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史学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三四十年代，评述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当时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反映了史学界对当代史学的关注。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1939年金毓黻的《吾国最近史学的趋势》（注：载《新民族》1939年第2期。据《静晤室日记》云，商务印书馆1944 年出版的金著《中国史学史》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即为该文。本文依据该书第十章。）、1940年曾繁康的《中国现代史学的检讨》（注：载《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40年5月。）、1941 年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注：载《学林》第4期，1941年2月。）、1941年金灿然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注：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0～22日。）、1943年张绍良的《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为纪念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作）》（注：载《力行月刊》第7卷第4期，1943年4月。）、1946 年齐思和的《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注：载《大中》第1 卷， 第1期，1946年1月。）、《中国史学界的展望》（注：载《大中》第1 卷，第5期，1946年5月。）及其1949年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注：载《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1949年。）等等。另外，在一些著作的序或引言中，也涉及不少此类内容。由于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史学评述在今天看来有着特殊的价值。考察那时的史学评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前人的认识成果，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本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对20世纪前期史学流派的划分（注：近年出版一些研究近代学术流派、史学流派的论著。这里概述的是三四十年代人们对史学流派划分的情况，不涉及今人的论著。）
上述的史学评述文章或著作，大都从划分史学流派的角度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史学进行评论。1936年，冯友兰在马乘风著《中国经济史·冯序》（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说“中国现在史学，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可谓是最早作出这种划分的尝试的。1939年，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里，也对本世纪以来的史学进行了评论：“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为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接着，他对三派分别进行了解释：“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革新派”的史学，随时递变，又可分为三期，其初为“政治革命”，继而为“文化革命”，而后又为“经济革命”。在这三期中，“政治革命”，指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时期；“文化革命”指钱玄同、顾颉刚等掀起的“古史辨”时期；“经济革命”指1927年以后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周予同在《纬谶中的“皇”与“帝”》（注：载《暨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1期。）中，将中国现代史学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他又将自己的划分与冯、钱二氏作了对比，说：“大概我所谓‘泥古派’，就是冯氏的‘信古’，略近于钱氏的‘传统派’，我所谓的‘考古派’，略等于钱氏的‘科学派’；冯氏和我所谓‘疑古’、‘释古’两派，略等于钱氏的‘革新派”中的‘文化革命’与‘经济革命’两期。虽各个所分派数多寡不同，所定名称详略互异，但大致也还相近”。在此基础上，他又作了完善，认为“详密点说，转变期的中国史学，应该分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史观派包括儒教史观派、超儒教史观派。儒教史观派又分为受古文学派影响的（属于旧史学）和受今文学派影响的（第一期新史学）两派。超儒教史观派则分为疑古、考古、释古三派，他们都脱离了经学而独立存在。而史料派则是指随着史料的大量发现，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的一部分学者。周氏的划分，在吸收别人意见的基础上更加详尽了，包括的范围也更加宽泛。注重从经史关系方面考察新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区分史学派别，是他划分的显著特点。他的划分也有笼统含糊之处，如史观派和史料派似乎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史观派中的有些派别在史学思想上与所谓“史料派”是基本一致的。故如此区分，有失严密。
曾繁康在《中国现代史学的检讨》中，将中国近世史学归纳为三派：一是考据学派。认为此派的作品，可以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为代表；此派的学者，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北京、清华等大学为大本营。此派的主要精神为注重实证，不但以书籍上的记载为考据的根据，而且极注重发掘。二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此派从经济社会的立场，以西洋的历史材料，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现实；其所采择用的方法，便是有名的辩证法。此派的作品，可以从前在上海出版的《新生命》杂志为代表。三是理学派的历史观。此派所有观点，全系宋明以来理学家的观点。此派对于历史的态度，亦系中国旧日史家对于历史的态度。此派的学者，大概说来，应以复性书院的马一浮先生为代表，此外乡曲之老师宿儒，亦多与抱相同的观点。曾氏所谓的考据学派，包括周予同所谓的“疑古”、“考古”二派，而理学派的历史观，则与周氏说的“泥古”派有相似之处；曾氏所谓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以“新生命杂志”为代表，不够全面和准确，对其特点的概述，也欠恰当。因此，他对这一派也就很难有正确的认识。但由于他归纳的标准较为明确，因而他的划分显得更为严整。
齐思和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指出当时中国史学的二种最重要的派别——掌故派和社会学派。他说：“在这种混乱的现象中，有两三种畸形发展，颇占势力。一种是琐碎考订的发达，我们可称他为掌故派。他们大抵知道用纪传的方法改修旧史或纂修新史是不行了，于是乃选择一个窄深冷僻的题目作一到穷源竟流的探讨。考证则细入毫芒，征引则繁富博赡。……此外另有一派又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因厌弃掌故派的繁琐苛碎的考订，遂要研究中国整个社会的进展，我们可称他们为社会史派”。（注：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和社会学派，可以说是齐氏对当时史学弊端概括出的两个典型，虽不是正面的归纳，但也反映一定的事实。
金毓黻的《吾国最近史学之趋势》和金灿然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虽然没有学派的划分，但在对史学趋向的概述中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如金氏说：“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为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收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81页。）也就是说，近世史学的两种倾向， 一是史料建设，一种是史学编纂，二者皆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前者以发现甲骨文肇始，后者以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发端。这样划分基本能反映史学发展的面貌，但由于仅重视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而忽略了史观在史学中的地位，许多史学现象也不能反映出来，如著名的社会史大论战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金氏文章中就没有提到。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仅论述了他在甲骨文、金文考释方面的贡献。金灿然对中国近世史学分为资产阶级方法支配下的史学和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史学。他把前者作为中国史学的第二个阶段，把后者作为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封建时代的史学。也就是说，他侧重从历史观的时代性、阶级性来进行划分。这种划分方法优点在于从总体上反映出史学发展的大势，缺点是有简单化倾向。在史学上贴阶级标签，往往把许多学术问题政治化，以致忽略历史学的学科个性。
于划分史学流派的同时，对新史学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发展阶段也有较为细致的探讨。
周予同对新史学的产生给予了剖析，他从经史关系、清代史学的演变来追溯新史学的渊源。他说：上溯现代新史学的渊源，“第一须追念黄宗羲”，“第二须追念钱大昕”，“第三须追念章炳麟”。而给予史学转变以直接动力的是今文经学。受今文经学的启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的有三个人非常重要，他们是崔适、夏曾佑、梁启超。崔适是清末今文学派最后的经学家，他的《史记探原》，以经今文学的见地推论到史部纪传体第一部——《史记》的本质问题。而夏曾佑在中国史学转变的初期，是将中国正在发展的经今文学、西洋正在发展的进化论和日本正在发展的东洋史研究的体裁相糅合的第一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开始脱离经学羁绊的则是梁启超。”梁启超之后，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胡氏及其同派者都继承了宋学的怀疑精神，承受了清末高度发展的汉学今文派的思想体系，采用了汉学古文派的考证方法。他们被称作“疑古派”，代表人物除胡适外，还有顾颉刚、钱玄同等。对于疑古派的研究提出修正意见的是考古派。这派的代表者，在初期有王国维，在后期有李济。这派的起源并不后于疑古派，但他们能卓然自成一派，以与疑古派平分中国现代史学界，却在疑古派形成之后，继疑古派与考古派而崛起的是释古派，初期代表人物是胡汉民，使之发展而与疑古、考古鼎立而三的是郭沫若。“与郭氏同属于释古派而见解却歧异的是陶希圣”。最近几年，即“七七”事变以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注：参见《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可见，按照周氏的说法，本世纪史学到40年代，从摆脱经学的羁绊开始，依次经过了“第一派新史学”、疑古、考古、释古等几个阶段。当然，每一个史学流派并没因后起学派的兴起而消失，但大体发展趋势则是这样。
张绍良的《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1943年发表）一文，把30年来的中国史学分作两期：1.五四时代中国史的翻案工作。主要指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钱）玄同等所主持的‘古史辨’就是考证真伪、疑古翻案，大胆否定封建卫道史的大本营。”2.北伐革命后中国史的整理。指社会史大论战时期的史学。前者是对封建旧史学“烂账”式记录的否定，后者则是国史的整理和重建。也就是说，在建设新史学方面，第一个阶段是破坏旧史学，第二个阶段是建设新史学。
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发表）对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也有阶段划分。他说，到清季史学界又发生了一个革新运动。第一位积极介绍西洋史学，并呼吁改造中国史学的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是新史学思想的产物。通史课本的编纂虽然改变了中国史学的体裁，但对于传统史学的内容，却很少改变。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历史学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古史辨运动遂应运而生了。从五四到北伐，在时间上，虽然只有七八年，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又走到第二个解放时期。北伐以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遂更展开。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史学。这个论战第一声炮是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到了郭沫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才真正地走上了学术的路上。
综上所述，三四十年代对20世纪以来史学流派及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因为角度不同，结论也略有差异，但大体上是相近的，彼此之间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史学流派和发展阶段。如周予同和齐思和都认识到在清朝末年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与旧史学的不同，钱穆把它看作是“革新派”史学的“政治革命”时期。对五四时期兴起的疑古派和考古派，上述文章的认识基本一致。周予同还从研究的史料和方法方面解释说，疑古派可称为“记载考证派”，“考古派”可称为“遗物考证派”，即它们都具有考证的特点，于不同之中，又看到它们的相同之处。钱穆称考古派为“科学派”。齐思和针对这一时期史学所表现出的流弊，批评它们是“掌故派”。总之，不管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表明这一时期，考证史学占据主导地位。大革命以后，社会史论战兴起，史学特点又出现新的变化。周予同称这一时期的史学为“释古派”；钱穆认为是“革新派”史学的“经济革命”时期；张绍良称此阶段为“中国史的整理”；曾繁康称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齐思和针对此一时期的史学流弊，有“社会学派”之批评。这表明，对大革命以后中国史学的主要特点，人们的认识也基本一致。上述文章对史学流派和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对于我们把握20世纪以来史学发展的脉络还是颇有启发意义的。为了便于下面的论述，我们暂且采纳周予同的划分标准，即把本世纪初到40年代的史学分为“新史学”、“疑古派”、“考古派”、“释古派”，以进一步考察那时对各史学派别产生原因的认识及有关评价等问题。
二、对各史学派别产生原因的分析
（一）关于新史学的产生
周予同着重从文化的背景上剖析中国新史学产生的原因。他说：“至于中国史学的转变，实开始于戊戍政变以后；或者就原因说，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后。而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动力的，却是经今文学。”（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他通过考证认为，清季经今文学，也受到西洋进化论的影响，所以确切点说，给予转变期的中国新史学以转变动力的今文学，其自身正含有外来文化的因素。从新史学脱离经学的羁绊到“古史辨”派的出现都与今文学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由今文学脱胎出来，而结果却否定今文学，这便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演变的历程。”（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作为著名的经学史家，周氏对新史学产生的原因，更重视从经史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分析细致入微，观点公允，不存门户之见。
齐思和认为新史学的产生与西洋史学思想的输入关系很大。他说，清末因为西籍大量的移译，泰西的思想遂渐渐的输入到中国来了。关于史学方面，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和我国旧的史学，颇有些不同。第一位积极介绍西洋史学，并呼吁改造中国史学的是梁启超先生。梁氏以后，向国人介绍西洋史学方法而最有影响的人是胡适先生，此后对于西洋史学理论方法的介绍工作最努力的是何炳松先生。三人均对新史学的形成作出卓越贡献。
周、齐二氏分析“新史学”产生的原因，一个侧重中国学术的背景，一个侧重外国史学的影响，都可谓精辟之论。但他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的相互关系没有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二）关于“疑古派”的产生
张绍良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从社会形势角度分析了“古史辨”产生的原因：“辛亥革命、满清封建专制的民族牢狱打倒，这时封建社会的基础，虽还没有完全颠覆，但社会思想却得到解放。民主思潮随民国成立而益见高涨。民主势力要否定封建的统治，首先必须清算封建士大夫的卫道史。于是顾颉刚、钱玄同等，就沿用欧美近世初期的实验主义，努力于《尚书》、《史记》等古史书作真伪疑古翻案的考据。”
1947年，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他曾对古史研究产生的背景，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最后他概括为四点，他说：“要而言之，古史研究兴起的背景是：（一）史学上寻源心理的发达；（二）西洋的科学治学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三）清代中叶以来疑古学的渐次兴起；（四）考古学的抬头”（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26页， 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顾颉刚把自己编著《古史辨》视为“古史研究”，这里“古史研究”兴起的背景，也就是“疑古派”产生的背景。顾氏作为“疑古派”主帅，他对本派产生原因的认识，自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
（三）关于考古派的出现
关于考古学，周予同认为它与今文学和宋学已可说毫无关系。早期代表人物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与古文学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比史料派前进或深入了一步。他对疑古派也有不满。他只顾自“立”，不愿“破”它。他后期编有讲义《古史新证》，这“新”字正是为了自别于疑古派。他不仅重史料考证，还阐释历史。考古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李济，是一位纯粹受西洋考古学的训练的学者，他不仅以发掘整理地下的史料为满足，且进而解释地下史料。疑古派偏于破坏伪的古史，而考古派则以建设真的古史为帜志。目的不同，方法各异。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二者的联系。“破”是为了“立”，“立”的工作也是由于受了“破”的启示才开展的，他们的产生，具有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四）关于释古派的产生
对“释古派”产生的原因，有的从社会背景上给予分析，有的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加以阐明，论述比较充分。
金灿然认为，史学史的第三个阶段（即上文提到的“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史学”），开始于五四时代。在《新青年》上，李大钊已初步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的伦理关系，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唯物史观理论的输入，不少人尝试着以之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大革命失败后，更由于中国实践的要求，从社会性质的研究进入到社会史的研究，从而绵亘数年的社会史论战便爆发了。（注：见《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
张绍良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典型的封建制度开始动摇。随着民主势力的高涨，新兴的市民层，依据其自身的希望，乃对过去的封建卫道历史，大施其翻案的工作，中国的史学从这时起开始转向。可惜，新兴的市民学者，虽对旧的封建卫道史尽了破坏的作用，可是并没有力量建立起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史。直到北伐战争以后，由于新形势新要求，这一工作才真正开始。北伐革命以后，中国究竟走向哪里去？这并不完全决定于革命者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力量，而要依据于历史的客观现实。因此，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把握中国历史的动向，成了革命者之当前的急务。过去的中国史，实乃一本糊涂账，而今已到了必须整理的时候了。（注：见《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
1937年1月和7月，何干之先后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本书，分别对两次论战给予了综述，是迄今为止评述当时史学争论最系统的著作。他指出：1927年以后，有所谓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1934—1935年又有所谓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样的论辩，不用说是“五四”时代资本主义文化运动的继续。社会性质、社会史、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6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史研究，是革命形势的要求。
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在谈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时，也论述到这次论战的背景。他说，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而兴起的。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先后，社会主义勃兴于中国，为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一般革命家都努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经济史分期的讨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他还指出了其中的代表人物：“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注：《当代中国史学》第100页。）
齐思和把社会史研究的起源追溯到李大钊，也颇有见地。他说：“中国最初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是李大钊先生。他尝作《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之价值》等文，介绍唯物史观的精义。到了北伐以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遂更展开”。（注：《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周予同从治史的目的谈到“释古派”产生的必然性。他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提出治史的三个目的——明变、求因与批判。但疑古派与考古派究竟大多只做到“明变”的一部分工作，而没有达到“求因”与“批判”两个目的。释古派便是对这种学术上的缺点而企图加以补充。他还论到了“释古派”产生的社会背景，说：“或者更重要的，释古派所以产生或者由于社会的原因。从民国‘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形态极变幻之能事，许多知识分子因不安于现状而探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态及其本质，因而再追溯产生这现代中国之以往各期的社会的形态及其本质，而且想用一种理论以解释这各期社会形态之所以形成及其转变”。（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释古派”是30年代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乃至政治斗争中，声震史坛的，对它产生的原因自然更受到史学史研究的重视。以上所引观点，虽然在历史观及对释古派的态度上不尽相同，但对“释古派”产生的背景有大体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它是为弥补“疑古”、“考古”之不足而兴起，又是因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而展开。
三、对各史学派别的评价
（一）对早期新史学的评价
梁启超倡导的早期新史学，在钱穆那里被称作“革新派”的政治革命时期。钱穆是赞同“革新派”史学的。他说：“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最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可谓推崇备至了。然他对于梁氏之“新史学”，却有明显的批评意味：“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于当前病证，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一时期新史学之过于否定传统文化，与政治联系过密颇为不满，认为这样的史学没有生命力。
齐思和在《中国史学界的展望》谈及这段史学时，说：“自清季以来，许多学者，主张改造中国史学，把中国史学现代化。梁启超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一位。他主张以西洋史学来改革中国史学，他的主张在当时影响颇大。惜彼不甚谙西史，所主张往往似是而非”。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中，一方面肯定了梁启超创立“新史学”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指出他的不足：“可惜梁氏不谙西文，……对新史学的介绍，颇为肤浅空泛，而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对于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方法，似乎是茫然的很”。“梁氏不明通俗著作与研究著作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齐氏在美国留学多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对西洋史学造诣颇深。“新史学”作为中西史学交汇的产物，其局限性在齐氏看来是“肤浅”。但梁氏国学根基深厚，他借鉴外国史学并不盲从，还是应该肯定的。
周予同对梁启超倡导新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梁氏虽由经师弟子转变为新史学家，但他的史学思想显然地受了今文学的刺激而接收进化论的史观……就全部思想界说，梁氏是否是‘陈涉’，尚有商榷的余地；但就40年前的史学界说，梁氏却确是揭竿而起、登高而呼的草莽英雄陈涉呢！”（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他认为梁氏在现代史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对疑古派、考古派的评价
对于疑古派、考古派，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考古派，在钱穆那里，属于科学派或称考订派。他说：“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之文化成绩也”。（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可见批评之严厉！
在曾繁康那里，这两派被统称为考据派。曾氏认为：“此派的主要精神为注重实证……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极有裨于中国古代的史乘”。“此派自其初起以至于今，虽为时尚不甚久，而其成绩，则甚惊人，对于中国的古代史，已有极丰富而又极宝贵的贡献”。（注：《中国现代史学的检讨》。）它的缺点，曾氏认为是对古史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不能“建立一个簇新的史学系统”；再者，这派学者往往误认方法为目的，为考据而考据，非为历史而考据，以致破碎支离，博而寡要。
金毓黻对疑古、考古的做法，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说：“愚终谓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轻疑。专从故纸堆中，搜求证据，考证古史固难断其真伪，即从地下发见之简古文字、片断记载，据以判断古史，亦易陷于谬误”。（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24—325页。）然他对顾氏的疑古精神、勇于服善又表示了敬佩，说他“为治史者别开生面，亦可扫从前拘泥罕通之病”。对疑古、考古在史学上产生的影响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说“近顷学术治史之术，咸富于疑古精神，而范以科学之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别创新史……为我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25页。）
周予同对疑古派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肯定：“疑古派在中国史学史上自有其不可一笔抹煞的业绩，他们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这在中国学术演进史上是不能不与以特书的”。（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他认为疑古派的缺点是“他们的史料限于记载的书本，他们的研究方法仍不免带有主观的成见，他们的研究范围仅及于秦汉以前的古史及若干部文学著作，因之他们的成绩不免消极的破坏多于积极的建设”。（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对于考古派，周氏认为它比疑古派更进了一步：“远古的史料，而处以崭新的技术，中国史学到此已完全宣告独立，谁能否认这是中国史学的大进步呢？”周氏也承认考古派的弱点：研究方法比较琐碎，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但又认为“这种为史学基础做打桩的苦工是值得赞颂的”。（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张绍良肯定了“疑古派”的思想解放意义，说“这般人的反封建历史的破坏工作正代表初期自由主义的战斗性和进步性”。同时又指出它的局限性；“然而这种进步性，亦止于‘破坏’，谈到进一步的建设，则远非实验主义的‘疑古’和‘翻古’所能胜任，几卷‘古史辨’，只不过是‘破’的文集，而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贫乏，已见他们‘立’的能力的薄弱了。”他认为“中国历史之科学的整理，在北伐革命之前，可以说还没有摸到边际”。（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
（三）对释古派的评价
1936年，冯友兰对“释古”在史学上的意义作了中肯的评价。认为在信古、疑古、释古三种史学趋势中，“释古”一种，应是史学的真正目的，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但针对社会史论战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他对释古派也提出了批评，指出当时属于释古的史学有两个缺陷：“第一种是：现在属于此派之史学家，往往缺乏疑古的精神。……第二种缺陷是：现在属于释古一派之史学家，往往谈理论太多”。认为讲历史，“应当以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不可以事实迁就理论”。（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冯序》。现在不了解史学史的人，有的把社会史论战时期的政治色彩大于学术探讨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头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下面我们不妨多引用当时人的评述，这些人在当时大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样或许对全面认识这个问题更有利些。）
1935年，嵇文甫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写的序，对那些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中国社会经济之史的研究，在短短六七年间，约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概说时期，第二是论战时期，第三是搜讨时期。对这一分法，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表示赞同，说“这话大致是正确的”。嵇文甫说：“中国学者首先发表社会史研究著作的是陶希圣先生和熊得山先生。陶先生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及熊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可算是这时期最大的产品”。论战时期，先有‘新思潮’派和‘动力’派的对立，后有《读书杂志》四个专号下的混战。战兴最浓、风头最健的脚色，先有朱其华和严灵峰先生，后有李季先生，其他若胡秋原、王礼锡、王宜昌……诸位战士，也都是常显身手的”。这一时期，“嬉笑怒骂之辞多，真讲理论的却甚少”。搜讨时期：“一场混战使大家感觉无知了，于是返回头来，从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面下功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先生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社会作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驽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研究·嵇序》。）
张绍良对社会史论战的评述与嵇文甫基本相同，他也分作三个时期，即一、概论时期，二、论战时期，三、探讨时期。在第一个阶段，“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虽已汇集成书，在量一方面，是丰厚些，而内容的质，依然是很穷乏的。至其见解的失当，则更是另一回事。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方法上，虽无可非议，但内容上，依然没有作到精确”。张氏对“论战时期”的学风也有批评：“论战的文章固多根据学理而作理智的论争的，然亦有不少是囿于门户之见而一味漫骂的”。（注：张绍良：《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
周予同对郭沫若在释古派的产生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文里所谈的治学方法，“实是释古派之坦白的宣言”。对陶希圣的作用也有评述，称他著作多，产量相当丰富，但又指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所指责，而且陶氏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所以更予人们以指责的机会”。（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顾颉刚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这样的评价：“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注：《当代中国史学》第100页。 ）他对陶希圣也有较高的评价，认为“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注：《当代中国史学》第107页。）
齐思和在肯定了郭沫若、陶希圣对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之后，还高度评价了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的著作。他说：“陶、郭二氏之后，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来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
以上引文是我们通过论文目录查到的当时人对“释古派”评价的基本材料。文章作者如嵇文甫、张绍良、周予同、顾颉刚、齐思和等人在当时都是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在史学界有较高的威望，所以我们在此不惮其烦地大量引用他们的评价文字，目的在于客观、全面地反映当时人的观点。这对于澄清当前一些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或许是有意义的。上述作者在那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一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就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了中国史学的最新发展方向。因此，把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战时史学”是不能成立的。这几位老史学家，虽然当时并不懂何谓历史主义，但他们研究史学的平实、公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值得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学习的。
金灿然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最大特点，便是参加的诸位先生都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命，这便表示了，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上，唯物史观的方法已占了统治的地位。在这个光辉的方法论面前，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已显得暗淡无光，失却了活力”。他对社会史论战之促进史学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这场论战的功劳却也不可轻视，而且没有这场论战，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初步成绩”。
对释古派批评严厉的是钱穆。钱氏主张历史研究要“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而革新派则喜为全面的、通古的研究。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他对革新派是赞同的。但他对现实中的革新派都不满，特别是对“经济革命论派”（即社会经济史研究），他的心情更为沉痛，说：“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注：《国史大纲·引论》。）
周予同认为钱穆对于社会史研究当中出现的弊端的批评虽有合理之处，但却无视释古派的进步，说钱氏对“经济革命论派”的担心，是“未免过虑了”。（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四、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展望
所谓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展望，一方面指通过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指出中国史学以后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对中国史学今后努力的方向提出建议或要求。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总结性文章已包含相当多这方面的内容。
周予同对抗战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有自己的看法，说“史学发展的征兆，大概不出于撷取疑古、考古、释古三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而渗透以高度的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张绍良提出要站在中国之“独立之国”的立场，来批判一切，摄取一切，从而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更进而创作新史观的中国史。他还对当时轰动一时的“战国策”派的历史观点提出批评，说“它有意无意的与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观结了姻缘”。（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指出要警惕号称“正统派”的守旧史家的“复古”倾向。
1947年，顾颉刚在接受蒋星煜的采访时，认为现代中国史学没有明显的流派。他说：“严格地说，明显的流派是不存在的，以前有人勉强分出疑古派释古派等等，其实疑古是手段，释古是目的，这种分法很不合理。又如陶希圣、郭沫若、翦伯赞同是以唯物史观来理解中国历史的，但各人所得的结论距离很远，未便归纳在一个流派里面”。（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载《文化先锋》第6卷第16期， 1947年9月。）史学流派存在不存在，还可以再讨论；史学流派如何划分，也可以再探讨。但顾氏在这里的回答，至少表明这位“古史辨”的大师，也承认释古是目的，也承认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上的价值了。
就治史方法而论，嵇文甫在总结了社会史大论战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我相信搜集材料在现阶段上极为重要，然而理论的研究亦不容轻视”。“从论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理论问题，都不是单就中国史籍中搜集些材料就可以解决的”。（注：《中国经济史·嵇序》。）也就是说，史料的整理和理论的探讨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金灿然在文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今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何在呢？那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他重点提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说这部书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向上打下了一个基石。
金毓黻在《吾国最近史学之趋势》中，强调了专题研究的意义。专题研究，在他那里称“主题研究”。他说：“近顷颇盛行主题研究之法，即取古今或一代之事，析为若干主题，各个而讨论之谓也。主题研究，本取法于纪事本未一体，……此研史最善之法也。……近人之善用此法者，多至不胜枚举，其最著者，为王国维陈垣二氏”。同时他还正确指出了专题研究和整体研究的关系，说“部分之研究，其手段也；整个之贯通，其目的也。不能因在于手段过程中，得有大量之收获而遂忘其最后之目的，即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注：《中国史学史》第322页。）他认为以专题研究为基础而创造贯通之史学， 是史学发展的趋势。
1949年，齐思和也论述了专题研究和集体协作在现代史学建设方面的意义，他说，专门化是科学工作的基础，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随着史料的大批量的发现，许多专门化的学科产生了，现代的史学必须建设在许多人的专题研究之上。像司马迁、司马光一人包办全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如亚里斯多德式的科学研究已经过去了一样。（注：见《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上关于中国未来史学发展趋势的认识，都是通过对本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考查及史学发展之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得出的，归结起来，可概括如下：
（1）新史学经过40多年的发展，渐趋向吸收各派优点、 朝综合的方向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疑古、考古是史学研究的手段，而释古才是史学研究的目的，它们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2）史料和理论在历史研究中要相互结合。 唯物史观越来越显示出理论的优越性。它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得到广泛的承认和高度的重视。
（3 ）专题研究和贯通研究的地位及其辩证关系得到较为正确的认识。40年代的史学家，已经认识到专题研究在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作用，并认为专题研究是贯通研究的基础；贯通研究是专题研究的归宿。
三、40年代史家对本世纪前半期史学的总结和评述，可以成为我们思考未来史学发展的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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