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主义的兴起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意义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社会思潮的涌流都不是无源之水，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内部对于社会需要和共同利益的理论兴趣的增长，可以视为是相对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的一个逆动反应。从更早些时候起，以社会良心自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已经注意到个人主义的偏颇和极限性质，提出了与他人的共在，对他者的责任，对他者及周遭世界的关系以及交互主体性问题，这些都可以视作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单纯个人主义观点的异议。个人主义的极限涵义不独为学者和专家所揭示，而且也引起了政治家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在一项国情咨文中提出主张“机遇与责任并存”的新社会契约的设想，以此作为对个人主义极端化发展的一个矫正。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则在其新著《大失控》中指出，西方国家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生活模式绝不可能向全体人类提供一个值得仿效并获得成功的有效方式，市场制度下创造的巨大财富，却使得占地球人口近十分之一的西方社会陷入“丰饶中的纵欲无度”，他们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以自我满足为行事准则，以物质福利的要求为唯一的幸福，而未有自我克制则势必陷入价值相对主义，酿成精神危机。因此，“西方社会需要经历一场艰难的哲学和文化上的重新定向”。可以设想，这种“重新定向”必定是含有对于原有的对于个人需要和个人权利所做的个人主义解释之重新调整和定义。美国现代思想家贝尔则为本国政治家们的观点提供了某种诠释，他接受并发挥了“需要”（Needs ）和“欲求”（Wants）的传统区分原则。指出，“‘需要’是所有人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欲求’则代表着不同个人因其趣味和癖性而产生的多种喜好。……社会……满足必需要求，否则个人便不能成为社会的完全‘公民’。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第22页）不过，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提出有关这一区分的思想时，是把二者区分为绝对需要和相对需要，认为后者无止境，而前者则不是这样。因此，个人主义的逻辑，是以具有相对性质的欲求（想要）置换具有绝对性质的需要，并进而把欲求（想要）原则规定为自我实现的原则，只求自我满足，而未有社会利益的观念，则必定沦为对社会构成分解威胁的因素。但是，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他接受并造就社会生活，个人主义必将受到客观辩证的修正和否定，其偏至和极限在事实上已经引发了人们对与个人相对应的另外一极的兴趣的不断增长。近20年流行于北美社会中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即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支。
共同体主义以其对个人主义的彻底批评与否弃，以其与主流传统的不合，而成为在现代伦理学从个人伦理向社会伦理、从微观伦理向宏观伦理的发展中别具特色的一种。社会伦理的对象主要的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利”，而是“社会正义”，其中，诸如社会政治理想及其价值合理性，社会制度或结构的正当合理性，社会价值的创造与分配的公平合理性，社会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和个人对社会的合理期待之相互作用等等，都在社会伦理关注之列。社会伦理可以转型为宏观伦理，它亦不限于以“个人问题”为对象，而是扩展为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生活问题”的探究。现代社会与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器官移植、堕胎、安乐死等问题及其相关的问题，是宏观伦理之理论论证的现实基础。以“社会伦理”而论，新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三足鼎立，构成当今美国伦理学界的基本形势。虽然新自由主义中罗尔斯一派甚至以其“作为公平的正义”核心观念和义务论伦理学立场，试图克服极端个人主义之偏弊，但其自由主义之前提仍是个人主义的怂恿。共同体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显示出北美社会哲学发展的两极分化状态，二者的对峙是多方面的，在价值观取向上则是作为共同体或群体的社会本体（我们）与作为个人本体（我）的分立。以哈马斯的“商谈伦理”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其先行建立的“交往理论”之前提之下，通过“对话方式”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共享境况，而介入新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分立之中，并试图最终达到一种新的整合。但是社会批判理论经常因其根本立场上的暖昧性和理论形式上的抽象性，而被认为并未根本超出其所批判对象的根本立场，亦未在社会层面上表现出其广泛的积极意义。倒是共同体主义对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传统的否弃，表现出一种新颖的立场和鲜明的特色，并在社会层面产生普遍的现实影响。以“宏观伦理”而论，共同体主义则否弃了把人作为一个封闭的孤立主体去理解的抽象立场，而代之以基于同社会环境和周遭世界之相互关联中的现实的责任主体（不仅是权利主体），则伦理学可以理解为第一哲学。至于在现时代时隐时显的新保守主义，却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坚持彻底的个人主义。总之，只有共同体主义才是对个人主义的鲜明否定。
共同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彻底批评是深入到各个层面上的。共同体主义缘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而被认为是“一种后自由主义哲学”，其锋芒所向直指“以罗尔斯为轴心的时代”。虽然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显示了“社会批判伦理精神和历史主义思维维度”的基本特点而为社会客观伦理的一种，但该理论仍以无约束的个人或物质占有性的自我为基石，而导入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伦理，因而必予打碎而重建之。共同体主义首先从形而上学上批评说，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把社会视为一藉以满足私欲的工具性价值，也使诸个人自绝于传统而沦为无方向性人群之聚合，而不成为社会。从社会哲学上看，自由主义把自由个人或个人自由置于社会历史的中心，把这种个人主义概念视作理解人们自己及其在社会中地位的理想方式，其结果却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分解及其意义的消解。从道德哲学上看，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优先为中心的权利伦理学，其实是以牺牲共同利益与价值为代价的，必将造成正当与善或权利与价值的对立，这一对立亦在实质上表现了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分立与对置。
共同体主义以其完全不同于个人主义的理论构造而表现出明显的建设性。它不仅仅是对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直接否定，而且在否定之后有取而代之的基本纲领和建构措施，从大处到细节，俱备其详。简略来讲，在形而上学方面，反对空洞自我而强调社会情境，以之为人格同一性的现实内容，从而为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供一种构成性概念之框架；在社会哲学方面，实现了以自主个人向共同体的“主体移心”之转换，试图以某种新出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在道德哲学方面，注重共同体内的联系与结合，以共同的善之价值伦理取代了个人利己主义伦理，“因为我决不能只作为个体寻求善或练习美德”，（戴利编：《社团主义：一种新的公共伦理》，华滋渥斯1994年英文版，第125 页）毕竟道德只有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共同体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次相对于个人主义而言的理论上的嬗变，而且是一种别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事件和社会思潮。
共同体主义总体而言无疑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一个否定，但是，鉴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已把个人主义推到新的阶段，即不是直接诉诸个人利己主义，而是在个人权利优先及其对最大可能限度自由追求的正当性之理论假设基础上，使个人主义与社会正义统一起来，因此，共同体主义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就不能再是一般地停留于对其消极意义的揭露和批判，而是要真正建设性地从深层次以共同体和普遍利益来取代个人权利优先这一理论基石。虽然共同体主义缘于个人主义发展之偏颇而强调社会整合一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救正和补充，即实际上采取“个人自由加公共利益”的立场，因此共同体主义的出现造成了在与个人主义相比较的态势下个人与共同体间的两极张力，这种张力在现代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的潜能未完全发挥出来以前，足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维持在继续发展的态势之中。但是，共同体主义终究是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新质，它的兴起表征了单纯个人主义观点有悖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而必将造成社会弊端与危机此一事实，也从一个侧而反证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优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合理价值和历史必然性，因为在过去西方社会毕竟是个人主义的一统天下啊！
因而，共同体主义虽然还不能等同于集体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集体主义的成分，这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对单纯个人主义观点的反对，以及对作为诸个人间结合之集体的强调；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互相比较的社会制度体系的意识形态表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也是两种在性质上根本区别的价值观；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在过去一直被作为整合其他价值理想的核心价值观，现在共同体主义试图改变西方价值观之座标，替代个人主义而作为新的整合之中心，表现资本主义在其发展面临重重矛盾与困境时努力寻找新的出路的尝试。即使这一努力在客观上并未根本超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范围，但毕竟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当然根本的改造还在于坚决地走出——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的走出，只有靠最彻底的社会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主义即个人本位论，是以个人权利与利益为本位，把社会利益视为个人利益之加总，一个个的个人利益之外别无社会利益。集体主义即社会本位论，是以社会共同利益为本位，把个人权利与利益视为形成社会利益的基础，但不把社会利益归结为个人利益，由于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存在物，因此，社会本位论的立场是以社会为本位，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结合。
因此，共同体主义的努力亦在客观上表现了与集体主义之理论主张大致相同的方向。可以把这一现象理解为共同体主义在客观上不自觉地遵循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的结果。西方社会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与社会主义同时并存，但它的产生时间早于社会主义社会，与市场经济时代同生共长，在社会存在形态的绝对意义上，资本主义低于社会主义，虽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并不完全能够预示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但资本主义试图克服其深刻的内在矛盾并从中走出，其根本出路却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其实，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必定遵循一些共同的客观法则，这种法则决定着社会如进化般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着。
虽然共同体主义所理解的“共同体”（Community）一词， 亦多有歧义，甚至曾有社会学家区分了它的近百种含义，但其基本含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仍是指为“我们感”所连结的一个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较小的生存单元。因此有批评说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相比，共同体主义的立场保守并且狭隘，而缺乏一种前瞻性的标准，但这正说明了共同体主义拘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则难有真正富于建设性的结果。
而更为重要的是，共同体主义的兴起，说明西方社会在其现代背景下，面临个人与社会（集体、共同体）之间的价值观选择时，其个人主义决断陷入了困境，即使它不能根本放弃个人主义立场，但它再也不能无视共同体主义的存在及其价值了，总之，纯粹个人主义的观点肯定是不足以支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发展，反而要构成对后者的分解。虽然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主义植根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其中必有从根本性质上的亲和或兼容之处（我们还会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仍然在有限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某种必然性），但是单纯的个人主义观点或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却必然造成分解资本主义社会之威胁，对此资本主义制度中人特别是其中的诸多有识之士也疾首蹙额。在个人主义发展的极限处，共同体主义甚或集体主义开始日益表现出其价值上的某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