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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遥小额贷款公司的调查
对于平遥模式“票号”的重生，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中国迷茫已久的“草根金融”的一次重大胜利，将有助于整个金融生态体系“种群”的多样化和健康和谐发展。
中国的“票号”在消失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回到了它的发祥地，平遥是幸运的。但是这种轮回是历史前行中的一次偶然相遇还是必然选择？相隔一百余年的两种“票号”有着怎样的渊源和差别？后者又将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和发展空间？而这种“转基因”票号在今天的土壤中又该怎样茁壮成长？
平遥票号以现实的方式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央行寻找突破口
其实早在２００５年５月份，央行便在北京召开了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四个省分行主管行长和金融稳定处、货币信贷处处长联席会议，也即外界广为关注的央行ＮＧＯ（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试点工作座谈会，就小额信贷组织成立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研究与部署，以期为中国日渐兴盛的民间金融寻找突破口。
当时会议对于这一组织划定的大原则是“只贷不存”，但是在此基础上对于小额信贷组织的资金来源却一度出现了分歧，与会者大致提出了三种解决资金来源的方式，一种是自有资金，第二是受赠资金，第三是委托人的转贷资金（即委托人通过银行将资金转贷给小额信贷组织）。然而总行似乎更倾向于使用自有资金来组建小额信贷组织，因为这在法律上将不会遇到更多的障碍。当时的会议还明确表示，自有资金的来源不超过５个自然人；小额信贷利率实行放开，但不能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在试点省各选择一个县开展试点，小额信贷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进行，原则上不能跨区域经营。然而当时并没有对组织的性质进行明确界定，外界的观点是它不能被定性为金融组织，但也不是企业，因为它不在《商业银行法》的调整范围内，由于不是简单的公司行为也不隶属于《公司法》，应该是一种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尽管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会议还是明确了四个省份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的具体工作部署。有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央行之所以急于施行这一探索性工作，显然是日趋庞大的民间金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
民间金融规模惊人
据一份来自民间的调查报告显示，早在２００３年底中国民间金融规模已经处于７４００亿元至８２００亿元之间，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而农户中也只有不到５０％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同时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
而来自官方的“２００４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也同样显示，２００４年中国各个地区直接融资比重较低，民间融资趋于活跃，该年度中国民间融资总量在１４亿元左右，相当于当年贷款增量的１／３以上。据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杭州、福州、石家庄、太原、郑州等中心支行调查监测，２００４年企业内部集资和民间借贷大量增加，民间借贷利率明显上升，浙江省、福建省、河北省、山西省民间融资利率水平大多集中在１２％～３０％，极个别达到４０％；而浙江省温州市、山西省朔州市、江西省上饶市的高利率信用借贷额分别约占当地民间融资总量的９０％、８０％和６６％；同时在这些民间融资中，浙江省宁波地区约８５％用于生产经营，温州地区约为９３．３％，福建省约为９８．２％，山西省约为６５．５％；而另一项在江西省的抽样调查则显示，民间融资的偿债率已经达到了９５％以上。
报告对这一现象分析后认为，２００４年民间融资在发展中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四个新特点：一是融资活动半公开化，二是融资行为渐趋理性，三是生产性融资比重高，四是利率水平明显上升。中国民间金融的兴盛已经达到了需要彻底重新审视和尽快有效疏导的地步，而根据另一项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９５００亿元，占ＧＤＰ６．９６％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５．９２％左右，这显然更加令人吃惊。
山西找回了金融感觉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央行明确要求四个省份务必在当年年底放出第一笔贷款。
山西显然对这一决定充满了莫大的热情。会议刚一结束，山西即开始了实质性运作。至６月１３日，太原人行拟定完成《山西省ＮＧＯ小额信贷试点实施方案》，并于当日向主管金融工作的原山西省副省长王昕递交了《关于在我省开展ＮＧＯ小额信贷试点工作的请示》，称，建议由省政府牵头，组建包括太原人行、省银监局、财政厅、农业厅、林业厅、工商局等成员单位在内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６月１４日，王昕副省长作出批示：“同意”。领导小组立即组建，王昕任组长，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巨宪华、太原人行行长毛金明任副组长。随后，小组又对实施方案做了进一步完善，并要求到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信贷组织开始正式营业。而此时所要做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对于一个具体试点县域的选择。
平遥在这时走了出来。
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会城市太原的南端，东连祁县，南靠沁源，西邻汾阳，北接文水，总面积１２５３平方公里，辖５镇１９乡，全县现有耕地７１．３万亩，总人口４８．５万，其中农业人口达４２万，农村经济以养殖业和种植业为主。
２００４年，平遥县财政收入为２．３亿元，增幅为１５．３１％，平遥县长李定武对平遥经济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就三个产业来看，农业基础条件比不上祁县、太谷，工业从产业规模、质量提升等方面远远比不上介休、灵石，就是正在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也仅处于投入期，还没有进入回报期。”平遥县显然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县域，却存在着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据统计，２００４年，平遥有６亿多元现金在银行体系外自由流动，而于２００４年告破的北方第一大案“山西璞真集团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所涉及金额达６．６５亿元，受害民众逾５万人次，其中大多集中在平遥及其周边地市。在璞真集团经营最辉煌的２００２年，平遥一地往“璞真”投入的资金达到了１．６４亿元，这一年平遥县全年财政总收入仅为１．５２亿元。
为什么是平遥
一方面是巨大的民间资本，而另一方面，历史上平遥不可一世的钱庄票号让今天的平遥人秉承了祖宗们更多的金融意识，在料理民间金融时平遥人创造出了私人钱庄、赌场高利贷、类似“璞真”案中的财富信托计划等多种经营方式。与此同时，平遥曾经发达的针织业经营获利者、肉食品加工业者（平遥牛肉享誉全国）以及焦炭和小煤窑经营者为这种地下金融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也成为了真正的供给主体，令平遥的地下金融业日渐壮大，长盛不衰。
而与这种活跃的民间金融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平遥现有金融机构贷款的集体低迷。据统计，平遥县目前有工、农、建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发行、信用联社、邮政、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共计３２家。２００４年底该县金融机构（含邮政储蓄）储蓄为２５亿元；但同期各项贷款仅为１２亿元，连续三年的存贷比均不足５０％。其中平遥县农信社的存贷比为６９．７％，农户贷款仅相当于其存款的５８％；而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农村的平遥县邮政储蓄则将２亿元资金全部直接上存人行。几乎停滞的县域银行贷款不可避免地为民间金融的活跃提供了充足空间。
凡此种种，平遥毫无悬念成为了山西此次金融试点工作的首选。因为按照山西的实施方案规定，作为ＮＧＯ小额信贷试点工作的试点县需要具备四个指标，一是该县为欠发达县，农业和私营经济有一定基础，有相对较多的农村经济主体，具有较大的农村信贷需求；二是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不足，农村金融服务薄弱，依赖外部资金来源，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运作；三是资金持续外流；四是地方政府持开明态度。这四点平遥显然拥有全部。
试点悄然启动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２日，平遥小额信贷组织筹备组成立，平遥县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县长温启华任组长，人民银行平遥县支行行长杨祁平任副组长，组员包括平遥县有关经济部门和县人行有关业务股室的负责人。随后筹备组出台了“山西省平遥县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其总体思路是依托民间资金，投资人是自然人，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及国家事业单位人员不能参与，发起人的资金必须是自然人的合法现金，以３至５个发起人为一组，每组出资额不得少于１５００万元，筹建一个或多个在工商部门注册，按照《公司法》设立，只贷不存、不吸收公众存款、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为重点，然后根据政策协调情况，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邮政储蓄机构及国内外其他资金。
平遥由此再一次站在了中国金融业的风头浪尖，一个沉寂了近百年的金融重镇终于在这一刻重新找回了一点昔日的感觉。
“新票号”能否唱响“票号曲”
前车之鉴令人心悚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
按照央行的部署，在２００５年年底小额信贷组织便要正式成立，并发放贷款。“山西省平遥县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也明确了进度安排：１２月中旬向社会公布招标公告，并确定小额信贷组织中标发起人；１２月下旬组建小额信贷有限责任公司，年底开业放贷。时间显然紧迫。
与此同时，未来组织风险如何控制，责任由谁来承担等等问题也让平遥的筹备小组顾虑重重。虽然央行有言在先，在如何组织推动试点工作上“不论如何推动，都要有免责条款，不要陷进去”，但是平遥方面仍然显出了无限担忧。因为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平遥的民间金融阳光化努力就已开始。当时，为解决三农贷款不足问题，平遥采取由政府主导设立基金会的办法，由基金会向农户吸收存款，存款利率略高于银行，再由基金会向需求农户发放贷款。但由于政府管理基金会，产权不明晰，后来便将资金多数贷给了乡镇企业，接着就是不断的呆账和坏账产生，贷款收不回，存款无法支付，最终使事态恶化，政府不得不出面埋单，这也造成了县财政的长期拮据。前车之鉴让平遥方面至今心有余悸。
高风险难住投资者
这只是困难的一方面，另一个困难则是对于投资人的确定。平遥县委新闻办主任赵永平说，他曾经找过好多老板谈及民间小额贷款的事宜，但是这些老板大多不感兴趣。首先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缺乏根本的借鉴和本应具有的经营经验，从而也就无法预料其经营前景，风险是他们的一个顾虑。另一方面，按规定基准利率最高４倍的收益对他们来说缺乏更大的吸引力，如果投资煤炭、冶金等山西目前的热门行业，利润无疑要大的多。以上千万元投资一个似乎风险重重却又利润不高的陌生行业，显然是不值一试的。投资者的缺乏一度成为了困扰平遥试点的主要困难。
但是世上总有敢于最先吃螃蟹的人。平遥县的民营企业家王治信、韩士恭、郭兴金、雷锦魁等人最终走了出来。
王治信，现任山西省平遥鑫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从事多年煤炭运销工作。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王治信出任平遥县煤炭运销公司经理一职，后在县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对煤炭运销公司进行改制，以一套人马两个班子的形式组建鑫盛煤焦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又与峰岩集团公司共同组建了山西省平遥鑫隆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逾４亿余元。
农民企业家韩士恭是平遥县政协委员，上世纪８０年代创办平遥县四贡煤化公司，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目前已发展到全公司占地近二百亩，固定资产总值５０００万，共有职工５００人的规模，产品主要为精煤、冶金焦、煤焦油、粗苯等，与此同时它还是平遥县城热、气的主要供应者。
另外几家有意投资小额信贷组织的企业是郭兴金担任法人代表的平遥县第二煤矿、成立于１９９５年的山西省煤运公司晋中分公司平遥兴华焦化厂、平遥县煤炭运销公司等四家煤焦企业。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９日，平遥县举行小额信贷发起人招投标仪式，以上企业全部中标，其中鑫盛煤焦有限公司、平遥县煤炭运销公司、平遥兴华焦化厂等四家企业共同出资１７００万元组建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平遥县四贡煤化公司、平遥县第二煤矿共同出资１６００万元组建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７日，两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平遥县正式挂牌成立，至此中国首批民间信贷公司正式浮出水面。
平遥模式能否重现辉煌
最终成立的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具体经营方针和模式与最初的实施方案并无多大出入，其具体运作方式为：均由民间投资人的自有资金独立投资组建完成，原则上只贷不存，贷款对象以三农为主，重点是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流通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为三农服务的其他经济实体，三农贷款份额在整个放贷比重中不得低于７０％；对于贷款金额的要求是单户金额最多不得超过１０万元，５万元以下的农户贷款比例不得低于７５％；同时在接受委托贷款中，单笔不得低于５０万元，余额不得超过自有资金的三分之一；利率则以银行基准利率４倍为上限自主定价。
同时，为了控制试点公司的风险，要求其资本金不得低于１５００万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８％；当小额贷款公司不良资产超过１０％时，将停止接受金融机构的批发资金和有关实体的委托资金，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呆坏账准备金冲销呆账，并且以资本金余额的１０％、负债资金的８％作为风险投资保证金。同时经营范围只能在平遥县域内，目前不得跨县经营。对其的监管由县实施小组和省、市两级人民银行共同进行。
对于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经营前景，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雷锦魁显得比较乐观。雷锦魁跟随王治信多年，是王真正意义上的大管家，虽然雷锦魁一再自讽自己在公司没有真正职务，但是事实上公司的主要事务均要雷来决策和谋划。鑫盛集团之所以有兴趣来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王治信听取了雷的建议。在雷锦魁看来，金融行业永远不会倒掉，而且在今天这种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无比稳定和繁荣的形势下，只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为此雷锦魁给这个小额贷款公司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日升隆”。
外界盛传雷锦魁是中国银行业鼻祖雷履泰的后人，“日升隆”的名号也是在昭示试图重振昔日“日升昌”的雄风，但是雷锦魁却对这样的传闻予以了否认，他说，自己并不清楚家族上与雷履泰的渊源，而且投资金融业只是看到了它广阔的前景。平遥人自古就有经营金融行业的理念和传统，而且平遥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中央的政策正好给了公司这一契机，而且主要业务集中在５万元以下，基本不会有什么风险。
最怕资金链中断
目前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经在挂牌当日向６户农民象征性地发放了每笔５０００元的贷款，但是公司仍然没有真正运营，预计正式运营将在１月中旬。现在公司正在为日后的办公、经营场所、人员配置、规章制度的订立等多方面工作进行紧张的筹备，工商执照也正在办理当中。
据雷锦魁介绍，目前公司暂定了９个岗位，具体经营中的各项制度将邀请各个银行的人来协助完成。而对于未来贷款利率的确定，雷锦魁表示肯定不会达到银行基准利率的４倍，在此次放贷的６笔业务中，利率不到银行基准利率的２倍。
雷锦魁说，在未来的经营中利率也基本确定在这一范围之内，因为贷款者只有保证达到６０％的经营纯利润才能承担得起２００％的贷款利率。作为以三农为主的贷款对象，他们的经营利润显然没有如此高额，如果利率定得太高势必会阻断贷款的发放。
在未来的发展中，雷锦魁称，最大的担忧是经验的不足和资金困难，在此次的招标验资中，１７００万注册资本也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得以通过的，未来经营中虽然不会一下子贷出１０００余万，但是一旦出现资金链的短期中断，对于公司的打击也将是致命的。
与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相同，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也同样没有正式运营，虽然在挂牌当日也放出了４笔５０００元的贷款，但目前公司的经营场所还没有确定，据平遥县四贡煤化公司的一位副总介绍，公司不会设在平遥县城，而会在邻近的一个村镇选址。但是与日升隆不同的是，晋源泰明确宣布了今年的发展计划，预计到年底将把资本金扩大到３０００万元，争取２００８年底达到１亿元。
两个民间信贷公司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他们显然已经对前景充满了信心。
背负多重使命艰难前行
与日升隆和晋源泰的经营者们不同，外界则对这两个小额信贷公司的前景保持了谨慎态度。
作为中国金融业中的一个新生儿，它从诞生之初起便背负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沉重期待，政府更多地希望它能填补城乡金融沟堑，忠实服务三农；央行更多希望它能与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展开竞争，规范和引导地下金融走向阳光地带，有利于宏观调控；而作为发起人的经营者们则希望得到的是丰厚的经营利润。各方的期许不一让它的发展左右为难，顾虑重重。
央行为了规避金融风险，目前暂定这类机构“只贷不存”，不允许其吸收存款，只靠发起人的资本金和有限的捐助资金运营。虽然按照有关规定，“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金融牌照，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吸收存款，”但是平遥筹备组组长温启华明确指出，这将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至少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而条件成熟的标志则是这两家试点能够规范运作，其贷款投向能实现最初扶农目标。因此有专家担忧这势必会给这种小额贷款组织带来资金延续上的困难，从而导致其只能停留在试点阶段，无法壮大发展。
另一方面，小额信贷公司作为一种具有商业性的民间金融机构，理应纳入金融监管，但是目前银监会仍未出台相关的监管办法，而现在目前出现的平遥模式则由当地的金融领导小组管理，出现官督商办的现象，虽然该组织在成立之初平遥方面就要求做到产权明晰，并表示政府只负责引导、推动、制定游戏规则，但仍有人担忧小额信贷公司在此种土壤中会重蹈农村基金会的老路。为此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副行长郭保民说，商业化小额贷款公司，一定要体现商业化和盈利性，不是政府和监管部门说了算，也不是哪个股东说了算，一定要做到市场和股东大会说了算。
就此有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央行的这种双重目标很容易将商业性与政策性混淆，因为私人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不可能只为农村金融“做贡献”，而央行对其经营项目、经营范围、经营区域、经营手段的重重限制则体现的是对民间金融无序的重重担忧，要消除这些担忧绝非易事。不仅如此，民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管理与当前的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内容都有一定冲突，这更加剧了民间小额信贷的生存艰难。
当然也有专家乐观地认为，日升隆和晋源泰的诞生拉开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序幕，他们的发展必将导致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新调整，其存贷经营模式一旦成形，无疑会给中国整个金融格局带来重大变革，最终形成各方资本公平逐鹿的崭新金融市场。
倘若如此，平遥不仅是幸运的，平遥也无疑是骄傲的。
山西票号兴衰史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晋商创办经营，所以也叫“山西票号”。开办最早的票号则是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成立于清道光三年（公元１８２３年），总号设于山西平遥西大街，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经理为细窑村雷履泰。其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乾嘉年间已资财雄厚。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逐渐发达，营业对象大都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当时有“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说法，票号从此成为了一桩很能赚银两的生意，估计从道光到同治年间５０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分红达２００万银两以上。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祁县、太谷等商号大贾竞相仿效设立或改营票号，山西票号总分号在国内外达４００多个，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平遥更是票号云集，相继有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天成享、新泰厚等２１家票号崛起，独领金融风骚，成为清时全国金融中心。
山西票号在１８９３至１９１０年间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红利每股都要分到一、二万两以上，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外，营业领域之大，为中国商业机构所罕见。但是随着西方金融业的兴起，以及国内时局动荡等多种因素影响，票号最终开始由盛转衰。１９１４年农历９月，在金融界活跃９０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宣告倒闭，这对当时中国的金融业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大公报》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其倒闭之三大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第三，京号经理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有此三种近因，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