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德国科学体制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体制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科学体制化研究历来为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所关注。作为社会学概念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 ）指的是某种特定活动在各种社会的和组织的设置内部成长的过程和定型程度。〔1 〕根据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本一戴维的研究，“使科学获得一个与专门职业很接近的地位，并且使它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科层性质的活动，这种转变发生在1825年到1900年间的德国。”〔2〕因而， 德国科学体制化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在这个领域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以往关于德国科学体制化、乃至科学体制化研究有一个明显倾向，即多侧重于从科学内部来考察体制化的历史、分析体制化的过程机理。如本一戴维从科学的自主性成长出发，出色地解释了德国科学在大学中的体制化；〔3 〕而最近樊春良的工作则在本一戴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德国科学在技术教育、研究和实践领域的体制化。〔4 〕但是，从历史上看，科学体制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主成长过程，它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及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科学要达到体制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科学活动因其自身的价值受到社会的重视，并能被社会所接受而做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其次，要有一些管理该项活动领域中的行为规范，其方式要有利于这种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三，这些特定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要适应其他领域中的社会规范。 〔5〕这充分显示出，科学体制化实际上是某种社会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对科学活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科学文化）的吸纳与定位过程。对科学体制化的深入研究必然联系到社会政治体制与民族文化背景，否则难免失之偏颇。
从科学体制化与社会政治体制、民族文化相联系的观点出发，笔者曾分析了德国科学体制化与科学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6 〕基于同样的观点，本文将更进一步把德国科学体制化放回到德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大背景里去，分析德国民族主义与科学体制化的复杂关系，以弥补过去纯粹自主性科学体制化研究之不足。
二、宗教改革与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德国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民族主义可以追溯到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宗教改革是欧洲各国宗教改革的楷模，它的影响遍及德国信奉宗教的90%以上的人。宗教改革的目的并非不要宗教，而是要回答人世的苦难如何得到宗教的拯救。以往的僧侣宣传信教者应相信罗马天主教，购买“赦罪符”以赎生来之罪。1517年3月， 罗马教皇再次发布了“赦罪符”出售令，立即引起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诸侯们的抗议。德国萨克森选侯反对把卖“赦罪符”的钱全数交给罗马教皇，他想用这笔钱扩建威丁堡大学，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当时恰是威丁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针对“赦罪符”买卖，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威丁堡教堂大门前张贴了他的95条论纲，由此拉开了德国宗教改革的帷幕。
路德宗教改革表面上是反对“赦罪符”买卖，实际上却是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的强烈表现。觉醒了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德国的宗教要置于异族权力的统治下？为什么德国的宗教要向一个异族统治者经常缴纳如此多的贡税和纳金？为什么要将“赦罪符”买卖的钱按比例交给罗马教皇？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为什么德意志民族要受制于一个南方的异族？既然德国的宗教不该是罗马的臣属，那么德意志人也应该比意大利人有更辉煌的历史与未来。在路德新教的影响下，整个德国都激起了反意大利的强烈情绪。这是一种典型的德意志矛盾心态。一方面，在意大利，对美的追求与渴望，犹如一根魔杖引导着狂热的青年去寻根求源，越来越多的古代塑像被挖掘出来，越来越多的典籍被翻译过来，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辉煌的文明历程，神魂颠倒的德国人一心向往南方，那里有着他们梦想的美，就像《旧约》预言书中讲的故事将在新时代成为现实一样；但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情绪又驱使德国人蔑视这一切，仿佛在精神上已将意大利人击败，人们“甚至认为德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就是讲德语的，……德国人也因而是被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民族。”〔7 〕这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矛盾心态一直主宰着德国的民族文化传统。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 路德着手将《圣经》译成德文。 历经12年，至1534年，路德才把《圣经》全部译完。到他去世时，他翻译的《圣经》共出版了430种不同的版本。按当时的出版率计算， 平均每17个人就有一本路德译的《圣经》。〔8〕
路德翻译《圣经》对于德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进一步纯净美化了德语，并使它通行全德国，成为标准的书面语言，语言的统一对分裂的德国意义重大。16世纪，德国仍处于诸侯割据状态，政治上的分裂阻碍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可是，自从路德翻译的《圣经》促进了德国民族语言的统一以来，随着统一的民族语言的运用和发展，既推动了德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德意志各邦的社交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因为有了统一的民族语言，就为在各邦之间开创广泛的贸易交流和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
与宗教改革中兴起的德国民族主义相适应，德国在学术方面产生的兴趣也与意大利人迥然相异。德国的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约1493～1541）的活力论。实际上，帕拉塞尔苏斯的活力论哲学与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有相同之处，帕拉塞尔苏斯甚至被称为“化学中的路德”。帕拉塞尔苏斯把他的医学体系看作是一种宗教启示，它的使命是要恢复希波克拉底医学的纯洁性，正像宗教改革家把他们的神学教义当作是恢复原始基督教纯洁性的启示一样。路德不承认在世界上生息的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支配与奴役关系，主张宇宙间万物都是独立自由的，从一种内在原因取得它们的自主性；帕拉塞尔苏斯则说，自然界每一个实体都是在它自己内部活力的推动下不依赖其他实体而发展起来的。路德派教徒和医药化学家都强调人的精神自主性。因而，帕拉塞尔苏斯的医药化学体系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享有盛名。帕拉塞尔苏斯写道：“正如阿维森纳是阿拉伯人最好的医生而盖仑则是彼尔加蒙最好的医生一样，日耳曼也最幸运地挑选了我作为她的不可缺少的医生。”〔9〕
在医药化学理论影响下，伯麦（Jakob Bohme，1575～1624 ）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德国人关于自然界变化发展的辩证法思想。伯麦认为，人是宇宙的具体而微小的整个翻版，并由人的内部精神力量支持，因而，人就是一个自主的小宇宙，就像大宇宙自成为一个完整的宇宙由作为宇宙的灵魂或自然界的精神的上帝所支持一样；由于人好像是自然界的写真而且靠精神力量才有生命和活动，所以人本身的精神发展过程也可比拟为宇宙发展的过程。伯麦曾经深刻地体验过路德叫做的“上帝之子”的思想斗争，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肉体欲望和否定自我的精神意向之间的心理斗争。他写道：“我们从还不存在自然界的神秘中可以理解到原始意志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永恒的慧眼为了显现自我而趋向自然界，另一种形式是从这第一种形式产生的，就是追求德行和力量的欲望。而且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这种欲望是向外的，而向外的正是意志和欲望的精神，因为精神就是运动，而欲望则在精神中产生一种形式（形象或肖像）……而这个看得见的、可理解的世界，其外在性质就是内在精神的显现或内在精神的外化。”〔10〕伯麦的思想后来被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谢林（Friedrich Wi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以更加彻底的形式加以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德国自然哲学。
伴随宗教改革而兴起的德国民族主义，借助帕拉塞尔苏斯和伯麦等人的工作渗透到德国的学术传统中，成为德国科学体制化的民族文化底蕴。
三、具有德国特色的启蒙运动
德国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欧洲启蒙运动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是法国，德国启蒙运动也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启蒙运动一样深受法国的影响。但与法国相比，德国启蒙运动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是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 ～1728）。托马修斯早年钻研过伦理学和逻辑学，对自然科学极有兴趣。他的学术思想是激进的，具有革命倾向，被称作“德国启蒙运动之父”。托马修斯曾在莱比锡大学任教，但由于与大学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派和正统神学派发生矛盾，被迫离开莱比锡，前往哈雷。在哈雷大学，托马修斯通过讲授逻辑学、伦理学和法学传播了他的进步思想。他倡导理性，反对偏执思维，指出与旧的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不同的是18世纪的新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他对科学和人类的精神成果抱有乐观主义态度。不仅如此，托马修斯还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用，蔑视无用的形而上学的说教。1687年，托马修斯一改传统的大学课堂用拉丁语讲课的作法，勇敢地用德语授课，显示出德国启蒙运动所特有的民族主义情绪。
宗教改革以后的纷争和30年战争也使德国的文化衰落了。当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密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 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法国贡献出蒙田（Michel Eyquem deMontaigne，1533～1592）、高乃依（Pierre Corneill，1606～1684）、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莫里哀（Moliere，1622～1673）和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的时候，德国学术界却以使用本族语为耻。贵族们说法语，学者们用拉丁文写作，德国大学成为训练神甫、律师和医生的场所，德语本身作为一种学术工具似乎并不存在〔11〕。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启蒙运动就有了双重责任，既要以科学理性来批判神学蒙昧，又要振兴德国的学术和文化。而以民主来扫除专制这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主题则在德国启蒙运动中若隐若现，以至于消声匿迹。德国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民族精神的独立运动。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给启蒙下的定义从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出德国启蒙运动的特色。康德说：“启蒙是人们由其自我负咎的未成年期的出发点。未成年表示无力在无他人引导下运用自己的理智。自我负咎就是未及成年。其原因并非缺乏理智，而是缺少决心和勇气在无他人引导时利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 鼓起你的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就是启蒙的格言。”〔12〕
莱布尼茨被称为启蒙时代德国的学术首脑，普鲁士国王甚至不无钦佩地说：莱布尼茨“一个人就是一整个科学院”。〔13〕莱布尼茨深谙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孕育其中的理性精神和方法论原则；同时，他又深受德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是赫尔蒙脱的活力论自然哲学观点的影响。两种传统的结合造就了莱布尼茨独具特色的形而上学体系——单子论，成为早期启蒙哲学最重要的代表。它的出现，唤起了德国人研究哲学的热情与兴趣。
所谓单子论，即世界上任何一个实体都是一个单子，一个普通的不可分的单位，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了宇宙，而宇宙本身就由这些普通的单子所组成。这些单子是纯精神活动力量的中心，它们分为高低不同的无限个等级，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单子间的区别正如“一条曲线上的许许多多的坐标”之间的区别一样，它们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链条，按照等级和完善性排列〔14〕。莱布尼茨用单子论来解释自然界的规律性，一方面为未来在哲学上解释自然现象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为康德在机械论自然观上打开缺口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是用理性的原则和语言写成的，强调了物质和精神的一致性，在遭到笃信宗教者的激烈反对的同时，也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使莱布尼茨哲学进一步系统化、通俗化，为全社会所接受的工作是由另一位启蒙哲学大师——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1679～1754）完成的。沃尔夫像托马修斯一样，突破用拉丁语讲课的旧传统，用德语讲课，用德语思维，甚至用德语写作。这既促进了德国民族语言的发展，也是德语语言风格上的一次革命，加深了后人用本国语言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
启蒙运动使德国民族文化重振旗鼓。新的学术传统在康德之后，经由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努力，进一步吸收了伯麦和莱布尼茨传统自然哲学，并将当时自然科学成果广泛地融合、整理，形成了德国自然哲学流派，成为德国科学体制化的前奏。
四、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的德国民族主义
德国的科学体制化由大学改革开始，中途经过科学家与自然哲学家的分裂、“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的成立及其与德国各大学的互动作用，最终以在大学里建立起现代科学实验室制度终告完成〔15〕。
“法国科学的中心是科学院，而德国科学的中心在大学之中。”〔16〕德国大学的建立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等相比要晚一些，但发展却更迅速。德国境内四分五裂的诸侯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竞相效仿巴黎、伦敦和意大利境内的大学体制，纷纷创办各自的大学。到18世纪，德国大学在组织结构上已趋于完备，它既不受宫廷及个人干预，也不依靠宗教势力和宗教保护，而且还有比较可靠的资金来源和比较自由的学术气氛。德国大学做为德国学术中心，以古典学术和哲学研究而闻名于世。
更为重要的是，在教派繁多、宗教纷争不断，政治上又四分五裂的德国，大学还是维系德意志民族精神上、思想上和感情上统一的重要力量之一。德国大学通过学派竞争、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通过教授、学者和学生在大学间的自由流动，一方面打破了各诸侯国此疆彼界的畛域限制，将整个德意志民族从思想感情上、文化传统上联成一体；另一方面，也在整个说德语地区造成了一个超越各大学之上的巨大的学术市场，使“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科学共同体的自由结合起来”〔17〕成为可能。
德国大学的改革是随着1809年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始的，而建立柏林大学又是旨在实现民族统一的普鲁士全面社会改革的组成部分。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很久，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赫德尔就精心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哲学，但那时还只是停留在纯粹文化层面上，没有落实到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生活中来。法国大革命使大批德国知识分子开始关心政治，关心民族的存亡，在政治活动中积极起来。像费希特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卷入了德法战争，这在3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法国大革命和由此引起的德法战争，通过不同文化传统的对比，特别是对异族入侵的仇恨，使德国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迸发了出来。如果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还更多地纠结于精神与文化层次上的话，这次却是更现实、更迫切地体现于反对法国的斗争，这种斗争使德国知识分子痛感必须有政治上的统一。要实现政治统一就必须改变当时德意志各公国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教育体制。普鲁士是德国社会改革的先行者，教育改革则是普鲁士全面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鲁士教育改革是在当时的普鲁士教育大臣洪堡（Wilhelm von Humb ddt，1767～1835）领导下进行的。洪堡认为，教育应该以发展自由个性而不是以进行职业训练为目的，传统大学中重视宗教、法律和医学等实用学科，轻视作为探求真理的哲学学科的状况必须改变。为了实现他的教育思想，洪堡亲手创办了柏林大学。
由柏林大学开始的改革使学术研究成为大学的主要任务，而一些精密科学，如数学、物理学等也包容在哲学学科中走上大学讲坛，为科学的体制化开辟了道路。然而，在德国民族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学术研究几乎与哲学研究同义，精密科学虽也包容其中，但地位远远不如传统的文学、历史、语言等等。如实验科学在柏林大学就未被承认是正式课程。这就迫使科学家向大学之外寻求发展，而德国大学的特色之一——超越各大学之上的巨大的学术市场为科学家提供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新舞台。
限于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科学家要在大学外形成自己稳定的共同体，并得到社会与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实际上走了一条民族主义道路。1821年，由于奥肯（Lorenz Oken，1779 ～1851）的倡导，在莱比锡举行了说德语的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第一次会议，这个协会也被称为“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这个协会从一开始就得到普鲁士政府的承认、支持和控制，每年都在德国的主要城市举行多次这样的会议，成为具有德国特色的稳定的科学家交流制度。
“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德国科学共同体的出现和稳定的科学家角色的产生。因为，科学家们通过定期的交流不仅获得了同行的认可，而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同时，“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借助于学术市场不断与德国的新型大学发生互动作用，使科学精神进一步扩展到各大学中去，到19世纪30年代便逐渐削弱了自然哲学在大学中的影响。随后，以大学实验室和大学外的工业实验室的相继建立为标志，德国科学实现了它的体制化，也即科学最终在德国找到了适当的存在方式，并开始发挥出其独有的社会功能。
德国科学体制化始终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19世纪70年代以前，德意志民族一直处于经济落后、政治分裂状态。落后和分裂滋生出这样一种民族意识，认为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力量在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德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的力量来对抗欧洲先进国家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上的优势，以求得心理平衡。但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德意志民族能像其他民族一样统一和强盛。这种矛盾的心态表现在德国民族文化传统中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抗。这种对抗不仅体现在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气质里，而且渗透到几乎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德国科学的体制化就伴随着这种对抗激荡在民族统一的洪流中〔18〕。到1815年之后，德国民族主义活动的主要中心就是在一些大学内，大学生和教授们一起为争取德意志的统一而斗争着。在一定意义上，科学与民族主义的结盟加速了德国科学体制化的进程。
五、结语
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为科学刻划出四个方面的精神气质，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不谋私利精神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19〕而其中普遍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信念，深深植根于科学的非个人性的特征。普遍主义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科学家必须以客观存在为基础，凭科学事实立论，用实验手段检验真理，而不是以社会属性、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或个人意志作为科学真理的评价标准。因而，“哈伯过程”并不因纽伦堡审判而失效，而“恐英症”也不能剥夺万有引力定律。沙文主义者可以将外国科学家的名字从历史教科书中一笔勾销，但他们的公式仍为科学和技术所不可或缺。〔20〕
纵观德国科学体制化过程，虽然科学与民族主义的结盟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德国科学体制化进程、促进了德国科学的发展，并在德国工业化和经济腾飞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结盟也导致德国科学走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严重地违背了科学内在精神气质、尤其是普遍主义规范的根本要求。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德国科学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激烈，而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甚至提出了所谓的“雅利安科学”，对犹太科学家横加迫害，以民族主义代替科学标准。这样，科学与民族主义的结盟最终削弱了德国科学，世界科学中心也由德国转移到了美国。民族主义最终成为科学进步的障碍。
注释：
〔1〕Macmillan Student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第172页。
〔2〕〔3〕〔5〕〔17 〕约瑟夫·本一戴维著：《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第212～267页，第147页，第235页。
〔4〕樊春良：19世纪德国的科学体制化，《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6年第5期。
〔6〕〔11〕〔15〕〔18 〕张钢：德国科学的体制化与科学文化的发展，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7〕艾米尔·路德维希著：《德国人》，三联书店1991年版， 第73～74页。
〔8〕〔12〕杜美著：《德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67页，第96页。
〔9〕〔10〕〔14〕斯蒂芬·F·梅森著：《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页，第329页，第331页。
〔13〕丁建弘、李霞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16〕W·C·丹皮尔著：《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第389页。
〔19〕R·K·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科学与哲学》，1982年第4期。
〔20〕何亚平主编：《科学社会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