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初期上海英美租界外侨的一些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侨论文,租界论文,上海论文,英美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3年11月，上海对外开埠，外国侨民陆续进入这个富于发展前途的开放口岸。
在开埠初期，来到上海的外侨有些什么人？以往，笼统的提法或较多的提法是，有外国的军人、外交官、船员、商人、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但随着租界的成长，特别是西方一些先进的事物和技术的引进，近代化事业在上海的逐步展开，我们隐约似见来沪的外侨远非这几类，而应还有着其他的更多种的职业人士。
除了外侨的身份模糊以外，对开埠初期外侨的基本生活状况，我们也并不很明了。在上海，我们一直没有发现早期外侨直接性的生活档案，而其它的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多散布于外侨的回忆录中和以后的外国人撰写的史著中，零碎而无系统。又加上这些著作的中文译本极少，在这里一般又难以看到它们的原著，逐使这些著作也难成为基本材料供我们作这方面的研究。
对于这一专题我一直很为留心。1995年11月底。我有机会从法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作短期访问。趁这一便利，我特前往英国国家档案馆，专意搜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早期档案。但我翻遍整个案卷，只找到英美租界的两份居留人登记，一份结婚登记和一份死亡登记。显然，1870年英国领事馆的一场大火，确实把绝大部分的档案都毁去了[①a]，否则，在英国是不会只剩下这么一点可怜的资料的。
这四份登记都是最原始的记录，内容涉及到了外侨在上海的基本生活状况，极其珍贵。不过，仅以这点档案来作研究，材料显然少了些。当我在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②a]内参观徘徊，看着一块块墓碑上的各种文字时，便自然地想到了还可以利用公墓资料来作为补充材料。这样，在回国以后，我重新查阅了这方面的著作，找到了比较系统的《SHangtung Road Cemetery1846—1868》一书[③a]。
此书共登录了531个死者，其中大部分人有生卒年份，不少人有从事的职业名称及其他的一些情况，另外还有61人的小传。它们基本上是根据原始材料而编。于是，我就将此书配合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一起对这一专题加以考察。
外侨是中西交流的重要媒介，在整体上，他们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一股力量。但以前学术界对外侨的研究，特别是在华外侨的生活研究十分薄弱。本文希望通过对上海早期外侨基本情况勾勒一个初步的轮廓，能为以后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一、早期外侨的国籍
在上海，英国人于1845年首先辟设了英国居留地，接着，1848年美国人在虹口非正式地也建立了美国居留地。两居留地于1863年合并为英美租界。这个英美租界是向全世界开放的，但主宰管理租界的在此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其中又以英国人为主。由于以上的原因，来到这两租界的就以英国人为最多，美国人次之，再其次为英联邦国家的外侨，最后是欧洲其它国家的侨民。以下分别简述之：
⒈英国人
以来自英格兰籍贯的为最多，其次是苏格兰人。其时爱尔兰也属于英国，也有爱尔兰人。来者有来自地方郡内的，如兰开夏郡、伯克郡、肯特郡、格洛斯特郡等，但更多的籍贯是来自大城市和港口的。其中，伦敦为第一。在山东路公墓中，伦敦籍的死者有14人，利物浦藉的有6人，曼彻斯特籍的有1人。还有苏格兰的大港格拉斯哥籍的也有6人，首府爱丁堡籍的是4人。又有来自爱尔兰首府都伯林籍的有1人。
⒉美国人
葬于山东路公墓中的美国人的籍贯，有来自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北卡罗来纳州、达拉华州、缅因州等地的。从大城市中出来的人显然如英国一样也更多。这些城市主要是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旧金山、巴尔的摩、费城等，都沿海或接近海岸。其中，波士顿籍达8名。波士顿是美国东海岸的大港，经济发达。在美国所有的港口中，它距欧洲路线最近，对外海运最为方便。
⒊英国海外殖民地籍人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已在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殖民据点或将它们占为自己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最初为法、英两国激烈争夺，到1763年终被英国独占，1867年则成为英国的自治领。澳州的悉尼早在1788年已成为英国的殖民据点，以后，英国的移民大量地进入澳大利亚，大批的罪犯也流放于此。其它，新加坡是1824年沦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的，马来西亚自16世纪开始相继被葡、荷、英等国侵略，英国在其地的势力此时正赶过其它国家，越来越强。还有在印度，1600年就建立了欧洲对外贸易的机关东印度公司，至1849年英国终于将其全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上述的这些殖民地与英帝国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些地方的一些人也就比较自然地流来被英国人首先打开的中华帝国，到达了主要港口上海。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保存的两份领事馆“英国国民”登记中，就有来自这些殖民地的不少人员。两份登记表一份为1849年[①b]，此年登记者共24人，其中除10名英格兰人，3名苏格兰人，1名爱尔兰人，其余10人为：印度孟买籍5人，新加坡籍3人，马兰西亚籍2人（一为马六甲人，一为槟城人）。另一份登记表是1858年[②b]的。登记者共为8人，其中2人是新加坡人。从山东路公墓名册中又可知，从印度来的还有加尔各答人（1名）。另外，加拿大籍的死者有2名，一位是多伦多人，一位是爱德华岛人。至于澳大利亚，有来自新南威尔士的和卡斯卡林的，共2名。
⒋欧洲其它国家籍人
从山东路公墓的名册中可以看到，在英美租界内还住有一些英国以外的欧洲籍居民。他们主要是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士人、俄国人和波兰人。法国在上海有自己的专管租界，但显然也有一些法国人居留于英美租界中，对此英美租界也无限制。在所有的欧洲籍中，德国人看来可能较多，他们主要来自德国第一大城和最大海港汉堡，达8名。
二、早期外侨的职业
如前所述，有关来沪外侨的职业，以往较多提到的有军人、外交官、船员、商人、传教士，这五类人在来沪的人员中，在初期确实较为明显。
除这五类以外，其它职业的人数要少得多，但职业的种类却较为广泛。现今，在有了前述的这些材料后，我们已能将其和这五类合在一起，加以排列考察。
⒈外交人员
在上海主要是领事馆人员。领馆内，除领事外，至少还有秘书、翻译、牧师。
一位“宁波领事馆的秘书”1864年死于上海医院，也登记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的死亡册上[①c]。至于牧师，除初来时，以后可能是兼职的。约翰·霍伯生（John Hobson）是“早期英国领事馆的一个牧师”，自1850年至1862年他又是三一堂的负责牧师。[②c]
⒉船员
在山东路公墓注有职业名称的那部分葬者名单内，船员占最多，达30几名。船上人员包括船长（有20人）、大副、二副、一般水手。除这一层次外，在两方面材料中，所见的还有服务员、出纳员、技师、医生、木匠，这些都是船上很需要配备的人员。医生中还包括有外科医生，如F.J.维柴（F.J.Withers）是船上的助理外科医生。
⒊商人及职员
一类是洋行的股东、经营者。如J.I.威鲁克（J.I.Wheelock）是著名的会德丰洋行创始人[③c]。汤姆斯·赤·比勒（Thomas ChayBeale）系宝顺洋行的股东[④c]一类是散商，如洋行代理商、拍卖商等。死于1863年，年34岁的威廉·哈钦（William Hutchin）就是一个拍卖商[⑤c]。
洋行内有各种具体的实际工作，因而有不同职称的各种职员。以往多笼统地将他们归于商人之中，实际他们低于商人，是普通职员。
在两方面的资料中，所见的洋行职员有商人助理、秘书、会计，另有茶叶稽查员、丝绸稽查员和仓库管理员。
⒋银行家及职员
过去有些人也将这一类笼统地称为商人的，但他们明确地应属金融行业。
银行如洋行一样，也有老板和职员之分。老板通常被称为“银行家”，职员也有各种各样的。
上海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是英商丽如银行，建于1847年。死于1853年的弗利特里克·塔柴（Frederick Tozer）就是这家银行的会计。[⑥c]
⒌传教士
上海开埠后，天主教和新教不少教派的传教士来到上海。在上海近代早期历史上，有一些传教士很有影响。在山东路公墓中就葬着几位很有名的传教士。如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30年到广州，是第一个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1847年调到上海。以后，他与另一位也葬在山东路公墓内的传教士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一起，将圣经翻译成了汉文。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任主教，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在虹口设立传教据点，向上海道提出要求，得以开辟上海美租界的创始者。
传教士也有兼作其他工作的。如前述有在领事馆内任牧师的，其他还有行医和从事文化工作的。如上海的裨治文还活跃于上海外国人的公众事务，1857—1859年还担了上海亚洲文会的会长。
⒍医生
医生有普通医生、外科医生之分，在不同的部门也会有自己的称呼，如船医、军医等。在山东路公墓的几个死者名字后，都注着他们是“医学博士”，说明医生的学历一般都很高。
在早期，传教行医是结合一起的，也即医生又是传教士。有些医生实际就是由教会机构派出的。如韩德森（James Henderson）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61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到上海，担任上海仁济医馆的负责人。他还著有《上海卫生学》、《赴华医务传教士韩德森医学博士年代记》等书。[①d]
⒎港务人员
上海港为外国势力所控制，当有不少外籍人员。但在两方面的资料中，仅见两项职务名目。一为港口助理，一为领港员。在山东路公墓内埋葬的领港员有3名，可以推测，上海港实际领港员人数是不小的。
⒏海关人员
海关应为中国政府管辖的机关，但在小刀会起义期间，上海海关被外人霸占，于是此中就有许多外籍工作人员。一类为海关官员，如法国人史亚实（Arthur Smith）是英、美、法三方联合管理海关的第一任法方税务司。亨利·德特·大卫（Henry Tudor Davies）是海关的委员之一。另一类是一般的职员，在山东路公墓名册上有几名，但未注明他们的具体工作职称。
⒐建筑师、工程师
约翰·海柴林顿（John Hetherington）47岁，逝于1848年，是“上海的第一个英国建筑师”。[②d]亚列山大·勒林纳（Alexander Bremner），44岁，逝于1862年，是一个“土木工程师”。[③d]他们都与租界的地方建设有关。
⒑木匠
在1864年英国领事馆的死亡登记册上，45名死者中的第19名是一个“木匠”，死于一家“房产公司”内，估计他是专门修建房屋的木工。第43名明确地是一个修（造）船的“木匠”兼“铁匠”，他死于“浦东陆家嘴”，这里是船厂集中的地方。还有第4名死者是面包公司的一个面包师，这属食品行业的手工工人，我们且也将其归于这一类。
在山东路公墓内则葬有一位“钟表匠”，是波兰人，名约瑟夫·巴金斯基（Joseph Baczynski），死于1860年，年为36岁。
⒒文化人
外人来华，中西发生联系，有语言上的问题。除了翻译以外，一些研究中文和中外语言关系的语言学家也来到了上海。
单1849年就有3名语言学家进入了英租界。他们都来自新加坡。两位是6月29日同乘一船结伴而来的，另一位在7月23日到达上海的。[④d]
前面提到的法国人史亚实实际也是一个语言学家。他最早是巴黎大学的图书馆馆员和国家教育部的秘书，1851年为编写法华词典来到中国，被法国驻上海领事馆聘为翻译，后来才当上海关的法方税务司。
又有外人在上海办洋报。著名的奚安门（Henry Shearman）最初是一个拍卖商，1850年在上海创办了《北华捷报》，是为上海开埠后第一份的英文报纸。奚于1856年逝于上海，也葬在山东路公墓内。
在上海，1857年还有亚洲文会之设，这是在华外人研究东亚文化的一个学术机构。前面提到的传教士裨治文是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会长。另外，如韩德森医生任过它的副会长。文会下设博物馆、图书馆、葬在山东路公墓的罗伯特·丁（Robert Thin）是博物馆的最主要的开办人，可称为上海最早的一个博物馆专家。
在1864年的英国领事馆死亡登记册中，还见到有一位“钢琴家”，[①e]他可以归为艺术方面的文化人了。
⒓警察
习称“巡捕”，洋人巡捕称为“西捕”。山东路公墓中葬着15名公共租界西捕，他们均死于1863年至1864年间。（见后文）
⒔服务人员
一类是社会性服务行业的人员，另一类为私人性质的服务人员。从两方面的资料中能见到的前一类人有：旅馆的经营者、侍者，仓栈的经营者、管理员。后一类人有：仆人、厨师。
在山东路公墓中葬着这样一个仆人，他名叫克里斯琴·马克朗（ChristianMclean）死于1851年，50岁。在他的名字后注着这样一句话：“（克里斯琴·马克朗）是美魏茶（W·C·Milne）的受人尊敬和忠实可靠的家仆。”[②e]这个美魏茶是伦敦布道会派来中国的传教士，来华后参加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翻译，还写作出版了不少中文著作，可以说也是一个语言学家。像克里斯琴·马克朗这样的仆人，估计是随同主人一起来到中国的。
⒕军人
外人在上海可以驻军，兵船又不断往来，故上海的外国军事人员实际很多。他们在船上是海军，在陆上成陆军，还有炮队。他们有普通的士兵，更有各种等级名衔的军官。
比较特殊的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我国太平天国起义发生时期。清政府无力抗敌，于是“借师助剿”，即勾结雇拥外人，运用洋枪洋炮，镇压起义者。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政府名义下的“外国军人”，华尔的“洋枪队”，戈登的“常胜军”就是这支特别的部队。
在山东路公墓内就葬着这支特别部队的几名死者。如奥古斯都·福克·科克斯莱（Augustus Foulkes Cookeley）是戈登部队一名总粮秣官副助理。弗利特里克·塔朴（Frederick Tapp），24岁任上校，指挥金山的炮队。另一位约翰·贝雷（John Bailey）也是上校，26岁时已是“道台炮队”的司令官。后两人这么年轻就已位居高官，是因为他们都在“太平天国期间得到了快速提升。”[③e]
三、早期外侨的婚姻
开埠后（个别的更早）来到上海的外国人，自然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在已婚者中有带同家属一起来的，也有不带家属或暂不带来家属的。
以下是几个著名外侨的一些婚姻情况：
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是1838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兼医生，他的妻子就是后来担任过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姐妹。1843年雒魏林与妻子一起来到上海。这正是上海开埠之年，他的夫人成为“上海的第一个外国女性居民”，于是有时被外侨社会“亲密地称呼为‘上海之母’。”[④e]
伊丽莎白·威桑·费勃拉柴（Elizabeth Witham Fairbrother）是牧师威廉·费勃拉柴（William Fairbrother）的妻子，他们先是在印度从事传教工作，然后来到中国。伊丽莎白·威桑·费勃拉柴于1845年9月在上海逝世，这时离上海开埠还不到两年，英租界也没有正式成立。她之死是“上海外国人死亡的最早记录。”[⑤e]
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著名的传教士麦都思之子。1839年16岁时随其父亲到中国，1843年担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后在各地充任多职，最后于1871年正式任驻上海领事。他的第一个妻子爱伦·杰尔勃·麦华陀（Allen Gilbert Medhurst）死于1848年，年仅17岁（结婚具体时间不清），葬于山东路公墓内。
阿利国（Rutherford Alcock），1844年来华，1846年被委任为英国第二任驻上海领事，是他主持建立了上海租界的工部局。1859年后，他先后出任英国驻日本、中国的公使。阿利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海利塔·玛丽·阿利国（Henrietta Mary Alcock）是1840年5月17日结婚的，婚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内举行。来上海后，海利塔·玛利·阿利国于1853年去世，即葬于山东路公墓内。
裨治文，1861年死于上海，葬在山东路公墓内。10年后，其妻裨爱利莎（Elizah Bridgman）也亡。经“特许”，“墓地被重新打开”，让她葬于其夫身边。[①f]
以上都是已婚的家庭。
对那些来到上海的独身外侨，随着时日的增长，事业的展开，社会关系的扩大，有些也开始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
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唯一的一份英国领事馆婚姻登记表，[②f]为我们提供了上海外侨通婚的基本情况。这份表格上共两对结婚夫妇，其登记的主要内容如下：
上表虽然很简单，但从中我们至少也能分析出以下几点：⒈外侨女子未成年就有出嫁的，如第一对夫妇的妻子便是。另外，前面提到的麦华陀的第一个妻子爱伦·杰尔勃·麦华陀死时仅17岁，那么其结婚时的年龄当更小。⒉外侨夫妻互相年龄有相差几岁的，也有相差十几岁的，后者差距较大，但这显然并不成为问题。⒊这两对夫妇中，妻子都无业。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外侨家庭的主妇在结婚后也多不参加工作。⒋表中特别要求填上结婚双方父亲的姓名、身份，可见当时的外侨社会很注重家庭的出身地位。从这两对夫妻的情况看，是称得上“门当户对”的。
这两对夫妇的婚礼在英国领事馆内，按宗教仪式举行。登记表上注明了这个地址以及夫妇双方的签字、证婚人的签字和为之举行宗教仪式的牧师的签字。最后，英国领事也在表上签了名。1857年的领事正是阿礼国，这张表的右下角留下了他的名字，也算是法律上的一个批准。
外侨带着家属到上海，或者在上海结婚成家，便也在上海养儿育女，繁衍家庭。一般家庭生养数个子女是很平常的，他们在生育上似并无节制。另外，由于有数个子女之故，家庭主妇之参加工作，就更少可能了。
关于外侨的生育状况在下文“婴、幼儿的死亡”中，可以看到一些情况。
四、早期外侨的一些死亡情况
英国领事馆的1864年死亡登记表上，每个死者栏里都注有死亡地点。《Shantung Road Cemetery1864—1868》一书，有关死者的死亡地点虽然很少，但却有一些死者的死亡原因。从这个地点、原因，从侧面能透视到上海早期外侨的一些生活状态。
⒈死亡地点
1）死亡上海本地
a.死于船上
商船船员、海军军人一般都居留于船上，随船而行，他们也就多逝于船上，如船上的医护室、船上的办公室。在1864年的英国领事馆死亡登记表上，载有48名死亡者，其中注有死于“船上”、“船上医务室”者为12名。
b.死于办公室
这类人主要是洋行的商人和职员，也有一般工匠。死亡登记表上或注着死于“公司”，或注着死于“办公室”。1864年的48个死者中，这类人有9人。
c.死于旅馆
48名死者中，死于旅馆的有旅馆侍者1名，旅馆是他的工作场所。还有商人、钢琴师、海军军人、义勇队队员、领航员、船上侍者，共8人。这类人比较杂，估计他们在上海无固定寓所或客居于此，便死于旅馆中。
d.死于酒吧
48名人员中，有4名死于酒吧。4人的身份分别是无业、仓库管理人、船员（曾无业）、军人（曾无业）。
e.死于医院
48名死者中，死于医院的有8人。
f.死于寓所
48名名单内，有1人注明死于“私人房间”，还有些人分别是死于“广东路”、“陆家嘴”、“山东路”。估计这些地方，最大可能是指他们的寓所所在。当然，也不排斥是死于这些路上的某些场所内。
2）死于外地
从山东路公墓死者名册内可知，有一些人是死于外地，但归葬至租界这一公墓中。外地者，有近有远，有水有陆，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a，死于上海附近
如有死于吴淞、嘉定、昆山、舟山等地的。死在舟山的伊丽莎·雒魏林（Eliza Lockhart）是因为他的父亲传教士雒魏林，其时（1843年）正在舟山的英国军队中担任医官。[①g]
b.死于较远的外省
如有死于山东芝罘的。
c.死于海上
山东路公墓的死者，有2名是死在海上。其一为丹麦船长J.F.W.伯罗赫森（J.F.W.Brorersen），他死于“北纬30，东径124”的海上，此当在外海的海船上。
d.死于国外
公墓中的死者，有2名是死在日本的长崎。[②g]
⒉死亡原因
1）江河溺死
会计亨利.J.埃伦（Henry.J.Allen）在“上海河”（可能是黄浦江）中洗澡时溺死。另一个海关人员威廉.J.肯纳特（William.J.Kennard）系“偶然溺死”。巧的是两人都是33岁。[③g]
2）事故致死
这主要是所在的轮船发生了爆炸，在山东路公墓中这样的死者有两名。
3）战死
如在1854年时，租界当局和清军发生冲突，导致上海爆发“泥城之战”。租界方面参战的有外人义勇队队员和在上海的外船军人。在山东路公墓葬者中，有2名美国人和1名英国人，即死于是役。
4）病死
西人来华，居住于斯地，他们对东方的“水土”，如气候、环境、食物等能否适应，这必是一个问题。而开埠早期，上海时有瘟疫发生，特别是1862年至1864年间，正值中国国内战争期间，难民流集，“上海疫疠之甚，为从来所没有。”[①h]居民死者极多，外人也不能免。
致人之死的主要疾病，是具有急性传染性的霍乱、伤寒和痢疾。除一些个人外，山东路公墓中比较突出的，是埋葬了15名的工部局警察，他们都是在1963、1964年间死于“非常流行”的“痢疾”和“伤寒”。[②h]
5）暴死、凶死
那些死于酒吧、旅馆、办公室的人有可能是死于酗酒、斗殴、凶杀，或者是属于突发性的猝死。当然，由于在材料上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一类只能算是一个可能性较大的推测。
6）婴、幼儿的死亡
在山东路公墓中，令人惊奇的是，531名葬者里有72名是5岁以下的婴、幼儿，占总人数的13%多。其中，1足岁以下的婴儿为42名，将近总人数的8%，2足岁到5足岁的幼儿为30名，占5%多一点。
婴、幼儿在出生当天死去的，只有1名，其余都是隔几天，过几月或长了若干年才死去的，说明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因难产而死，而是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而亡。
以下是婴、幼儿家庭的一些死亡情况。
a.母儿均死
玛嘉莱特·高芙莱（Margaret Godfrey）在生下女儿的第8天，与女儿同日死。亨利特·莎拉·达恩（Henriette Sarah Dunn）出生3天后死去，其母在她死后第5天也死。哈瑞·安娜·布登（Harreiet Anne Burdon）在女儿出生3个多月后逝世，其女在第二年也死（1岁20天）。
b.双生子均死
彼得·埃讷特·邓肯（Peter Arnold Duncan）和安耐·玛丽·杰西·邓肯（Annie Mary Jessie Duncan）是双生子，前者生下22天死去，后者生下25天死掉。
c.多子女同月死
亨利·爱得华·特委格（Henry Edward Twigg）和加特林娜·恩·特委格（Catherrina Ann Twiggw）是兄妹，1863年9月25、26日两人分别死去。
d.多子女同年死
爱列克斯·查理·梅森（Alex Charles Mason）和约翰·马丁·梅森（John Martin Mason）为两兄弟，一死于1864年1月，一死于1864年11月。
e.多子女隔年死
牧师克尔勃森（M.S.Culbertson）的五个子女，分别于1850年（1岁，男）、1855年（1岁，女）、1857年（7岁，女）、1861年（一个2岁，一个3岁，均为女）分别死亡。五个小孩同葬于山东路公墓一块墓地。克尔勃森本人也在1862年逝世。[③h]
以上这些婴、幼儿之死，估计以病死（如得了上述的急性传染病）和不能适应环境难以成长而死居多，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租界外人的医疗条件还很有限，特别是对母亲和儿童的医疗救护还难有成效。
注释：
①a1849年7月，英国领事馆从县城迁往黄浦江边（今北京东路外滩），1852年翻建楼舍，但这一建筑于“1870年12月（同治九年十一月）毁于火，所有档案，几乎全部烧掉”。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1935年），70页。
②a著名的马克思墓就在该公墓内。
③a此书系E.S.Ellston著，印于1946年。
①bBritain Public Record Office藏“Register Of British Subjects atthe Port of Shanghai，during the year ending 3lst Dec.1849”
②bBritain Public Record office藏“Extract From the Register of British Subjects Kept at H B his Consulate，Shanghai，duging the year ended 3lst December1958”
①cBritain Public Record Office藏“Death within the District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Shanghai（1864）”
②c《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4页。
③c《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6页。
④c《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3页。
⑤c《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20页。
⑥c《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29页。
①d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02页。
②d《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4页。
③d《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13页。
④dBritain Public Record Office：“Register of British Subjects at the Port of Shanghai，during the year ending 3lst Dec.1849”
①e Britain Public Record Office “Death within the District of th British Consulate at Shanghai（1864）”
②e《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22页。
③e《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3页、35页。
④e⑤e《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4页。
①f《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3页。
②fBritain Public Record Office藏，此件无标题。
①g《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4页。
②g《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19页。
③g《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3页、20页。
①h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二辑，36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h《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35页。
③h《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