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类中的意识形态指涉——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指涉论文,类中论文,弗莱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4)02-0083-06
由于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的神话原型批评以文学的自律性为诉求，因而在人们的印象中，弗莱是一位远离意识形态的批评家。实际上，他后期有较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他也是一位文化批评家。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分为三种：第一种情况是弗莱在他的话语语境中提出的“关怀神话”(the myth of concern)，即意识形态理论。第二种情况是弗莱在后期通过语言中的“隐喻”、“反讽”，考察了修辞中的意识形态指涉。第三则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son,1934-)从弗莱的非政治诉求的文类批评中，挖掘出其意识形态的资源。本文探讨的是弗莱有关语言和文类中的意识形态。
一
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体系，强调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弗莱从语言角度，论述了语言中的意识形态的指涉。他认为神话与后来的文学是一种隐喻的思维关系，因为所有的表述，都是语词的，而语言本身具有历史的积淀性。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是人类的标志。那么，对隐喻与反讽等语言的修辞性的分析，是弗莱论述意识形态指涉的一个途径。
弗莱强调文学是语词的艺术，他说：“让我们从文学开始，从文学是一门语词的艺术开始，那意味着，首先，强调的不同在艺术与语词之间。如果我们选择强调语词，我们很快就开始将我们称为文学的语词结构与其他语词结构相关起来。我们发现两者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只存在兴趣的不同。许多作家，从柏拉图到萨特，他们很难，或更精确地说没有必要，被区分为文学的或哲学的。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边界融化了，包括创造者与批评家之间的边界，因为每一个批评也都是一个再创造。或迟或早，在追求这一研究方向，文学批评、哲学，以及大多数社会科学都汇合到对语言自身的研究。语言的特征对于出自语言建构的一切的性质是最为明确的本质线索。”[1](p108)一方面，弗莱认为文学的语词结构与其他语词结构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另一方面，弗莱又强调，在实践上两者的区别却是存在的，人们会说雪莱与济慈是诗人，而说康德与黑格尔是哲学家。弗莱认为语词艺术的中心是诗歌，因为诗歌是一种形象的语言。当今对作为中介的语言的关注，在弗莱的著作中早有预见，他说：“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语言与符号学领域的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语言是怎样既表达我们的意识，又在空间和时间上结构我们的意识。”[1](p108)语言对意识的结构功能，来自语言的集体性。爱德华·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说：“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言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2](p201)
神话首先是一种语词的艺术，语言的集体性与语言的历史沉积性，为神话的集体性与隐喻功能提供了基础。西方哲学的主流历来是把逻辑的思维方式当作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至生存方式来看待与研究的，而神话，并不是按逻辑思维看待事物，而是独特的“神话思维”方式。所谓“神话思维”，就是卡西尔所说的隐喻思维(metaphorical thinking)。卡西尔对它的阐释，集中在其《语言与神话》一书中，如其译者所描述：“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说明隐喻思维乃是人类最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因为‘语言’这一人类思维的‘器官’就其本质而言首先就是‘隐喻的’（语言是与神话相伴才发展起来的），语言的逻辑思维功能和抽象概念实际上只是在神话的隐喻思维和具体概念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发展。”[3](p12-13)卡西尔对“隐喻思维”的研究，是对逻辑思维的霸主地位的一种冲击，同时，也引起各个学科对语言这一中介的关注。弗莱认为“维柯是现代世界中第一个认真考虑这类事情的人。”[4](p21)维柯将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凡人时代，与之相对应产生了诗歌体，英雄体与通俗体三种语言。弗莱将这三个时代的语言称为寓意文体、神圣文体和通俗文体，分别为语言的隐喻阶段，转喻阶段与描述阶段。语言的隐喻阶段还没有产生演绎的推论或抽象概念，语词叙事多采用的是故事体的形式，推动人物与事件之间的连接的主要是神的活动，语词是按顺序排列。那么，在转喻阶段，词语的结构仍然采取叙事的方式，但这一阶段典型的叙事形式是概念性的。第三阶段，即描写阶段，与前面阶段不同，叙事顺序是依据描写对象特点的顺序排列的。即使在第三阶段，神话的或叙事的结构总是存在的。弗莱说：“不管怎么说，除了词语已有的顺序外，并不存在真正的顺序。”[4](p53)随着第二阶段的到来，隐喻从一种主导的叙述方式而从此变成了公认的修辞手段之一。第三阶段则尽量避免使用修辞手段，因为它干扰外部事物描述的透明度。那么，惟独文学违背了语言的这种阶段性，在语言进入第二、第三阶段以后，继续再创造语言的第一阶段，继续将隐喻作为一种语言模式呈现，这正是文学与神话之间关系极其密切的原因。卡西尔也说过：“神话隐喻思维在时间上要先于逻辑思维形成，而在神话时代过去，逻辑思维发达后，则这种隐喻思维主要被保存在文学艺术活动中而与逻辑思维相并立”[3](p13)。隐喻与文学、宗教的联系是先天的，如卡西尔所说：“语言诸要素与宗教和神话的概念形式之间是相互交织，相互交错的；这种复杂情况绝非出于偶然；它植根于语言和神话所共有的某种特性。”[3](p77)那么共有特性如卡西尔归纳的，“神话王国和语言王国的巨大结构在各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受着同样一些心理动机的制约和引导”，“受着相同的，至少是相似的演化规律的制约。”而这一相同的心智概念即“隐喻式思维”，隐喻是语言和神话的理智连结点。应该说，语言和神话是同一母根上生发出的两根不同的子芽，所有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都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其中语词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便是“泰初有言”所归纳的。如《圣经》创世纪中，“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语言与神话是后来才分离的。在开始阶段，神话的观念与语言的原初概念都全然不关注寻找“原因”与“结果”，只满足于接受单纯的现存之物。这种共同的起源决定了共同的精神内容，即理解过程不是以内容的扩张、延伸和普遍化为目的，而是以内容的最高度强化为宗旨。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在神话一语言思维中，可以称作语言和神话“隐喻”的基本原则的是“部分代替整体”的原则。譬如降魔只需控制他的部分，便控制了整体，如剪下他的头发等。这是隐喻类型。
隐喻被人们很早认识。亚里斯多德在《诗学》(Poetics)和《修辞学》(Rhetoric)多次提到了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他认为，隐喻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隐喻的主要功能是修饰作用。布莱克把隐喻看作是句子以上的话语现象，是一种更广阔的语境中的话语现象。弗莱的隐喻观念与现代隐喻观是一致的，强调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如理查兹所认为的，隐喻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与弗莱的隐喻思想最接近的是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的观点，即人类语言整体上是一个隐喻性的符号系统。该书中指出：“隐喻无所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5](p16)隐喻在认知价值上有两项功能：一是创造新的意义；一是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莱考夫和约翰逊对隐喻的定义是：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那么，在弗莱看来，话语中有权力，语言的外衣下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意识形态借助语言的隐喻表达。他在后期著作《权力语词》中，将意识形态与和修辞两个术语交替使用，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修辞性的口语形式，因为意识形态常常采取修辞性的方式，以隐秘的语言技巧来说服大众，以花言巧语来诱逼一个团体或群体，甚至整个社会，赞同它的学说。概括地说，弗莱认为修辞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观点，与柏拉图、培根是一致的。卡西尔说：“柏拉图意识到，这种‘语词—逻各斯’的内涵是一种大成问题和暖昧不明的内涵。”又说：“‘语词—逻各斯’的艺术家们，运用‘语词—逻各斯’，并不在于去探求真理，而是为了实际目的，为了撩动人的情感，为了促使人去采取某种行动。”[6](p90)培根也有类似的深刻认识，他说：“虽然我们以为我们控制着语词，然而事实上是它们占有和控制着我们。词语强烈地影响着最智颖的人的理解活动，它们总是把他的判断弄得暖昧不明和黑白颠倒。”[6](p98)
二
文学中的隐喻常常也是利用全新的观点，改写已经存在过的神话原型。弗莱说：“神话中的生活永远是诗意般的故事生活，而不是仅仅图解一些老生常谈的那种说教式的生活。神话体系在与宗教信仰脱钩之后，便变成了纯文学的东西。神话结构若不具备内在的文学属性，就绝对不可能发展到这一地步。”[7](p124)文学比神话更灵活，在所有的文化环境中，神话都不知不觉地与文学融为一体。诗歌作品常常回归到神话上去。歌德、雨果、雪莱、叶芝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对希腊、罗马神话体系或玄奥的神话都有所涉猎。弗莱认为布莱克是隐喻诗人的代表，他说“布莱克的作品是始终如一反映隐喻这一点的：正因为他的抒情诗具有强烈的隐喻特色，他的预言书才相应地显出浓厚的神话气氛。”[7](p361)布莱克自己也说：“我的作品本质上是充满幻觉也即富于想象的，是我为了恢复先民所称的‘黄金时代’而作的一番努力。”[7](p362)对于布莱克，《圣经》为人们理解“黄金时代”提供了幻想与隐喻的图式，特别是在其结尾处的天启神示，以及卷首的天堂乐园之中，因此，布莱克说：“《新约》和《旧约》是艺术的伟大编码。”
由于隐喻具有诗意化的功能，因此，隐喻与诗歌、与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刘易斯(C.Lewis)说：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巴克拉德(G.Bachelard)说：诗人的大脑完全是一套隐喻的句法。费尼罗撒(E.Fenellosa)指出，隐喻是自然的揭示者……是诗歌的实质[5](p101)。
那么，在弗莱看来神话具有本体地位，文学以及后世的学说都是对神话与原始意象这些原型的隐喻，后者接近于“根隐喻”的概念。根隐喻作为人类概念系统中深层次的核心概念对人类日常的思维方式的话语表达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重要基础。弗莱认为《圣经》中的原型都是作为组织概念系统中的根隐喻。卡西尔与弗莱的观点接近，认为“现代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自然时时渴慕神话世界，并将它当作失乐园而痛惜不已。在德国文学中，这种渴慕表现在席勒《希腊诸神》一诗中。在荷尔德林(H
lderlin)的诗中，我们也极其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渴慕。诗人——真正的诗人——不是也不可能生活在僵化的、物理或物质对象构成的世界中。他只要接近自然，就必定使自然生动活泼，跃然纸上。这方面真正的诗歌常常保留着神话感情和神话想象的基本结构。”[3](p168)这里，体现了弗莱的神话与文学替代宗教的救赎观点，人们通过隐喻，脱离现实，从神话与文学中获得精神的慰藉。它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的审美救赎的观点，弗莱的基点仍然是他的基本的意识形态概念——关怀神话与自由神话所衍生出来的关怀的慰藉与关怀的拯救。关怀是神话与文学的一个连结点，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弗莱认为，“文学变化无穷，所以文学提出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关怀，它比任何宗教或政治神话对关怀的阐述都更加伟大。”[8](p88)这种关怀本身就具有贯通性，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弗莱说：“神话呈现给我们的现在的时刻，如艾略特所说，也凝结着过去与未来。”[1](p18)弗莱还进一步注意到了隐喻实际上已经扩大到了文学之外的所有人文学科的指涉关怀的叙述。格雷·罗伯特·吉尔(Glen Robert Gill)说：“在《权力语词》中，不管怎么说，弗莱提到了‘我们必经……考虑隐喻的用法的延伸，它不仅仅是一个词等同于另一个词，而是我们自己与两者相关的某些东西’[9](p75)，这便打开了‘文学作品与我们的融合’的可能性，弗莱将之称为‘关于存在的隐喻’(existential metaphor)。”[10](p208)弗莱的“关于存在的隐喻”的概念，显然将视野扩展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将整个现代叙述与神话挂钩，弗莱称之为现代神话叙述。弗莱在《现代百年》中说：“一种是社会的神话叙述，我们通过谈话，家庭成员之间，与老师、邻居的接触而得到，然后又通过大众媒体、报刊、电视和电影得到了强化。这一种叙述基本上是建立在老生常谈和程式化的定型反应基础上的。”[11](p78)而“一种更为复杂的神话叙述出现在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的课程中，在这里，我们愈发意识到为形成我们的神话叙述做出贡献的那些思想家们的重要性：卢梭、马克思、弗洛伊德，存在主义思想家们，其他还有一些……”[11](p79)，可见，弗莱将现代的各种学说，都视作叙述神话，而且是中心神话。弗莱说：“我这里所谓的神话叙述，倒真有人们经常所说的哲学的功能，而且我们发现，哲学家们——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最善于对我们的一些中心神话命名，例如我们在第一次演讲中所提到的异化、荒诞、忧虑、恶心等。”[11](p80)
在将现代各种哲学、学说与思想体系视为现代神话叙述的基础上，弗莱进一步指明现代神话叙述与前现代的神话叙述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被弗莱称作“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在于：“我们的神话叙述是一种由人类关怀所建立起来的结构：广义上说它是一种存在性的，它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去把握人类的境况。”[11](p80)而这种结构的实现，靠的是人们不断地在原有创造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弗莱说“神话被每一代诗人在诗中再创造。”[12](p7)实际上，前现代的初始的关怀神话被后世的哲人与思想家们反复改写，他们在不断将之合乎实际需要地进行理性化，但过去的已有的创造始终作为一种参照，或者说是在过去已有的神话的框架之中的再创造。因此，弗莱说“在生活中我们的行为过程是被引导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少意识到，它是被社会可能所是的某种潜在图式引导着的。这样一种图式一定会被投射到未来，但它只存在于一种隐喻的未来之中，未来我们全然不知道，除了靠与过去作类比之外，因为未来不会按照某个人关于它的图式发生……所有的社会前景的图式一定植根于过去，被社会地决定与历史地取代。”[12](p15)弗莱的这些观点与荣格的学说具有相通性，荣格也有“神话体系广泛存在”的结论，他写道：“人们几乎可以说：即使世上一切文化传统通通毁于一旦，全部神话体系和全部宗教也仍然能够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新开始。”[13](p39)在荣格那里，神话与“集体无意识”相连，它们成了一个居永恒而如一的本体世界，满足某种终极的、超越的需要。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觉察到神话是人类精神的“保护性屏障”。在弗莱这里，神话也具有这种本体论意义，它们衍生出后世的意识形态。他说：“我们转向19世纪，随处可以发现一种结构，它让我们想起载着世界存留的生命在宇宙中挣扎着保持漂浮的挪亚方舟。我们有叔本华的表象世界被一个意志的世界所威胁；马克思的占支配地位阶级的文化受到被剥夺的无产阶级的威胁；弗洛伊德的粘接着健全的不稳定结构的‘自我’被力比多的力量威胁着；尼采的道德被权力意志威胁着，赫克斯利的伦理价值被进化驱力所威胁，各式各样的这类思想家对这些威胁力量采取同情或敌意的不同立场，但神话的结构在每一个人几乎是相同的形态。”[12](p54)现代叙述从古老叙述衍生出来的繁衍性，如弗莱所说，神话是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反过来看，就接近柏拉图对知识的看法，认为知识是对过去的回忆。
因此，所有的现代叙述，或者说现代神话叙述，它们作为体系学说，一方面关涉有古老的神话因素，另一方面又将之意识形态化，指涉着现存的焦虑，表达出人类关怀。弗莱的隐喻概念，除了基本的的语词关系中的隐喻以外，还主要指各种文类的创作对神话本体的隐喻。此外，在弗莱那里还涉及到广泛的学科之间的隐喻，在各类隐喻中，普遍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因素。
三
客观地说，弗莱关于意识形态言论远远不能与政治理论家们的意识形态专论相提并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却在弗莱的非政治化的神话原型批评体系中发掘出了很重要的意识形态的隐性资源。“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的关键概念，如韦斯特指出的，‘来源于弗莱的作为集体命运的象征思考的文学观’”。[14](p78)这是《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的描述，并且认为詹姆逊在“历史的坚硬粘土中”“栽植”弗莱，挪用弗莱的“文化无意识”建构了他的“政治无意识”。[14](p78)
这种道理可以从伊格尔顿描述皮埃尔·马歇雷的观点时的一段陈述推演出来。他说在后者看来，“文学作品没有说出的东西——作品中雄辩的沉默，有意味的省略，吞吞吐吐的歧异——比它碰巧说出的任何言语更能提示作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需要关注作品里是否提到了工人阶级，或寻找某种终极的政治意义。”[15](p14)同理，虽然弗莱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当今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他也没有关于“霸权”、“边缘化”、“阶级意识”等概念的阐述，但弗莱的学说本身，却呈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视角，有时他本人没有意识到甚至是拒绝承认。
首先，詹姆逊认为弗莱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集体的重视。他说：“弗莱的伟大性，及其著作与大量平常的神话批评著作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愿意提出群体的问题，并从作为集体再现的宗教本质中抽取基本的、本质上的社会阐释结果”[16](p58)。弗莱的神话批评的主符码或寓言方法，构成了一个自身独立的宏大叙事，形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变的范畴，它们反映的是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人类生存境界的集体思考与集体幻想。弗莱强调社会意识共时性地指向神话的整体构想，形成了一种文化或意识的整体结构。实际上，詹姆逊认为，社会的结构也同样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他说：“每一种社会构形或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事实上都包括几种生产方式的重叠和结构共存，包括古老生产方式的残余和幸存，现在被归于新的生产方式之内而在结构上处于依附地位。同时也潜在地与现存体系不相协调但尚未生存自己独立空间的预示倾向。”[16](p82-83)据此可以看出，弗莱的社会与社会神话的整体结构观是一种集体逻辑，文学也被其视为是神话的晚期发展，一切文学都被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此中必定渗透着政治无意识，因此，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给神话批评留下了印迹，因为后者在原始社会的社会关系和叙事形式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客体之间设置了一个不间断的连续。”[16](p57)所以说，弗莱的神话批评的集体视角的宏大叙事，本身包蕴了意识形态内涵。
其二是，詹姆逊认为审美本身是意识形态的，叙述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这是在他审视意识形态与文化文本制品的关系时做出的判断。因为，在各种艺术中，包括视觉文本，构成了一种象征性行为或象征性方式，那些真正不可逾越的社会矛盾经常会在重要领域内找到一种纯粹形式上的解决，有时当然是一种调和或转化。因此，詹姆逊认为，“审美行为或者说审美方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16](p67-68)。那么，就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而言，这种解决的表达是以投射到神话的方式实现的。因为神话原型批评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系统，包括初始神话与现代叙述，整个意识形态的这种封闭系统实质上也是社会矛盾的象征性投射。
第三，詹姆逊提出了“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尽管弗莱拒不认可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他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到，一个罗曼司首先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读进去的东西，意思是说形式本身不具意识形态色彩。詹姆逊针对弗莱的文类理论与之进行对话，我们知道，弗莱有大量的文类论述，《批评的剖析》甚至被认为是文类批评的著作。詹姆逊认为形式本质上是一种自治的意识形态，他说：“就其自然出现的、有力的形式而言，文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象征性信息，或用另外的方式说，那种形式本身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当此类形式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占用和改写时，这种信息会持续存在，但在功能方面却必须算作新的形式。”[16](p127)这种积淀的形式本身的意识形态同时载着文类信息，可从詹姆逊的另一段具体文字得到进一步说明，他说：“就其文类形式而言，特定的叙事范式当其原有内容在历史上已经过时很久之后还仍然发出其意识形态的信息：农民舞蹈变成了贵族的小步舞，这种现已是双重积淀的形式又被雅各宾党人所利用，然后与资产阶级沙龙音乐（古典奏鸣曲的第三乐章）的民族主义冲动相配合，为这个过程提供了戏剧性的权威解释，其中，最古老的内容层次继续为后来的、相当不同的象征功能提供活力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16](p172)
文类批评与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联系，詹姆逊认为“文类基本上是文学的机制，或作家与特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其功能是具体说明一种特殊文化制品的适当应用。”也就是说，文类一方面是文学本身的内部属性，另一方面作为特殊的文化制品，它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它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随着市场体制和金融经济的全面渗透，文类契约也受到巨大冲击，许多文类被转换成了大众文化亚文学类文本。詹姆逊说到民歌、童话与魔法等，都是农民阶级的文化，它们对自己的边缘化承认，与对主流文化的确认是一致的。詹姆逊认为，要证实这些非霸权的边缘的文化声音，从“社会学”的视角将其视为多元的社会组合，意义不大，若从文类入手，具有对霸权的颠覆作用。他援用布洛赫对童话的解读，童话中魔幻般的意愿的达成，其对丰饶和乐土的乌托邦幻想，这一视角是“通过展示这种‘形式’对霸权贵族的史诗形式的系统解构和破坏，以及冷静的英雄主义意识形态的悲惨的命运，而恢复了这种‘形式’的对话和对立的内容”[16](p74)，詹姆逊认为，通过对话，可以使各类形式的霸权地位与边缘地位转化，譬如民间文化也会被标准化的、枯竭的中产阶级霸权言语所占用。民间音乐也会成为贵族宫廷庆典的形式，而大众的传奇冒险故事，也会为“高雅文化”输送活力；可见，文类形式关涉着阶级性、霸权与边缘等社会意识形态范畴，詹姆逊得出了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结论。
詹姆逊特别针对弗莱的“罗曼司”体裁，提出形式意识形态的概括。
弗莱的文类理论对传奇或罗曼司尤为重视。一开始，就弗莱而言，罗曼司是“力比多或自我满足的寻求，这种满足使它从对现实的焦虑中释放出来但仍将包容那个现实。”[17](p193)罗曼司代表着欲望的满足，因为所有的罗曼司往往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它是天启时刻的世俗版本。因而，它既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同时也具有对现实的超越，体现着一种拯救性功能，因为它旨在改变或疏离日常生活，以便潜入到一种伊甸园的状况。传奇的内容通常带有英雄主题与浪漫色彩，应该说它最接近神话王国的内容，因而传奇也最受弗莱的重视。传奇性人物类型设置具有固定的范式——英雄与恶魔的对立，本身就体现了善与恶的伦理框架，伦理道德或善恶间的二元对立，是传奇的基本模式，此中已经蕴含有集体无意识的情感取向与道德内涵。此外，传奇世界里一方面营造了“英雄”与“美人”等自发性与感性的领域，性爱的场所，同时往往又会掺杂进政治与制度壁垒，它是“幸福与卢梭的自然人”的所在，另一方面又是阴谋与邪恶滋生的地方，因而传奇既有现实意识形态的一面；又有超越现实的一面，它往往表现为其圆满的结局，类似于一种天启乐园。
詹姆逊在对弗莱的论述中，发明了一个概念即“意识形态素”。
詹姆逊认为阶级话语是围绕“意识形态素”的最小“单位”来组织的，他说：“意识形态素是具有双重特性的结构，它的本质结构特点可以说是它既可以表现为一种准思想——一种概念或信仰系统，一种抽象价值，一种意见或偏见——又可以表现为一种元叙事，一种关于‘集体性格’的终极阶级幻想，这些‘集体性格’实际上就是对立的各个阶级。这种双重性意味着，对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结构，它必须具备同时接受概念描述和叙事表现的能力。”即“一方面采取哲学体系的最终表象，另一方面采取文化文本的最终表象，但是对这些最终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分析要求我们把每一种产品都表现为对那个终极原材料进行改造的一件复杂作品，那个终极原材料就是所论的意识形态素。”[16](p75-76)那么，他认为弗莱对传奇的哲学讨论都指向善恶的道德轴心这种预设，这一轴心就是一种连接社会和历史矛盾的意识形态素，它具有的是一种非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它是历史地决定的观念综合体或对立的社会阶级的集体话语因素的综合体。在传奇中，意识形态素不是对所处语境的反映或重复，而更多地是对客观矛盾的想象的解决。
综上所述，弗莱学说的意识形态资源丰富。既有对意识形态的独具特色的表述，即神话关怀；又有对于语言中普遍存在的隐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探讨，他的文类理论中也隐含意识形态，可以说，弗莱是一位不参与意识形态之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