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海峡论文,视角论文,华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4.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4)02－0015－09 “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俗称“峇峇”(Baba)，女性则称“娘惹”(Nyonya)，是中国移民与马来亚当地土著的混血后裔，属于华族的分支。他们的祖辈约于14、15世纪从中国南部来马来半岛，第一代与当地土著妇女结合，生儿育女，生活上逐渐吸收土著的语言、服饰、食物和习惯。19世纪初英国开辟新加坡后，马六甲和槟城的峇峇先后移入。他们的新一代转向英文教育，英语逐渐成为华、巫混合语(Baba Malay)以外的重要沟通语言，特别盛行于上流社会。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峇峇从此多了另一称谓——“海峡华人”。 19、20世纪交替间，正当新加坡峇峇以急促的脚步走向“西化”①之时，他们之中一批对中华语言文化发生浓厚兴趣的知识分子却掀起了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并同时展开推广华语和振兴儒教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笔者对海峡华人这一段从“西化”至“再华化”的经历深感兴趣，发觉它跟新加坡独立后的西化发展，以及20、21世纪之交引人瞩目的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除了探讨海峡华人对现代化和传统复兴所做的努力外，也曾分别为这两次华语运动和两次儒学运动作了比较。①笔者在思考过程中意识到，如果将上述的考察结合起来，再参照殖民和后殖民理论的相关概念，换个角度切入，那么，我们对新加坡百年前后两次失根与寻根/保根的文化现象，以及当年知识分子的角色及其现代意义，可以有另一种重要的解读和评论，同时也让历史研究与殖民/后殖民理论有一次直接的对话。这是本文撰写的缘起。 一、海峡华人的失根：在被殖民化过程中遗忘传统 19世纪末叶，海峡华人的人数不多，但在华人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根据海峡殖民地人口统计，海峡土生华人的人数，1881年约25,268人，占华人人口总数的14.5％；1901年增至44,022人，占华人总数的16％。②随着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在新马华人社会里大力推行归顺政策，殖民地政府也紧跟着在当地展开“以华治华”的归化政策。在殖民地政府看来，海峡华人有极大的利用价值，他们几代土生土长，比较熟悉当地语言、土著政治和商业情况；而且他们跟中国的关系疏远，相对可以被信赖和容易被拉拢。于是，殖民者发展英文教育，设立女皇奖学金，承认海峡华人为大英帝国的臣民，让表现优异者有机会在一些政府机构服务以及获颁某类荣衔或勋章；与此同时，也引进西式社会组织，如俱乐部、学会、教堂等，输入西方艺术与体育活动，如小提琴、戏剧、骑马、射击等，鼓励海峡华人参加，引发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向往。 对西方殖民者来说，西化是殖民化的重要手段，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进行经济利益的剥夺和政治权力的操控时，也在社会文化上移植西方模式。殖民政府的归化政策既能培养一批知识分子供自己差遣，也可削弱当地人的民族意识。19世纪殖民者成功地栽培了一群忠心耿耿的海峡华人领袖，人数占据整个华族领导层的四分之三。“海峡华人”和“峇峇”从此成为光荣的标签，而他们(特别是新加坡海峡华人)的文化形态也在迅速改变之中。 19世纪中叶以前，新加坡和马六甲的峇峇社会里，中华文风仍然很盛。许多家庭让儿子接受中文教育，或让他们在旧式书塾中读书，或送他们回中国求学。一般家长虽没受过什么教育，但鼓励儿子阅读中国文学、历史和经书。当时在新加坡漳泉集团内的中国移民和马六甲移民，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教背景，并在建庙、宣道和兴学上密切合作。而这类文教组织，其建筑、匾额、碑铭、对联、章程等，无不散发着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直至英文教育发展后，这一切便产生了变化。当时的英校培养了政府和商场所需要的文员，而名校像莱佛士书院和女皇奖学金的颁发更造就了许多华人领袖和专业人才。英文的实用价值深深打动人心，诱使峇峇家长改变先辈的做法，纷纷把孩子送入英校。 “英国占领马来亚后，最早的一个成果便是英文学校的建立，家长们一开始就很乐意很感激地把孩子送入……在他们学习的内容里找不到活力和热情，这不过是一种简单教条的遵行和记忆的工作，没有适当注入爱国情操、孝心、美德和智慧，读书生活因而变成了长期枯燥乏味的苦差。华人家长不曾意识到自己正迅速靠近危险，一、二世代以来一知半解的英文程度相等于若干金钱价值，这事实给了很多贫穷家长一种强烈的印象，于是打破让儿童接受母语教育的传统惯例，迫不及待地把孩子送入英校。”③ 英国殖民者通过教育塑造了一群西化的峇峇，不仅改变他们“华侨”的身份和意识，也转化了他们的文化认同。英国作为世界大国和广大殖民地统治者，令峇峇以身为“英籍子民”为荣。而英语作为当地的高尚语言，足以提升使用者的社会地位，更诱使海峡华人把孩子送入英校，以牺牲传统文化和母族语言为代价，换取高人一等的生活。其后果即产生菲律宾历史学家康士坦丁奴(Renato Constantino)所描绘的“文化原质失真”(Cultural Inauthenticity)现象。④他描述了在美国统治下，菲律宾人的孩子学习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歌曲和历史，遗忘了自己的本源文化。 二、知识分子的醒悟：批判文化殖民现象 19世纪90年代，女皇奖学金得主在英国完成学业后陆续回返新马。这些精英分子目睹维多利亚时代的光辉成就，也接受西方科学、自由和民主等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洗礼。他们回到出生地，面对海峡华人的现状，触觉特别敏锐，于是重新审度，并采取行动，试图改进族群的生活素质，向现代化的道路前进。 1897年，一份重要的知识刊物——《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诞生了。这本英文“东西文化季刊”，旨在促进海峡华人的文化活动，探讨各种社会、文化、教育和政治等课题。它每年一卷四期，总共维持了11年。杂志主编即新加坡的林文庆(Lim Boon Keng 1869—1957)和宋旺相(Song Ong Siang 1871—1941)，马来亚槟城的伍连德(Wu Lien-Teh 1879—1960)后来也加入。三人都是女皇奖学金得主，林氏到苏格兰大学攻读医科，宋氏和伍氏毕业于剑桥大学，分别获得法律和医学学位。围聚在他们周围的知识分子，都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大家的共识即通过改良方式将海峡华人社会带入现代化情境。 该杂志出现多篇检讨海峡华人思想落伍、生活堕落、体魄退化和竞争力消失之类的文章。例如《华人妇女的地位》描述娘惹的无知、迷信、好赌、依赖和不自由；《海峡华人的道德现状》批评峇峇对嫖、赌、烟、酒的嗜好，缺乏道德准则的约束以及宗教和经典的熏陶；《海峡华人的享乐主义》抨击峇峇追求纸醉金迷生活，形容他们知识贫乏、精神空洞、缺乏道德和宗教指引；《华人在本地的贸易》惋惜海峡华人为了追求舒适生活而丧失往日的商业优势；《热带地方种族的退化》从体质、社会和精神三方面论证海峡华人的衰退。⑤这些作品流露了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对自己族群现状与前途的关怀和忧患意识，也提出种种改革的途径。他们还成立海峡华人改革党，从事社会、教育和文化的革新。 有趣的是，英国人培养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不是同质群体。他们对于自己的被殖民境况，有不同的感受和判断。有些人唯恐英化不足，西化不彻底；有些不完全被殖民化，至少不会采取殖民者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有些更批判殖民文化，寻求回返传统之路。就以《海峡华人杂志》二位主编来说，他们之间就存在显著的差异。林文庆和伍连德虽然认同英国政权和西方先进思想，但维护中华文化，也关注中国的事务，不同于宋旺相之极度崇尚西方文化和宗教并对大英帝国绝对忠诚。林、伍对文化殖民主义有着比较强烈的觉悟和反弹，言行中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不同于宋之处处歌颂大英帝国、西方语言文学和宗教。⑥ 在殖民地成长的孩子到殖民者的国家读书、旅行和生活，很容易受到冲击，激发其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反思。一些非洲或印度知识分子旅居西欧时因为遭受种族歧视而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归属。殖民论述学者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在法国殖民地马提尼格(Martinique)出生，获奖学金到法国里昂(Lyon)攻读医科和精神病学。他原本认定自己是法国人，直到有一天在法国街道上被法国孩童直呼“黑人”时，才开始探寻自己和殖民者的身份，后来发表了力作《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受苦的人》，对被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了评析。⑦ 林文庆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出生于新加坡，是第二代土生华人，获奖学金到英国苏格兰学医。他在英国六年，深深被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所感动，但也被他们的种族歧视行为所激怒。有一次，他走在伦敦的街道上，看到白种人侮辱华人，义愤填膺，便挺身而出向英国人抗议。这类经验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另一些经验包括他在英国老师和中国学生面前不谙华语华文而深感羞愧，于是决心转向母语和儒学的学习，日后写下大量的儒学作品和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海峡华人改革文章。② 林文庆和《海峡华人杂志》的一些作者，将族群退化和堕落归咎于殖民化和传统文化的遗忘。林本人便一再批评殖民地教育和海峡华人的家庭教育，他说：“任何受教育者都会同意，在马来半岛，我们的孩子多年来都未能获得适当的教育。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向来掌握在不同的统治者手中。他们有不同的目标，采用不同的方法。还有，由于英校比较适合教育欧洲人的孩子而非华人子女，它无法充分照顾到我们社会的特殊情况和个别的需要。对于关心海峡土生华人品格发展的人来说，殖民地世俗学校完全缺乏道德文化是一件严重的事……在家里年轻人也没有被灌输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道德教育。”⑧ 另一位《海峡华人杂志》署名Soh Poh Thong的作者在谈论海峡华人女性教育时，对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说：“英语一直是殖民地女校的教学媒介。对我们来说，这不是最适当的，这样说并非对教育专家们不尊重。我们相当清楚，英语不是我们容易掌握的语言……英文的词汇、形式、结构、格言以及其他特殊性，还有英国人的观点、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跟我们的完全不同，要正确地解读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用中文来教导一个华人女孩难道不是更方便和更自然吗？”⑨ 这是被殖民者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意识的觉悟，因而跳出殖民者的语境，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政策提出批评，进而唤醒族群的根源意识。 三、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传统文化：解构文化殖民主义 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教育和社会改革协助族群摆脱浅薄无知、迷信落伍、贪图安逸、无法创业和不能守业等精神状态，并朝向现代化的目标发展。他们掌握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传媒和组织——报纸、杂志、学会、学校和议会，作为传播知识、交流思想和引导舆论的工具和场所。至于具体的言行则表现在反鸦片、剪辫子、推动女学等事项以及提出系列的教育和婚丧礼俗之改良建议。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科学信念、进化理论、医学、卫生、民主、自由、权利、进步等新观念和新知识的基础上。换言之，现代化与西化无法分割。对宋旺相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几乎等于西化，但是对林文庆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文化的吸纳是有选择性的，传统文化的精髓才是生命的活源。 林文庆之类的知识分子，虽然也都是殖民者归化政策下的“产物”，但是他们热衷于中华文化的探讨和振兴。在追求现代性时，他们回到传统寻求可以跟西方先进文化平等对话的精华。林文庆提出了类似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的“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他在文章《儒家的国家观念》中，阐释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早存在于中国的《易经》，西方的民主精神也早见于孟子的“民贵说”；⑩在《海峡华人的伦理教育》里指出，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孔子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已奉行。(11)此类论述，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特征。 于是，海峡华人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伴随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儒学成为改革的理论基础，而改革运动具有寻根色彩。林文庆以孔孟为改革的典范。他的《儒教的孝行法则》用《孝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来劝说华人停止吸食鸦片；《海峡华人改革之五——孝顺》借孔子的不可知论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批评宗教的迷信部分；《海峡华人改革之六——葬礼》以《论语》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作为简化婚丧大礼的理据。(12)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围绕林文庆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不在少数。陈德顺受教于莱佛士书院，是《海峡华人杂志》的长期撰稿人，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为读者的利益，借用英语帮他们找回祖先的知识”。陈也是当地拥护康有为维新运动的华文报《天南新报》的副英文总校。喜爱小提琴的王纯智是英校生，他曾任重要的文化组织——好学会的秘书，更是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于1899年创办)的发起人和长期秘书，他在1909年为女校撰史时希望女校将来“不只是英语，也是华语的女学中心，我们的母语在任何环境里都不能忘却”。陈武烈也出身莱佛士书院，喜欢骑马和西方音乐，是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的创办人兼财政，好学会的理事，反鸦片运动的重要领袖。他支持建立孔庙学堂，曾因听说英华学校(一所著名英校)强迫学生信仰基督教而辞去信托委员之务。黄献文也是英文教育者，他全力支持林文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各项改革和华语传习夜班，还提倡采用注音符号学习标准华语。网球和西洋象棋高手龚振荣也是英校生，他也为华语和儒学的推广尽力，在杂志上发表专文论述新加坡教导“官话”(华语)的历史，在好学会发表演讲赞扬儒教。海峡华人足球协会的首任会长殷雪村是西医，留学欧美，精通中英文，捐助华文中学，与林文庆同为殖民地反鸦片运动的主将。(13) 这批人可称为儒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参照西方模式改良峇峇社会，却尽量淡化改革运动的西化色彩，并且从中华文化中寻找源泉活水。从殖民理论审度，这是一次被殖民者在文化上解除殖民主义的努力。以下是几个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海峡华人杂志》原是宋旺相领导的“华人基督教协会”发起的，林文庆加入主持后，儒家色彩随即显现。杂志每期封面都印上孔子的“过则勿惮改”五个中文字，旁边译成英文“If you nave faults,do not fear to abandon them”，非常醒目。《海峡华人杂志》所宣传的改革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不少海峡华人基督徒的支持，因而引起许多人的怀疑，林文庆于是在文章《海峡华人改革之一——辫子课题》中申明：“称改革运动是一场基督教运动是错误的，它的儒家色彩更强——只是现阶段很多基督教教徒都热衷于改革。”(14)他还在《海峡华人改革之三——服装与习俗》中辩称：“……那些反对以任何形式革新的人一定会说采用欧洲服装意味改革者企图放弃所有华人的本质——事实是要彻底地欧化。很幸运的，改革者不想做这种不聪明的事。”(15) 上述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的建立是林文庆和宋旺相等提倡女学女权、致力现代化的一个成果。它对新马华人来说是一项创举，完全由华人自己筹办和管理，打破了数十年来西方教会包办女子学校的局面。而且，女校领导人不让基督教渗透入校园，代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连虔诚基督教徒宋旺相也认同“女校宗旨在于证明教育孩子可以采用进步的和现代的制度，这符合孔于经典著作所立下的原则”。(16)十年后，女校仍然与基督教保持距离，宋旺相回顾历史时如此描述：“女校的政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将宗教和宗教的影响力排除在学校的四个角落以外。”(17)女校摆脱西教的姿态，以及上段改革者强烈否认基督教化和欧化的声明，都具有去殖民化的意义。 19、20世纪当地一场宗教辩论也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更能反映儒化海峡华人知识分子排斥西教的情绪。这场世纪之辩至少延续了15年(1895—1910年)，《海峡华人杂志》是辩论基地，另外两份英文学报——《海峡哲学学会学报》和《海峡哲学学会记录汇编》，两份英文报纸——《海峡时报》和《新加坡自由西报》，以及卫理公会刊物《马来西亚信息》都是辩论园地，(18)笔者在探讨这场辩论时曾经引用了其中三十四篇文章。辩论的一方是林文庆和龚振荣等，他们努力为儒教在宗教、科学、伦理、女性等方面的价值和主张辩护，同时抨击基督教教义和行为的荒谬、不合情理、卑劣和好斗等；另一方是基督教传教士和信徒，他们展开抗辩和反击，表达对林文庆的不满，谴责林反基督教和宣传儒教。《海峡时报》一位读者挖苦他说：“女皇奖学金培养了一位能向上帝和天堂猛烈挑战的人士，此代价不算昂贵”；另一位读者则质疑：“从帝国立场，栽培这样一个异教徒和唯物论者是否值得？”林文庆等以儒教抗衡殖民文化的支柱——基督教，必然招致群愤。(19) 儒化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排除西教而追本溯源，展开华语运动③和儒教运动。华语运动持续十多年，从1899年开始，1907年达到高潮，一直得到多位通晓中英双语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和中国领事馆秘书等的协助。华语班级从私人寓所发展到威基利俱乐部、英华义学、华人体育协会和中国领事馆。在林文庆等的影响下，马来亚和印尼也推广华语的学习。(20)至于儒教运动，1899年开始蓬勃发展，1902年掀起第一个高潮，之后惨淡经营，直到1908年逐渐恢复，到了1911年再掀起另一高潮，但槟城取代新加坡成为儒教重镇。(21)整体看来，推广华语和复兴儒学是一场持续多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它同时具有“再华化”和“去殖民化”的义涵。 四、历史的启示：新加坡后殖民时代文化殖民主义的延续与寻根运动的再现 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人由海峡华人与中国移民两个社群组成，后来演变为受英语教育与受华文教育两个群体。殖民地政府向来只集中发展英校，任由华校自生自灭，而英校在财政、行政、校舍、设备、师资和课程等方面都比其他语文源流学校优越。不过，在民族意识的推动下，华人社会自力更生，努力发展母语教育和文化。二战前数十年，新加坡中华文化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具体体现为南洋华文教育、华文报纸、华文文学和华族文化活动等的蓬勃发展。其中华校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已建立了从幼稚园至大学的完整体系，而且在1954年之前，华校学生的注册人数一直在其他语文源流学校中保持领先优势。 1965年新加坡独立，结束殖民地时代步入后殖民阶段。当地的亚洲人似乎等到了一个去文化殖民化和发展本族文化的契机，但历史的车轮却滑入另一轨道。像许多新兴国家那样，殖民者虽然离开了，但殖民“遗产”还继续在新加坡发挥影响力。上台执政的领导人李光耀和吴庆瑞，都是来自峇峇家庭，接受英文教育，分别就读于莱佛士学院和英华学校，然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深造。从英国学成回来后，他们卷入反殖民斗争之中，最后领导新加坡走向独立。执政时，他们在文化上保留了英国的体制、行政、法律、语言、教育政策和价值观。他们重视英语，因为它是国际优势语言，具有高实用价值；它在本区域是中性语言，可以冲淡周遭的反华反共情绪和团结本国多元种族。于是，国家加强英语在各方面的使用，并继续偏重英文教育。另一方面，华人家长也是务实的，战后越来越多人为孩子选择英校，导致华校人数逐渐失去过去的领先地位。新加坡自治后，英校小学新生人数开始超越华校新生人数，以后两者的差距以惊人的速度扩大。1987年，整个华校体系终于分崩离析。 于是，新加坡教育的发展陷入一个吊诡的情境：殖民地时代，各族的母语教育自由发展，华校呈现蓬勃的景象；独立后，亚洲人自己当家做主，各族的母语教育反遭自我阉割的命运，具有百多年历史的华校在建国后短短22年关门大吉。至于新加坡语言和文化的演变，也进入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状态：殖民地时代，各族母语学校的发展确保了母族文化的维继；独立后，各族的母语却沦为第二语文，文化传承遭遇巨大的困难，其中华族文化失根的情况最为突出。(22)历史又上演了百年前海峡华人社群迅速遗弃传统的情节，当年父母即争先恐后地送孩子入英校，短短一两代，峇峇即濒临丧失中华文化的危机。 “新建民主义”是后殖民理论的话语，指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都被一种新殖民主义所掌控。换言之，一些成功取得独立的国家，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继续受到前殖民者的主宰；而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否曾经发生过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在经济上也受到先进工业国家的支配。(23)如果从文化角度省思新加坡的现状，我们不难产生一种“新文化殖民主义”的联想。新加坡独立后，政治上和经济上没有受到前殖民者的继续支配，但文化上却继承前殖民的遗产，延续被殖民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又随着全球化而深化。研究新马后殖民英文文学的布鲁斯特(Anne Brewster)指出，新加坡的国家主义话语即新殖民话语，其文化政策刻意仿效英国中产阶级的做法。他批评新加坡过于依赖前殖民者的英语教育制度，采用以英国文学为主的文学教育。(24)这种“新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其实就是过去文化殖民现象在后殖民时代的延续甚至扩散。 新加坡独立后未能在文化上脱离殖民形态，其西化色彩依然显著。20世纪70年代末，执政者惊觉年轻一代深受西方风气和价值观的影响，追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担心社会凝聚力和家长式的治国方式受到动摇，便开始检讨传统文化流失带来的影响。他们再度启动国家机器，尝试从传统文化中寻求道德支援，以抗拒所谓的“西方歪风”，于是，70年代末有“特选中学”④的保留和华语运动的展开，80年代有中学儒学课程的设置和社会上儒学运动的复兴。 新加坡20世纪末掀起的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是吝吝出身的李光耀和吴庆瑞所倡导的。第一届华语运动于1979年9月由李光耀亲自主持开幕礼。它的目标涵盖社会、语文、文化、经济等各层面，而保留传统文化的设想则始终如一。它的对象从一般群众转向白领阶级，进而至英文教育者和专业人士。至于儒学运动则从校园开始，扩大到社会层面。从1983年起，新加坡教育部即设置儒家伦理课程，让中三和中四学生修读；还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前来指导编写工作和发表儒学演说；又集资千万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并召开多次学术会议。这场运动在80年代末结束。(25)除此之外，为了有效提高学生的华文程度，近20年来，教育部频频推出华文教学大小改革，寻求种种适合华族学生学习华文的方案。 历史又重复了新加坡海峡华人从“西化”到“再华化”、从“文化殖民”到“去文化殖民”的旅程。百年前峇峇为了舒适生活，选择英文教育和西式生活，付出放弃自己语言、文化和身份的代价。后来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努力带领他们寻根。独立后的新加坡华人，同样以自己的母语、传统文化和华族身份为抵押，换取国家经济发展和物质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也为华人子弟重开本源文化之门。 百年前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复兴传统的努力自有其积极意义。在英国人的统治下，知识分子和儒商担负起了峇峇社群寻根保根的责任。他们具有文化视野和人文关怀，唯独没有国家资源和足够的社会资源可依赖。因为长期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峇峇社群大多数人没有“再华化”，只保留了许多“僵硬”的小传统。即便如此，当年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言行，还是具有深厚的现代意义。他们推广华语和复兴儒学之举，百年之后在新加坡重演。而当年他们的一些努力，例如提倡女权女学思想、创建女校，其贡献是深远的。 今日新加坡华人的传统文化，经历建国初期政府的务实政策，早已呈现文化土壤变质和文化断层的严重现象。近年来国家领导人文化的醒悟和努力，其实也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他们掌握国家机器，但缺乏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与关怀，多年来所实施的语言、文化和教育政策，令人有事倍功半的感慨。20世纪80年代，儒家话语对大多数学生没有亲和力和吸引力，加上其他因素的干扰，儒学运动到80年代末便无疾而终。30多年长寿的华语运动使华语的使用比过去普及了，但是它对提高华文的程度却一筹莫展。与此同时，英语正在以稳健的速度取代华语，成为家庭用语。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调查，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华人家庭，从1990年的26％上升到2009年的60％。(26)至于华文教学改革之频密，已成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一大特色，时人评为“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1992年、1999年、2004年、2007年、2009年等出台的报告书或发布的政策，无不引起华人社会英语群和华语群的热烈讨论和争辩。(27)然而，20多年的教改，还是未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华文程度。这些年，新加坡《联合早报》从不间断地刊登有关华文水平低落和华族文化贫瘠的评论文章，或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或表示深切的焦虑。 路，还很远。反思往昔中的现在，对现在中的未来，应有裨益。 ［收稿日期］2014-01-06；［修回日期］2014-04-30 注释： ①新马在独立前曾经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受到欧洲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化的影响，本文不采用“欧化”或“英化”二词，而是选择了“西化”，理由有二：第一，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宣传喉舌《海峡华人杂志》封面写着“东西文化季刊”(A Quarterly Journal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第二，“西化”一词在时空上的跨越度，以及在谈论“现代化”、“东西文化”等概念时比较方便。 ②林文庆在1921年(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之前，至少完成十五篇这方面的论文，其中一篇《论儒教》用中文写成；另外还有两本专著，即《从儒家观点看世界大战》(英文)和《孔教大纲》(中文)。《论儒教》刊登于《日新报》1899年12月13、14、15日；英著The Great War from the Confucian Point of View1971年于新加坡出版；《孔教大纲》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14年初版。 ③“华语”或“官话”的称谓是海峡华人知识分子提出的，他们的领导人之一龚振荣曾发表专文叙述海峡华人教导“Kuan Hua”的历史，见Kiong Ching Eng,"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S.C.M.,3.11,Sep.,1907；他们的喉舌《海峡华人杂志》在报道有关的学习过程时，则用“Mandarin”一词，见“News & Notes－The Singapore Chinese Mandarin Class",S.C.M.,8.3,Sep.,1904,p.111。 ④新加坡独立后，华校小学入学人数逐年迅速下降，面临倒闭危机。政府决定推行以英语为主统一各语文源流政策时，也宣布保留九所优秀的华文中学，让学生在传统氛围中，学习中、英两种第一语文，惟英语是大部分科目的教学媒介语，这些学校被称为“特选中学”。标签：法国殖民地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英国生活论文; 新加坡华人论文; 新加坡英语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华语论文; 后殖民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