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史学的兴起:西方史学写作的新趋势_历史学专业论文

数字史学的兴起:西方史学写作的新趋势_历史学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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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80年代起,当计量史学在我国学界遭到普遍质疑时,西方史学界悄然兴起了“数字历史”(Digital History)的新潮,并很快渗透到了历史研究的诸多方面。总体上看,数字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至今仍保有强劲延续之势。本文简要梳理“数字历史”的起源与发展过程,结合具体案例剖析,对数字历史的优势和不足作些探讨,以期加深人们对数字历史的认识。

       一、“数字历史”的内涵

       数字历史的实践起步颇早,然而学界最早使用“数字历史”这一术语则甚晚。1997年爱德华·艾尔斯(Edward L.Ayers)和威廉·托马斯(William G.Thomas Ⅲ),首次使用“数字历史”这一术语命名一个机构——维吉尼亚数字历史研究中心。之后,他们在描述其“影子之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项目时也使用了这一术语。①

       那么,什么是“数字历史”?西方历史学者对数字历史的理解并不一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科恩(Daniel J.Cohen)认为:数字历史是“采用新技术来管理超巨量历史数据”的平台,它首先可以检索文献,其次进行管理并处理相关数据,最后通过网络技术与他人分享。②在线的加拿大历史与环境数字项目技术总监、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威廉·特克尔(William J.Turkel)指出:数字历史可以极少成本被创建和改变;可以零成本复制并与众人分享;可光速传递;可储藏在纳米级体积的容器里;可轻易将形式与内容分离;可采用网络模式工作等。他认为,数字历史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家获取资料的方式,并有效降低了成本。③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柯尔斯顿·斯沃德(Kirsten Sword)认为,数字历史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新档案和新查询:数字资源正扩大使用档案的基本内容,重新界定学科领域;(2)读者:数字历史为学术与大众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3)合作:最理想的数字历史项目是合作的,不仅包括各学科专家,还有一支技术队伍,以保证该项目创建之后保持活力。④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托马斯(William G.Thomas Ⅲ)指出:“数字历史是采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系统来研究和表述过去历史的一种方式”,其至少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数字历史是以发展新课程教材和收集学术资源为核心的学术产品及学术信息的一种开放平台”;其次,“数字历史是采用新技术超文本功能来收集、界定、查询和注释过去历史文献的一种方法”。传统史学是历史学家的象牙塔,大众只是被动的接受对象。与传统史学不同,数字历史拥有一个可以让大众操作、管理、参与和调研的平台。故而他认为,数字历史通过新技术创造了一种结构或本体论,让人们体验、阅读和评论历史问题。⑤

       综上所述,美国学界对数字历史的界定尚未统一,这与数字历史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迥异特征有关。1990年至2000年,数字历史主要表现为通过数字化档案、存储光盘、网络共享、交互式地图、时间轴、音频影像文件以及虚拟世界等方式,来研究或复原过去的历史。而最近的数字历史项目则注重采用学科创新、团队合作与技术革新、空间分析和3D建模等新形式。⑥

       二、数字历史的出现与发展

       如若溯源,数字历史似乎可以追至20世纪40年代。1946年,一位意大利耶稣会神父罗伯托·布萨(Roberto Busa)推出了一项“Index Thomisticus”⑦研究计划,试图实现对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的56卷宏伟巨著的文本加以索引。⑧1949年,罗伯托巧遇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Thomas J.Watson),获其赞助,历时30年之久完成了此项宏伟计划。罗伯托·布萨也因此被美国学界推为“数字人文科学的鼻祖”。1998年,“数字人文组织联盟”设立了“布萨奖”,专门颁给在数字人文科学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⑨

       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过二战之后的学术反思,历史学发生了学科转型,以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线的传统史观受到普遍质疑,历史学界开始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转向关注与现实息息相关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从研究对象看,这固然是历史学的一大突破,而新问题又出现了,即过去描述性的史学方法,对人口普查、税收统计、选举档案、地址等盈千累万的社会和经济数据的整理与分析,显得力不能及。受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率先进行了方法论革命,即大胆采用计算机计量统计的方法,改变了传统定性描述的方法。⑩受其影响,计算机技术数理统计与分析的方法,很快在历史学研究中大行其道。

       今日意义上的数字历史,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文献存储软件开发。198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启动了一个“Optical Disk Pilot”项目,力图将该馆珍藏的图书与影像资料刻录到CD-ROM上。(11)该项目成为文献数字化的开创之举。然从文献数字化到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数字历史项目的诞生,经历了10年漫长过渡期。1993年,R.罗森茨维希(Roy Rosenzweig)和S.布里尔(Steve Brier)、J.布朗(Josh Brown)推出了他们的获奖作品CD-ROM《谁建造了美国?从1876年百年展到1914年世界大战》。(12)该作品由苹果公司设计,将图片、文本和音像资料以一种可视化的界面展示出来,并附以文字说明。这可能是最早的“数字历史”作品了,数字历史学家E.L.艾尔斯(Edward L.Ayers)称该作品“最早展示了数字历史的可能性”。(13)

       20世纪90年代,数字历史开始迈入网络时代。S.明茨(Steve Mintz)概括了网络时代“数字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如Email、Online syllabi、Web-CT和Blackboard等通讯与课程管理工具,在网上共享原始文献、音乐、历史照片或电影片段等史料(14);第二阶段,设计并创造一种基于查询或专题的历史项目,让学生或学者自主进行历史研究;第三阶段,通过Wikis、Blog、Mash-ups、Podcasts、Tags及Social Networking等工具,为学生提供主动学习、分享资料并创造合作项目的机会;第四阶段,为三维虚拟环境再现。在这一阶段,学生自行设计模型,重建过去的历史。(15)

       早期的数字历史项目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堪萨斯州大学“遗产项目”(The Heritage Project)、林恩·尼尔森(Lynn Nelson)“世界历史索引和中心历史目录”(World History Index and History Central Catalogue)(16)和弗吉尼亚大学“影子之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等项目是网络时代早期数字历史项目的代表。“影子之谷”项目是由弗吉尼亚大学教授E.L.艾尔斯(Edward L.Ayers)在1991年设计的,因收集美国内战期间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县和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县的历史文献,并将其数字化,故被视为“数字项目应用性的一次尝试”(17)。该项目被弗吉尼亚大学人文科学高级技术研究机构(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Humanities)接受,并获IBM公司技术支持。1996年,另一数字历史开拓者W.G.托马斯(William G.Thomas Ⅲ)的加盟,使该项目实力倍增。“影子之谷”在2000年被诺顿公司(W.W.Norton and Company)以CD.ROM形式出版。(18)

       1994年,最早的数字历史研究机构——“历史与新媒体研究中心”(Center for History and New Media,简称CHNM)在数字历史学家R.罗森茨维希教授的努力和倡导下诞生了。该机构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广泛应用了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特别是开发了多种数字工具,比如Zotero和Omeka,成为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的文献整理、管理与编辑软件,该机构由此在学界名声鹊起。罗伊逝于2007年,被E.L艾尔斯赞誉为“该领域真正的开拓者”。(19)而1997年E.L艾尔斯和W.G.托马斯在弗吉尼亚大学倡导并创建的“弗吉尼亚数字历史研究中心”(Virginia Center for Digital History,简称VCDH)(20),是当时又一成就斐然的数字历史机构。该机构主持的“影子之谷”、“虚拟詹姆斯敦”(Virtual Jamestown)等项目,在数字历史上均具有里程碑性质。受其影响,密歇根州立大学“人文、艺术、文学和科学在线研究中心”(Center for Humane,Arts,Letters,and Sciences Online),马里兰大学“人文科学技术研究所”(Maryland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in the Humanities)、内布拉斯加大学“人文科学数字研究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里士满大学“数字基金图书馆”(Digital Scholarship Lab)等其他数字历史机构纷纷涌现,标志着数字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数字历史机构的推动下,数字历史也经历了学科转型。2004年,R.罗森茨维希在第118届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发表了《迈入在线历史的第二阶段》(Entering the Second Stage of Online History Scholarship)(21),他提出数字历史应从之前对理论和工具的探讨转向更加专业的历史专题研究。 VCDH推出的“奴隶制地理研究项目”(The Geography of Slavery)(22)和“德克萨斯州奴隶项目”(The Texas Slavery Project)(23),为数字历史向学术研究转变的代表。德克萨斯奴隶制项目由北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A.托尔热(Andrew Torget)设计,被视为“数字历史最优秀和最重要的新进展”之一(24)。该项目以共和国时期(1837-1845年)德克萨斯州的奴隶及奴隶主为研究对象,探讨1820-1850年奴隶制在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边界地区的生长与传播。该项目主要包括:(1)反映了奴隶和奴隶主人口在时间序列上变动的动态交互式地图;(2)可检索和浏览的人口数据库,各地的奴隶和奴隶主数据;(3)数字化原始资料,包括德克萨斯州法律、外交文书和政府公告等。专题研究以及动态交互式地图为该项目的亮点。“镀金时代的中原城市”(Gilded Age Plains City)(25)是美国城市史专家蒂莫西·马奥尼(Timothy Mahoney)主持的数字项目,全称为“镀金时代的中原城市: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大希迪谋杀案审讯以及社会风气的弄潮儿”(Gilded Age Plains City:The Great Sheedy Murder Trial and the Booster Ethos of Lincoln,Nebraska)(26)。该项目主要包括“探索城市”、“空间叙事”和“文本叙事”三方面,通过大量关于林肯城街道、建筑及城市景观的照片和地图等丰富多彩的“空间叙事”方式,提供了一种在审判过程中洞察社会进步与现代性的自我导向性研究方式。

       在时间维度上关注空间是数字历史区别于计量史学的主要特征。斯坦福大学的R.怀特(Richard White)探索19世纪末美国西部铁路发展模型,并阐述定居或居留的空间关系怎样被歪曲或扭曲,而非规则的几何或线性关系。他设计的“空间的历史(Spatial History)”(27)数字项目,主要探索里约热内卢城市发展、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变化、旧金山聚落等,清晰展现了历史与空间的关系。实际上,空间关注远不止此:既有加拿大地理信息系统(CGIS)、中国地理信息系统(CHGIS)等国家级大型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通过GIS动态地展示该国家政区、治所、边界等行政区划要素时空演变的项目,也有虚拟上海(Virtual Shanghai)(28)等单个城市,运用WebGIS展示城市景观和社会文化时空变化的项目。(29)这说明数字历史正在向可视化多维动态空间模型转变。正如W.G.托马斯所言,未来的数字历史将是“可量化的”、“大尺度的”和“可视化的”。(30)

       除学术研究外,数字历史转型还表现在历史教学上。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舍布鲁克大学(Université de Sherbrooke)与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了一系列数字历史教学项目,如“加拿大历史未解之谜”(Great Unsolved Mysteries in Canadian History)(31),对于历史研究方法媒体教学,以及学生对各种历史研究分析技能的掌握,颇有帮助。萨拉·米科内尔(Sara Mcneil)和史蒂文·明茨设计的“我的历史”(My History)教学项目,支持学生自主创建在线历史专题、开发多媒体项目、创建历史年表(Timeline)、解释或评论图片等。(32)里士满大学罗伯特(Robert K)、尼尔森(Nelson)、斯科特·内斯比特(Scott Nesbit)、安德鲁·托尔热(Andrew Torget)共同创建的“历史学工程”(The History Engine)项目(33),专为教学而设:不仅包括各种教学资源与教学软件,而且为学生提供历史研究和撰写历史的资源和工具。Zetero(34)、Delicious(35)、Google Earth、Google Books、Wikipedia及 Scribe(36)等各种研究和教学工具,成为历史教学的必修课程。总之,数字历史教学项目对于促进教学相长、培育人才效果显著。

       三、数字时代的历史书写与表现形式

       西方史学家对于数字历史在研究工作的影响感触颇深。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K.斯沃德(Kirsten Sword)指出,无论我们是否有意识被数字化,数字新媒体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37)D.西费尔特(Douglas Seefeldt)和W.G.托马斯认为,对于历史学而言,未来的数字化环境将会挑战史学传统研究方法,甚至可能导致历史学实践从“产品导向性”研究向“过程导向性”研究转变。(38)D.J.科恩认为数字历史至少在三方面对传统史学产生影响:首先,数字技术改变传统收集和查询文献的速度和成本,丰富的网络资源如Google books、在线图书馆以及各类专题资料数据库,为发掘史料工作锦上添花;其次,数字技术加大了对各类史料统计、分析与利用的深度,比如Zotero软件,作为专为文献整理、摘录、存储和注释设计的工具,改善了传统纸质时代采用旁注、照相机、文件夹、便利贴、卡片等摘录和储存档案的笨重办法;再次,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书目、注释、个人搜索工具和历史学家评论,将成为历史研究成果不可或缺的内容;最后,数字历史改变传统史学家单枪作战的方式,团队将在历史研究中发挥顶梁柱作用。(39)

       数字历史对传统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历史书写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影子之谷”的创建人 E.L.艾尔斯,就提出了“超文本的历史学”(History in Uypertext)。他指出:“它(影子之谷)给了我们历史研究超大量材料,也给我们思考问题的超强分析工具,这让我们能够按照新的方式重新组织材料”,“一些孤立的不相干的材料,比如一个名单、一封信、一张地图、一张照片,当与其他碎片材料放在一起,就可能表达不同的含义”。(40)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以政治人物为核心并采用讲故事叙事方式的传统史学,还是采用社会结构理论阐述社会变迁的社会史学,均采用直线式叙述方式,现实世界往往比这复杂得多。他认为历史的现实至少包括四种特征:时间、空间、结构性和流动性。超文本历史,有可能采用历史叙述最复杂的形式,并可能以一种纸质文本无法实现的精度,将分析与证据融为一体。或许采用类似于以高度复杂著称的现代虚构小说的叙事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数字历史均会比传统史学更加丰富、精确、更加接近史实。(41)

       “超文本”(Hypertext)历史书写方式的出现,自然会影响到成果发表形式。传统史学采用期刊或出版社等纸质发表的形式在数字时代颇受挑战。因数字历史利用各种软件和系统,综合处理远超过传统研究的巨量资料,其研究成果已不再局限于一篇学术论文或一本专著,而采取如视频,影像,或数字地图等数字形式,其规模或构不成一篇论文,或远超过一本专著。受其影响,最近几年,不少学术期刊和出版社也开始数字化尝试,比如《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最先对传统出版形式进行革新,支持浏览并刊发在线历史成果,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历史书写。数字历史学家D.J.科恩建议该期刊发表高质量的博客及技术背后的解释内容,或专设一互动专栏,邀请不同专家探讨某个问题。他意识到将来发表在网站上并采用视频或数字等超文本形式的历史成果必将会与日俱增,故希望该期刊高瞻远瞩,尽快缩小印刷与数字之间的鸿沟。(42)

       四、数字历史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个研究领域?

       数字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学界对数字历史的学科性质始终心存批判。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历史系教授W.J.特克尔首先意识到,目前大部分数字历史是公共历史(public history)。(43)同样,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泰勒(Taylor)也指出数字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对公共历史的熟知,公共历史的现实意义明显重于学术历史。(44)因为让研究生实现对传统史学和数字历史的“双重效忠”,并不现实,大部分研究生并不会走学术道路,而公共历史却能为研究生提供工作和学习需要的各种技能。(45)D.J.科恩首先对数字历史的规范问题表示担忧。他指出,将来最大的问题是历史学家如何规范和重塑数字历史,若按照传统对历史研究的界定,数字历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46)而M.弗里希(Michael Frisch)认为,关键是它如何改变,而一些基本的专业历史学结构性思考是必要的。(47)

       W.G.托马斯认为,数字历史通常不由自主地被视作一种类似计量史学的方法,计量史学和社会史学方法当然是数字历史的技术方法,但仅仅将数字历史作为一种计量方法,是对数字历史的贬低。(48)他十分赞同泰勒将数字历史视为一种“媒体”或“类型”,而不是单一“方法”的看法。他认为视为媒体可以更好地发挥数字历史的巨大潜能。(49)科恩认为,意识到媒体的巨大潜能,并确认数字历史并非计量史学的重复,这一点颇为重要。计量方法对于处理巨量数据固然重要,但对于数字历史而言,媒体的网络工作和团体性合作研究同样不可或缺,并且数字历史关注的是人文科学而非机械化的数理计量方法。(50)D.J.科恩主持的Zotero项目,便是考察人文研究与计量方法结合之后的研究效果。(51)泰勒也认为使用“媒体”或“种类”来描述作为一种方法的数字历史更为合适。他还认为,数字历史也可作为一种与图书形式不同的产品,但同样可以对研究对象提出问题、论证分析,并可与历史学所有领域进行对话。因此,他建议传统史家对数字历史给予更多的开放态度,应认识到数字历史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具有的巨大潜能。(52)

       泰勒指出,对许多历史学家而言,掌握数字历史技术仍是巨大的障碍,“既浪费时间又毫无方向感”,且传统年代学或专题性历史叙事“如此根深蒂固”,传统史家很难重新考虑去创造一种“非线性”、“共享的”和“交互式”的历史。(53)他们反对将新媒体的方法和关怀引入历史研究中去。D.J.科恩认为,数字历史对传统史学家可能是一种障碍,但不久这种障碍将消失。他举例说,比如5年前,创建一个数字历史网站,历史学家须学习网站制作的各种程序、语言,而现在,如Google Custom Search、Yahoo Pipes和Rollyo已提供此项服务,历史学家无须再耗费精力去学习。(54)他承认数字历史需要高科技、团队、金钱和时间,但他认为,这不能作为数字历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的理由。(55)同样,K.斯沃德也认为,对于现在的历史学家而言,可更便捷地使用数字历史工具,并以之作为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手段,故总体而论,数字历史是一种方法,而非将目标确立为制造数字历史学家。(56)

       总之,数字历史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西方史学界尽管受到一定的质疑,但谁都无法否认数字历史对于历史学科所产生影响的日趋重要,也不能否认数字历史给他们研究工作所带来的便利与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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