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祥佑[1]2003年在《健康的成本收益及生产者的行为选择》文中指出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富的一种存在形式。健康的改善既能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又可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健康生产往往是被迫进行的，它没有“停业点”。健康生产是有机会成本的，它正占用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健康生产还有政治成本，我国政府对人们健康生产关心不够是“法轮功”产生的原因之一，医疗保健改革一直是美国政治斗争的热点。医疗服务、药品等都是健康的生产要素，人们根据其边际产出率与价格的关系来决定消费量。健康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率是递减的，因而全球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但医疗保健的效果却越来越不理想。总体上讲，医疗服务是一种低弹性的商品。某些医疗服务的消费不仅有个人收益，还有社会收益，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政府应代表社会对其进行补贴，使个体的消费量达到社会需要达到的程度。在健康的生产过程中，政府不能缺位。医疗服务大多属于准公共产品（部分为纯公共产品），医疗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由市场提供的服务量将永远低于社会最优量，甚至为0。SARS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过多地依赖市场来解决卫生资源的配置，“看得见的手”变得很不清晰，市场机制侵入了它不该侵入的领域，加之社会急剧转轨， 生活压力激增，人们的健康水平相对下降，疾病发生只是时间问题。人们在消费医疗服务时，既不是根据医疗服务的边际健康产出率与价格的关系，也不是根据健康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关系来决定消费量，而是根据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的关系来决定。边际收益的大小与健康生产者的经济创收能力有关，等量的健康增量，能力强的人能转化为较多的收入增量，能力差的人却不能。边际效用与人们拥有的财富量有关，等量的健康增量，富有的人会有更多的效用增量，穷人则不然。政府应将保障贫穷患者的基本医疗需求作为医疗改革的重点，而不是优先保障具有较强游说能力的社会集团的医疗需求。为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我国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劳务价格运用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即严格的限价制；同时又对药品实行市场经济的管理手段，即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在财政补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医院的营利手段被严格地限定在药品的销售上，这样就出现了“以药养医”的现象。医疗服务价格过低的直接后果是供应量的严重不足，“红包”只是人们对提供者的一种变相的价格补贴。医生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又是患者的“咨询人”，医患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医患<WP=5>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 ，使医务人员的代理行为产生了偏差，改造医务人员的参与约束与激励约束条件是纠正偏差的根本途径。
孟菲[2]2009年在《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及其规制研究》文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公众健康,确保食品安全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基础。可以说,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发展问题,食品安全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作为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应对和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生产技术的改进、生物技术的发展、工业化的推进,促进了食品行业的发展,食品数量安全得到了缓解。与此同时,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视和认知程度越来越高,更加注重食品的质量、营养和卫生安全。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食品安全事件的屡屡发生加重了各国消费者的心理负担,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如英国的“疯牛病”、欧洲的“口蹄疫”、亚洲的“禽流感”等,不仅对人类的身体和健康构成潜在威胁或造成重大损害,也给消费者和相关产业造成了十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提高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严格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和标准,加强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增强对食品生产各个环节的控制,广泛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管理。这就要求涉及食品安全的各利益相关者紧密协作,发挥整体优势,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食品安全问题千头万绪,涉及面极为广泛和复杂,目前我国还缺乏对食品安全的全面系统研究,学术界的研究和各级政府的管理重点主要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方面(即从外部对食品安全如何实施有效监控),对食品安全的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等利益主体的具体行为选择状况研究不多,对消费者的需求特性、消费意愿及其对安全食品供给的带动作用缺乏准确把握,从而在引导和培育安全食品市场方面所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明显欠缺。本论文运用基本经济学理论,以及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相关原理,采用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食品安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分析,就关系食品安全生产、消费与流通环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实证调研及检验,探讨优质食品开发的经济诱因和深层制度因素,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与管理对策,为政府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保障食品安全具有多主体的利益相关性。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各个的行为主体中,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者叁者的关系处理至关重要。农户的生产供给是源头,是基础;企业的生产组织是核心,是关键;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是动力,是目标;而政府、第叁方组织以及社会媒体的监督是后盾,是保障。(2)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者意识和消费者需求对食品安全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认知是促使企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前提。(3)具有现代意义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协会+农户”等多种方式使得农户可以依托于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共同构成我国安全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集团,食品生产者组织模式选择、成本收益和对政府规制的反应是影响食品生产者行为的主要因素。(4)食品安全管理的过程就是食品安全各利益相关者不断博弈的过程,基于第七章的博弈分析以及国际经验,我国未来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安排,应该基于各方的博弈分析结果之上。(5)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存在,使得安全食品优质优价的机制难以实现,因此,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一般能带来正的社会净福利,而政府行为的不作为和监管失效,可能造成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
张涛[3]2005年在《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过去的的十年间,世界各大洲均有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各国政府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给予了空前未有的的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不像一般的急性传染病那样,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条件的改善及计划免疫工作的持久开展而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反的,会随着食物和食品生产的机械化和集中化,以及化学品和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而不断涌现。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与否,都存在着爆发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因此,食品安全成为世界性的话题,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 历史经验表明,食品安全问题发展到今天,已远远越出传统的食品卫生或食品污染的范围,而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整个食物链的管理与保护问题。如何遵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食品的生产、经营、消费建立在可持续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组织和管理好一个安全、健康的人类食物链,这不仅需要有远见的科学研究、政府支持、法律法规建设,而且必须有消费者的主动参与和企业顺应市场规律的经营策略。食品安全性问题的社会性质,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也要从行政、法制、教育、传媒等不同角度,提高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素质,排除自然、社会、技术因素中的有害负面影响,并着眼于未来世界性食品贸易前景,整治整个食物链上的各环节,使提供给社会的食品越来越安全。 本文从经济法的视角出发,探讨了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和机制,以及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思考。除序言外,全文约21万字,共9章。 第一章 导论——经济法视角下的食品安全 该章从经济法视角出发考察食品安全问题的性质。首先对食品安全的时空性进行考察,证实了食品安全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通过食品安全相关概念的辩析,明确了食品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揭示了食品安全法律的形成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安全食品的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应运而生的。结论是:食品安全法律具有经济法的属性。这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一是食品不安全所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符合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性质。二是食品安全的保障需要国家运用经济法形式进行干预。叁是食品安全纳入经济法调整有利于克服其他法
冯忠泽[4]2007年在《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农产品市场出现了“劣品驱逐优品”的现象，带有较为明显的“柠檬市场”特征，按质论价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亟需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本文利用经济学研究方法，旨在为政府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机制提供政策依据，为生产经营者平衡质量成本收益关系提供信息支持，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本文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客体研究方面，主要侧重对农产品及其市场特点和农产品污染的主要环节进行分析。通过对农产品及其商品特点分析，提出了农产品的消费时限性、难标准化、质量隐匿、效用滞后、价格局限和测定毁灭性等特征属性；通过对比分析，明确了中国农产品属经验类产品的特点。对中国农产品交易方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组织化实体市场、非组织化实体市场、契约化非实体市场和非契约化非实体市场的分类方法，明确了不同市场类型的规制原则。笔者以产前、产中和产后叁个环节为顺序，对农产品污染的主要途径、污染因素进行分析，利用无公害农产品近叁年的监督抽检结果，验证当前污染的主要因素和产品类别，为确定监管重点环节提供了实证支撑。在农产品市场准入主体研究方面，运用了利益相关者福利均衡理论、经济学基本原理和计量分析方法，对农户、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了农户、企业和消费者意愿和行为选择。借助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对利益相关者在博弈中策略选择进行比较分析，建立农户、农产品企业、消费者以及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寻找在不同信息完全程度和有无契约管理情况下的博弈规则。在此基础上，对7个省市的企业、农户和消费者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研究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程度和行为取向。在政府规制行为分析方面，通过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规律性分析，重点研究了农产品信息完全化、外部性等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理念。运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对规制情况下的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的福利影响进行了规范性分析。对政府市场准入规制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政府适当规制的基本原则。本文总结分析了农产品市场准入的产生和阶段性发展规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支撑体系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国内外对比分析。通过总结归纳和实证分析，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理论界定，归纳提出了农产品市场准入4个阶段发展规律。对12个地区先期开展的农产品市场准入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结合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现状，从管理体制、技术法规、认证、检测、标识追溯等方面，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的支撑体系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北京、南京等6省(市)标识追溯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美国、加拿大等5个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规制的现状，为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提供了借鉴。通过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建立中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机制的基本原则，拟定了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主体框架。从政府经济调节、社会管理、部门协调及财政补贴等方面提出了准入制度良性发展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构架，同时提出了相关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
沈宇丹[5]2009年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速和推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构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重要内容。创新系统理论由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构成。它以知识和信息经济为背景,把创新看作一个系统工程而非线性的过程,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政策在激励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创新系统理论成为创新研究的前沿。当前,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和政府农业技术创新供给政策激励上,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的需求激励政策和创新环境激励政策研究不足。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关注微观主体的采纳行为研究,而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由于把环境和生态变量纳入农业技术创新函数而引起的农业技术创新本质、内涵改变,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新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问题研究不足。针对这种现状,文章结合知识和信息经济这一时代背景,基于创新系统理论的演化和系统的观点和视角,分析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激励体系,以弥补目前相应研究的不足。本文以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什么(内涵界定)→怎么样(经济学分析)→如何做(国外借鉴)→应该如何做(现状和改进措施或对策)的研究思路,通过系统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数理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模型构建、历史和对比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进行研究。全文分叁大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政策激励的基本理论框架构建部分。由导言、创新系统理论综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内涵和特征、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制度激励叁个章节构成,解释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通过重点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内涵界定、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相异性分析,指出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特征。进而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理论渊源和最新进展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业技术创新中激励政策的演变机理和对我国1949—2005年之间的农业技术供需状况阶段变化分析,说明需求激励政策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问题分析,提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资源和环境外部性问题、知识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传统技术路径依赖问题、创新体制障碍问题和能力不对称问题。第二部分为欧美国家经验、比较和借鉴部分,回答了“如何做”的问题,就欧盟和美国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由于环境和生态变量引入而引起的以上五个问题采取那些对应的政策和制度进行了分析,并对两区域的政策经验进行对比,提出当前制约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需求的主要政策:化肥产业政策、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绿色农业产业政策和农业产业组织政策。第叁部分由四个章节构成,解释了“应该如何做”的问题。第五章首先对我国化肥当前供需状况新的变动和特征以及化肥产业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介绍。进而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化肥限价、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对于农业生产者的技术采纳行为,化肥替代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新行为、化肥企业自身的创新行为和化肥替代品的创新作用机理进行经济学分析和模型构建。提出制定和实施以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为目标的化肥产业政策,通过取消化肥限价和优惠政策来激励化肥替代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研发机构、化肥企业的技术研发;明确化肥企业定位,构建化肥产业创新系统;发挥WTO“黄箱”和“绿箱”政策的作用,通过向农户直补,激励农户技术需求的政策建议。第六章主要通过对“波特假说”的理论解释和证明阐明严格的环境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农业环境管制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在对我国目前农业环境保护政策和国情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具有实现“波特假说”的跳跃式发展,实现“创新补偿”和获取“先动优势”潜在机会,提出了构建农业环境政策、农业发展政策与农业技术政策整合的区域创新机制和农业环境管制的建议。第七章在对绿色农业产业政策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绿色农业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通过分析绿色农业产业政策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及我国绿色农业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现状,提出依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构建以创新导向的绿色农业产业政策体系,根据区域绿色农业产业发展阶段和目标市场细分,采取不同的政策策略,构建绿色农业产业补偿机制,发挥声誉模型的内在约束功能,教育和培训对绿色农业产业生产者的甄别功能。第八章以新制度经济学和创新系统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农业产业组织创新演变的机理和农业组织化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功能。对我国目前在农业产业组织化发展和研究的争议问题:组织化发展缓慢问题,产权问题、“一股”和“数股”独大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文章指出农业产业组织化是一把双刃剑,即可能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可能成为阻力,因此所有争议问题都应置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进行考虑。同时强调了把大学、科研院所、农业协会等合作构建的松散型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向紧密型、实体化发展。本文以创新系统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从创新系统理论的视角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本质、内涵和特征进行界定,在研究视角上具有创新性。本文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理论进展进行疏理,构建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基本理论框架或政策体系。对欧美国家的经验进行了经验对比和借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对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研究的不足,在研究的内容和相关问题的认识上获得一定的突破。对我国的化肥产业政策、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绿色农业产业政策和农业产业组织创新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相应政策的现状和问题分析,提出了有借鉴意义的对策建议,达到了一定的研究目标。本文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研究课题比较新,相关的可借鉴的国内的资料相对较少,探索性和尝试性分析较多,更多注重了理论和数理经济学方法的分析,和国内问题的整合分析,缺乏实证案例和数据配合。在分析中强调需求激励和环境激励,因此在相关问题上回避了农业技术创新系统的供给激励政策的分析。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致力于创新系统的整个系统的激励政策研究和我国区域农业技术创新系统构建问题。
寇光涛[6]2017年在《东北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创新路径及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东北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新的水稻生产增长中心,东北稻米产业的健康发展也已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近年来,北方"面改米"、南方"籼改粳"的消费结构变化,促使广大消费者对粳米的需求日趋攀升,带动了我国东北地区粳稻的快速发展。但也面临着生产效率偏低、增值能力弱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产业链上游生产成本高、风险大;产业链中游加工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下游销售过度竞争、品牌管理混乱等。若想实现东北稻米产业链的转型升级,需要从全链增值的角度,进行增值的机会分析,构建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创新路径及机制,来提升链条成员实现协同发展的动力和能力。本文在综述分析国内外产业链价值增值等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据价值链理论、契约理论、分配激励理论和共生理论,运用层次分析法、类变量分析法、Tobit模型、演化博弈模型等方法,以实现东北稻米产业链成员的目标利益协同为主线,提出并界定了全产业链增值的内涵及增值机会,深度辨识产业链增值的主体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设计产业链主体增值的创新路径及机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产业链增值模式和优化策略。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系统认识与增值机会分析部分着重分析东北稻米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基本特征、链条各环节的成本收益状况及目前产业链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东北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概念,并从产品增值、服务增值、规模增值、品牌增值、平台增值和链接增值等角度对产业链增值机会进行了全面分析,且分情况设计了测度东北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价值模型。主体需求与目标利益协同分析部分首先阐述了产业链上稻米生产者、加工物流主体、消费者和政府等主体的价值需求,且从成本、风险、效用、安全、机会等角度构建了实现东北稻米全产业链的价值目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和Tobit模型求解影响因素,包括产业链核心企业的带链竞争能力、产业链契约合理化程度、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产业链链条的复杂程度等。路径设计及机制保障部分是在价值增值目标体系的引导下,首先从稻米产业链的环节增值的角度归结出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主导的叁大环节增值路径;其次从产业链的演化发展的角度设计了链条式、链族式和链网式创新发展的路径;最后,为了更好适应新形势下发展的需求,论文将"互联网+"对稻米全产业链带来的变化与影响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预测我国东北稻米全产业链演化发展的未来趋向为"核心企业+全产业链增值"和"平台生态圈+中小企业集群"的创新路径。为了保障上述叁种创新路径的顺利实施,分别设计了产业链增值的动力强化机制、分配激励机制和共生调优机制,从而强化产业链主体组织的动力,完善产业链主体组织增值行为协同的效果,提高产业链主体组织的依存关系。模式总结与策略优化部分将本文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案例分析,首先对叁种创新路径的增值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梳理总结金玛农业集团、北大荒米业集团、中粮集团叁类东北稻米全产业链运营的模式,构建了衡量全产业链增值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评价结果得出了叁类典型模式全链增值的优化策略。
杨雪锋[7]2006年在《循环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2年以来,循环经济研究文献与日剧增,学术界为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循环经济学学科不遗余力地耕耘着。然而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局限、循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误区以及和实践操作的盲目性导致循环经济概念理解的庸俗化、政策操作的简单化。当前的研究应做叁个方面的工作:知识嫁接、理论融合和范式创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弥补这一缺憾,把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循环经济理论相结合,着力于循环经济的微观基础,对其运行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当今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表面上看是经济发展政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实质上是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所致。从传统经济学只关注经济循环中的价值循环到早期生态经济学关注物质循环,再到循环经济学关注价值循环与物质循环的统一,经济学的主题在发生变化,其背后的逻辑也在发生转换,即在基础概念、经济导向、系统介质以及资本运动形态等方面发生转变,最终在评价标准上从劳动生产率转向资源生产率。当资源生产率成为经济效率的主要衡量指标时,经济活动就呈现出非物质化特征,这也正是循环经济的本义所在。循环经济的运行机制与传统经济机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价值流、信息流和物质流的协同运行机制。本文探讨了循环经济的运行机制内容及其形成过程。循环经济运行机制理论主要研究循环型经济运行的经济条件、动力机制、微观基础、调节机制、经济关系的演化及其制度安排。循环经济的核心是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宗旨是经济活动的非物质化,通过提高资源生产率(生态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与其他具有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不同,在于它关注的领域包括具有效率提升功能的新经济产业形态(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资源节约上具有最大空间的动脉产业以及具有帕累托改进的静脉产业,是系统性、整体性、结构性和动态性的节约。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活动方式,要求从产业基础、产权保障、信任建立以及信息揭示等方面从物质、技术和制度上提供支撑。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健全的政府职能是循环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和体制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又需要通过培育循环经济的自生能力来实现企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唯此,循环经济的运行才会是低成本的。真实而准确的资源价格是影响循环经济主体决策合理化的关键因素。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源价格应充分反映其基本价值、生产成本、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和环境成本。只有资源初始价格和再生利用的资源价格在边际上相等,资源价格才会达到均衡。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急剧变动、体制渐进转型阶段,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市场化严重滞后、政府功能又定位不清,资源价格改革面临种种阻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既是资源价格自身的问题,又涉及多方面因素,需要综合考虑。循环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逻辑起点。循环型经济的行为假定是“生态经济人”,即追求生态经济效率的适度最优。在循环经济中,消费者不仅通过适度消费来削减消费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而且其生态消费通过创造一种可持续的市场需求形成对生产者的利益驱动,迫使企业生产转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营方式。循环经济的自组织功能决定了它的动态效率。作为一个复杂性适应系统,循环经济中的经济组织是不断演化的。企业既是生态经济系统的“生产者”,也是一个具有子系统功能的经济组织。系统特性决定了企业要从个体生产单位演化成循环产业链,进而形成循环产业网络。如果说循环型企业的经济动机源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收益增加,循环型产业链则不是片面追求短期的利润,还有链上企业之间的长期稳定合作达成的博弈均衡,循环型产业网络则更具有嵌入性和互补性,良好的社会资本和资产专用性产生网络效应。企业从循环型企业——产业链——产业网络的演化机理,体现了生态经济效率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动态性提高的过程。循环经济的调节机制是指实现物质流、价值流、信息流协同运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调节方式上,可分为事前调节和事后调节。基于新的产业支撑体系、有效产权、充分信息和良好信任与合作,事前调节有虚拟交换前置和公众参与两种形式;基于适度消费和企业生态管理的微观基础,事后调节主要指传统的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由此,循环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部分就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信息替代、市场驱动、法律规范、政策引导”的调节机制。循环经济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的生态经济,其运行需要一定制度支撑并获得自生能力,进而实现自我运行和自我实施的状态,这样才能实现资源节约和成本节约的经济生态双重效益。因此,对其运行机制的研究应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的任务,需要融合主流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归纳起来,本文的创新之处就是在新经济理念和新主导逻辑支持下的实现基础理论变革,包括分析范式创新、产业模式创新、调节机制创新和微观基础创新四个方面。其中重点论述调节机制创新和微观基础创新。
朱静雅[8]2008年在《吉林省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控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在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现并开始引入瞩目。环境污染可依污染源特点分为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两大类。在点源污染受到关注并逐渐得到有效治理的同时,非点源污染的调控日益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农业非点源污染作为主要的非点源污染,因其显着的广泛性、隐蔽性、模糊性、滞后性等特点一度被忽视,其污染扩散造成严重的后果。我国作为世界的人口大国、农业大国,长期粗放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较低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农民知识水平、环保意识以及较差的环保技能,使得我国的农业非点源污染隐患较深,并逐渐显现。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仅农田化肥施用强度单项指标就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叁倍之多。为了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调控农业非点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本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本文分析了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外部性特征,运用产权理论、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对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控中面临的产权问题、调控设施供给问题、信息成本及排他成本的控制问题,以及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控相关主体的行为决策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细致深入地分析,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控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出了建议和要求;运用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户之间、农户与政府之间对是否参与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控的博弈过程,也针对农业非点源污染相关的公共物品供给出资问题在农户之间、农户与政府之间展开了博弈分析,分析结果为污染调控提供了决策支持和建议;在调研基础上,确立了吉林省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控的思路、目标及调控措施集,构建了吉林省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控体系,为吉林省的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控工作进行了应用性的基础研究。
杜红梅[9]2010年在《我国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耦合机制：制度经济学视角》文中指出传统食品产业(食用加工农产品)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降低乃至损害着食品的质量安全,同时也造成产业链利益不平衡。人们在充分认识生态演化、互利共生规律之后,开始科学理智的思考与选择一种既有利于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质量与安全,又有利于产业链各利益主体的新型食品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这就是绿色化食品产业模式。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是有效解决“叁农”问题,提高我国农业整体效益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可以借鉴绿色供应链管理理念与手段。长期困扰我国的食用加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食用加工农产品行业效率不高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组织体制问题,即食用加工农产品供应链主体藕合问题,表现为食用加工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链接松弛,产、供、销利益不均衡,加工和购销环节利益过大,农产品的初级生产与加工和购销部门之间关系对立、矛盾尖锐。为了优化供应链上所有过程和功能,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提供绿色食品(指广义绿色食品,包括安全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整个农产品供应链产生的价值最大化,同时向各环节都能获得平均利润的方向发展,更好地控制食品质量和安全,实现与环境相容,促进供应链成员间传播知识、技术、扩散资本,使供应链的竞争者不易复制、模仿,从而提高食用农产品供应链的整体竞争优势,有必要对绿色农产品供应链的耦合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将制度经济学引入到供应链关系的研究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等对供应链上各合作主体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力图找到使农产品绿色供应链顺畅运行的有效制度安排。希望能丰富与发展供应链管理的理论体系,并能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参考。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理论研究与实际调研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制度经济学分析法、博弈分析法等进行研究。全文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主要针对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资源退化和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全球问题以及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农产品市场出现的新形势,认为目前在我国有必要对农产品绿色供应链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在供应链、绿色供应链、农产品供应链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动态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是理论阐释,主要阐述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主体耦合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分工与协作理论、企业性质与边界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契约与履约理论、关系契约及治理模式、委托代理理论；接着,对供应链主体耦合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阐释了组织体制的制度演进逻辑,指出供应链组织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企业的一项诱致性制度变迁,提出供应链管理是供应链组织体制下的制度规范。第叁章对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耦合的动力机制进行阐述分析。首先从博弈论的视角、成本收益视角阐明农产品供应链耦合的利益；接着进一步分析供应链耦合的利益来源：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关系资本及其关系租金创造,绿色供应链还有绿色知识的溢出；然后,基于绿色知识溢出建立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博弈模型,比较企业间不开展绿色合作与开展绿色合作的经济绩效,激发供应链企业进行绿色合作的动机。第四章对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耦合的和谐稳定机制进行分析。首先针对合作型供应链模式中的问题提出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耦合的和谐与稳定机制设计要求；提出信息共享机制是绿色供应链的效率基础,也是供应链耦合的基础,供应链合作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供应链稳定的核心要件,和谐稳定机制就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分别对信息共享机制,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契约履行约束机制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第五章对农产品绿色供应链的上游链的耦合方式进行分析,对上游链主体——农户、加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行为方向指导。首先从加工企业与农户作为天生的利益共同体和绿色农产品的供给的角度指出加工企业与原料生产者耦合的必要性；然后对加工企业与原料生产者耦合的形式与问题进行了分析；运用模型对加工企业与原料生产者参与农产品绿色供应链的边界进行定量分析；对加工企业与原料生产者耦合进行博弈分析,指出以信息对称为前提条件的集中决策,其利润大于分散决策的利润,并进一步分析了完全信息条件下原料生产企业与加工厂商合作竞争博奕及其均衡。最后阐述了一个加工企业与原料生产者合作的案例,说明利益的协调是绿色供应链耦合的关键。第六章在借鉴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定量及定性的分析,探讨涉及加工制造商、零售商供应链中,产品定价、利润分配等问题。首先,以绿色食品的生产加工商→零售商→消费者的间接渠道模式为例,通过构建模型,说明绿色食品供应链下游的生产加工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分析两者合作关系稳定的必要条件。然后,考察消费者不存在渠道偏好时,绿色食品生产商的渠道策略。得出了混合渠道是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商的理性选择的结论；进一步分析了当消费者存在渠道偏好时,绿色食品生产商在混合渠道模式下如何进行渠道份额决策。最后,探讨生产商在纳什博奕条件下如何协调好直销渠道与间接渠道之间,渠道内部的关系,激励零售商合作,使混合渠道的总利润最大化,使双方在合作后的利润均大于不合作时的利润,实现“双赢”。第七章基于消费者在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对消费者的绿色食品消费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以及绿色农产品的产销者确定经营策略提供指导。第八章基于农产品绿色供应链具有的正外部性,政府有必要介入农产品绿色供应链的运作,提出了政府对绿色食品实行规制、对绿色农产品生产给予补贴、对绿色农产品市场实行监管有其必要性；同时,对农产品绿色供应链政府与企业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为政府和企业的管理层如何激发供应链管理提供决策依据。第九章是案例研究,以绿色食品—茶油为主要线索,通过调查为××公司提供主要原料的油茶种植户、加工生产商—××公司、经销产品的零售商—××超市,走访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深入研究茶油价格的形成、利益的分配,分别从农户、加工企业、超市、政府等不同层面进行经济分析,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期待为政府进行政策调控提供参考建议,以促进我国农产品绿色供应链的平滑运行。最后是结论与展望,总结归纳全文的研究结论,指出研究的不足以及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吴秀敏[10]2006年在《我国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研究》文中提出对优质、安全农产食品的需求是国内外消费者的普遍行为取向,然而,与猪肉有关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猪肉质量安全问题,无论是对消费者的健康还是对猪肉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都已经构成了威胁,它还直接影响到生猪产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的质量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和紧迫。因此,对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实践上可以为我国猪肉乃至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指导。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还缺乏对猪肉质量安全及其管理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应用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管制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博弈论等,结合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这一宏观命题的探讨,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消费者、生产者、屠宰加工企业行为的分析基础上。基于此,本研究总的思路是在对猪肉质量安全市场进行理论分析和借鉴国外猪肉质量安全保障实践的基础上,从消费者需求行为的分析入手,探讨安全猪肉的供给问题,最后探讨我国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由于四川是中国生猪生产、猪肉消费和出口的主要省份之一。因此,在对消费者需求行为和养猪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分别以四川省的城市消费者、养猪户为例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本文的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五个部分,由十一章组成。其中,第叁、四、五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导论与文献综述。包括第1、2章;第1章,导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和意义、界定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基本思路。第2章,文献综述。主要对食品安全、猪肉市场、博弈论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回顾与评述。 第二部分,理论分析与实践借鉴。包括第3、4、5章。第3章,猪肉质量安全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及政府管制。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4章,典型国家的猪肉质量保障体系及兽医管理体制。第5章,猪肉的特性及影响猪肉质量安全的因素分析。主要从食品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叁部分,消费者需求行为的实证分析。即第6章,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及有关信息的需求行为分析——对四川城市消费者的实证分析。主要内容包括我国猪肉的需求情况(数量上的需求)、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的认知、对安全猪肉的购买情况、对安全猪肉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信息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等。
参考文献：
[1]. 健康的成本收益及生产者的行为选择[D]. 吴祥佑. 重庆大学. 2003
[2]. 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及其规制研究[D]. 孟菲. 江南大学. 2009
[3]. 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D]. 张涛. 西南政法大学. 2005
[4]. 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机制研究[D]. 冯忠泽.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7
[5].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研究[D]. 沈宇丹. 华中农业大学. 2009
[6]. 东北稻米全产业链增值的创新路径及机制研究[D]. 寇光涛. 中国农业大学. 2017
[7]. 循环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D]. 杨雪锋.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8]. 吉林省农业非点源污染调控体系研究[D]. 朱静雅. 吉林大学. 2008
[9]. 我国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耦合机制：制度经济学视角[D]. 杜红梅. 湖南农业大学. 2010
[10]. 我国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研究[D]. 吴秀敏. 浙江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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