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受降与接收日占区问题再探——新政治史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抗战胜利论文,政治论文,日占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5)05-0622-09 DOI:10.14182/j.cnki.j.anu.2015.05.013 受降与接收日占区是抗战胜利后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关系到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也对亚洲乃至世界格局影响深远。由于受降与接收在时间上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间，因此并不为抗战研究或解放战争研究的重点。可以说，对受降与接收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实际地位极不相称。①为此，史学界发出了“努力填补‘中国战区受降’研究空白点”的呼吁。②学者已注意到，与其将受降与接收纳入抗战史研究的终点与后续研究范畴，不如将其视为“内战的开始”③，进而从政治而非军事的角度考察其对战后中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从“终点”到“开始”，尽管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并无实质性变化，但却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域和思路，我们有必要将这一“事件”置于更加宏阔复杂的深层的长时段历史来考察。所谓“历史思维”，绝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事实重建和简单叙述，而是基于历史并面向未来的思想重建。本文尝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战后受降和接收日占区为切入点和研究路径，通过“事件路径”的历史，试图挖掘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局势”和“结构”，从而实现“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1]。 接收乱象：弱势独裁之表征 以往研究成果述及国民党接收乱象之缘由，皆由“腐败”一言蔽之。这一颇富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从其他角度深层探讨这一问题的路径，从而错失历史的细部真实和复杂面貌[2]268。近年来，有学者注重从组织角度考察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可以被视为对这一倾向的反拨，其优长在于能够对一系列事件给出一个总体而带根本性的解释，而非针对某一事件的“偏方”。王奇生指出：“(国民)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3]自序。就国民党的受降和接收乱象而言，如果仅将其置于官员品德层面(腐败)来考察，显然是不够的。就是蒋介石所说的，“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4]15。这也仅是一般的现象阐述，并未触及更深层的组织因素。从组织角度来说，国民党之所以内部派别林立，根源在于其过分仰仗军事力量而最终走向的“军党”体制。因而，有学者认为，“北伐以后，文人制约武人的局面被推翻。国民党执政时期，军权独大，实际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5]前言，其权力序列亦成为“军—政—党”。 回顾国民党在抗战之前、抗战期间的历次军事行动，无论是蒋介石的用兵考虑，还是各路军队拥兵自重、败不相救的状况即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军事首领往往将所统帅的部队视为私产和争夺政治话语权的凭借，而官兵则视首领的权威于党之上。不仅军人如此，人民亦“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5]272，党权、政权要依靠军权而建，军权又先于党权、政权而在。战时如此，战后亦然。这也就不难理解战后蒋介石的接收工作仍以军事为主，即通过垄断受降权，甚至不惜与日伪同流合污，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和武装资本。仅就接收体制和政策而言，也是朝令夕改、机构混乱、弊病丛生，不仅操作性不强，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甚至激化了接收乱象。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关于规定中国战区受降任务电》(8月18日)命令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指导监督并将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6]724，725。这一规定不仅没有明确具体的接收步骤，不具备可操作性，反而容易造成军与政之间的矛盾。8月31日，国民政府又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规定“各部会署局得依其接收之机关及事业之性质，分别派遣接收委员。如接收之机关较多，事业较巨者，并得分区派遣特派员，所有在各该区内之接收委员，应受特派员之指导”，同时“特派员及接收委员均由各部会署局呈由行政院核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令派，并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指导监督”[7]。9月5日，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外交六组。委员及各组负责人，均由各有关机关的代表担任。同时，各战区、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党政接收委员会，受中国陆军总司令及本地区受降主管之指挥监督[8]14。这一时期，接收工作仍以军事接收为主，由“陆总”主导。由于军事接收是其他各项接收的基础与前提，因而这样的接收体制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军权独大”的局面，干扰正常的党政接收和社会秩序。例如，在上海“只要有几杆枪和打起某某部队的旗号，便可任意封屋捉人，抢收物资，因此竟发生了与敌伪毫无关系的人所有的物产被接收了去的也有，致使人心惶惶，不可终日……”[9] 为扭转这一局面，1945年10月，经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呈蒋介石批准，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由此，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归“陆总”外，一切有关行政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划归行政院负责。各省市、地区亦相应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从12月起，原“陆总”下设的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及下属各省市和战区接收委员会相继撤销。行政院随即制定了《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规定各级机关接收职权范围及资产处理原则，其总的接收原则是分系统接收。这一制度设计理论上讲比较理想，然而，实际上却并未能按预定计划和规定予以实施。 在蒋介石8月份那个不具可操作性的“收复”命令之后，未及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成立，相关的军事部门和国民党派驻各地的机构和代表就已经开始接收了。等到“陆总”执行具体的接收任务，行政院主导的接收实际上已经是“第三轮”了。当时就有报刊对这一情况作出辛辣的讽刺：“当日本投降的消息突然传来，中央还在措手不及没有派出各地接收大员的时候，上海已经出现了五颜十色的自动接收者。他们有的是战时潜伏在上海市的地下工作人员，有的是战时伺候在上海四郊准备迎接盟军登陆配合盟军反攻的军事部队。他们既没有受过任何方面的接收派令，自然也用不着向任何方面报告接收账目，接收了的，就是‘我’的。等到中央派出各地接收大员的时候，他们早就成了暴发户了。”[10] 此外，按系统、分部门接收的弊端，也逐渐呈现。不光在党、政、军之间互相重叠交叉接收，就是在军队系统的接收中，也出现了各单位的重复接收，如在上海，“海军接收了农场，空军接收了科学研究院，陆军接收了轮船、工场，怪状百出……”[10]“本来(按系统接收)也是一个适当办法，但是到底因为上海这个地方，物资太过丰盛，情形太过复杂，加以敌伪的混乱状态，头绪纷纭，虽然这样地分工做去，结果仍然是有隐匿、盗卖、侵吞、中饱的种种怪象，引起物议沸腾、人人失望”[9]。有的地方接收了汽车，却没有汽油，因为油料又是另一个单位接收；甚至有的“接收车辆，疮疤遍体，零件全无”[11]。在沈阳，“至接收已入混乱状态，初则竞争接收工业设施，继为房屋，近则进而为家具。素无人过问空楼大厦近均为某某接收大员派人驻入，甚有一军官接收数千问者，中国文化服务社亦居然自平津‘远征’关外，本其一贯作风，接收日人印刷机器及书店，尝闻某机关以为捷足先登，却不料沈阳已十室九空，大失所望……”[12]至于接收过程中中饱私囊、乱贴封条乃至兵戎相见的情况就更不足为奇了。民众形象地称国民党的“接收”为“劫收”：“若干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接收人员，大变其‘五子登科’的戏法，使人民生活日艰，怨声载道，甚至使‘重庆人’竟成为最讨厌而最可耻的名词”[13]，人们谈到“接收工作”，就会联想到“贪赃枉法”，“接收人员”俨然成为“贪官污吏”的同义语[14]。 由于接收乱象不断见诸报端，加上接收系统内部由于分赃不均或职权不分而相互告状，更让蒋介石不安的是，美国对国民党的接收工作也相当不满[15]35，使得蒋对此不得不高度重视，要求对接收工作进行彻查。1946年6月，由参政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院三方组成敌伪财产接收调查团④，对接收中的违纪不法行为进行查处，并有权处置接收物资。起初，民众对调查团还是充满期待的，也对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对调查团提出了“希望”：“1.绝对避免官官相护的老毛病；2.对于人民密告或申诉的手续酌予变通；3.绝对保持廉洁的操守”[16]。然而，为期近一年的清查，各地工作大同小异，除恶不能尽，最终不了了之，使民众感到了又一次的失望。当初预见的问题也不幸一一成为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其实也有民众提请国民政府从制度和体制的角度反思接收工作。如作者“石”撰文指出：“现在一般人都着眼在接收工作人员的‘贪污舞弊’这点上，所以现在‘清查团’正在鼓励人民‘密告’等。但我们认为惩处贪污失职的重要接收大员固然重要，而立即纠正‘接收政策’的错误实尤为重要!现在差不多大家都知道政府‘接收’工作，使仓库内的物资霉烂，使工厂停闭，工人失业以及接收了东西只求标卖图利等事的不当了，(我们应知道是由于这些原定接收政策的不良，所以才更引起接收人员贪污舞弊的可能来的!)可是这些错误的接收政策却仍在继续!”[17]也有人对接收工作缺乏预先谋划和整体实施亦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一切的措施显得完全无准备，无计划，沦陷区来的接收大员步调太缺乏整齐”[18]。混乱的接收工作让民众在战时对胜利的憧憬顿时黯淡，刚开始时以为是“黑暗前的黎明”，继而以“暴雨后的燥热”聊以自慰，不曾想到竟“陷在黑暗的深渊”，且越陷越深。“我们胜利了吗？”这一疑问，贴切地反映了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与无奈。 综上，无论是国民党接收工作最初的筹划，还是接收体制和机构的混乱，乃至后来对接收的“清查”，都未能实现制度本身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民众对全国收复区总的观感是“货弃于地、人浮于事”[19]，对于时局，也“由渴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声载道了”[20]，政府在收复区所失去的人心，其损失远较接收到的物资价值为大。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由国民党军党体制衍生出来的弱势独裁之表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蒋介石深受其利，更受其害。 胜利幻象：普通民众之观感 1945年上半年，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和苏联的对日作战行动和中国解放区军民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大大加快了日本战败进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侵略者转为失败者。然而，在中国战场，“胜利究竟属于谁”这一原本毫无疑问的问题，在当时却不甚明了。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号召下，国共两党暂时放下争端，实现第二次合作，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抗战胜利的政治基础。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克服国民党种种限制和摩擦，以及自身兵员较弱、装备较差的困难，坚持抗战到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命令解放区军民原地驻防，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并且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抵制中共军队受降。在国民党看来，胜利显然不属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军民。那么，收复区的民众观感又如何？何以发出“胜利在何处？胜利又属于谁？”[21]的疑问？ 一方面，这样的疑问源自收复区民众对改善生活之希望的破灭。日本投降之后，收复区民众对生活之改善满怀憧憬。然而，无情的现实却让民众“渐渐的沉重和悲痛起来”[22]。 一是生活愈加困顿。除了前述重复接收过程中存在的对物资的破坏和任意侵占民众财产的行为之外，还有国民政府对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规定。由于政府在日占区不同货币区确定兑换政策的迟缓，给投机者带来了无限“商机”，其中不乏政府工作人员和“接收大员”[23]。这种洗劫式的兑换，使得收复区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从前伪币十五万买一袋面粉，现在四十五万，从前三万四买一斤糖，现在十四万，从前四百块钱发一封信，现在要法币二十元，合伪币四千块了”[22]。在南京，一个一比二百的比率，一个“五子登科”，把饱受日军残害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连天。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指国民党特务)都坏极了”“盼了这么久，盼来的却是一伙劫收大员”，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济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24]172。对此，行政院10月16日发布通令，对“各机关派赴收复区接收人员，有以各收复区物价低廉，而揣带大批法币，前往抢购物资，藉图牟利等情”[22]提出警告，却未曾料到，民众由此“才恍然大悟，物价是这样涨起来的”[22]!民众的凄惨生活和无奈愤慨，在当时创作的漫画中形象地反映出来。如董天墅作《仓库门外即景》[25]：锈迹斑斑的仓库门上张贴了封条，门外则是一具饿殍；叶云作《如此接收》[26]：一只写上“接收”二字的大手，握着一把剪刀，上剪书“高价工业品”，下剪书“低价农产品”，待宰之无辜民众却无能为力。 二是归乡遥遥无期。据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估计，抗战期间逃难至后方的人数约有两千五百万之多。归乡无疑是这些难民胜利之后最大的期望。正如当时流传十分广的歌曲《还乡行》(陈济洛作词，张定和作曲)写的那样： 好音从天降，欣喜若狂，尝够了流离滋味，准备回故乡；八年阔别，故乡该无恙？那小桥流水，那江南草长，那庭院绿荫，那田舍风光，那蔼然的父老，那慈祥的高堂，我曾苦忆了千遍万遍，如今快要见面了，怎不欣喜若狂？卷诗书，整行装，上征途，意气扬!江流似箭，关山退两旁，怎及我归心更急，恨不得插翅飞翔!行看重整家园，欢聚一堂，同建新中国，共乐安康。[27] 这首描绘胜利归乡的歌曲刚一写出，就不胫而走，流行全国，因为它唱出了人们的心声。抗战胜利后，类似以“归乡”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然而，现实中，大部分难民仍处于有家难归的境地，政府工作效率极缓，交通迟迟未见恢复。一名政府公务员感叹道：“长江航运全部统制，黑市票高达二十万元，决决不是我这个穷公务员敢去问津”[28]，更何况一般民众。民众最初的欣喜与期待，于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殆尽，加上收复区物价飞涨、生活困顿，相形之下，接收大员却大发“胜利财”，民众对政府渐生绝望之情。所谓“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便是这一境况的真实写照。 三是遭遇身份歧视。战时在沦陷区，人们往往遭受多面的压迫，如时人所言“一面是敌兵，一面又是傀儡，同时还有困苦的生活逼得你去卖淫卖身，这真是千难万苦的境环”[22]，然而，光复之后，却要面对接收人员和投机商人异样的眼光，“最可恨的是那些胜利面孔……不少人似乎有一个共同性，那便是在心理上对于沦陷区的人民的一种歧视”，以致沦陷区的民众“除了忍受物质生活的艰苦之外，现在又加上一层无可告诉的精神上的压迫”[22]，人们讽刺道：“重庆飞来的人，把收复区的小狗，也看作是奸狗，因为小狗会为敌伪守夜”[29]。此外，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甄审”政策也引起了较为激烈的抵触情绪。1945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收复区各县市国民学校教员登记甄审训练办法》，规定“凡敌伪设立各级各类师范学校毕业之学生或曾在敌伪学校任教之教员，均应予以甄审并经短期训练考核认可后，方得分发国民学校任用”[30]684-685；12月21日，颁发《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职员甄审办法》；27日颁发《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甄审办法》《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学业处理办法》。这一系列的甄审法规，充斥“敌伪”“附逆”“汉奸”之语，令收复区师生反感不已。尤其是《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甄审办法》规定：“在敌伪所设具有政治性学校毕业生不得申请登记”，其他类型毕业生“应将国父遗教(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主席所著《中国之命运》研读完竣，并在书册内加以标点，批注读后心得，再另作报告一份，连同有关所习专门科目之论文一篇(报告及论文字数均应在两万以上)，一并于三十五年四月一日起至八月底以前呈送各区教职员甄审委员会”[30]686-687。对此，时人认为，造成同胞离散、遭敌奴役的责任并不在普通民众，而在于政府抗战不力，何况人人逃难后方亦不现实，因而“对于沦陷区的人们，不但要原谅，而在今日更得要抚慰”，政府施行的甄审政策虽然合法，但却“不合人情事理”“有关文化界心理的聚散，影响国家民族精神的统一”[31]。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认为，正是国民政府这一不得人心的甄审政策，将青年人推向了共产党[32]40。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甄审同胞的同时，却与日伪同流合污，民众疑惑之“胜利属于谁？”即出于此。抗战胜利之后，民众最直观的反应是身份之革新——从失败者到胜利者；随之而来的强烈诉求便是惩处日伪汉奸——这些昔日在沦陷区作威作福而无恶不作的敌人。 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军投降估计不足，并未充分做好接收准备，加之交通不畅等原因，国民党军队不能迅速机动到各受降地。为避免中共军队受降，国民党一面命令日军不许向其他任何武装力量投降，甚至可以使用武力抗拒；同时，要求日、伪军力量维护驻地秩序。因而，沦陷区常常出现这样荒唐的局面：战败之军，威武依旧；战胜之民，惶恐如昨。如在南京，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尚未能赶赴接收，老百姓乘船仍要受到日本宪兵的清查[33]。直到1945年底，“大量日军仍然保持武装，并被国民党政府用来驻守政府军队尚不能到达的华北铁路沿线各据点”[34]41，京沪铁路、芜湖防务，战后一段时间都仍由全副武装的日军来负责，“大战犯冈村宁次在战后竟充当了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蒋介石大量留用战犯和日俘，建立国防部第三研究组，到1946年6月，日留用、征用者概数为四万七千余名”[35]456，以致民众恍惚叹问“我们胜利了吗？” 其实，在日军正式宣布投降之前的1945年8月12日，蒋介石便以其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的名义，任命汉奸、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指挥，汉奸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指挥伪军，负责上海及杭沪一带治安；14日，又任命汉奸、伪江苏省长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接着又委任华北地区的伪军将领庞炳勋等六人分别为第一至第六路先遣军总司令[35]456；命令廖耀湘“收编驻在南京的伪军刘启雄师，并给以京畿东南地区‘剿匪’指挥官的名义，与中共军队作战”[36]。曾经从事卖国行径的汉奸，此时也开始积极活动，向国民党官员行贿，试图以做地下工作的名义开释罪责。人们为此疑问“汉奸乎？‘地下工作人员’乎？”对政府随意释放汉奸人员的行为提出质疑[37]，抱怨那些“自己也认为死定了的恶徒们，却出乎意外的可以爬起来走动，甚至活跃!自己也认为逃不出法网的奸商们，在漏网中优游而出，在工厂复员声中，长袖善舞，发国难财后又发国庆财!”[38]当时叶浅予的漫画《接收大员》就形象地刻画了如此场景：一个汉奸用钞票封住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接收大员的嘴巴![39]鉴于国民政府迟迟不愿审判汉奸，民众的愤懑之情也与日俱增。如在胜利八个月后的一篇文章写到：“我们最近很关怀这批逮捕已久，有名的大汉奸，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直到今天还是消息沉沉没有审判”“大家已是望穿秋水，希望当局从速把大汉奸审判一个下落。”[40]对于汉奸们在狱中的优厚待遇，民众更是愤怒至极：“在得势时摧残人民的汉奸，即使在‘狱’中也过悠哉游哉的生活；而抗战有功的军民，却遭着层层压迫与摧残”[41]。眼看着昔日汉奸仍逍遥法外、若无其事，一位国民党老兵愤愤地感叹“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们的胜利？”[21]一边是蒙难的同胞饱受胜利之苦，一边是战败的敌人仍旧嚣张得意。如此对比，可悲可叹。 客观而言，八年抗战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抗日，尽管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摩擦与反摩擦之争，但始终没有如同汪伪之流与侵略者合谋，因而也基本修复了在民众中的正面形象。抗战的胜利，使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声望都达到其巅峰状态，因而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国民党来说，接收日占区都是一次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良机。然而，接收过程中，收复失土丢失人心的种种行为，使得国民党的政治资源消散殆尽，民众对国民党可谓失望至极。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的成败归根到底是由政治决定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国民党从接收开始即埋下了内战败局之种子。这就是所谓“失民心者失天下”。 弱国外交：美苏争霸之产物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西方大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外交原则，在战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度成为盟友的美苏两国，在战后迅速成为冷战的主要发动者，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战略地位，加之战后满目疮痍、国力孱弱，也沦为大国的附庸和美苏争霸之牺牲品。反映在受降和接收上，原本是中国之内政，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国际”的烙印。作为最重要的两支抗日领导力量，国共两党在战后立即面临着如何受降的直接问题。尽管从法理上来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拥有合法的政治地位与身份，因而由其主导受降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缔造者和参与者，在抗击日军侵略中居功至伟，于情于理亦应参与受降。而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垄断受降权，完全将中共部队排除在外。 在美国看来，中华民国政府是“反对苏联在亚洲的扩张目标的唯一的统一的力量”[42]432，要遏制苏联，就必须给国民党足够的军事援助，以便有效抵抗共产党在中国的扩张。美国尽管不愿意中国爆发内战而使自己深陷其中，试图实现“脱身”策略，然而事实上对国民党的援助又造成了内战的事实。在蒋介石看来，美国对其的任何援助，都会被视为某种暗示或怂恿，助长其消灭中共的决心。⑤因此，美国既要援助国民党，又不想卷入中国的内战，事实上是“无法执行的政策”。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⑥还是出于战后新的世界格局，美国援助国民党进而卷入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战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是帮助国民党确立受降垄断地位；直接帮助国民党军队接收日占区，等。 在日本投降之前，于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及后续的讨论中，美英苏三国已经基本确定了战后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援助政策，这也是美国为了确保在战后亚洲主导地位的战略考量。8月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美国陆军部同时给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下达训令，要求其帮助国民党迅速将军队运送至中国各要害地区。事实上，国民党军队此时在西南和西北较为集中，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相比，距受降区较远，且交通运输状况并不容乐观；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则直接处于沿海一带的抗日一线，机动迅速。对此，美国总统杜鲁门于8月15日发布了“一号命令”，要求“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之日军司令官及一切海陆空军部队，均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43]436。与这一系列受降命令针锋相对，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并随后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敌伪发出通牒，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8月15日，朱德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指出“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顿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44]240。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内和平的大局，被迫放弃了夺取大城市的计划。 为了在事实上造成国民党军队接收的优势，美国甚至不惜默许国民党利用日伪军力量阻止中共受降，直接投入部队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正如杜鲁门所说的那样：“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45]76国民政府亦同样命令日军不许向国民党军队之外的一切武装力量投降，“必要时得使用武力，务必做到不使尺寸土地或一枪一弹落入共军之手”，甚至“如在接收前被共军所控制时，应在交接前由日军部队协助国军夺回固守之”[46]。据美国方面统计，日军投降后，美国共运了40万-50万国民党军队至新的阵地，派遣5万海军陆战队帮助国民党军在华北登陆，并占领北平、天津、平津以北的煤矿，以及该地区的重要铁道，由此国民政府才能真正实现对该地区120万日军的装备及物资的受降任务；同时，继续施行在日军投降之前就已经确定的援建国民党空军和陆军的政策[47]353-354。这些实际援助措施，极大地增强了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的决心与资本，也使得美国的“脱身”政策越来越不切实际。如果说，国共内战的起点始于战后受降与接收的话，那么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说间接参与了这场战争的发动。 相形之下，苏联在战后为了维护与美国在雅尔塔体系内确立的合作关系和既得成果，在对华政策上显得十分谨慎[48]，表现为对中共主张受降权的反应较为冷淡甚至不支持，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并在日本投降前夕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诺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47]179。尽管在后期，苏联在东北给中共事实上颇有支持，但这种支持并非出于主动，而是中共主动争取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出于对美国在华势力扩张的战术抵制和战略平衡。由于经历了八年抗战的磨难，此时一般民众对和平之渴望尤为迫切。美国的强势介入，招致了民众相当程度的反感。当时就有舆论认为，破坏中国和平的责任主要在美国和国民党。正是由于美国原子弹实验的成功和日本的投降，使得“美苏联盟”事实上并无存在之必要了，而美国便公然开始“布置周密的基地网，在日本和朝鲜培养反动势力，在中国不惜助长内战……把中国造成为一个坚强的大陆反苏堡垒”[49]。相比较而言，由于苏联的谨慎政策和毛泽东应邀参加重庆谈判，使得民众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颇有好感。为此就有舆论指责国民党，苏军在东北“不但撤兵，连条约上载明的铁路人员也撤退了，你们又有什么新制造的口实，还要坚持进行内战？”[50]。 远距离研判历史，固然有一目了然之快，然而，后人之见绝不如身处其中的当时人体会得更为真切。战后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然而，内中虚弱，时人更能有切肤之感。对于“强国”与“弱国”的理解，我们并不能比局中人体会得更真实。尽管中国由于其所处的地理和战略地位，成为各方笼络与争夺之对象，而如真有人以此沾沾自喜，那就贻笑大方了。时人指出：“一个强国有他够称为强国的许多条件，并非靠他人几声称赞，亦非靠‘自己读之可以摇头晃脑的八股文’。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人民之努力，尤须政治的清明。”[51]这既是对当时苏联的称赞之言，亦是对即将到来之胜利的警告。然而，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种种离心行为，使得民众失望至极。时人对中国“五强”之一的身份亦有讽刺之语。如在1945年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中国问题”列为重要议题之一，而“不得不劳‘三强’费心顾问，这与原来自处于‘五强之一’的地位岂非大有损伤……今其命运竟由它国支配，使吾人极感不安”，进而作者认为“中国之为大国，是理论上的存在，如何尽早把理论转化成为事实，端赖我们国人的自强”[52]。事实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主的政体，命运终究会操于他国之手，国家沦为“棋子”、人民沦为“鱼肉”，更不要妄谈自强。“弱国无外交”的道理也在于此。 余论：兼谈新政治史视野下的抗战史研究 传统政治史以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为研究对象，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人们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及相关重大问题贡献巨大。然而，随着时空变化，在过去毋庸置疑乃至成为常识的若干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却遭遇了重大挑战，“事件史”研究的困境与尴尬也随之而出。表现为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事件”所处的“局势”和“时段”，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得到更替，不可避免地使成为历史的“事件”走向孤立甚至被抛弃。⑦这一方面受制于传统史学研究的局限——“将事件本身当作独立自足的研究对象，而不太在意事件背后的结构因素”[53]，同时也是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兴起的一种响应。然而，无论是新政治史研究注重多学科交叉、多视角切入，还是年鉴学派注重“中时段”“长时段”的研究，⑧“事件”作为构成历史现象、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终究是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领域。那么，新政治史研究如何恢复政治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如何既关注“事件”，又关照其所处的“时段”？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或许能够成为一个突破口。简言之，“事件路径”的历史不仅将“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探讨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切入点，“关注对象从事件本身转向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和结构”[1]。如传统的抗战史研究，以线性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宏大叙事的基础，往往是孤立的、静止的。改革开放之后，抗战史研究出现了一个飞跃阶段，表现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地区(区域)研究的兴起、“中观”“微观”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其意义重点在于对传统意识形态框架的挣脱。例如，对国民党抗日战场的研究和著述实现了重大突破、把抗战史与中共党史区别开来，等等[54]。然而，新世纪以来，在抗战史研究外延不断扩展的同时，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对新事件的关注，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一些原本已经得到深入阐释乃至得到公认的历史叙事又变得模糊起来，如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借此贬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功绩——这在手法上并不比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指责有多少高明之处——甚至断章取义地抽取一些本来富含整体历史感的语句，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军事体制的素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为国共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关键看谁把握得更好，谁的主张更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谁的策略运用得更为得当[55]。进言之，抗战的胜利，对于国民党来说，更是一次相当难得的机遇。然而，结果如何，历史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结论。 收稿日期：2015-06-03；修回日期：8015-08-11 注释： ①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国共的受降之争、国民党接收工作中的腐败及其对经济稳定造成的恶劣影响，研究内容之新意略显不足。汪朝光的《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也有少量的研究成果涉及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如张盛发的《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 ②路育松、吴楠：《努力填补“中国战区受降”研究空白点——“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胜利69周年专家学者座谈会”举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2日。然而，这一呼吁仍是针对受降作为一个“事件”的历史研究而言的。 ③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章“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④也称“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关于该团成立时间，有多种说法，本文采用6月说。参见《敌伪产业接收调查团成立》，《金融周报》1946年第24期。 ⑤有研究者指出，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继而占领沿长江一带有争议的地区，就是在罗斯福总统刚刚批准一亿美元的军事贷款给中国之后所发生的事。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1页。 ⑥美苏的对抗，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对抗，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两国的对外政策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不仅表现在对中国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在对日政策上亦有所反映。如在战后，美国为了反对日本政府内部的左翼，就曾利用战犯继续对付左翼力量。这也影响了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⑦这里的抛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研究对象，“事件”的说服力大大降低，而不断招致否定和怀疑；二是指作为研究方法，传统的“事件史”研究逐渐被边缘化。 ⑧在布罗代尔看来，“研究历史的主要途径就是将它视为一个长时段”，借助它，“可以揭示出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所有重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它是唯一一种能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整体的语言”。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之《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历史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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