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归因与积极人格的调节作用_自我效能论文

大学生的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归因和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动性论文,效能论文,人格论文,调节作用论文,信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4;B849:C91

1 引言

由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中国大学毕业生因而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各种招聘企业或单位纷纷推迟、缩减招聘计划,甚至不再吸纳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大学扩招使得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逐年增加,就业竞争更显激烈。在经济如此低迷的情况下大学生就业压力不言而喻,他们的心理冲突,如焦虑、不安、缺乏信心等也随之增多。面临就业大学生的职业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对经济复苏的预期及其归因方式和人格特征的影响。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复杂的环境背景下,探讨大学生经济信心及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两者关系的两个重要因素:归因方式和主动性人格倾向。

1.1 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

经济信心(economic confidence)是指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乐观程度。类似的概念,如消费者信心(consumer confidence)和投资者信心(investor confidence),是预测经济走势的重要先行指标(Bram & Ludvigson,1997;Ludvigson,2004;Srivastave,2006)。经济信心在其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Joseph(2002)提出,投资信心对于一个健康与活跃的资本市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Lee(2000)也强调重建投资者信心对于东南亚国家繁荣的重要性。面临着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泥潭,信心被视为一种有助于经济复苏的宝贵资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就明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战胜这场危机要靠信心、合作和责任;坚定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信念的力量,远比想象的更为强大。目前关于经济信心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对投资者、消费者的心理及其经济行为的影响上。与这些研究的视角不同,本研究拟探讨大学生的经济信心对其职业决策过程中自我效能的影响。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情景中有能力从事某种行为并取得预期结果的信念(Bandura,1994)。在本质上,这种信念并不是能力,而是个体对自己运用能力解决问题的信心,它决定着人们在行动过程中的努力和坚持程度(Bandura,1986)。自我效能是一个领域特定(domain-specific)概念。在职业选择领域,Betz和Hackett(1981)率先开始了有关职业自我效能的研究。Taylor和Betz(1983)把自我效能理论和职业成熟理论(Crites,1978)结合起来,提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概念。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己有能力成功地完成择业相关任务的信念(Taylor & Betz,1983),它体现为个体对自己从事制定职业规划、恰当评价自我、收集职业信息、掌握问题解决技能和筛选职业目标等一系列活动的信心(Taylor & Betz,1983;Nam,Yang,Lee,S.M.,Lee,S.H.,& Seol,2011)。

在本研究中,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共同逻辑线索是信心。信心是个体对人或对事件的确定性的判断或预期,它既可以指向外界,也可以指向自我(Barbalet,1993)。具体地说,经济信心指向外部,是个体对经济运行前景的预期与信心;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则指向内部,是个体对自己能够成功地完成择业相关任务的信心。可见,两者同为信心,但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然而,不少研究表明,对经济运行状况是否具有信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情绪及其对工作、择业等方面的信念。例如,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源,对失业的忧虑是其最突出的心理表征之一(nal-Karagüven,2009;Lucia,Eraldo,Rino,& Roberto,2001;Katona,1959)。也有研究表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个体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能导致对就业问题的关注与焦虑,进而极大地影响个体对自己成功择业的信心(Stein et al.,2011)。还有研究发现,个体所持的消极预期及其引发的焦虑,将降低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水平(Holdsworth,1982;Hardin,Varghese,Tran & Carlson,2006;Gloria & Hird,1999)。可以推断,个体对经济状况的预期与信心将影响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由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大学生的经济信心能预测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对经济前景不乐观的被试,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较低;而随着被试经济信心的增高,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也在升高。

1.2 归因方式的影响

归因方式是个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习惯性解释倾向,可以分为内归因和外归因两种倾向(Heider,1958)。在此基础上,Rotter(1966)提出了心理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理论。该理论认为,内控型(internal control)的人相信自己是其行为结果的最终原因,无论成败与否,最终取决于个人原因,如能力、努力等;而外控型(external control)的人相信其行为结果是由自我以外的因素造成的,自身难以控制,如社会环境、机遇等。许多研究表明,自我效能与个体归因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Dixon & Schertzer,2005;Bond,Biddle,& Ntoumanis,2001;罗良,沃建中,陈尚宝,王福兴,2005;张学民,申继亮,2002)。本研究将引入心理控制点来进一步考察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

自我效能理论认为,人是一种信息加工的系统,自我效能的形成实际上是人们对效能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Bandura,1986)。也就是说,个体的归因方式会影响人们对经济环境、职业决策信息的识别与选择,进而影响着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就本研究主题来说,由于内控者倾向于进行内归因,所以他们不认为经济环境不景气是影响自身就业的主要原因,决定性的因素应是个人的能力与努力;外控者则倾向于进行外归因,所以他们认为比起自身条件,经济好坏才是影响个人就业的更重要的因素。鉴于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内外控制点可以调节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内控型被试相信凡事操之于己,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受到经济信心的影响将较小;而外控型被试相信外因决定成败,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将受到经济信心的强烈影响。

1.3 主动性人格倾向的影响

如果说内外控制点是从认知层面上影响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那么主动性人格则可能更多地从行为决策层面上产生影响。主动性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是指个体主动采取行动影响其周围环境的一种稳定的倾向(商佳音,甘怡群,2009)。这一概念最先由Bateman和Crant(1993)在研究组织行为时提出,是近来人力资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许多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具有个体差异,并进一步导致这些个体在环境中的行为表现出现较大差异(Seibert,Crant,& Kraimer,1999;Parker & Spring,1999)。主动性人格倾向强的人,不受环境外力的约束,而是主动采取行动促进改变,能提前瞄准时机主动表现,坚持行为直到期望实现;而主动性弱的人则较为被动,很少主动表现,总是在外力的驱使下被动地适应或改变,有时甚至是消极地忍受所处的环境(商佳音,甘怡群,2009)。

Claes和De Witte(2002)发现,主动性人格可以预测大学生的求职行为。Seibert,Kraimer和Crant(2001)发现,主动性人格对职业成功有明显的预测作用。此外,商佳音和甘怡群(2009)的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能够单独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15.3%的变异。无疑,主动性人格对于大学生能否成功就业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商佳音和甘怡群在研究中指出,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与个体对环境的觉知有关。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济信心作为大学生对经济大环境的一种感知,也极有可能对不同主动性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由于能主动适应环境、采取行动,所以无论处于什么经济环境下,主动性强的被试都对自己能成功就业具有自信;而由于被动消极适应环境,所以主动性弱的被试在职业决策中的效能会受到经济信心的极大影响。

1.4 归因方式与主动性人格的共同作用

结合假设2和假设3,被试可以被分为四种典型类型:内控而主动性强、内控而主动性弱、外控而主动性强、外控而主动性弱。而这四种被试由于具有不同特点,其经济信心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预测程度也可能有所不同。内控而主动性强的被试,其特点是相信凡事操之于己,并且能够主动采取行动适应各种环境,所以他们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将最为稳定,受到经济信心的影响最小。外控而主动性弱的被试,其特点是认为环境决定一切,且只能被动适应或依赖环境,所以对经济环境是否好转的预期,将极大程度地影响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另外两种类型的被试,他们的经济信心则可能在中等程度上预测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由此可推论出假设4。

假设4:内外控制点和主动性人格共同调节大学生的经济信心与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

2 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在读大学生共513人,样本分别来自北京和武汉的5所高校。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己实现与职业决策相关任务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而问卷施测时部分四年级大学生已经落实工作,一、二年级大学生大多尚未完成未来职业规划,因此本研究选取三年级大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257人(50.1%),女生254人(49.5%),2人性别资料缺失(0.4%)。

2.2 工具

1)经济信心问卷。本研究参考密西根大学消费者情绪指数(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Bram & Ludvigson,1997)和Ipsos MORI公司的国际社会趋势检测(Ipsos MORI International Social Trends Monitor)(Duffy & Robey,2006),编制了经济信心问卷,共有条目12项,条目内容包括对我国整体经济状况、国际整体经济状况、我国股市情况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四个方面的信心;每方面内容各包含三个条目,要求被试分别评价当前情况,以及预期一年、三年后的情况;问卷采用利克特7点评分,其中1代表“非常差”,7代表“非常好”。最后得分为当前、一年后、三年后的得分均值,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其经济信心越高。此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为0.89。

2)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career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简称CDMSE)。Taylor和Betz 于1983年编制了最初版本,并在1996年修订出一个较简洁的版本(CDMSE-SF)(Taylor & Betz,1983;Betz,Klein,& Taylor,1996)。本研究将CDMSE-SF翻译为中文进行施测。量表共有25个条目,包含5个维度,分别为自我评价、信息收集、目标筛选、制订计划和问题解决,每个维度均含5个条目。采用利克特7点评分,其中1代表“完全没有信心”,7代表“完全有信心”。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再取均值,为最后的自我效能得分。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各维度条目的内部一致性在0.66到0.75之间,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92。

3)罗特内-外心理控制源量表(Rotter's 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原量表由Rotter(1966)编制,本研究采用王登峰(1991)对原量表进行修订后形成的中文版本。量表共有23个条目,其中实际计分条目为19个,其余4个是缓冲条目不予计分。量表中的每一条目都包含A、B两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陈述外控方向上的观点,另一选项则为内控方向上的观点,缓冲条目的两选项则没有这样的倾向性。被试需要在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自己更为同意的观点。计分时,被试选择外控方向的选项则计1分,否则为0分。所以被试在此量表上的得分在0~23之间,分数越高表示外控的倾向性越强。在本研究中,此量表条目的内部一致性为0.65。

4)主动性人格量表(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简称PPS)。英文版由Bateman和Crant(1993)编制,本研究参考商佳音和甘怡群(2009)的修订将原量表译成中文版本①。量表共17个项目,要求被试评价条目陈述与个人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采用利克特7点评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7代表“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主动性人格倾向越强。在本研究中,主动性人格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7。为确保各量表的效度,我们在验证假设之前分别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张雷,2004;Taris,Schreurs,& Schaaufeli,1999)。分析结果表明,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均良好。此外,本研究各变量均采用量表测量,并且由同一被试提供信息。因此,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检验采用加入一个非可测方法变异因子的方法,即将共同方法因子作为一个潜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并比较纳入该潜变量前后的模型拟合度(周浩,龙立荣,2004)。检验结果表明,Δ=644.35,Δdf=73,Δ/Δdf=8.83,α>0.0001,即控制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拟合没有显著提升。因此测量中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

2.3 施测过程

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经济信心量表、罗特内-外控心理控制源量表和主动性人格量表装订成册,由研究人员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匿名施测,所有被试均阅读了知情同意书。全部数据录入计算机,采用SPSS 16.0进行统计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我们对本研究中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本研究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相关都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因此,在下述结果分析中,需要对所有变量都加以考察。

3.2 经济信心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预测作用

我们采用简单回归分析,考察经济信心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独立预测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在控制了学校、性别和家庭所在地后,经济信心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预测仍能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β=0.28,p<0.001)。换句话说,在控制了以上因素后,随着经济信心的增强,被试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也显著升高。因此,本研究的主效应显著,验证了假设1。

3.3 内外控制点、主动性人格的调节效应

在主效应显著的基础上,运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分别考察内外控制点和主动性人格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将研究中各变量去中心化,以避免共线性的问题。然后,先将人口统计学变量纳入分析。接下来,在SPSS中通过三个步骤,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方程中:第一,先将自变量经济信心纳入方程,对因变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进行回归,这一步考察的是两者之间的主效应;第二,再将调节变量内外控制点(或主动性人格)纳入回归方程,考察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第三,将自变量×调节变量,即经济信心×内外控制点(或经济信心×主动性人格),纳入回归方程中,考察两者的交互作用,如果该效应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

由表3看见,经济信心与内外控制点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经济信心与主动性人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即内外控制点、主动性人格的调节效应都显著(F=14.96,p<0.001;F=63.78,p<0.001)。为进一步深入分析两调节变量的具体作用,我们以高/低出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标准,选择出外控/内控个体和主动性高/低个体,分别进行简单斜率检验(Aiken & West,1991;West,Aiken,& Krull,1996);同时,绘制它们在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回归线,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对内外控制点调节作用进行的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对于外控型被试,经济信心能显著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simple slope=0.35,t=6.09,p<0.01;而对于内控型被试,经济信心也能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simple slope=0.14,t=2.15,p<0.05;并且前者更为显著。图1用回归线来表示内外控制点的调节作用具体情况:当被试为外控型时,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随着经济信心的增长而大幅增强,当被试为内控型时,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也受经济信心的影响,但是其增长远不如外控型个体显著。因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

对主动性人格调节作用进行的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在主动性高的个体中,经济信心并不能显著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simple slope=0.03,t=0.69,p=0.49;而在主动性低的个体中,经济信心能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simple slope=0.20,t=4.66,p<0.01。图2用回归线来表示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具体情况:当被试主动性人格强时,无论经济信心如何,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都较高而平稳;当被试主动性人格弱时,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随着经济信心变化而显著变化。因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

3.4 内外控制点与主动性人格的共同作用

同样运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来考察经济信心、内外控制点和主动性人格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人口统计学变量没有显著影响。接下来,同样分三步将相关变量纳入回归。第一步单独加入三个变量,这时三个变量的主效应都显著(F=0.12,p<0.01;F=-0.02,p<0.05;F=0.60,p<0.001),模型总体也显著(F=60.61,p<0.001);第二步再加入三个变量间的二重交互作用,虽然只有经济信心与主动性人格的交互作用显著(F=-0.13,p<0.01),但模型改变仍是显著的(ΔF=0.01,p<0.05);第三步再加入三重交互作用,模型改变并不显著(ΔF=0.00,p>0.05),也就是没有三重交互作用。

总的来说,经济信心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预测作用一直都是显著的;控制点的主效应在加入相关交互作用后变得不显著;而主动性人格的主效应,以及它和经济信心的交互作用都显著。也就是说,虽然两调节变量单独的调节作用都非常显著,但是当两个调节变量同时进入模型时,主动性人格的调节效应明显强于控制点,对比之下控制点的效应很小。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

4 讨论

4.1 结果总结

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有力地验证了前三个假设。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主效应显著,即随着经济信心的增高,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也在升高,表明大学生对经济环境所持有的态度会显著影响其在择业方面的自信。而归因方式和主动性人格在此关系中,起到了调节的作用。比起内控型的被试,外控型被试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受到经济信心的影响更大,表明外控的大学生认为自身能否成功就业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外部经济环境,而内控的大学生则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少。主动性低的被试因为被动适应环境,所以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极大地受到经济信心的影响,而主动性高的被试受到的影响则显著较小。

但是本研究的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本研究提出三重交互作用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控制点和主动性人格两个变量所起的作用旗鼓相当。当两者影响强度相近时,才能在与经济信心的交互中都发挥作用,产生三重交互。但是以上模型表明,主动性人格对模型的影响很大,但是控制点的作用则很弱。两者作用的差别太大,在主动性人格的影响下,控制点的调节作用被淹没,所以没有出现三重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的原因可能是大学生在进行职业决策的过程中,主动性倾向的影响力要明显大于归因倾向。即比起内外控制点,主动性人格对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起到更重要的调节作用。此外,这一结果也可以从控制点这一归因风格变量来切入解释。有研究者提出,控制点也是一种人格变量(张宁,黄鹏,凌文辁,2008;王存文,殳尧,2006;车丽萍,2003)。即控制点与主动性人格同时进入模型中时,其实可能是两类人格因素的对抗;甚至在它们共同作用时,由于双方可能存在着重叠部分,控制点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也被包含于主动性人格之中,为主动性人格的影响所覆盖。

虽然在三重交互模型中,控制点的作用不显著,但这与假设2的结论并不矛盾。因为假设2的提出和检验,是在不包含主动性人格的模型中进行的。结果也表明其调节作用显著。只是当主动性人格被纳入考虑时,控制点的效应显得较小。也就是说,两个因素的效应大小虽然相差较大,但并不能否定它们都能单独起作用。

4.2 研究的理论价值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是社会认知的职业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SCCT)中的核心概念(Lent,Brown,& Hackett,1994)。近30年来,国外关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取向是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视为中介变量,考察前因变量是否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来预测职业行为。例如,Lent等(1994)指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监控着职业认知与职业行为的发展历程,是达成职业目标的关键因素;Guay等人发现,父母和同伴的态度会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信念和择业自主性来影响个体的职业不确定性,其中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比择业自主性的更大(Guay,Senecal,Gauthier,& Fernet,2003);Thompson和Subich(2006)发现,社会地位对职业不确定性有预测作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另一种取向则直接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视为结果变量,考察不同的前因变量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影响。这一取向研究涉及的前因变量有:性别(Arnold & Bye,1989;Betz et al.,1996;Chung,2002;Guay et al.,2003;Paulsen & Betz,2004;Eaton,Watson,Foxcroft,& Patton,2004;Hardin et al.,2006;Hampton,2006)、年龄(Luzzo,1993;Peterson & delMas,1998;Hampton,2006)、焦虑(Gloria & Hird,1999;Hardin et al.,2006)、社会支持(Quimby & O'Brien,2004;Patel,Salahuddin,& O'Brien,2008)、社会地位(Nauta & Kahn,2007;Patel et al.,2008)、家庭环境(Whiston,1996;Hargrove,Creagh,& Burgess,2002;Wolfe & Betz,2004;Hargrove,Inman,& Crane,2005;Lease & Dahlbeck,2009)以及文化与种族认同(Luzzo,1993;Parham & Austin,1994;Hackett & Byars,1996;Gloria & Hird,1999;Mau,2000;Chung,2002;Creed,Patton,& Watson,2002;Gushue,2006;Patel et al.,2008)。

然而,在第二种取向中,尚未见到有关宏观经济环境及其觉知以及归因方式和人格特征等个体内部因素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影响的研究,更未见到考察因素之间孰重孰轻、如何交互作用产生影响的研究。具体地说,在择业环境发生较大转变时,个体是否会通过对环境转变的觉知而改变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而从环境觉知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改变之间是否有人格、归因等其他个体内部因素在产生影响?如果有不止一种因素发生作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或相对重要性又如何?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前人研究所未回答的。本研究就是从上述问题出发,试图丰富关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研究理论。

本研究以当前金融危机为背景,探讨了大学生对外部经济环境改变的觉知程度(经济信心)对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并且,研究结果支持了个体对环境的觉知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预测关系。同时,研究引入了内外控制点与主动性人格作为调节变量并证实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要受到归因方式(内外控制点)与人格因素(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还发现归因方式与主动性人格这两个个体内部因素的调节作用力度并不一样:主动性人格因素对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关系的影响力要胜于归因方式。以上结论丰富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理论,并且拓展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应用背景和范畴,可以为今后该理论在金融危机环境下进行其他研究提供借鉴。最后,在当前中介模型占主流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研究领域中,建立个体内部因素与环境觉知作用的调节模型,也是本研究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重要贡献。

4.3 研究的实践意义

职业选择是关乎人生的大事,也是大学生面临的一个艰难而重要的决策。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大学生在职业决策的过程中承受了不小的压力(Li & Lin,2003)。心理压力与焦虑又会极大地影响其自我效能(Hardin et al.,2006;Gloria & Hird,1999)。特别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就业形势更是日趋严峻。面对复杂的环境,大学生极易对国家经济发展缺乏信心,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自我效能和正常择业。本研究希望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过从不同角度探讨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为高校职业生涯辅导提供科学依据。

如何使大学生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冲击,有效地平复大学生由于环境不景气引起的焦虑和低信心,并以此提高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是金融危机给高校职业生涯辅导工作者带来的新挑战。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与其经济信心密切相关;归因倾向不同的个体,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受到经济信心的影响也不同。结合有关通过归因训练(attribution training)改变个体的归因方式(Frsterling,1985;王重鸣,1988;韩仁生,1998,2003)以及提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Luzzo,Funk,& Strang,1996)的研究,我们建议高校职业生涯辅导工作者通过心理干预来改变归因倾向,从而使大学生建立更稳定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以抵抗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并鼓励大学生针对可控的内部因素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时,本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稳定的倾向,也能影响大学生的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因此,高校职业生涯辅导工作者应该设法使大学生以积极的态度采取主动措施去应对金融危机,及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这样才能在各种经济环境中都保持稳定的心态和较高的自我效能,以帮助求职过程顺利进行,成功择业就业。

4.4 关于层级回归的运用

过去很多关于调节效应的研究,是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来验证的。如果实验中所处理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为分类变量时,采用方差分析的技术来考察是没有问题的:当两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时,可认为此调节效应显著。但是当所处理的变量中出现连续变量时,方差分析的方法就显现出其局限性了。这种情况下最常见的方法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例如高或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高低27%)选择连续变量两端的数据进行分析。这样则损失了大量处于中间位置的数据(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来考察连续型数据的调节作用(林初锐,李永鑫,胡瑜,2004;吴明证,2005)。本研究的自变量经济信心、因变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和两个调节变量归因方式、主动性人格倾向都是连续变量。而我们希望能避免损失数据,力求对所有数据都能进行有效的利用。所以在研究中参考了有关研究,按照标准的层级回归步骤来处理实验中的数据。

4.5 问题与展望

任何研究都其局限,本研究也不例外。作为一项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经济信心对其职业决策影响的应急研究,本研究采用了问卷测量的方式来收集数据。由于相关研究本身的特点和要求,本研究选取了较大的样本,但研究设计本身还有可进一步完善之处。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实验操纵的方式来进一步确定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同时,还可以采用情景模拟问卷,从而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本研究只探讨了归因方式和主动性人格两个个体内部因素的调节作用。但是,金融危机是一个复杂的环境背景,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的因素绝不仅只有这几方面。例如,自尊和成就动机、大学生职业需求的差异性等内部因素以及其家庭经济情况、社会支持、职业的可获得性等外部因素,都可能构成其中的中介或调节变量。因此,经济信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复杂关系,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影响因素,都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商佳音和甘怡群(2009)修订的版本将原量表的17个项目删减至13个。本研究为了更全面地测量主动性人格,保留原量表的全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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