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批评”——新意识形态批评是广义的人文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广义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第三种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结束”意识形态
在中西文化发展的当代景观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种样态的对意识形态的“告别”。一种是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使一些理论家认为，科技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已处在“价值中立”的层面上，所以，旧的意识形态时代可以结束了。另一种是产生于当代中国七十年代末的社会文化变动。在文学界，“意识形态”成为僵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理念性符号，向这种“符号”的告别成了八十年代文化——文学运动的内在意义。
但是，这两种告别都不成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终结”思潮，不仅没有实质性的社会影响，反而导致了“技术理性主义”的产生。一种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而建构起来。在当代中国，告别意识形态的冲动在文学界表现得特别激烈。这主要表现在批评理论上的“向内转”——这顺应了本世纪上半叶以来出现的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但是，实际上当代中国文学向意识形态告别并不成功，它执拗地违背一些理论家的初衷和意愿，不肯背离它的意识形态本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活的意识形态史。
这个历史是有目共睹的。
电影，我们且不说《牧马人》、《老井》、《天云山传奇》等具有的传统现实主义特性，我们只要看看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就可以解读出里头包含的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红高粱》是以人的感性生命高扬为主题的，它热烈的色彩衬托了人性的新的唤醒的历史要求；《一个和八个》对革命战争中的“人”的重新解读；《大红灯笼高高挂》、《黑炮事件》等作品，无不有着耐人寻味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内涵。
被人们认为创作手法最自由的小说，在向旧的意识形态告别的历史性选择中，并没有退到轻松飘逸的消遣性潮流中去。主流作品和主流读者都毫不回避地选择了政治与社会内涵丰富的路向。如，《钟鼓楼》、《古船》、《沉重的翅膀》以及颇有争议的《废都》与《白鹿原》；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趋势，也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作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历史进程的心理取向。一些前先锋派作家的新近创作，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孙甘露的《呼吸》，北村的《施洗的河》，吕新的《抚摸》，除了叙事手法上继续保持他们的写作特色之外，在作品的内涵上，都更为独特地揭示了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况。
正像有的批评家十分敏感地捕捉到的，这些面貌不同的新作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了“颠覆”行动，即“颠覆”旧意识形态构筑的生活秩序和道德规范。它们不向人为的某种教义低头的倔强性表现了创作中的不拘一格和随心所欲，他们不理会过去的理论家对人性的“规定”，写多层次性、多重性，写人的下意识和人的种种欲求，甚至本能。十分遗憾的是当作家艺术家十分贴近生活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鲜明的现实存在的时候，一些理论家们却忙于炒卖西方文论家，而批评家们又无法切实地把握这个文学流向的合理内涵，他们的批评除了复述和介绍作品以及对这种反抗式的精神选择表示欢呼以外，找不到前进的真正道路。他们是真正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意识形态困惑——一方面他们在理论上不承认“意识形态”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别的手段来框架这一繁杂的精神现象。
实事求是地讲，意识形态只是在理论家的稿子上“结束”。
新的创作流向表明，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理念非但没有淡化，反而越发强烈地在历史运动中凸现出来。新时期的文学史是一部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史，从伤痕文学一直到先锋试验，从电影戏剧一直到诗歌、小说、绘画。写了《绿化树》的张贤亮讲了大实话：他申明他的创作越来越关注政治与社会。
企图回避意识形态重负，回避社会历史关注的，在当代中国文坛，只是一些批评家与空头理论家的一厢情愿。作家没有这样做，作家无法不直面人生。这种文坛怪事造成了非常独特的中国式景观：理论与批评与创作的脱节。滞后的理论与批评不敢面对社会重建意识形态的直接后果是让创作无法得到科学的批评而自己消长。
为什么一些理论家、批评家极力想创导的文学“向内转”——转向语言、叙事与消解意义并没有成功，相反，受到主流作家群与读者的拒斥呢？
以文学向内转，以语言分析为基点的创作——批评路向是现代西方流行近半个世纪的潮流。这种文学批评的语言分析与试验在意识形态解读层面上，是现代西方社会特别在二战以后踌躇满志悠然自得的心情的表露——它表明，对于一大批批评家来讲，重大的社会性问题已永恒地解决了，他们把文学批评弄成了语言技巧的玩弄，所以，有人批评他们是“远离社会、历史的语言游戏”（参看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迟至八十年代，在西方，语言学转向又出现了转向，转到了社会历史政治的层面上来了。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本世纪的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意义上的“太平盛世”——从1895年算起，大大小小的社会动荡接连不断，中国的作家、批评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精神躁动和心理不安的时代。即使是理论家拼命呼唤文学回到文学——企图摆脱意识形态重负的八十年代，又有多少历史事件让你无法安宁！中国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事实上无法也没有时间来接受西方语言学转向（以新批评为首）的规则来玩味人生与社会。相反的是，急躁的、不安的良心驱使着文学走向“写实”，使它越来越成为直接与社会发生对话的文本，而不是只供语言分析的文本。
的确，文学历史地告别了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人的位置确立起来了，以生存关切为基础的理论建立了，幸福被认为是个可心的字眼了，“利益”也光明正大地摆上台面了，人的复杂性受到公认了……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的通过作品表露出来的意识形态倾向都指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建构，现在需要理论来框架它。
二、历史性中介
当我们将目标指向未来的时候，我们自然要想到，过去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从而令它在许多方面失却发言权？人们在批判性地使用“僵化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个字眼，并在某种层面上将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的失败归结于它。历史既然已经这样发生，就应当有它的某种合理性。
意识形态理论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如果我们不算前意识形态时期（意识形态概念正式诞生前的历史），在西方哲学史上正式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是法国科学院院士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托拉西提出意识形态学说，从他的感觉主义立场出发，企图建立一门基础性的哲学理论，即“观念学”，重新阐发出政治、伦理、法律、经济、教育等各门科学的基础。有趣的是，托拉西虽然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却并没有对意识的社会历史本质作出深入的考察，黑格尔与法国的唯物主义传统相关不大，却是深入阐述了社会与历史发展本质，并且为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作出了铺垫。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改造，他们创造性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构了全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其主要论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阐述。其理论择其要表述为：意识形态的内容为“整个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社会的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9页）这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思想。在这个核心思想的辐射之下，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理论有许多理解的要点，如关于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如一切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关于意识形成阶层（“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阶层等已经从属于资本家”，《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第309页）、如关于“意识形态的滞后性”等论点。
当代中国的文学思潮与理论的变动，深刻地笼罩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光环之下。这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通过宣传被广为了解有关，而且，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也创造性地阐发了“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思想，并在其著作中建构了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可以分别从两个方面评价。一是在社会变革运动中，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积极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二是在实践上与理论上某些环节被忽略了，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历史性后果。
从理论上看，与文学相关的前意识形态理论凸出统治阶级属性这一社会功能的同时，我以为忽略了两个环节。第一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之间，人作为中介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它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不是别的，是“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它不仅是一些抽象的理论，而且是人的活生生的状态。显然，这个“状态”并不是由“历史观、宇宙观、政治路线、斗争策略”等较为社会性的而非个人化的理论构成，而由人的情感、幻想、意志、心理等因素构成的。文学，恰恰就是在这个环节上作为“意识形态”被定位。显然，有相当一个时期，文学的定位发生了偏误，文学作为“宣传政策”的工具成为标签符号的代用品。在1978年开放改革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个“符号”作用当然要受到怀疑和纠正，并在意识形态总构上予以重新定位。第二，意识形态的滞后性特点在过去一些年的实践中往往被忽略了。马克思认为，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对一定生活过程的反映，总是落后于生活过程的。意识形态是相对保守的因素。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处在不断发展中的因素。亲属制度只是被动的，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对摩尔根这一见解的评语是：“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45页）意识形态在实际历史活动中的滞后性被政策和宣传的社会功能掩盖了。从文化大革命的例子可以看到，意识形态不仅不在“滞后”上定位，而且以超出本身可能性的基础上人为地起“先导”作用。它造成的历史后果有目共睹。
对文学运动而言，意识形态“先导”导致了从政策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去指导创作，作品被图解化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地被决定了。
上述两点，一是缺乏以人是中介的思想，二是缺乏对意识形态相对滞后性特点的认可，都使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理论建构发生了问题。前者使文学要么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要么被抛开到意识形态的范围外；后者使理论家与批评家放弃了从生活与创作实践出发建设新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可能性。在实践上都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
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运转中的位置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决定的，又是被决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变化被意识形态框架框架左右，它显示出了某种历史条件下的能动性；但在另外的条件下，它又只是变动的社会生活所引发的一种观念形态，它被生活所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滞后性可以使人们从生活出发建立起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框架的信心。而当代文学的发展，正以十多年的历史昭示了建设这种新的批评思想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建立在一个基点上：以“情感、幻想、意志”等人的精神构成的人文性中介存在是意识形态的一个不可缺忽的视角。所以，“新的意识形态批评”之新，只是相对于过去多少年来的偏误而言的，它实质上是重新思考马克思的一种批评思想。
三、人文观照的批评视点
文学批评的首要意义在于要有一个立足点。本文提出新意识形态批评，就是企图建立这样一个立足点。前文已简述，这种新的批评思想的建立是必要的，它在实际的选择上是针对两种极端而言的，一种针对极端片面模仿西方语言批评的路子，一种针对死守僵化的忽视人文内涵的教条主义路子。在理论上，我们找到了过去两种极端倾向的意识形态盲点。前者无视意识形态的历史合理性内容而采取了简单的抛弃态度，后者无视历史运动提出的合理要求而缺乏人的内涵。那么，一个新立足点的可能的内涵是什么呢？当我们考虑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有提出重新思考的必要。
批评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作家实际上写了什么？（含怎么写）作家应该写什么？（含怎么写）由于缺乏明晰的立足点，不少批评在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时，几乎都是作家自己写的故事的复述，谈不上揭示实际内涵；而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更是捉襟见肘，实际上批评家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写什么。而这两个问题，都建立在批评家的熔历史、社会、哲学观为一炉的“文学观”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明晰提出，新的意识形态批评，就是企图建立一种以人文核心为内涵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的“新”在于：
第一，它对独断决定论的历史社会观作了修正。它一方面承认历史与社会发展受到由于生产力发展而被决定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承认，历史－社会发展是以“人”，特别是活生生的个人为中介的，所以，任何在作品中表现历史与社会的企图，都不能无视这种“个人”因素的千变万化与独特性。但另外方面，它又不是没有“观”的平面主义与“怎么都行”。相对于“拆解”任何历史与社会观的主张来讲，它又是，而且又不能不是某种社会——历史理念的表达。
我要在这里特别针对所谓与“后现代接轨”的平面主义提出批评。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有这种平面主义倾向（指否定任何意义上的理想，责任、历史、社会重负），我们不否认在生活中也出现了这种要求，并以日益繁荣的大众消费文化的面目得以蔓延。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精神的历史需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当历史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它本身提出的任务没有完成时，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责任是消解不了的。对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创建的人们来讲，这个时代注定是沉重的，而且是艰难的。文学家不会例外。因此，新的文学观毫无问题不仅包含了对历史中人的中介地位的重视，也包含着对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总观照。新的意识形态批评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原则的原则，而是有一定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批评，正如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黑人批评、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那样。与一般的社会历史观的理论表达不同的是，新意识形态批评更重视在这个有明晰的社会历史内涵的社会生活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碰撞的总体性结果。“社会－文化”转型包含了我们所要解释的广泛性——这就是这个新意识形态批评的当代内涵。我们无可回避：社会－文化转型所引起的社会性个人的心理变化与命运际遇是何等不同与丰富，在它的总汇中透露了这个时代要求的必然趋势。
所以，从意识形态的人文关切层面上讲，今日真正的杰作绝不是消遣性的，而是，而且不得不是荷载着巨大历史－社会内涵的政治性、亚政治性的。只有深刻地揭示当代人的实际命运的作品，才是今日中国文坛所迫切需要的。
第二，从上述总体要求出发将会提出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的塑造要求。我们从两个层次上对这个问题予以界定。首先，作家可以尽量避免倾向性地塑造各种人物，刻划各种性格；但这只是初步要求。任何情况下，“典型”将存在，而且会随着批评的进步越来越突现出来。因此，坚持人文观照的作家，不得不，不能不选择创造“典型”的路子。今日要创造人物，他所包含的意义就不能只是“阶级属性”，或某一社会属性了。人的复杂性在当代作品中已充分得到了反映。问题在于：新意识形态批评所创导的文学潮流将会要求有“新人”出现－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要求这样做。也就是说，它不能仅仅是滞后的，写实的——不只是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而要写出生活的不是表面表露出的那种深刻性。有可能有“新人”吗？这种“新人”从历史的要求看，是具有新的人文精神的，新的历史活动的人，而不简单是某一种政策方针的体现者，是一种历史化了的“人”。从要求有“新人”这一点来看，新的意识形态批评与过去的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有相切合之处，但要求“新人”有新的人文精神（即新的道德评价，价值判断，行为方式好恶美丑的新的可能的解释），从这一点上来讲，它又区别于过去的框架；然而，要有“新人”这一点本身，又有别于现代与后现代批评的路数。
第三，新意识形态批评的社会历史内涵将要求与倡导“开放的现实主义”创作路线。我们说，新意识形态批评在更深的意义上讲是一种广义的人文批评，它直接诉诸社会历史、人与文化；它诉诸作家、作品与生活的在新的层面上的贴近。所以，现实主义传统将是这个历史性选择的最好的方向。但是，为避免与过去遭到不同程度的曲解的现实主义思潮的混淆，我在这里用了“开放的”这个定语。“开放的现实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在创作思维上引起一系列的变革。这里的要点是：多视点思维，偶然性的重视，反映论模式中的主体性定位以及“发现”的方法，其中“发现”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概念。与有些论者将创作变革的重点放在叙事的语言技巧上相反，我认为，任何叙事技巧上的变换只有在思维变革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一些作家对思维变革茫然无知，往往用一种理念去代替另一种理念，过去图解政策，现在是图解西方哲学的片言只语。目标不一样，手法都是图解。这典型地反映了创作思维的滞后与陈旧。
开放的现实主义以“发现”作为创作手法的基本立足点，它需要作家带着极大的生活热忱去“发现”“特例”，即包含着或可能包含着新的社会、历史、人文、人生内涵的生命现象并用精到的任何可以被理解的叙事方式表达出来。由于这种“发现”绝对不可能是触目可见的政策、观点、条文、流行口号的图解，由于“发现”是对人的内在生命活动的专注的关注，所以，它所包含的人文内涵的丰富将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它也为新的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可能具有的广阔天地。
“回归意识形态”——很凑巧，这“迎合”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的历史性趋势（新历史主义，女权批评，黑人批评，新东方主义）。而在我们这里，这个提法的全部要求只是在新的意义上重新面对现实生活而已。中国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宿命地不能不与意识形态打交道，所以，我们不必回避今日批评在这种新的层面上的选择。同时，新意识形态批评必然地会引伸出这样一个理想：迎接文学的英雄时代到来。我们看够了在文学作品中被历史重负压得变了形的生了软骨病、精神病、变态病、心理病的各等人物。然而，当历史开始重压人生的时候，杰出的生命将会耀眼地闪光。当代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文学能不予以回答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日于京郊稻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