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压力的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格局论文,就业压力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劳动力总量的空间分布
劳动力空间分布与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相近。1997年经济活动人口（注：“经济活动人口”指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从业人员加上失业人员。）的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的比重最高，占到全国经济活动人口总量的42%。中部占到全国总量的35%，西部只有不到23%。从各省的情况来看，总量居于前三位的省份分别为河南、山东、四川，三者均在4000万以上；最小的三省份为西藏、青海、宁夏，均不超过300万。 可见中国劳动力总量的空间分布凸显不均之势，且各省之间也有诸多差异。
表1 1997年中国劳动力区域分布及劳动参与率的省际差异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省份
经济活动人口 劳动参 省份 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参
(万人) 与率
(万人) 与率
北京 664.1
53.6山西1495.8 47.6
天津 495.9
52.0内蒙古 1068
45.9
河北 3431.2
52.6吉林1250.9 47.6
辽宁 2109.6
51.0黑龙江 1684.1 44.9
上海 785.1
53.9安徽3343.3 54.6
江苏 3770.6
52.8江西2094
50.5
浙江 2721.5
61.4河南5041
54.5
福建 1623.8
49.5湖北2742.6 46.7
山东 4745.9
54.0湖南3621.6 56.0
广东 3816.2
54.1
广西 2470.6
53.5
海南 336.4
45.3
合计26970.6
53.5合计
22341.3 51.1
西部地区
省份
经济活动人口 劳动参
(万人) 与率
重庆 1700.8
55.9
四川 4649.9
55.2
贵州 1946.7
54.0
云南 2258 55.2
西藏 120.3
48.5
陕西 1843.9
51.6
甘肃 1201.6
48.2
青海 241.3
48.6
宁夏 264.6
49.9
新疆 704.5
41.0
合计14931.6
52.9
全国劳动参与率为52.2
相形之下，三大地带劳动参与率（注：劳动参与率的计算有许多口径，主要的差别在于分母的不同。本文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采用的是经济活动人口除以总人口再乘上100。）的差别不大。中部地区略低， 而东西部地区稍高。但其中各省的情况分化也较为明显。最高的省份是浙江，达到了61.4，次高的为湖南，为56；最低的省份为新疆，只有41，次低的为海南，为45.3。一高一低之间差别在20个百分点以上。
2 就业压力的区域格局
2.1 城镇失业水平的区域差异
一般来说，失业率是反映城镇就业压力最常用的指标，但由于特殊的情况，当前我国劳动者不在业除了反映为失业外，还有城市中较大数量的下岗待工人员。这部分人尽管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在统计上仍属于从业人员，但其实质处于无业状况，因而本质上也是一种形式的失业。如果我们只用登记失业率来反映城市中的就业压力，得出的结论未免有缩水的嫌疑。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构造了城镇真实失业率（ru）来作为城镇就业压力的指标：
U[,1]+U[,2]
ru＝───────×100%
U[,1]+E
其中，ru表示真实失业率，E表示城镇就业者数，U[,1]表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U[,2]表示下岗未就业职工数。由于在统计上U[,2]并不表示为失业者，实际上E的统计中已经包含U[,2]，因而在等式右边分母中我们不计入U[,2]。
同用登记失业率来反映城镇就业压力一样，用城镇真实失业率也需要考虑劳动力市场理性的问题。只有在市场理性的地方，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雇佣劳动者，而劳动者亦有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就业与否，失业率作为就业压力的指标才有意义。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期，劳动者对企业“从一而终”，而企业也没有用人的自主权，因而谈不上任何市场理性。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在城镇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迄今已有数个年头。尤其是“十四大”以来，我国开始进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就业领域也顺应这种潮流，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至今“能进能出”的就业制度在许多地方已经实现，因而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已具有初步理性。在此情况下，根据式4，我们得出各省市区1997年的ru值（表2）。
表2 1997年各省ru值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省份ru下岗失业 省份ru 下网失业
(万人)(万人)
北京1.3 6.5
山西6.0 32.1
天津2.9 9.2 内蒙古
7.5 34.6
河北4.6 37.4
吉林9.5 60.2
辽宁8.1 96.0 黑龙江
8.1 81.0
上海4.9 26.8
安徽5.2 34.8
江苏5.9 60.0
江西7.9 42.8
浙江5.4 33.4
河南7.6 77.8
福建3.9 17.2
湖北7.0 67.1
山东5.8 66.8
湖南7.1 76.9
广东4.8 56.5
广西6.5 28.3
海南7.5 9.5
全部5.4448.1
全部7.6 507.3
西部地区
ru下岗失业
(万人)
重庆 7.0 26.6
四川 7.8 64.6
贵州 10.6 31.8
云南 4.5 16.7
西藏 --
--
陕西 15.1 57.1
甘肃 10.6 23.3
青海 14.8 9.2
宁夏 9.4 6.3
新疆 6.8 20.1
全部 8.7255.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计算。
总体上看，我国当前就业压力相当严重。1997年全国共有下岗失业人员1200万余人，全国ru值为6.7。如果以5作为自然失业率的上限，则97年只有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福建、广东低于该指标。
除西藏因数据缺乏而不可考外，其余各省1997年的真实失业率差异悬殊。其中最高的陕西达到了令人吃惊的15.1， 而最低的北京则只有1.3。从三大地带来看，ru值的按东中西三大地带逐步升高。其中6 个ru值低于5的地区均集中于东部。东部地区全区域ru值为5.4，略高出5 这一自然失业率水平，也是三大地带中唯一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地区，这反映了在三大地带中东部地区城镇就业压力较小的事实。其中北京一市ru低到只有1.3的水平，这只能解释为其政治中心的就业效应。 尽管东部地区ru值普通较低，但其下岗失业职工总人数仍接近450万， 其原因主要在于东部地区经济活动人口的规模较大。
中西部所有省份ru值均为5以上。 其中中部地区内部差异相对较小，最小的安徽省为5.2，吉林省最高，为9.5。从绝对量上看，中部地区是下岗失业人员总量最大的地区，超过500万。 尽管西部地区下岗失业人员总量不大，但从ru值上看，却是三大地带中就业压力最严峻的地区。其全区域ru值高达8.7，明显高出东中部地区。其中ru值超过10 的共有四省，即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对西部的这些省份而言，解决严峻的就业压力任重道远。
各省人均GDP与其ru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56 ），如果剔除上海市，相关系数则有－6.6。这说明在当前， 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省份越倾向于具有高的城镇失业水平，这对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绝非好的征兆。
2.2 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
中国有着庞大的农业人口群体，在典型二元社会条件下，严格的户籍控制使得农业人口很难发生身份属性的变化从而转变为非农人口。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数目又日渐减少，因而农村最容易成为囤积剩余劳动力的场所。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向来众说纷纭。根据常规劳动统计（年鉴）和普查劳动统计在劳动力口径上的差异，本文力图给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区域分布。
在常规劳动统计中，只有常年参加生产劳动的才被作为劳动力统计；而在普查中只要普查前一个月中有16天参加生产劳动的就作为劳动力进行统计。利用这种口径上的差异，我们用普查得到的各省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去常规统计中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其差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各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是农业中就业不足的劳动力的情况（注：其中常规劳动统计是年末数，而普查则是年中数，因而得到的只能是近似的情况，但对结果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表3）。
表3 中国各省农业剩余劳动力估计：1990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省份剩余劳动 占农业
省份剩余劳动 占农业
力(万人) 动力%力(万人) 动力%
北京29.224.3
山西341.935.1
天津54.636.9 内蒙古
210.028.9
河北
836.931.7
吉林178.323.9
辽宁
454.041.1 黑龙江
356.338.5
上海 9.2 9.3
安徽769.128.4
江苏
953.535.2
江西401.825.2
浙江
155.010.3
河南
1302.931.5
福建
227.022.4
湖北770.033.7
山东 1477.436.9
湖南490.317.6
广东
393.519.3
广西
299.315.6
海南33.613.6
全部 4923.028.1
全部
4820.628.5
西部地区
剩余劳动 占农业
力(万人) 动力%
四川 1396.4 24.7
贵州 247.3 16.1
云南 245.3 13.8
西藏1.2 1.4
陕西 362.0 26.4
甘肃 367.2 34.6
青海
42.5 25.5
宁夏
43.3 24.8
新疆 133.6 26.7
全部 2838.8 23.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和《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根据计算的结果1990年全国共有1.26亿剩余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农业劳动力总量的26.9%。其中东中部合计接近1亿。从绝对量来看， 剩余劳动力数量最大的分别为山东、四川、河南三省，其量均超过1000万；最小的为西藏、上海两地，其量均低于10万。
东部地带共有剩余农业劳动力近5000万，是三大地带中最多的。东部的辽宁是全国各地剩余劳动力比例最高的省份，超过全国总量的40%。中部地区中除湖南外，各省的比例均在20%以上。从剩余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比重上看，中部是三大地带中比例最高的地区，这主要和中部农业人口基数大而其农业经济又欠发达有关。西部地区无论从绝对量和比例上看都是三大地带中最低，其中西藏、贵州、云南三地的比例均低于20%。
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地带分布上看，出现了西低东高的总体格局。出现这一现象可能与各地农业生产效率有关。东部地区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同时也是农业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在有限的生产资料限制下，需要的劳动力相对就少，因而可能产生较大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西部地区则由于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进而表现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较少。
2.3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区域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的区域不平衡必然导致劳动力的区域流动。和城镇劳动力比较而言，由于少了许多羁绊，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要自由得多。他们大多具有自我经营性质，他们没有城市人那种和所在单位的种种利益联系，因而只要可能，他们就会流向有利可图的地方。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既可以流向本省内城镇，也可流向外省。因而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规模取决于以下三大因素：省内农村就业机会、省内城镇就业机会以及省外就业机会。其中前两者和后者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最终的跨省流动量取决于前两者和后者的比较。因而各省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出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省省内就业压力的高低。根据统计资料，我们分析了农村劳动力1997 年跨省流动情况（表4）。
表4 1997年各省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情况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省份 流出人数 占农村劳动
省份 流出人数
占农村劳
(万人) 动力% (万人)
动力%
北京
0.0
黑龙江 2 0.3
上海
0.0
吉林1.97 0.3
广东
10.87
0.4
山西
12.82 1.3
天津 0.9
0.5
内蒙古 17.86 3.0
海南1.16
0.6
湖北 110.83 6.2
辽宁
10.23
1.1
河南 451.92 11.3
浙江
38.07
1.8
湖南 313.85 11.6
山东
74.34
2.1
安徽 443.64 16.6
福建
25.56
2.2
江西 28918.6
江苏
73.15
2.7
广西 191.93
9.4
全部 489.22.6
全部 1643.9 10.5
西部地区
省份 流出人数 占农村
(万人)劳动
西藏
0.0
新疆0.97
0.3
云南7.97
0.4
青海3.78
2.3
贵州 125.72
7.6
陕西 104.39
7.8
甘肃
89.14
9.9
四川 404.59 10.6
重庆 182.11 13.8
全部 941.28.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计算。
1997年全国共有3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6.7%。从表2可见，跨省流动最大的地带当数中部地区，其无论是绝对量亦是占农村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都居三大地带之首。东部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最小，只有不到500万的规模， 如果考虑到东部农村劳动力的总体规模，则其比重仅占2.6%。此外西部也有941万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
从各省的情况来看，也有殊多差异。京沪藏三地没有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此外流动比例在1%以下的还有广东、天津、海南、黑龙江、 吉林、新疆、云南等省。比例最高的当数江西、安徽省，两地比例均在15%以上，此外超过10%的省份还有重庆、宁夏、湖南、河南、四川等地。从绝对量上看，河南、安徽、四川三省都超过400万， 堪称劳动力流出的“超级大省”。总体上讲，流出比例越高的省份中农村就业机会越低，而其省内城镇的就业机会也有限，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舍近求远，跨省流动。
3 区域经济发展与就业压力
3.1 区域经济增长与就业压力的分析
根据奥肯定律，GDP 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有一种经验上的相关关系，即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降低失业率。为了分析省际之间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压力之间的关系，我们考察了GDP 年均增长率和城镇真实失率之间的关系（图1）。尽管奥肯定律在学界有诸多诟病， 但通过对中国省际之间的情况的分析表明，在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较好的负相关关系。
图1 各省GDP增长与失业水平相关分析
由于青海、陕西、北京三地ru值畸高畸低，我们在回归分析时剔除了三地的数据。回归表明，在城镇真实失业率和GDP 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好的负相关关系，图中虚线即回归拟合线，观察值的分布基本落在拟合线附近的一个带状区域内。根据回归系数，GDP 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真实失业率可以相应降低0.394个百分点。
在所有的省市中，因为西藏失业下岗的资料不全面无法计算外，其余30省市区均列于图1中。我们对图作一条从右上至左下角的对角线， 则图中拟合线左上方（A区）的省市是属于经济增长率较低、 而真实失业率又较高的省份；拟合线右下方（B区）的省市则正好相反， 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快、真实失业率较低。
从三大地带来考察，除云南外，所有的西部省市均分布于A 区之中，即经济增长速度低、就业压力大；而东部的省市中，除辽宁和海南外均分布于B区；中部地带的省市中，有4省分布于B区，5省分布于A 区之中。由此可见，三大地带在现有就业压力和潜在就业能力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对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其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而其现有就业压力又大，因而其就业压力的解除是最困难的。其中，青海、陕西、贵州等省的就业形势最为严峻。对东部的省市来说，其现有的就业压力不大，另一方面，它们又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其未来预期的就业压力不大。东部地区的省份中最困难的当数辽宁省，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作为原有老工业基地，现今面临较大的压力。中部则介于两者之间。其中湖北、江西、河南、安徽处于B区，形势相对较好， 而其余的黑龙江、吉林、湖南、内蒙古、山西等省区则在A区。总体来看，三大地带的就业压力呈现梯级变化， 由东向西逐步减少。
3.2 投资能力的区域差异
财政政策是许多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工具。其中无论是减税还是增加赤字，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投资能力，从而达到促进就业的目的。因为无论在何种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中国当前的大多数省市而言，劳动力的成本相当低廉，尤其是相较资本的成本而言，因而投资的就业效应也就可能更为显著，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会促使投资者选择劳动深化而非资本深化的方式。因而投资能力的高低对于区域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考察了1997及1990年各省市劳均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表5 ）。从分析的结果来看，省际投资省际能力差异明显。在考察的31 省市中上海最高，1997年劳均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25 000元，最低的贵州则只有1100多元，前者为后者的22.3倍。排在前三位的是沪、京、津三大直辖市，而处于第一位的上海和二、三位的北京、天津相比也相去甚远，前者分别为后两者的1.7倍和2.5倍。 除了三大直辖市外， 超过5000元的还有新疆、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 其中除了新疆外，其余的省市从地缘上看均是沿海的发达省市。
表5 各省劳均固定资产投资* 能力（万元）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省份
1997
1990省份
1997
1990
省份
1997
1990
上海 2.573 0.297
黑龙江 0.404 0.114 新疆 0.647 0.145
北京 1.498 0.296湖北
0.378 0.057 青海 0.376 0.104
天津 1.018 0.192吉林
0.292 0.081 宁夏 0.330 0.097
广东 0.605 0.126
内蒙古 0.265 0.070 西藏 0.287 0.088
浙江 0.596 0.102山西
0.254 0.090 云南 0.240 0.042
江苏 0.581 0.098河南
0.241 0.050 重庆 0.222
--
福建 0.546 0.080安徽
0.204 0.044 陕西 0.217 0.063
海南 0.488 0.129湖南
0.186 0.038 甘肃 0.204 0.053
辽宁 0.478 0.138江西
0.159 0.039 四川* 0.201 0.038
河北 0.418 0.060 贵州 0.115 0.028
山东 0.370 0.081
广西 0.196 0.033
全部 0.569 0.105全部
0.253 0.057 全部 0.227 0.049
全国1997年为0.392,90年为0.078
资料来源：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1998》计算。
*四川1990年数据中包含重庆市。
从地带性上看，三大地带的差异也较为明显。1997年东部地区除山东、广西外各省都在4 000元以上， 而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投资强度则超过了10 000元。中西部地区除黑龙江、新疆两省外，各省均低于4000元，最低的贵州省则只有1150元的水平。除东部地区外，中西部的总体水平均较全国平均水平为低。从三大地带的内部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内部分化最大，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广西的比值在10倍以上。而中西部的内部差异要小得多。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投资能力上的差异在90年代初已较为明显。从90年代以来的变化来看，区域固定资产投资能力的格局有所变化。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1、东南沿海地区在90 年代以来投资能力得到加强。从表5可见，90年代以来，前3位仍由沪京津三大直辖市占据，没有变化。而处于第二梯队的省市有了变化。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市的排名陆续之升。2、区域之间的差距加大。90 年投资能力最强的上海和最差的贵州之间的差距是10.78倍，而到1997 年这一数字变为22.3倍。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拉大，而中西之间的差距则趋于缩小（表6）。
表6 90年代三大地带劳均固定资产投资能力变化
年份极差*东中比东西比中西比
1990
10.78 1.83 2.15
1.17
1997
22.30 2.25 2.51
1.11
资料来源：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指投资能力最强的省与最弱的省的比值。
3.2 落后地区的投资陷井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劳均固定资产投资能力和省际人均GDP 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951）。 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其投资能力越强；反之，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其投资能力越差。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能力强，因而其自身的投资能力也就强；另外这些地区往往基础设施较完备，且又占据沿海的地利因素，往往也是外资喜欢光顾的地区。比较之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就只能“望资兴叹”。基于前面的分析，城镇失业水平和人均GDP 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即这些经济落后的省区也正是就业压力最严峻的地区。因而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在其解决就业问题过程中存在一种“投资陷井”：尽管这些地区就业压力严峻，迫切需要投资以增加就业机会，但却难遂其愿。
低的经济活力，低工资、低水平的投资能力和高的就业压力在这些省份并存，成为这些省份在未来的就业政策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尽管这些省份普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但由于经济水平低，投资能力低，进而就业压力的缓解也就相当困难。如果国家不在政策上给予优惠，或者国家如果不能从全国的层次上对GDP 的再分配作全国性的统筹并适当向这些地区倾斜以增加落后地区的投资力度，则区域就业压力的分化就会更趋严重。
4 劳动力区域分割与省际就业压力的平衡
对各省城镇下岗失业水平、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状况的分析表明，各省市的就业压力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格局是西高东低。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东部地区的内部分化较大，其中又以海南、广西、辽宁等省压力相对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压力总体上比东部大，但内部分布较为平均。在现有的区域经济格局下，由于东部沿海省市保持着较高的经济活力，其固定资产投资能力及近年经济增长速度上看都超过了中西部省市的水平。这种情况不仅无助于缩小东中西之间的就业压力，反而会对就业压力的区域差距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业压力的区域差异必然导致劳动力跨区域的流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已具有了初步的理性，劳动力在省内流动困难不大，但从全国来看，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当前劳动力在省际间的流动仍然困难重重。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但对城市劳动力来说，他们和所在单位千丝万缕的利益，加上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各地劳动力划地为牢，难以跨区域流动，进而形成劳动力的区域分割。
劳动力区域分割会带来种种弊端，尤其是在当前过剩就业的总体背景下。首先，它使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降低，从而起不到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效用。由于该种市场分割来自于劳动者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处于某一地区的劳动力在另一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准入就变得极为困难，进而会对劳动力的地区结构调整带来负面影响。劳动力区域分割的存在无助于就业压力的区域平衡，反而使得某些地区（通常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就业矛盾区内积累，不利于这些地区社会的稳定。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不同地区的劳动力供需主体处于非公平竞争。对于劳动力缺乏的地区的厂商而言，他们获取其所需的劳动力变得更加困难，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劳动力使用成本，进而提高了厂商总生产成本；而处在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厂商所需的劳动力的获取相对容易。从劳动力供给主体的角度看，前一类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相对容易，而后一类地区的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就要艰难得多。
第三，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虎，作为市场分割的间接后果，由于某些地区劳动力使用成本上升，由于工资具有向下“刚性”的特征，在市场的“比较效应”和“示范效应”下，通过区域的横向比较可能会推动全区域工资的上升，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区域之间就业压力的平衡有多种政策选择。其一、通过中央对资本的再分配，在中西部地区增加投资，从而缓解中西部的就业压力；其二、给予中西部地区发展以优惠的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缓解中西部地区就业压力的目的；第三、改革现有的户籍、就业政策，打破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对本地劳动力的保护，促进劳动力跨区域的流动，使劳动力由就业压力大的地区流向压力小的地区，达到就业的区域平衡和劳动力市场的效率。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前两种方式的作用都将是有限的，第三种选择才是平衡区域间就业压力并推进中国就业制度走向市场化的必由之路。
*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与从业人员的比。
收稿时间：19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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