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柳[1]2004年在《舆论、传媒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传媒在国际政治中日益突出的特殊作用使传媒与舆论以及外交政策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中美关系历来被公认为特殊的双边关系，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脆弱的关系，而同时又是有韧性的，即脆而不断的。传媒和公众舆论在这种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弄清传媒、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链式关系为研究传媒和舆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传媒和舆论本是属于国内政治的范畴，传媒可以塑造公众舆论，因为传媒常常告诉人们关注什么，影响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舆论一旦形成就具有无比的潜力，它代表公众的意愿和利益，会对决策者产生现实的压力，影响未来的决策方向。尽管传媒总是声称中立，但其与舆论的特殊属性还是决定了他们极易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尤其是在外交政策领域，一种特殊舆论现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怀有某种利益意愿的幕后操纵媒体的精英个体或集团。因此，政府和精英凭借着对信息掌控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往往是政策议程和认识框架的最终设置者，公众舆论能否实现它对政策的诉求取决于决策者的态度和决策环境是否允许。中美关系特殊性的存在有其历史渊源，意识形态犹如坚实的堤坝，塑造了不利于中美两国建立稳定关系的公众舆论氛围。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国内反华势力不能摆脱“冷战”思维，而媒体受其影响也总在不断挑起事端，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美作为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迥异的两个国家，其人民受本国特殊政治文化的长期熏陶，对事物的看法和中美关系的认定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幸运的是，中美两国高层能从发展两国关系长远的利益出发，在危机出现时，比如在炸馆和撞机两个事件中，态度都能有所克制，避免了民族主义公众舆论潜在破坏力的爆发。中美两国的传媒和舆论都在塑造着中美两国的特殊关系，而同时也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中被塑造。
简涛洁[2]2010年在《冷战后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社会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从而加速了文化与外交的结合,促成了文化外交的兴起和发展。文化外交对民族国家塑造国家形象、保证国家安全、追求现实利益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如果文化外交推行不当,它也可能对民族国家产生不利影响。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娴熟地使用文化外交争取国家利益,是和美国的政治思想传统、对外交往经验,以及各行为体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是它推行文化外交政策的主要思想基础；美国长期推行的输出民主、海外传教、文化交流等活动,为它设计和实施文化外交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官方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为它的文化外交繁荣创造了条件。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注重在世界上输出其价值观和制度、扩大其文化产品出口。从纵向看,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实践可分为老布什时期、克林顿时期、小布什时期叁个阶段。从横向看,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实践可区分为对发达国家的文化外交、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外交两大类型。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主要为它维护霸权地位、建构“理想世界秩序”的目标服务。文化交流也是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一直是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方向。美国积极推行对华文化外交政策,不仅能够服务于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还能够帮助美国应对中国发展给世界新秩序带来的挑战。所以,文化外交成为影响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文化外交政策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途径影响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种影响,并通过文化外交处理好中美关系。
赵国军[3]2007年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研究（1989-2006）》文中认为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是美国议员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议员中国观会对美国国会对华决策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过去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从对华决策的角度，很少从形象认知的观念视角深入探悉决策的根源。至于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本身及其生成机制，更是付之阙如。1989年以来，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冲击，加上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迁，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国会议员那里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议员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在美国多元政治社会的现实之下，美国国会本身对中国也缺乏一个完整的、前后一贯的中国形象。不仅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就是同一个议员，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也会具有对中国形象的不同感知。因此，美国议员的中国观，应当从美国议员对中国的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安全形象叁个议题领域分别加以探讨。本文基本结构分为导论、五章和结论部分。导论部分包括阐述论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介绍国内外关于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美国国会与对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章节安排、理论创新、分析模式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对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历史考察。以1949年为界，分两个历史时期探讨美国议员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看法。历史考察表明，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理想和现实、浪漫和幻灭之间摇摆。同时，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也受到美国的价值观传统、种族主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等的影响。这些历史上的现象，时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可以从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中找到存在的痕迹。第二章分析美国议员对于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定位首先来自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知。总体而言，美国国会议员依凭自己对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感，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的不满，通过对中国负面形象的塑造，建构出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他者”形象——政治上不“民主”、侵犯“人权”的共产党国家形象。同时一部分极端派议员倾向于把中国塑造成对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对中国政治形象的负面建构构成了美国议员看待中国的其它问题的基础。不过，在对中国政治形象总体负面的情况下，美国议员之间在中国的社会是否进步，如何促进中国的民主以及如何评估中国政治改革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等方面有着程度不一的分歧，从而在总的负面建构的背景下形成了几种关于中国政治的具体镜像。第叁章探讨美国议员眼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美国国会议员在1990年代围绕最惠国待遇辩论对于中国经济形象的认知是分化的，主要在于对于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是否对美国有利。辩论的结果是主张正常贸易的一派占据上风。进入后PNTR时代之后，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美国议员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不满日渐强烈，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经济形象负面观感加重。不少议员利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大打“中国贸易牌”，抛出人民币汇率法案，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第四章是美国议员对中国安全形象的定位。美国国会对于中国军事安全的关注肇始于第叁次台海危机的触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试图把中国塑造为一个军事现代化正在取得迅速进步，将对台湾进而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国家，并为此作了应对准备。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美国国会内部既有对中国威胁论的鼓噪，也有来自不少国会议员对这一论调的反制。近年来，国会“中国连线”和“美中工作小组”的成立，从非正式组织的视角，代表了美国国会内部两种对待中国崛起的不同声音。这表明，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是分化的。第五章是对美国议员中国观生成机制的分析。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影响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以及议员个人因素。国会议员中国观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显然，就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而言，国际环境、选区利益、利益集团、媒体舆论、议员个人因素都会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因素朝着一个方向起作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在国会议员“观察中国”的时候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作用到国会议员的头脑中，就会形成一个支离破碎甚至相互矛盾的“中国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国会议员头脑中的中国观何以如此复杂多变和具有多元性。本文的结论是：一、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是负面主导的多元复杂的中国观。在中美关系的不同议题领域，中国在美国议员的眼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形象。二、美国议员中国观与“议题政治”联系紧密。叁、美国议员中国观是国际一国内一个人多重复杂因素互动的产物。四、美国议员对中国的负面观念对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刘建飞[4]2011年在《拉登死后的美国反恐战略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提出拉登之死无疑是本年度继中东北非剧变和日本地震海啸核泄露之后的另一个重大国际事件。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甚至将其列为21世纪第叁大新闻,位列"9·11"事件、全球经济衰退、日本大地震海啸核危机、"阿拉伯国家春季起义"等重大事件之前。人们在过"拉登之死"的新闻瘾
何梦逸[5]2014年在《《人民日报》上的美国驻华大使形象变迁（1979-2013）》文中指出本文以《人民日报》19792013年涉及美国驻华大使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框架理论和媒介形象理论为指导，以内容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从报道数量与篇幅、角度、主题、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人民日报》上美驻华大使的媒介形象进行梳理和分析，并通过对一些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总结大使的媒介形象。研究贯穿历史与现实，旨在呈现《人民日报》塑造的美国大使形象变化，并探究这些变化的表征和成因。首先，本文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背景，发现《人民日报》涉及美国驻华大使的报道与当时的中美关系及中国对美的外交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演变轨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其次，世易时移，《人民日报》的报道方式虽然从完全的政治意义呈现，逐渐向事实报道转化，报道也更加注重客观性。但研究发现，34年间《人民日报》塑造的美驻华大使形象并没有多大改变，较为单一模糊化。从宏观构造上来说，报道的新闻框架较为单一，其取景框架具有政治性、正面化的特点，叙述框架具有模式化的特点。本文最后，从文化的视角对《人民日报》的他者形象建构进行探讨，发现大使形象的构建受刻板传统的宣传思维和中美关系、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同时，通过对他者形象的不断认识，分析和反思自我的意识形态。
于滨[6]2004年在《布什执政以来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主要因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众所周知，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影响重大，因而中美关系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中美两国的特别关注。20世纪最后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最终将乔治·W·布什推上了总统宝座。他上台之后，中美问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起初布什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曾宣布美中两国不是“战略合作伙伴”，而是“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在历经曲折后，布什政府开始意识到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布什在出席APEC上海峰会期间与江泽民主席会谈中，声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表示愿意和中国建立“朋友”关系，并表示将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对华政策不一定只表现在几份政策文件里，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领域里。因此，作者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概括了其特点。其对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本文侧重从影响其对华决策的主要因素—外部因素(即：国际局势等等)和内部因素(即：美国的自然属性、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等)来剖析和审视其对华政策，同时本文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发展予以了展望，并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杜永彬[7]2011年在《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文中提出文章从犹太官员、学者、商人、传媒、犹太教徒与"西藏问题"的关系6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揭示了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的成因和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
关敬之（GEORGE, K.C., KWAN）[8]2016年在《第107-112届美国国会涉华议案研究（2001-20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国会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最高立法机关。长期以来,美国国会不但在美国内政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塑造美国对外政策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对华政策方面亦是如此。第107—112届国会延续着叁权分立支柱之一的传统,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起着立法指导、配合支持的作用。然而,美国国会的对华议案随着形势的变化呈现着不同的特点。本文希望通过对第107—112届国会涉华议案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阐明其关注的领域、影响及其特点,并关注国会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做出作者的前瞻性判断。本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意义、动态研究、创新点与难点、文章的基本架构以及文献资料。第一章介绍第107—112届美国国会影响涉华问题的方式。美国国会以宪法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来制约总统的外交决策,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立法监督行政当局外交政策的执行情况；第二、控制联邦政府的开支；第叁、对政府行政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革,并影响政府的人事安排。第二章对探讨国会下属机构在涉华问题上的影响。国会不仅有参、众两院下属委员会的活动,而且为了适应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形势,专门设立了美中经济及安全评议委员会(USCC)、国会与行政联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委员会(CECC)、美国参议院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交流小组等编制内机构,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尽管这些机构组织在对华态度、动机、议题、宗旨等方面有一些区别,但是,其争取提升涉华事务话语权的努力是明显的。事实上,国会委员会、USCC、CECC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第叁章对国会的涉华议案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总结了这几届国会涉华议案的特征。第一,74%议案标题无涉华的字眼,许多重要对华政策均是捆绑在国会控制联邦政府开支的“授权法”及“拨款法”之中,不容易被发现。第二,法案大多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第叁,在两院审议涉华议案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点：涉华决议案完成立法流程的速度快,众议院为16天,参议院则为2天。这些观察结果,证实了国会议员对涉华议案的争议不大；而且,相比之下,涉华议案在参议院中更容易获得共识。此外,国会对涉华法案的表决方式具“一致通过”、“无人反对”、“声音投票”的不记名投票特征。第四章是国会涉华法案的内容介绍。在冗长繁琐的拨款法、和授权法和其他法令里找出与对华事务有关的法律细节条文,通过详细研究这些条款的内容及其政策含义,发现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并对一些负面法案实质揭露和定性,如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损害中美关系等。第五章是涉华法案的典型案例分析,分为叁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这是国会涉华议案中比重最多的议案,而且也是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最重的部分。如：第一,支持香港“自由”的案例。这类议案反映了国会一贯热衷于输出美国式民主的传统,以及一些议员直接干预香港宪制发展事务的观念。第二、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部分国会议员持续以无国界、跨国界的概念力荐台湾参加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甚或意图推翻“一个中国”的既定美国对华政策。第叁,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奖章的案例。国会议员以宗教自由为借口支持达赖分裂中国的企图。从国会议员辩论的发言里可以看到,达赖喇嘛从1980年代就开始耕耘与美国国会建立友好关系,利用国会影响力施压总统及行政部门支持他的西藏主张。二是能源方面,以国会阻止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为案例,分析中美能源竞争问题,显示国会议员对来自中国的双边贸易、金融投资、经济实体投资的矛盾心态,由此引发一系列针对中国投资的保护主义措施。叁是文化方面,涉华文化类议案包括教育交流、科技交流、艺术交流、体育交流。以国会赞扬孔子生平及认同儒家学说为案例显示21世纪中美关系中人文交流的发展、中国政府在美国宣扬中国文化的项目,及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官方机制。综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首先是对国会涉华议案主要关注的领域与特点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国会涉华议案涉及政治,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居多,涉及到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中美叁个联合公报等方面。其次是探讨国会涉华议案,尤其是法案对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的关联与影响,如在小布什时期与奥巴马时期影响的几个层面。在此期间,美国国会涉华法案在总体目标上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是相互支持与配合的关系。在指导思想上,无疑是推行在与华接触的同时和平演变中国；向中国强加利益攸关责任来维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不同的地方是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在中美关系的法律基础,及叁个联合公报的态度和立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国会的《与台湾关系法》是明显的违背叁个联合公报的法案,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中往往以这一法案作为棋子谋取美国利益。但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反复重申“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与“一中一台”,这与国会在立场上又有着较大差异。最后是根据国会涉华议案中的新议题出现,阐明作者的观察与预测。随着21世纪中美关系的持续深入发展,美国国会在仍然关注中美关系传统议题,如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议题的同时,也开始向一些新的领域进行扩展,其中包括一些以往不被关注的领域,如：能源、教育、商业投资、人文交往、环境保护等,凸显出国会关注的涉华事务越来越广泛及深入,反映出了美国国会涉华议案的某种新的动向。因此,在此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国会议案中冷战时期的政治议题会有所淡化,更多地会转向经济文化领域,这些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发展中得到体现,务实和正面的影响作为一种预期也是可能的。
阮氏萍[9]2017年在《革新后越南文化外交研究（1986-2016）》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发展进程使人类社会的文化交流走进了爆发时代,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从而使得文化及外交两个领域的结合更加紧密,加速了文化外交的崛起和发展。在当今的时代,文化外交对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文化外交是对民族国家塑造国家形象、保证国家安全,乃至追求现实利益的巨大推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交流日益成为各国之间交往的重要桥梁,在实现民族和解、避免种族和宗教的冲突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同时推进各国增强团结、友谊、互相了解、共同合作与发展。越南认为强化文化外交工作是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机”,大力提高思维高度,吸收和甄别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化精华,丰富本国的文化特色。越南从革新至今强化文化外交是外交实践的工作之一,一方面成功实现独立的外交政策,自主,和平,合作和发展;建立多元化、多样化的外交关系,主动和积极融入地区一体化进程;提升国家地位;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为越南社会主义的富强;成为各个国家的朋友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为世界上的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做好文化外交工作是助于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不断发展的“润滑剂”,强力推动越南文化走出去,向国际社会展现越南国家民族文化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实行文化外交事业是全党、全民的任务。为了成功实现这个重要的任务,整个越南社会应不断提高对文化外交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从革新时期以来,越南越来越重视文化外交的工作,并强调文化外交是越南外交的叁大支柱之一。文化外交成为越南综合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因素,同时为促进越南到2020年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作者分析越南进行改革叁十年来,文化外交的理解和所取得的成就。从此,越南更看清优势与困难,机遇与挑战,进而为获取更多的国家利益,提出了长期发展的文化外交战略。为了更有效、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越南政府将更加完善和强化文化外交的工作。
张玮鸥[10]2011年在《《珀尔新闻自由法》评析》文中认为从近代民主制度确立至今,新闻自由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新闻自由被视为维系民主政治于不坠的重要基础之一,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将新闻自由作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甚至将其作为判断一国是否为民主社会的标志。从实际情况看,随着“地球村”预言的实现,新闻媒体可以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对超国家事务进行新闻报道。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跨国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常态。新闻自由国际化也相应地受到相关国际法与各国相关立法的保护。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奥巴马主义”的国际政策。而他在2010年5月17日签署通过《珀尔新闻自由法案》(Daniel Pearl Freedom of the Press Act),更是表现美国面向全球新闻自由予以保护和支持的姿态。保护新闻自由是美国的传统,宪法《第一修正案》二百余年来一直做为美国新闻自由的磐石和避难所。美国也习惯于以保护者的姿态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强调人权的重要性,此次把《珀尔新闻自由法案》作为《年度人权报告》的一部分,更强调了新闻自由是人权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内容。因而,《珀尔新闻自由法案》在此时产生。本文围绕《珀尔新闻自由法案》,全面分析阐述其产生与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的大环境和美国一惯输出价值观的思维有关。因此《珀尔新闻自由法案》与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一脉相承,而新闻自由状况在《2010年年度人权报告》中占有比例,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到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 舆论、传媒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覃柳. 外交学院. 2004
[2]. 冷战后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简涛洁. 复旦大学. 2010
[3]. 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研究（1989-2006）[D]. 赵国军. 复旦大学. 2007
[4]. 拉登死后的美国反恐战略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J]. 刘建飞.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1
[5]. 《人民日报》上的美国驻华大使形象变迁（1979-2013）[D]. 何梦逸. 华中科技大学. 2014
[6]. 布什执政以来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主要因素[D]. 于滨. 延边大学. 2004
[7]. 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J]. 杜永彬. 中国藏学. 2011
[8]. 第107-112届美国国会涉华议案研究（2001-2012）[D]. 关敬之（GEORGE, K.C., KWAN）. 武汉大学. 2016
[9]. 革新后越南文化外交研究（1986-2016）[D]. 阮氏萍. 辽宁大学. 2017
[10]. 《珀尔新闻自由法》评析[D]. 张玮鸥.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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