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民主品性
华 雷，吴玉晓，董娜娜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这条道路的核心内容——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充分认识这条道路的民主品性对于我们坚定道路自信具有价值层面的决定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源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继承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全民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人民民主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开创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意志品质。
关键词： 政治建设；民主政治；意志品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走出来的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它是中华民族政治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样也是顺应人类政治文明大势和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的产物。从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命题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它同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只要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要申明它是一条民主政治的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时，同样首先强调“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的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充分的民主品性，它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人民共和国目标追求的最终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总结,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方向，不断充实民主内容、扩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完善民主方法的实践结果，它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创造出一条新型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源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继承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全民共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主权和尊严并为此自强不息、抗争不懈的民族。近代以来,不甘于受腐败王朝统治和西方列强奴役的中华优秀儿女就开始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先有传统政治逻辑下的王朝更替，结果新的“太平天国”并不比老旧的清王朝优越几分。后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自强自救，试图在制度、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引入西方器物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结果苦心经营30多年的洋务运动被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击得粉碎，师夷之技不如师夷之制，体制创新才是救国之道，效仿西方、走日本的君主立宪之路是封建统治阶级开明派的唯一选择。君主立宪制在日本行得通，在中国则水土不服，戊戌变法不行，保守势力不做任何妥协；清末新政也不行，中国民众已容不得封建王朝苟延残喘。连清朝重臣李鸿章在那时都把自己比喻为“裱糊匠”，练兵也好，海军也好，都是在用纸糊清王朝这个破屋子的漏洞，意识到“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内失合法性、外失合理性，不但丢掉民心，而且失去了统治者信心，革命势所必然。
当然，一切以民族大任、国家前程、人民利益为重的革命者都不希望用极端手段、暴力方式，在造成重大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变革。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直到1894年还上书并求见李鸿章，试图说服统治阶级上层，谋求改良性变革。在这条路被堵死的情况下，他才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要推翻封建君主国，建立共和国。孙中山早期共和制主张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他甚至把这种制度的建立寄托在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支持下。固然在孙中山领导下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随后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制定并颁布了保障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我国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它非但没有使中华民族摆脱苦难，反而连清王朝后期勉强维持的基本社会秩序也失去了。政府更替如走马灯，军阀混战如家常饭，国家四分五裂，百姓生灵涂炭。民族成为没有灵魂的民族，民权成为官僚买办的强权，民生成为民不聊生。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实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意志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孙中山都感到前途渺茫，并在无奈和无助中开始怀疑这种制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这个主义不光为共产党所接受，也让在深水中挣扎的孙中山发现了救命稻草。孙中山把视线转移到新兴的苏维埃政权，改变了原有主张，提出新三民主义。较之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比如，其民族主义中提出民族团结、平等、自决的内容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民权主义中提出赋予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团体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中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这些变化为原有三民主义主张增添许多社会主义色彩，这既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自然体现，也与他对资本主义看法发生巨大改变，从一定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有关。他的“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地研究”[2]263和“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2]23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而当时追随孙中山的蒋介石也明确表白：“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背离了孙中山的意志，放弃了新三民主义的主张，虽然仍举着共和国的旗帜，并于1946年制定了具有资本主义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宪法》，但是，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加之过早享有执政权力乐趣和战争胜利资源等，国民党很快腐化堕落，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变成维护少数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人民不满意，其他党派不满意，连国际社会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放弃对它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接过共和国的大旗，并在上面印刻人民二字，宣誓了政治道路的民主本质，顺应潮流、代表方向、赢得民心。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协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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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人民民主追求
毛泽东曾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争民主”的历史。1953年年初，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时期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现今，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制定宪法，就是要将人民民主落到实处。”[3]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方面集中精力进行战争恢复的经济工作；另一方面，从1952年开始就着手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落实人民民主制度。1954年，以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社会各阶层代表一千二百多人，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中，包括中国当时所有的民主阶级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工农业劳动模范、武装部队的英雄人物，还有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工商界、宗教界和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人物。1954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样指出，有了这样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代表大会会议所讨论和决定的一切，就将完满地表达全国人民的意志，恰当地照顾到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历史特点，照顾到不同阶级和不同阶层的特殊利益和要求。这就使得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一切国家机关能够更广泛、更巩固地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盛会。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来自全国各阶层的635位代表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形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政府。
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印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把人民群众摆在应有地位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尊重人民群众利益、顺应人民群众意愿、满足人民群众要求、赋予人民群众最高权力和广泛自由是其根本追求。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根植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代表人民，把人民群众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国家，让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党领导革命的基本目标。
从实践上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主政治原则，不断探索人民民主的有效路径。
(一)红军需要民主、根据地需要民主，只有民主，军队才有战斗力、苏维埃政权才能巩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军队和政权建设上进行民主试验
党的十四大报告重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二)抗战需要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全面落实民主制度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就对抗战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并将扩大民主运动、推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一环。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中国共产党继续把自己的民主主张全面付诸实践。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对陕甘宁等边区政权进行改制，即由苏维埃工农民主制度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度，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我们以抗日统一战线为依托，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政权，赋予各抗日群体广泛的民主权利。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及晋察冀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相继进行普遍的民主选举，并由此产生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参议会和人民政府。1940年3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任务，在政权机关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占1/3，进步人士占1/3，中间分子占1/3。抗战期间，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还加强法治建设，颁布了大量的刑事单行法规、民事法规等。这期间，中国共产党还构建起权力互相制约和监督的权力运行机制，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参议员组成的区、县、乡等三级参议会是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法院受参议会监督、受政府领导，独立行使司法权；各级政府则对该级参议会负责；而参议会则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此外，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用毛泽东的话讲“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5]。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中讲道：“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6]
(三)新中国需要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旗帜，建设人民民主国家政权
青山湖位于杭州城西，距离杭州约38 km，湖南北两岸山地环绕，东西两侧为临安主要建设区域。由于近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青山湖周边土地被无序开发，原有生态格局受到严重破坏(图2)。修复生态格局，打造低碳化绿色廊道是此次青山湖绿道规划的目的所在。
正是共产党阐释的一系列民主思想，推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民主举措，使中国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真是在搞民主，搞的是真民主，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全国各民族人民、各进步党派和团体都聚集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拥护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如是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
在抗战胜利前期，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在回答黄炎培的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他毫不犹豫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1945年9月，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向当时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提出12个问题，其中第10个问题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其界说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一，与各民主强国合作。”宣誓了中国共产党民主建国的基本主张。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这么说的，而且是真心实意这么做的。
电视新闻节目播音主持对于新闻节目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持人在播报的过程中展现个性化的主持风格，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进行主持工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电视新闻播音主持人要认真准备新闻稿件，对稿件中的内容进行反复练习，使得自身对其中的内容足够的熟悉，避免在主持的过程中出现失误。除此之外，新闻播音主持人应该进行专业化的训练，为自身个性化的主持风格打下坚实的基础，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进行主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新闻节目的收视率,从而促进新闻节目播音主持行业的快速发展。
的确，与孙中山的被逼无奈不同，建立人民共和国、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本性所趋、初心所在、目标所然，具有理论上的自觉、行动上的自愿。
管理说到底就是管和理，由于人与事密不可分，人都要有事做，事都要人去做，管与理也就相提并论、互相影响，但在学校的实际工作中管和理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开创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意志品质
但事实上，张三爷的武功跟醉拳实在没有半点关系。张三爷武功高强，尤擅轻功。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轻功高明的人，比如杜心五能一跃上墙，比如孙禄堂能徒步追车，但从流传下来的故事来看，单论轻功的话，张三爷恐怕还在这二位之上。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传说实在是奇之又奇。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空前的党内民主盛会。大会会风民主，从筹备到召开，意见征求广泛、代表发言自由、交流讨论充分；大会选举民主，代表选举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大会信息开放，举行党的代表大会的消息事先发布，会议的进程及时对外报道，代表发言随时在报纸上公布。这次大会做出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次大会还总结了苏联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的教训，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在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还把“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列为“目前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刘少奇提出要“加强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中下级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党的八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党内民主进行了初步谋篇布局，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路。
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的时候，都把它同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我们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我国政治制度史上没有民主的土壤，文化中少有民主的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也没有有效的经验，加之一段时期中复杂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在一段时期中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走了很大弯路。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汲取教训的政党。邓小平反观“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遭到破坏的状况，得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结论，提出必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其不以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以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将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缝衔接，将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追求同现实制度建设融为一体，开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征程。
丁主任擦了擦眼泪，对着甲洛洛：张大爷，你是知道我的，当初为了救我父亲的命，我不得不接受她家的帮助，可她家从来都只把我当成一条狗，一条供潘美丽驱使的狗。甲洛洛叹息了一声：过不下去就别过了，人生一辈子，苦点累点可以扛着，但一个大男人不能活得没了尊严。丁主任感激地看着甲洛洛：张大爷，今后就叫我小丁吧，这院坝里，我最敬重的就是你，也就你最了解我，最可怜我了，我心里一直记着呢！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要求将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在军队中是否实行民主，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同一切反革命军队的根本区别。在这种认识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废除旧军队的军阀管理方式，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实践。主要内容就是实行官兵平等，取消军官特权，废除烦琐礼节，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不许使用肉刑，实行经济公开，赋予士兵提意见的自由，特别是在连、营、团各级成立士兵委员会，作为军队内的群众组织参与并监督军队管理工作，在红军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等三大民主。从三湾改编开始，到古田会议确立，这些民主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对此给予充分肯定：“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实行军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4]在江西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大胆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尝试。从1930年至1934年1月，闽西苏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代表，多数地方的选民达到8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福建各中央苏区县苏维埃政府普遍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特别是区、乡两级代表会议制度；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规定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为民主集中制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赋予群众享有参政权、武装自卫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信教自由权、婚姻自由权等权利。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民主政治建设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联系在一起，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进一步做实。
防治科学越轨行为，其次需要加大对科技工作者的监控与约束，科学家在从事科学工作时是非常灵活多变得，研究的的范围以及研究的成果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就需要社会，研究机构以及高校具有完备的配套监管机制，科学工作者在取得研究成果之后，相关机构要对研究成果进行重复多次的审核，聘请多位权威专家进行盲审，通过审核的研究成果以及论文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人民民主上升到社会主义命运高度，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就，把它当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强调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对一种丙烯酸涂层和两种渗透结晶涂层混凝土的碳化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敷设有机成膜涂层可有效提高混凝土的抗碳化能力，且同一涂层对不同标号混凝土的碳化改善效果不同。对涂刷聚氯乙烯、聚氨酯、环氧树脂和丙烯酸涂层混凝土的加速碳化试验表明，虽然同为有机成膜涂层，但不同类别的涂层其二氧化碳扩散系数差别很大。有机成膜涂层的抗碳化效果优于渗透型涂层，且与渗透型涂层相比，增加成膜型涂层的涂刷遍数对混凝土抗碳化更为有利。涂层的封闭性越强其阻隔二氧化碳的渗透能力越强，因此抗碳化效果也越好有机成膜涂层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涂层材料，还与其使用方法和混凝土基层的含水条件有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的同时，进一步强调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移、始终不懈地进行民主政治实践探索，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独特的、优势明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而且我们深知，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愈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是新时代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我们仍然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36.
[2]孙中山文集[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3]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10.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64.
[5]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6]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9.
[7]毛泽东年谱(188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10.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8520( 2019) 06- 0021- 06
收稿日期： 2019- 07- 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4BKS08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华雷(1963-)，男，江西新余人，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教授；吴玉晓(1993-)，男，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董娜娜(1991-)，女，河南沁阳人，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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