，信仰得救，类似的新观念必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震撼。从而使西欧观念变革在宗教这个文化结构的深层得以实现。恰如美国学者博耶所说，“宗教改革是西方文明中一种创造性的文化力量”。⑨它不仅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提供了崭新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且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新教徒，他们“基本上都是爱思考、冷静持重的人，并且都相信劳动与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⑩改革后的欧洲宗教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3.启蒙运动：资本主义政治观与经济观的确立
这一时期西欧观念变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兴资本主义经过几个世纪的精心培育和不懈斗争，至18世纪资产阶级开始普遍争取政治地位，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摆上了议事日程。如果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侧重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反对旧观念体系，那么，启蒙运动则在上述基础上着重在社会领域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观和政治观，直接为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确立服务。
反对经院哲学，倡导科学“理性”观。中世纪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教会文化的集中表现是经院哲学，其特征是根据教条思维，强迫理性服从信仰，为信仰服务。18世纪，伴随社会进步，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已“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并争取他们的自由得到承认，并且具有充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动”。(11)启蒙思想家顺应这一变化，宣扬“人是理性的动物”，倡导用理性审视一切、裁决一切。理性逐渐地成为一种有力的批判武器，摧毁着一切神秘的教义和荒诞的教条。崇尚理性成了启蒙时期的重要标志，18世纪故而被称之为“理性世纪”，西欧观念变革也进一步从“人文主义”走向“理性主义”。
反对重商主义，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观。重商品流通、视贵金属为财富标志的重商主义，到18世纪已不能满足甚至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引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思考。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 把“自然规律”与“自由”概念移植到经济领域，创建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他们认为自由竞争是自由本身所规定的秩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自然的，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政府奉行经济自由主义，使劳动力自由、土地自由、国内外贸易自由，放任人们自由竞争；强调个人合理地追求财富的同时，必然会考虑社会利益，因为在市场这一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12)启蒙学者不仅从经济上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他们关于市场经济的丰富思想，关于商品意识以及由“看不见的手”、“自然秩序”等组成的自由竞争观念，成了西方近现代经济模式的思想基础，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及其经济生活。
反对封建专制，倡导资产阶级政治观。启蒙运动处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提倡社会政治革命，为资产阶级政权呼风唤雨是启蒙学者的社会职责。他们站在各自阶层的立场上，以“理性”和“天赋人权”为出发点，对未来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组织结构、统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究，成绩卓著。就观念建设而言，着重以下两方面，一是自由、人权与主权在民。启蒙学者继承了人文主义者的“天赋人权”与自由观念，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权”、“自由”具体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如伏尔泰提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论证“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13)从而提出了社会生活的“法治”观念。卢梭则首次提出“人民主权”思想：主权永远属于人民，国家应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侵犯。人民主权至上的观念对欧洲革命，尤其对法国大革命影响极大。二是三权分立与制衡思想。永蒙学者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14)他们在洛克的分权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近代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彼此独立又互相监督制衡的学说。尽管这种分权是建立在与国王分权的阶级分权基础之上，表明了启蒙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但三权分立与制衡思想毕竟成了近现代西方国家的主要政治原则，并在西方民众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以上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放任政策”，政治领域的分权、制衡与人民主权理论，以及社会生活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与文艺复兴以来倡导的人性、理性等结成一体，基本勾勒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观念，使启蒙运动成为西方近代观念变革的集大成者。整个运动对大众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变革，这除了归功于启蒙思想家以前所未有的勇气，用各种形式坚决反对封建制度、宣传新思想外，主要是资本主义发展到18世纪，绝大多数人已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因而在思想观念上能与启蒙思想家达到较深层次的契合，加之17世纪近代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大大推动了观念变革的进一步深化，使启蒙时期倡导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深入人心。经过绵延几个世纪的观念变革，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终于战胜了封建主义，并向现代化迈进。
三
纵观西欧观念变革历程，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在空间上，它在世俗与宗教两上领域同时进行，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内容上，从抽象到具体，逐步切入社会生活。三大运动对于当时的人是艰苦的观念转化，而对于其子孙后代，则成为整合进精神血脉的社会性遗传，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从而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整个观念变革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深远影响表明：观念变革与其他社会变革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观念变革的深度与广度是检验整个社会变革的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尺度。由于社会观念更新，西欧的近代化得以顺利完成，也由于人的观念更新和素质提高，随后的西欧现代化有了深厚的精神源泉和人力资本，从而使西欧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先驱。近代西欧观念变革的硕果告诉我们：文化观念的更新和社会价值的重构对于社会发展是何等重要，文化观念对社会变革的制约与先导作用也是人类活动自觉性的表现之一。可是工业化实现后尤其是本世纪50、60年代，由于疏忽了精神文明建设，西方国家相继陷入社会动荡的旋涡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这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人类追求进步的基础固然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但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上相应的更新和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它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近代西欧的观念变革便是典型的例证。由于近代西欧社会不断致力于观念变革，并使之与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相协调，因而持久而深入人心，从而大大加速了西欧近代化进程。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现代化目标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观念上没有及时更新的观念。“堕距”牵制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目前党和政府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正是要谋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也是世界文明发展未能根本处理好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的观念变革相对滞后，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某些沿海地区，经济上虽已步入小康，但民众的文化水准不高、道德观念落后情况还相当普遍。经济发展与观念建设两相脱节已引起广大有识之士的焦虑和不安，因为这种偏差的长期存在，必然贻害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昌盛，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即是殷鉴。
2.在社会转型时期，观念变革具有先导作用
整个社会变革往往是因为该社会为求进步与发展，改造自身的弱点，以强健自己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观念变革是其恢复活力、焕发青春的重要途径。因为观念更新作为一种直接调控人的行为的认知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具有范导作用，它能潜在地决定社会行为，并使之符合社会价值取向。近代西欧的观念变革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便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反复证明：没有观念更新，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即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进，也往往被旧观念扭曲，以至走样而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当然，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认识和承认观念更新在引导社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中的重要作用，仅仅是第一步，关键是扎实的行动，要象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精神文明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粹，汲取外来文明的养份，培育推动社会进步的新观念、新思想。只有在新时代社会进步观念的强大感召和引导下，大众的行为才会更有目的地朝着整个社会变革应取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版，第30页。
②参见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③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2页。
④何新：《东方的复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⑤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10页。
⑥参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⑦⑧⑩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163、169页。
⑨M.W.博耶：《新教中的路德》，纽约，1958年版，第58页。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34页。
(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
(13)(1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4页。
标签：宗教改革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意大利文艺复兴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