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与太平洋战争爆发_太平洋战争论文

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与太平洋战争爆发_太平洋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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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1941年7月,日本先后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和南部,迈开日本南进的第一步,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整个东南亚、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野心,进一步激化了日美矛盾,终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太平洋战争是日美在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但日本入侵法属印支事件则是日本下决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步骤。本文主要探讨日本入侵法属印支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关系。

二、三十年代,日本军部和内阁对于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一直存在着北进和南进之争。所谓北进就是指日本以占领中国为前进基地,向西伯利亚扩张。所谓南进也是以征服中国大陆为基地向东南亚一带扩张。自日本北方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后,日本统治集团极为仇视,一直把苏联的崛起“看作是它的大陆扩张的障碍”和“头号潜在敌人”。①把对外侵略扩张的矛头对准苏联。北进方针在日本军部中在很长时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推行其北进方针的重大步骤。1932年2月,日本内阁发布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明确提出,“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②此后,日本陆军特别是关东军每年都制定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作战计划,并举行针对苏联的军事演习。

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内阁制订《国策基准》,指出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③这是日本把以苏联为敌的北进政策和以美英为敌的南进政策正式列入基本国策的标志。但日本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首先必须中间突破,占领中国,作为其进一步向北或向南扩张的基地。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中国关内大片领土,作为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第一步。对于侵华战争,它本想速战速决,争取在短时间内解决“中国事变”,以便腾出手来扩大侵略战争,或是北进或是南进,实现其称霸东方的野心。但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反抗,以及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后,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来越分散,至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后,已无力对中国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了。中日战争转入长期相持阶段,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和军部以速战速决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遭到失败。与此同时,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日军先后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发动对苏联的试探性的军事挑衅行动都遭到惨败,使日本军部的北进国策开始发生动摇。

此时,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正走在十字路口,中日战争的长期化要求日本国内政治、经济迅速转向战时体制,大规模地扩大军费开支。但基础十分脆弱的日本经济无法承受因扩大战争规模而带来的巨大压力。物资严重短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迅速上升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统治集团,加剧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矛盾。摆在日本统治集团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国事变”,从越陷越深的侵华战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就在这时,欧战形势急转直下,1940年希特勒德国占领了大半个欧洲。法国败降,英伦三岛被困。日本法西斯更是急欲步希特勒的后尘,在亚洲大肆扩张。“德国人的胜利就像烈酒一样进入日本沙文主义者的头脑,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实现自己扩张美梦的黄金时机”④。

1940年春,日本正为海外供应的原料,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能否确保而担忧。英、法因战时需要,已限制从它们的海外殖民地输出原料到日本,而日本同美国的经济关系正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本来,日本的全部或部分石油、橡胶、特殊钢材、铁矾士、皮革、棉花、羊毛、麻类、油脂等重要战略物资必须依靠从美、英及其势力范围进口。另外,作为工业基础的工作母机实际上也大部分不得不仰赖于美国。1939年7月,美国已明确宣布,1940年1月到期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不再续约。并于1940年6月对工作母机实行禁运,7月,把石油、废铁追加到需要批准的输出品项目中。日后,美国随时可能对日本实行石油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的禁运。于是,“取得南方资料以摆脱经济上对美、英的依赖,巩固自给自足的态势,便被看作是自存自卫上必不可少的要求”⑤。

日本统治集团看准德军的攻势使欧洲形势发生了变化,便乘英法等西欧列强对亚洲殖民地的控制减弱之机加紧向南方武力推进。一方面可从中南半岛完全切断援华道路,使“中国事变”得以解决,另一方面可以乘机入侵东南亚,建立自给体制。

1940年7月27日,即法国败降不久,日本大本营、政府内阁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认为:“目前帝国的当务之急在于迅速从历来依赖英美的状态下摆脱出来,以日满华为基础,大致以印度以东及澳洲、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为一环,确立自给自足的态势。今天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⑥可见,日本对从中国大陆脱身出来,扩大侵略战争,已经急不可耐了。但怎样才能迫使重庆政权屈服,以便从中国脱身呢?《纲要》要求:“设法集中政略战略的综合力量。尤其应尽一切手段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⑦

日本南进决心下定后,矛头指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法属印度支那。因为,第一,它的军事价值首先在于切断援华运输线。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美国援华物资入境主要依靠中越、中缅运输线。如果日本占领法属印支,切断滇越铁路,进而切断滇缅公路,断绝国际援华通道,“那么,蒋介石在发现自己陷于孤立之后,可能会同意缔结日本所希望的那种和约。”⑧可见,日本把断绝中越、中缅运输线作为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一招。而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又是它建立以“日满华”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前提。由此可见,法属印支在日本对外扩张的战略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属印支和中国接壤,是南洋各国中离中国大陆最近一个地区,日军以南宁为基地进攻越南仅82哩,距河内和海防出只有165哩。日本南进在地理上以印支最为便利。

第三,日本南进攻击的重点是英国在远东的军事要地新加坡,而新加坡距日本南进中使用的最大军事基地台湾1800哩,路途遥远,补给困难,而且易受来自香港和菲律宾的攻击。“若占领越南,不仅可以加强对中国的威慑,而且可以突袭新加坡,使英国遭受法国和荷兰同样的命运”。⑨可见法属印支在日本南进战略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第四,越南的物产极为丰富,盛产大米、橡胶、玉黍、煤、铁、锰、锡、钨及黄金。占领印支可以部分缓解日本当前战略物资十分短缺的燃眉之急。

鉴于上述原因,日本大本营、政府内阁7月27日联席会议通过的《纲要》中明确提出:“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力求彻底断绝其援蒋行为,同时迅速迫使其同意我军担负补给任务部队通过和使用机场等,并力求取得帝国所需的资源。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武力”⑩。

早在一个多月前,1940年6月19日,即德国占领巴黎后第五天,日本政府就乘机要求法国“关闭中越交通,同意日本政府派出的监视团到法属印支以保证完全禁止援蒋物资的通过”(11)当时,法国面临崩溃,卖国贼贝当已组成新内阁,很快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全面封锁法属印支运输线,并同意日本派遣监视团到印支执行监督。7月,英国也答应将封锁中缅运输线三个月。

7月2日,日本向法属印支派遣了以西原一策少将为团长的监视团,在印支设置了常设办事处。西原除执行监视任务外,日军参谋本部还指示他与法属印支当局交涉,使之答应向日军提供补给,允许日军通行和使用机场等。日本此举的目的之一在于“在法属印支北部物色可供对昆明方面进行空中作战的基地”。(12)同时,也可“适应形势变化,对第三国进行战备”。(13)亦即对英法准备作战。日本的这一要求遭到法属印支总督的拒绝。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与法国驻日大使安里直接交涉,日本以尊重法属印支的领土完整和法国的宗主权,及日军的进驻只限于“中国事变”尚未结束期间为条件,诱使法国接受日本要求。8月30日,双方原则上达成谅解,签署了松冈—安里协议。

日本把有关进驻细则委交日本当地驻军直接与法属印支当局交涉。9月4日,日本监视团团长西原一策和法属印支当局就日军进驻印支北部问题达成了协议。规定“日军要等到载有具体细则的正式协议签订之后才可开入印度支那”(14)但这时日军急于经由印支北部海港把驻守在广西西部的第5师团调到上海地区集结。9月6日,日军擅自越过边境进攻凉山的法军,法属印支当局立即宣布9月4日协议无效。9月14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华南方面军司令,进驻法属印支北部的时间定为9月22日零时以后(后改为23日零时以后),进驻时如遇法军抵抗,就行使武力。

经双方再次谈判,9月22日达成具体协议,日军获准使用东京省内三个机场,允许在这些地方驻扎六千名日军,并可取道东京省运送二万五千名以内的日军进攻云南的中国军队。(15)尽管达成具体协议,但日军进驻过程中气焰十分嚣张,9月23日,日军向凉山法军发动突然袭击,双方进行激烈战斗。25日法军投降,才结束战事。26日,从海路进驻的日军又轰炸了海防。至此,日军完成了对法属印支北部的军事占领。

日本在军事上完成对法属印支北部的军事占领的同时,9月27日在柏林同德、意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约定,当缔约国“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国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16)这显然是一个针对美国、以军事同盟为基础、力图打破现状、重新瓜分世界的条约。日本在这个时候加盟德意,结成军事同盟,其动机除了借助德意在欧洲军事上取得胜利的余威,东西呼应称霸东方外,在外交上还另有一番打算,按照松冈外相的设想,日本寄望于德国斡旋日苏关系,充当日苏亲善的“公正的中间人”(17)在此基础上,订立日德意苏四国协定,迫使美国退出亚洲,以解决“中国事变”,并解除日本北方威胁,使日本无所顾忌地放手南进。日本估计,一旦向南推进,必然要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也是日本在将来一旦与美国开战时,求得德意声援的一种外交准备。日本对法属印支北部的军事占领及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大大加剧了日美之间的矛盾。

日本和美国在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矛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日益突出。1922年华盛顿体系的建立,日美矛盾虽然以日本的妥协退让得以缓解。但华盛顿会议后,日美在争夺中国的权益上展开了紧张剧烈的竞争。日本处心积虑地以美国为假想敌,随时准备以武力打破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太平洋秩序”。美国也以日本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向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以武力制造“九·一八事变”,对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有利于美国的远东国际秩序进行公开挑战。但当时美国正处于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考虑到美日贸易关系密切,加上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掣肘,美国对于日本武装侵略我国东北没有采取任何反击措施,只是要求日本遵守国际公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华北向华中、华东和华南进攻,并封锁中国海岸,严重侵犯了美国在华利益。这时,美国已摆脱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罗斯福对日政策开始有了转变,先后发表一系列演说,声明、照会,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如1939年5月,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的建议,通过了庞大的海军扩建计划。7月,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于1940年到期后不再续约。显示美国对日本的扩张不再置若罔闻。但这些措施十分克制,表明美国还没有下定决心对日本的扩张实行严厉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如果对日本施加经济制裁,美国就得承受最沉重的负担,因为美日之间的贸易额为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总和的两倍。而如果经济制裁导致战争,美国也同样得承受最沉重的负担”。(18)

直至1940年9月,发生了日本入侵印支北部事件及德意日三国结成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美日关系才发生了重大转折。美国对日本入侵法属印支北部反应强烈。这时,美国虽然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还没有准备好用武力约束日本。但由于日本长期依赖从美国输入重要战略物资,美国手中掌握着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武器,即它认为必要的时候,随时对出口到日本去的物资实行禁运。

9月25日,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第二天,罗斯福下令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并抽回美国在日本的投资。英国也于10月8日宣布重新开放援华的缅甸运输线。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当天,罗斯福又宣布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和50架截击机。罗斯福在竞选连任总统获胜后,12月10日批准铁矿石、生铁、钢以及钢制品对日本实行禁运。罗斯福在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中,严厉谴责德意日三国同盟,痛斥法西斯国家所要建立的“新秩序”是“复辟最古老和最恶劣的专制暴政”(19)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加紧扩军备战,扩充陆军,不断增加国防费用。

但是应该指出,截至1940年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只是在局部的有限范围之内,日本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仍不属于禁运之列。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斯克都主张对日全面禁运,但遭到美国军方领袖马歇尔和斯塔尔的反对,罗斯福也不赞成对日采取激烈措施。在11月底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赞成国务卿赫尔的对日政策:“打一场后卫外交战,而不是相逼太甚以致使日本为获得军需补给而攻击荷兰(指荷属东印度),用这个办法来尽可能继续使日本放慢它的战争步伐。”(20)1941年1月,两名美国传教士从日本回国,带回了近卫内阁关于解决日美分歧的非正式建议,虽然罗斯福对通过谈判能否解决美日分歧持怀疑态度,但还是鼓励与日本进行对话。

罗斯福不赞成对日立即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原因有三,第一,美国还没有在太平洋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它的扩军备战刚刚起步,大量民用工业还未转入战争轨道;第二,国内孤立主义者极力反对美国参战。罗斯福为争取第三次竞选连任总统取得成功,消除选民对美国可能卷入战争所怀的忧虑,10月30日在波斯顿发表演讲,向全国选民中的父母们保证:“你们的孩子不会被派到国外去打仗”;(21)第三,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支持英国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比美国单独对付日本更为重要。法国败降后,希特勒的侵略势力席卷大半个欧洲,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而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虽然严重地损害美国的利益,但还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美国一向认为纳粹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1940年9月28日,即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罗斯福召开高层决策性会议,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在大西洋对德国的侵略扩张采取攻势,在太平洋对日本采取守势。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再次强调:“希特勒是人类公敌”,“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败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22)。

因此,美国对日本采取既敞开谈判大门,又继续保持一定压力的政策,力图通过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赢得时间,增强军事实力,迫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以避免或推迟同日本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而日本方面对美国开战的准备工作也尚未就绪。为了放手南进,日苏关系也有待调整,为摆脱中日战争长期化的困境,日本也希望通过日美谈判诱使美国向国民政府劝降。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突变。原先日本设想的“三国同盟”是以日德苏三国合作为前提而缔结的,“由于德苏开战,这一前提消灭,苏联加入了英美阵营,我国便面临必须以美苏两国为敌的最险恶的事态”(23)北进派急先锋、日本外相松冈得知德苏开战的消息后,便上奏天皇,建议立即对苏开战。30日,德国正式要求日本对苏参战。日本军部对此议论纷纷,有主张与德国相呼应,乘机进攻苏联的即刻北进论,也有主张乘机南进的即刻南进论。当天,日本大本营、政府内阁联席会上最终通过了避免立即介入德苏战争的提案。

德国突袭苏联虽然使日本的对外政策一度陷于混乱,一时为日本的北进论提供了十分诱人的时机,但冷静思考,权衡全局,日本的根本出路在南方。因为北进对日本来说,不但在军事上行不通,而且在经济上也无所得。根本解决不了战略物资上的燃眉之急。而南方盛产石油、锡、铝矾土、橡胶、大米和奎宁等。这些物资都是日本维持战争经济必不可少的。据东条在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供称,日本在德苏战争爆发前就已决定进攻荷属东印度。(24)6月21日,松冈对德国驻日大使奥特说,日本不准备同荷属东印度恢复谈判,日本将使用武力。日最高统率部认为,作为进攻荷属东印度的第一步,必须先得到印支南部的海空军基地,以便给远征军提供足够的掩护。(25)6月25日起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上,首先批准了进驻法属印支南部的《关于促进南进施策的方案》,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又作出《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无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首先,根据《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贯彻执行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各项措施,借以加强向南方扩展的态势。帝国为达此目的,不惜对英美一战”。(26)

7月12日,日本驻维希公使加藤接到命令,要他向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提出如下交涉:日本向印支南部派遣必要数量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日军占领柬埔寨和交趾支那的8个空军基地;租借金兰湾和西贡的两个海军基地;日军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如果维希政府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将继续保证印支的领土完整和法国的主权。否则,“印度支那的局势或许会发生严重的变化”,(27)这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同时,松冈外相还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德国向法国施加压力。日本还警告说,达尔朗务必在7月22日下午6时前答复。限期一到,不管法国同意与否,日军将开进去。7月21日,达尔朗接受了日本的要求。23日,双方就日军进驻印支南部的细节达成协议。28日,日军开始进驻印支南部。

日本在分开发布日军进驻印支南部的消息之前,于7月25日训令驻美大使野村将日本进驻印支南部的意图通知罗斯福,说明进驻的理由是为了自卫,并强调日本将始终努力改善正在谈判的日美邦交。尽管东京在事前一再否认日本有占领印支南部的意图。但美国已截获了日本7月2日御前会议的讨论摘要,7月19日又破译了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发给外务省的一份电报,其中透露日军占领印支南部是为了进攻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铺平道路。(28)这份电报对正在进行的美日谈判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好比一副清醒剂,使美国决策层一下子明白过来,日本在对美国玩弄把戏,一面假心假意地进行日美和平谈判,一面又悄悄地加紧推行向东南亚的侵略计划。美国从中看到了妥协与绥靖根本无法遏制日本的扩张野心。罗斯福以此为契机,基本中止了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他决心通过各种各样的禁运,以对付日本企图控制东南亚的新要求。(29)

应该指出,美国的各种各样的禁运中,最有效地打击日本的一张王牌是石油禁运。正如赫尔所说,“禁运石油对于日本来说,确实是一种除战争以外最有效的制裁”(30)罗斯福下决心打出这一张王牌也有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加滕向达尔朗提出日军占领印支南部的一系列要求后,7月18日罗斯福在同他的内阁研究制裁计划时,仍反对对石油全面禁运。“因为这可能会刺激爆发太平洋战争。”(31)海军部也提出警告,“采取制裁措施可能意味着同日本开战,而美国海军尚未做好这种准备。”(32)

当维希政府接受日本要求的消息传来时,罗斯福只是下令冻结日本资产,对所有同日本的贸易实行许可证。至于石油的许可证是否签发将视情况而定。可见罗斯福还不打算马上禁运石油。罗斯福解释说,向日本出口石油是为了美英自身的利益,可以使日本人不入侵荷属东印度,从而防止一场南太平洋的战争,以免中断重要的供应线。(33)同时,罗斯福还建议日本撤出印支,由几个大国保证该地区的中立化。7月24日晚间,罗斯福在批准冻结令之后接见了日本大使野村,表示倘若日本接受他的建议,美国将许可对日本输出某些物资,包括石油在内。企图以此来避免同日本的正面冲突。虽然总统对他的建议不抱什么希望,但还是把它看作“防止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而作的又一次努力”。(34)

然而罗斯福的克制态度并没能劝阻日本南进的步伐。日本当局对罗斯福的印支中立化计划不屑一顾,7月28日,日军按预定时间开进印支南部。同时还冻结英美荷在日本的资产。这样,罗斯福希望避免冲突的努力破产了。

经美国国务院、财政部讨论后,8月1日罗斯福发布命令,禁止向日本出口若干种物资,包括所有可作为飞机燃料使用的石油产品在内。但低级燃料和原油仍准许出口,只是须经批准。这显然表明,日本仍可重新申请除飞机燃料油以外的石油产品出口许可证。但自总统命令发布后,政府各主管机关都拒绝这类申请,造成事实上对日石油禁运。8月3日,罗斯福启程去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同丘吉尔会晤,直至9月上旬他才知道石油全面禁运已经实施。罗斯福认可了这个事实。

石油禁运引起了日本极大震动和恐慌,一方面要求同美国进一步对话,甚至建议近卫公爵同美国总统会谈,另一方面,又制定进一步南进的计划。日本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向天皇陈述说:“有了三国同盟,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从而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费罄尽,与其这样,莫如马上动手,除此别无他途。”(35)在对美开战问题上一向持慎重态度的海军部也认为与其坐待石油“愈来愈少”,莫如先发制人,首先对英美开战。

8月6日,野村向赫尔提出一项新建议,日本同意不向印支范围以外地区进军,同意在“中国事件”解决以后从中国撤军,并保证菲律宾的中立地位,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停止它在西南太平洋的战备,撤消对日本的各项经济限制措施,为日中调停议和,并承认日本在印支的特殊地位。日本的建议避而不谈罗斯福关于印支中立化的建议。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要求日本从印支撤军的前提下恢复向日本输出包括石油在内的物资,而日本则要求美国承认它在印支的特殊地位的条件下撤消对日本各项经济制裁。显然,日美双方都不会接受对方的建议,日美在印支问题上的矛盾已无法调整。至此,日美开战已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但双方仍然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这对双方来说都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策略而已。

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批准了陆海军部制订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规定“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如果至10月上旬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时,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36)至10月中旬,谈判仍无进展,近卫举棋不定,在陆相东条英机的强烈反对下,10月16日近卫首相下台。18日成立以东条为首的独裁内阁,东条兼任陆相和内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从10月23日至11月2日东条连续举行8次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讨论欧洲战局、日美谈判期限和对美开战日期。11月2日通过了一个新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将发动战争的时机定为12月初,陆海军做好作战准备。”(37)

11月26日,经罗斯福批准,赫尔向野村和来栖(38)递交一份措词强硬的《赫尔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有:日本从中国、印支撤军,两国取消各自实施的冻结限制规定,日本实质上放弃三国同盟等。来栖说,“如果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只有举手投降了。”(39)日本陆军把它看作是“对日宣战书”,海军把它看作是“最后通牒”,日本军部把它看作是发动战争的极好口实。这一天,日本《机密战争日志》写道:“此应该说是天有助于我,从此,帝国易于下开战决心,欣喜,欣喜。”(40)

就在递交《赫尔备忘录》的当天,集结在千岛群岛择捉岛单冠湾的日本特遣舰队奉命起锚,悄悄地驶向夏威夷群岛。12月1日,御前会议作出最后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次日,陆海军两统帅部发布作战令,规定向美国珍珠港偷袭的时间为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回顾日美两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一系列交涉和谈判,无论是罗斯福向日本提出使印支中立化的建议,或野村向赫尔提出日本在印支享有特殊地位的反建议,以及美国向日本递交《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印支撤军来看,日美分歧的焦点显然集中在印支问题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固然是日美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但日本入侵法属印支则是日本通向太平洋战争的关键和要害的一着。而由此所引发的美国对日实施石油全面禁运则是加速日本下定决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副催化剂。

注释:

①(日)渊田美津雄:《中途岛海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页。

②(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第204-205页。

③《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美铃书房,东京1977年版,第361页。

④(美)弗兰西斯·米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45年费城英文版,第316页。

⑤⑥⑦⑩(12)(26)(36)(3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一册,第40、35、33、60、147、181、219页。

(8)(15)(24)(25)(32)(英)阿诺德·托因比:《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943、996、1047、1046-1047、1051页。

(9)(11)(14)(英)琼斯:《日本在东亚的新秩序》,牛津1954年版,第224、221、229页。

(13)(17)(23)(35)(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下册,第656、651、663、670页。

(16)《国际条约集》(1934-1944年),第279页。

(18)(美)《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版,第一卷,第571页。

(19)《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6页。

(20)(29)(31)(33)(34)(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第397、401、401、402、402页。

(21)(美)内森·米勒:《罗斯福正传》,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93页。

(22)(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册,第444页。

(27)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7037-7040页。

(28)《袭击珍珠港事件:报告》,附录D,第295-296页。

(30)(40)(日)实松让:《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263页。

(38)来栖:前日本驻德国大使,1941年11月4日前来美国协助野村谈判的日本外交代表。

(39)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三卷,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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