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理想与目标_大学论文

21世纪初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理想与目标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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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正经历着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正从单纯的数量增加向系统的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转变。建设一流大学是实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大学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的必然选择。因此,进一步加深理解办好一流大学的理念,明确建设一流大学的理想与目标,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一流大学应成为追求真理,探索学术的堡垒

学术研究是高等学校的永恒传统,是大学之“大”的重要标志。“大学是学者和学生追求真理的社区”[1]。探索真理,研究学问,才能产生智慧的思想。虽然从纽曼到洪堡所坚守的大学“边缘说”理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正是这种自由和自治才使得高等学府成为人们心灵向往的神圣学术殿堂。所以,坚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仍然是当今大学理想的精髓。“大学不是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的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灾难的莽撞。”[2]培养智慧的力量离不开宁静、自由氛围的烘托,离不开对功利世俗的挣脱与解放,更离不开民主独立的支撑。

理性精神是探索真理,研究学术的核心。缺乏理性的人才不可能发现真善美的永恒价值。教育的目的在于开启人的心灵,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就要注重理智好奇,求知好向,寻根究底,探索规律,塑造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养成不轻信,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学术自由是探索真理,研究学问的保障。“囊括大典,网罗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蓄”,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依然是当今学术思想的一面旗帜。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在承认学校自治的同时,必须维护大学其任何高等教育机构作为自由探究的地方。正是这些原则使得高等教育机构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其他各级教育机构,有别于研究组织。这种情况不应被解释或看成是生搬硬套其它模式和原则的做法,而应被看做是高等教育在传播知识和为某个社区和整个社会服务中取得进步的总前提。……近代史有力地证明了必须捏卫学术自由的原则,因为它是高等教育机构存在和正常发挥功能的先决条件。”[13](p.154)

二、一流大学应成为传播知识,打造高素质人才的摇篮

被举为“现代教育之父”的德国教育家洪堡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把教育与研究作为一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教育与学术互为依赖,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两者的结合是大学活动内在规律的要求。我国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校长曾说过:“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4](p.352)教学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关注人的成长,促进人的发展,达到智慧、理性、人格、尊严的完美结合。

21世纪的中国一流大学必须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己任,真正造就有灵魂、有头脑、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生存,成为民族的脊梁。教育始于理解,而终于分享,大学教育更应倡导价值引导和自主建构,关注学生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尊重学生的自由意志和独立品格,体现教育意志和教育追求,共享有对教育的体验和灵魂的感召。

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播正处于从知识的储存、整理与传递为主转变为以知识的获取、传递、选择与创造并重的变革过程中。这就要求大学教育要培养学生的主体精神,建立新型的教与学,学与用的关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勤于思考的意识和能动性,以及严谨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构筑理解、沟通、交流、对话的师生关系,激发教师主体教育思想的迸发。“教师的巨大力量在于做出榜样,他们要表现出好奇心和思想开放,并随时准备自己的假定由事实来检验,甚至承认错误。”教师作为教育变革的因素,要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但在那些指引终生的基本价值方面,则始终要有极大的坚定性。”[5](p.138)

面对21世纪知识爆炸和信息化、多样化以及经济强势所产生的功利化的挑战,大学必须触变不惊,理性应对。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尊严、自由和解放。一流大学教育应寻求“通才”与“专人”,“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扎实的基础研究能力是人才的根基,大量的尖端技术和重大发明并非来源于发明创造的实用目的,而来源于对基础知识和研究探索的追求和激情,体现着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思维创新及求实态度的升华。因此,一流大学教育重视厚积薄发的基础知识和研究,也就重视了“学”和“术”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唯有此,才是一流大学的教育真谛。

三、一流大学应成为引领社会的轴心机构

随着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知识创新的作用日显突出,作为知识存储、传递、管理、加工的高等学校通过培养高级专业人才,主持大型科技开发,参与政府和企业决策,置身于社区建设,其社会功能的触角不断延长。大众化的高教大潮也正促使大学与社会、与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逐渐成为国家构成的重要成分。

80年代初,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就提出了“大学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的理念。其核心是“高等教育体制是现代社会结构的‘轴心结构’,高教体制是高新技术的创造者和知识创新者的再生产机构,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6]这意味着大学的功能已不再限定于传播知识和学术研究,而是在此基础上,适应整个社会的需要,全方位地参与并推进社会的发展。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在强调高等院校优先行动中重申了高等学校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任何国家和任何地区要使可持续和不破坏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及通过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文化遗产激发的文化创作达到必要的水平,要提高生活水平及人权、民主、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外的融洽与安宁,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3](p.430)

一流大学的社会功能应主要体现在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它首先是新思想的“活水源头”、倡导者和交流中心。正如北大陈佳洱校长所言:“大学应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成为国家的思想库。“竺可桢把大学的社会责任抽象为“社会之光”。神圣的社会责任要求未来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站,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成为引导社会、塑造社会的中坚力量。要完成这样的社会使命,一流大学就要变革“象牙塔式”的教育,树立主动适应的观念,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发挥知识创新的优势,引导社会发展,促进人类进步。

如果说美国“威斯康星精神”完善了大学的第三功能,那么,面向社会,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引领社会,保持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是21世纪一流大学的最佳选择。

四、一流大学成为地域文明的中心

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从来就不是空洞的、独立的或者说是自我依赖的,它每时每刻都受着社会的制约,与社会息息相关。大学要实现服务于社会的理想,首先要成为所在地域的文明中心。大学校园作为文明的直接表现,它既表征了所在地域的文明程度,又支撑了所在地域的现代化水平。现代大学在走向社会舞台的同时,其空间必将越来越与现代都市、城镇融为一体。所以,21世纪的一流大学需要推倒厚重的“围墙”,主动归于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之大花园中的“世内桃园”,融于社会,以其古朴、典雅、厚重执着的人文景观和学术精神向市民开放,影响和感召大众对高等教育的崇尚,带动和激励所在地域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健康繁荣。

校园环境具有潜在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建设“生态校园”[7],即把教学与研究,师生与市民,学校与社区,自然与社会等要素纳入社会生态环境的范踌,从而构建多维和多元的校园生态环境。日本学者岸根卓郎对大学校园的认识将对我们有所启迪。“新的文明大学,以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宗教(善),与艺术(美)三位一体化作为办学精神,它的学舍也必须是象征文明的科学森林,宗教的森林与艺术的森林三位一体化的自然——空间——人类的系统[8](p.291)。营造既满足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需要又适应地域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环境是21世纪一流大学的重要任务。

成为地域文明的中心还必须形成大学自身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特色。北大的“常为新”和“学术自由”;清华的“又红又专,大师如林;浙大的“求是”作风;乃至斯坦福的“硅谷”;哈佛的“思考”与“洞察”;麻省的“理工牛耳”,等等,都以其独创性,能动性和自主性构成各自的办学传统与风格。这种个性是大学精神品格的外显,也正是这种鲜明、突出的精神风格才激励一代代莘莘学子孜孜以求,成为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成为昭示感染社会的力量,成为公众的口碑。

要成为地域文明的中心,一流大学需要在整个教育系统的革新中起到主要作用。尤其应介入所在地域的基础教育,传授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育技术,普及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方法,这无疑是大学使命的延伸,是大学回报社会,树立公众形象的有益举措。

五、一流大学应成为守望人文精神的家园

“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尤其体现在大学的人文理性之一;而一个人的胸襟和个性,来源于他所受的人文精神的培养。”[9]应该承认,大学学人中的精神平面化,人格虚无化,浮躁迷茫,浅薄顺从,急功近利,专业狭窄,短平快等现象,都是以牺牲大学神圣性和铸灭性的人文精神作为代价的。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必须导致个性和创造性的隐退,导致尊严、自由、教养的淡化。因此,一流大学的教育应关注人在教育中的地位,认清人的本质是—个不断发展、开放和展现的过程。“人是完全教育的结果。”[10]教育所面对的是有思想、有思想、“有血、有肉”的人。

教育是培养大写的“人”,是心灵的解放。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培养是全面发展的基石。大学生文化功底不深,如同树木缺乏深厚的土壤,易被风暴折挫,理性的迷失,就会在价值多元面前变成“技术动物”,物质利益的奴隶。所以,人文理性是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的灵魂,它不仅构成人的生命内在光辉和超越性质,而且构成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地基和一个民族的价值认同。

人文精神的培养绝不是仅仅增设几门人类课程或搞几次“第二课堂”活动所能达到的。必需将理想、追求、伦理道德,严谨求实,宽容合作的人格品性教育贯穿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树立终极关怀、和平文化、科学伦理,全球环境的大学观,使学生获得以下六种人文素质能力。(1)正确思维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2)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能力;(3)大胆疑问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4)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5)控制情绪和情感的自律能力;(6)语言理解与表达的能力。因而,大学应更多地注重普遍知识层面上的基础理论的传授,它们往往关系到人类对自己、对世界、对自然和宇宙的一般认识和理论。它们虽然不能产生实际利益,却对于人性的完善和提高,以及人类的文明程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理想类型,而不应该是社会的缩影。大学不仅要产生思想和学问,还要给社会提供道德理想;不仅要培养负责任的、合格的公民,还要给社会提供实践的行为模式。它应该给社会提供一个以人文价值指导工具理性,将道德理想变为有力的实践行动的典型。”[11]

六、一流大学应成为知识创新的集散地

江泽民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因素。”创新的本质是进取,是生生不息、日新月异。创新是整个人的灵魂的产物,而教育创新是一种潜能的解放。创造力根源于人的潜在能力的发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之基础是人所独有的各种潜在能力,包括语言、交流、观察、推理、想象和创造的能力。人的全部知识都源于这种潜能。所以,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是产生创新能力的源泉。“创新能力是一个人的整个精神品质的整合。是踏实、大胆、长期的磨练的毅力、精细观察的能力、灵活思维的技巧、不懈追求的目的以及丰富渊博的知识结构的整合。”[12]

一流大学既是知识创新的发源地,也是知识创新的集散地。学生创新精神的养成关键取决于教育的创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具有培养创新精神和压抑创新精神的力量,”[13](P.188)好的教育能够充分施展培养创新的力量,挖掘受教育者的创新潜能,提升受教育者的创新素养,而不当的教育可能构成对创新的打压与窒息。因此,高等教育必须以教育创新实现知识创新。首先,要实现科学与人文教育的统一。摒弃忽视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单纯技术性和功利性缺陷,教人求真,教人求善、求美,追求科学与人文的合谐共生。这就要求一流大学教育培养出既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较强的能力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的挑战,又能以博大的胸襟关心他人、社会和自然的高级人才;其次,要实现智力与非智力教育的统一。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不仅需要较高的智力因素,也需要较高的非智力因素,甚至非智力因素比智力因素更重要。在竞争面前,执着坚毅,绝处逢生,面对挫折的耐力,耐身精神和坚强意志都构成创新能力的基本要素。第三,个性型与合作型教育的统一。个性是独立品格和首创精神的体现。鼓励学生善于联想,敢于批判和质疑,敢于标新立异,提倡教师因材施教,尊重个性,培养完善个性。但个性必须满足社会和组织的需要,学会合作,具有团体精神,学会关心,与人坦诚相处,才能达到个体与集体的完美融合。

总之,大学教育的创新是知识创新,民族创新的根本。创新必将成为一流大学的水永理念。

七、一流大学成为学习化社会的精品超市

我们可以从1998年UNESCO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对高等教育的使命和功能的诠释中进一步认识高等教育对学习化社会形成的作用。“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使他们能够融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为学习者提供可以终身接受高等培养和学习的空间,为他们提供一系列最佳选择的课程和进入与离开高等教育系统的灵活措施,使他们能够获得自身发展和社会流动,从而培养他们成为积极参与社会的公民。”[14]学习化社会是终身教育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必然结果。

在学习化社会中,一流大学并不是“大陆货”充斥的一般超市,要为学习者提供终生享用的促进人生进步的具有迁移性的精品文化知识,教会学习者不仅要掌握一种技能,而且要学会如何学习,相互尊重、理解、解决冲突。大学教育就是服务,教育的产业属性意味着大学角色的转换,在“超市”中教育消费者便是那些有教育需求的民众。教育“买方市场”的形成促使作为“卖方”的大学不断完善、约束自己,更好地服务于学习化社会。

建立学习化社会,要求大学具有“针对性”(relevance),即介入社会的期望与学校行为之间的适应[14]。大学的发展要与社会问题和劳动职业畀加强联系,要服务于社会的长期目标和要求。这将有利于创新意识、创业能力以及生存能力的培养,使毕业生和培养者不但是成功的求职者,而且是社会新职业的创造者。

八、一流大学应成为跨文化交际“共同体”

中国加入WTO关于教育作业服务贸易的承诺,已经将中国的大学置于全球范围内“无边界”(baorderless)的高等教育抗衡之中。伴随着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高,高等学校参与全球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世界范围的高等学校的交流,本质上要求各个领域的教育和培养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世界问题,理解民主政府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作用,以及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中共同生存的必要性。”[14]不言而喻,在继承大学自身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中国的一流大学应更多的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增强国际理解、和平文化的教育理念,在世界范围的人力资源争夺中抢占一席之地。

一流大学的国际化既要继续又要借鉴,弘扬本民族和大学长期积淀的优良传统和文化遗产,吸收国外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和文化精粹,既要反对跨文化交际中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 centralism),唯我独尊,又要扬弃文化的“拿来主义”,全面西化,互补共享,增进合作,弥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真正建立以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相互尊重和相互相任为基础的国际教育合作伙伴关系,服务于全球化的知识社会。国际化是双向的,要改变大量留学生单向“出口”长期“顺差”局面,中国的大学要成为跨文化交际的“共同体”,就要增强优势,大批吸收“进口”的留学生,以便增加本国学生接触异质文化的机遇,在各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获得解决文化冲突的能力。因此,我们的一流大学教育应开阔国际化视野,加强全球伦理环境、道德责任,种族融合,人类理解、全球福祉等国际教育理念的教育,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这是新世纪初一流大学建立一种民主、宽容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和平文化”而奋斗的一个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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