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8-0022-07 19世纪末期以来的语言学转向对当代哲学发展影响重大。但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这种影响似乎并不突出。这有可能是因为影响的形成和显现还需要更多时间，其影响还在不断发酵；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充分，有关研究还没有展开。其实，语言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问题相关资料较零散，本文试图作一初步的总体探讨。 一、问题与背景 对“语言学转向”的理解，我们经常以罗蒂1967年出版的重要编著《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作为主要的参考。这本论文集选编的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哲学问题是语言问题”的经典表述，第二部分是关于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第三部分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第四部分是再概述、再思考和未来展望。按照他在该书第一版(1967)的前言中所说的，他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哲学中的一些有关语言哲学的主要英文文章进行了编选，侧重点在于哲学方法论问题。 这本书在出版25年之后的1992年又出新版，罗蒂在新版附录《25年之回顾》一文中指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哲学界对语言学转向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人们对这种转向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于语言哲学本身的基本理念，即所谓的“通过研究一种叫作语言或者我们的语言主题，能够将哲学推进”，也产生了怀疑。①他认为，这应该和语言哲学自身当中发生了从语义分析到语用分析的转变有关系。因为，试图单独从语言和实在关系的探讨中理清哲学是困难的，语言和现实往往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如果哲学如奎因所希望的，在哲学和科学的关联中推进自身，同时也需要如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说的那样需要将哲学与诗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可以对所谓的哲学方法、哲学问题的特征一类问题不要那么关心了。②因为这些问题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要求。当然这些说法也表达了罗蒂当时对于哲学的失望，甚至走向了一种我们看来比较消极的后哲学的看法，他对语言哲学的断语未必就是语言哲学自身的问题。 语言学转向开始于19世纪末期的弗雷格，但是较为流行并能获得多数人认可的，应该是20世纪60—70年代。其间罗蒂所编辑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一书应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影响。现在看来，语言学转向中形成的语言哲学，首先是哲学方法上的，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是本体论、认识论哲学的主题转变，这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式和方法的变化，而不是对某一个哲学问题比如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哲学论》明显表现出要对哲学进行彻底洗刷的精神和勇气。他将所有的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尤其是语义分析问题，通过语言分析哲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他要解决哲学问题，甚至要消解以往的哲学。不过在我们看来，这种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消解哲学的努力也可能是哲学进化的一种动力。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语言的创设、发展、研究与自觉是人类文化和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语言本身就是非常迷人的人类文化和文明现象。很多时候，语言作为表达工具，作为知识和技能传递的载体和途径，非常受到重视。比如，在语言哲学中，理想语言学派或者人工语言学派追求的那种精准表达、没有差错也不会误导的哲学语言理想，实际上是对一种纯粹语言、人工语言和理想语言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人类文化和精神进步的主要动力，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表现。人类在语言上花费的功夫，也许是所有文化现象中最多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研究中，语言哲学的含义至少有两种：第一种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语言哲学。这指的是对语言的哲学思考而形成的一种关于语言的哲学。这种哲学含义比较广泛，包括了从古到今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的各种哲学。在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当中，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就是挖掘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语言的哲学思考，这种理解实际上更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去看待语言问题。这种语言哲学或者语言观念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的理解，也并不是通过语言的分析来解决所有的语言问题和哲学问题。第二种可以称之为狭义的语言哲学。这指的是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语言哲学，也就是罗蒂所说的语言学转向理念影响下的语言哲学，或者体现了这种理念的语言哲学。这种语言哲学试图通过语言和逻辑的分析解决哲学问题。我们现在更多关注的是这个意义上的语言哲学。比如像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的研究，把存在、知识、意义和语言联系起来，将主体和客体及其界限或者限度与语言联系起来，以此来解决哲学问题。这种语言哲学一般区分为自然语言哲学和人工语言哲学。但是实际上，语言哲学很丰富，比如在欧洲大陆和英美就有不同的概念；在欧陆，法国传统和德国传统也有差别。 在狭义语言哲学研究中，有些流派、人物、地域的探究也有特殊性。一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这种研究往往和人工语言学派、自然语言派、解释学派有关系，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这些学派的应用，也有对这些流派的丰富，还有对语言哲学或者相关学派的改进和批判，总之，可以看作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流派。也有一些探讨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文本与科学发展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结合进行研究，直接从一些语言学家如索绪尔等那里借鉴有关探索而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的研究。我们将主要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语言哲学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派别 总体看，中国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更多的，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还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从源流来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路径，大概可以划分为欧陆实践学派、英美分析派、其他研究三种类型： 其一，欧洲大陆实践学派。简要来说，这个流派主要关注语言和语境、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都有学者在进行努力，简称之为实践派。 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哈贝马斯在1970年代重视一般、普遍语用学，他明确提出所谓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认为，一定程度上，这与1960年代以来的语言学转向有关，与哈贝马斯认为应该从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并将它作为当代第一哲学有关。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哈贝马斯受到阿佩尔的影响很大，甚至他们是合作伙伴，所以他的研究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欧陆派和英美派合流的特征。 阿甘本的研究目前似乎还在不断进展中。要从马克思思想和语言哲学关系的角度来概括阿甘本的研究比较困难，但是他对语言的重视是明显的。其新作《身体的使用》中也有一些表述值得重视。他重视语言和世界、语言和人的生活与生命甚至身体的关系。这种语言显然和仅仅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是不同的。他认为：“母语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亲密和适当的；然而，语言的亲密性和所有特性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语言碰巧对人类而言是外来的，通过一个转移和学习的过程，这是辛劳和痛苦的，这是强加给婴儿而不是他自己愿意的。身体对于每个个体是特殊的，语言从定义上是和他人分享的，是一个共同的对象……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外在的。”③在我们看来，语言及其习得说明了语言的社会性的重要性，这种社会性有内在于人的一面，但是，人对母语的依赖和信任，实际是来自一种后天的学习和熏陶。社会和语言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对于阿甘本来说，语言对于人来说是亲密的，但是也依然有外在性，这种外在性应该是社会性、实践性的立足之处。 阿甘本对于哲学本体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的论述，可能对于我们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有直接的意义。他试图探讨本体论的可能性。“本体论满载着西方人的历史命运，不是因为无法解释的和元历史的神奇力量属于存在，而是因为相反，本体论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历史性链接(articulation)开始的地方，它在自己的记忆里保存了人类起源的情况，保存了语言和世界链接形成的瞬间。本体论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对应的是复杂的可能性的变化而不是命运的变化，这种可能性使语言和世界之间的链接展示为历史，而此历史是神圣人的鲜活存在的历史。”④本体论其实展示了人的语言和世界之间如何结合、分离、互动，它其实是清楚明白的，在本体论中满载人类起源的历史，本体论不是探寻命运，而是寻求语言和世界之间关系可能性的情结；这种可能性扩展为历史，但这个历史有一个神圣人的设置或者追求，而这个神圣人是鲜活的存在。 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墨菲的话语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修正，其实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生产决定论，也不是话语决定论，他们的工作不过是将生产决定论的偏见修改成话语决定论的偏见。但是他们在论证当代社会生活中话语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有些地方需要我们关注。在现代性受到批判的情况下，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应该给予关注。 鲍德里亚的研究也很有趣味。他对于符号和当代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可以视为一种很有个性的语言符号哲学。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仅消费商品，而且还消费这种商品自身所代表的意义，这种意义只能以一种符号表达出来。这个时候，符号和商品联系得非常紧密。这种商品、物品和符号之间形成一种关系，这可以当作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来理解，这是理解当代社会中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重要路径。要成为成功的商品，必须成为受到欢迎的符号，这种符号可以以词语、图像、意向、观念、时尚、价值、地位等来表达，这种表达都是符号化的。我们认为，在当代条件下，文化、意识形态对于经济的影响非常之大。很多经济的困境与符号的意义和价值的困境有密切的关系。话语控制和操纵在当代社会占据重要地位，因为话语成为形成符号意义、价值的关键。培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形成一种获得认可的表达符号，这是关键，虽然这并不容易做到。 其二，英美分析学派。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美分析学派是一个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派别。这些研究可以再细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用语言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梳理和建设。在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用分析的方法包括语言分析的方法进行探讨，并建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并未停止。比如G.A.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当然这些分析以所谓的清晰和准确为目标。这种标准应该来自分析哲学，包括其中的语言哲学。这个过程也是有变化的，这也可能与分析哲学自身内部的变化有关，比如原来以语义分析为基础的语言哲学转向后期的语用分析为主，对语境的重视导致对既往道德、社会实践等相对的现实问题的重视。后来人们给柯亨等人的研究做出一种判断，认为他们形成了所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有埃尔斯特、罗默、莱特等。在关于道德的分析中，加拿大学者凯·尼尔森也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在英美国家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系密切的学者中有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语言问题也比较重视，但分析方法并不突出，倒是一些其他学者影响比较大，比如杰姆逊比较重视索绪尔。杰姆逊的《语言的牢笼》对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对这种语言哲学的成果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充分挖掘，试图将语言哲学的新发现结合到哲学体系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索绪尔对于语言中的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组合与聚合的区分，在语言哲学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欧洲大陆的研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索绪尔的探讨和英美国家的语言哲学并不相同。杰姆逊对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可能在一些其他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那里有比较多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其立场似乎有折中的一面，没有表现出对大陆传统的偏好，同时对英美传统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另外一种类型是一些有名的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做出的。他们重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其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语言不仅仅是表达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行为，或者说，人们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使其意志的行为，是一种做事情的活动。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和语境的关注，对于语言意义的生活形式解释，都是重要的。在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中，有很多对语言和实在的关系的探讨。他们面临的哲学问题可能是一致的，比如马克思所面临的非历史的哲学批判，和维特根斯坦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在深层有共同的理解和认识。所以，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近来受到很多人的重视。这个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其实哈贝马斯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比较欣赏，认为他对于生活形式的关注导致了人们对语言之语境的关心，使得语言哲学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解决了早期逻辑分析、语义分析为主导的模式所存在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措辞，但是这种措辞并不意味着他的语言哲学更加容易理解。 其三，其他混合学派。在有关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中，进行非常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学派划分往往是不合适的。有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特征。这些学者受到人工语言、自然语言、解释学等比较传统的语言哲学流派的影响。同时，有些也直接从马克思的研究中找到了语言哲学的因子或者原则，抑或与一般语言哲学相同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哈贝马斯那里，似乎英美和大陆哲学的传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合流。在学理上尤其是话语研究方面，与哈贝马斯关系非常密切的阿佩尔，对康德的道德律令证明进行了语用学(和重视效果的实用主义在词源上非常接近)论证。阿佩尔对哈贝马斯的影响比较大。这使得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语言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欧陆和英美合流的特征。巴赫金研究也具有这种特征，具有一种在文本、路径、内容和特色上综合的特征。巴赫金的研究在早期就已经和马克思的研究有关系，但是，时间上和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就是那种将哲学问题作为语言问题来处理的语言哲学，是同时的。但是总的来看，巴赫金的理论可能受到西方语言哲学的影响更大，他重视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有社会语言学的视野，更多是将语言和意识形态问题联系起来。⑤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直接影响了当代法国勒塞克尔的研究。国内现在此方面的探讨已经开始，但还有待深入。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巴赫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马克思和语言哲学的关系的研究，有马克思的文本支持，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的语言观研究有共性，但必须清楚的是，他也与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的分析派和实践派，在逻辑上、话题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语言哲学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中，哈贝马斯是值得重视的。哈贝马斯将“互动”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进行区分甚至对立；用话语来与权力与货币对抗；将社会生活整体分为权力与货币主导的体系和话语沟通为主的生活世界两个部分。他要创建交往理性，来替代原来的理性如工具理性等。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意图用语言哲学范式建立一种超越生产和劳动的哲学范式。问题是，很多人以为交往就是一种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方式，但实际上其核心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式。新方式和旧方式的差异，或所谓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不仅仅是劳动和互动的差异，而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哈贝马斯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超越主体哲学或者意识哲学，转型到语言哲学，以此进行唯物主义的重构。他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他们依然停留在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阶段。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所谓的互动和交往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这种语言可以与语义学有关系，但更多的是语用学角度的，以言语行为、话语或者商谈为视角。 勒塞克尔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一书中，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人物如哈贝马斯的批判。对勒塞克尔来说，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有两个缺点：第一，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没有重视自然语言的多样性。他认为自然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化连接。⑥其实，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相对，自然语言的相对性和多样性并不影响人的语言的可沟通性。翻译固然是个问题，但不是可否沟通的问题，而是沟通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是语用学意义上的，勒塞克尔似乎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语言、词语、判断这些语言形式，并不重要，哈贝马斯更加重视商谈、话语、言语行为等，这些主要是用话语、语言来做，总是语言与活动之间的关系。第二，哈贝马斯没有认识到，语言中有很多斗争、威胁和暴力的现象。⑦但是，我们认为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中重要的一点是，话语是离开暴力的。对于哈贝马斯，暴力只有在非话语的领域存在。暴力及其相关问题是哈贝马斯的一个软肋。按照哈贝马斯1975年《什么是普遍语用学》⑧一文中的说法，普遍语用学就是研究规范的基础论证的问题。而规范，在他那里，是以统一为基础的，不是以暴力组织或者支持的，比如像货币和权力这些要素介入的地方，话语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意义有限。其实是说，话语与暴力及暴力支持的因素并无多大关联。但是，这并没有损伤话语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威胁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符合真实性的标准，就是语言说出来的威胁性和斗争性，是行为的一个预告或者延伸，这种话语是真实的。 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对于我们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首先，哲学随时代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联系时代，进行创新和发展。我们并不同意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判断，但是我们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创立的，还是后来一些经典作家所做的发展，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哈贝马斯的重建，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种新的语言哲学意识和观念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不是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问题挑出缺点来。关于语言哲学与意识或者主体哲学的关系问题，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次，马克思面临的时代问题和我们目前面临的时代问题肯定有不同。比如，当代社会中，国家对资本运作干预的增加，在马克思的年代是相对较少的；再如，代议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历史的积极的意义，代议制条件下，语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中语言具有表达的功能，具有意志展示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表达的权利。在代表制或者代议制中，说什么，这是那些言说者的事情，但是如何安排说以及是否可以说，则是社会制度的关键部分。这种情况下，语言活动作为一种形成共识的活动，一种形成规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活动，成为关键问题。而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话语作为一种论证的规则，而不是话语及其内容自身。这个时候，话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安排进入话语系统，在话语过程中如果有不同的实质性的意见如何处理，如何处理暴力与话语的关系等。 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与语言哲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已经有学者作出努力。比如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哲学研究，在重视人的活动和人的语言、人的认识和人的语言的关系等问题上，已取得一些成果。有些学者关注作为思维外壳的语言，重视思维和思想的发展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虽和狭义的语言哲学并不一样，但有些问题、思路和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共性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应对当代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借鉴当代哲学的重大发展成果，发展一门在学理上有充分立足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任重道远，亟须面对语言学转向以后的哲学发展，如何将语言哲学的发展成果充分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保证其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通话的可能性，保证其在当代世界范围内进行哲学交流和交往的可能性。这些问题还有待全面展开，甚至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研究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语言哲学联系起来，这个工作进展不大，刚刚开始。造成该状况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语言哲学自身的影响还不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可能还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学理方面的关注不够。比如在关于法律、正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国内很多研究还没有采用语言哲学的视角，虽然这种角度非常有价值和意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已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视角。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认为语言哲学的研究并不能直面现实，所以和马克思的哲学实践主旨或者特征是有距离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哲学只能以哲学的方式直面现实。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角度和方式，那么，干预现实的力度、深度、意义是非常有限的。语言哲学本身是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或者方式，或者说范式。语言哲学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比较纯粹的探讨，并没有直接涉及社会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直接处理社会生活事件就更加深刻，因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必须远离现实，思考那些抽象的概念、原理，然后才能够更好地应对现实。 认为语言哲学是脱离实践的纯粹的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 第一，纯粹哲学并不纯粹，纯粹哲学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任何一种面对现实的哲学，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纯粹哲学的支持，就是缺乏深度的。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当年在成就其新哲学的时候，首先接受的是黑格尔哲学，很显然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纯粹哲学。我们在这里更加关心的是，语言哲学在哈贝马斯那里已经成为第一哲学，所有的哲学学派甚至哲学的整体发展，都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在今天，如果不懂得语言哲学，如果不重视语言哲学，那么要读懂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语言哲学的发展内容非常丰富，且不说一种哲学不可能跟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就语言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生活和实践的问题是一个很关键和核心的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已经放弃了早期试图将哲学语言进行分析，使之意义清晰而解决之。他更加重视的是生活形式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别的。在哈贝马斯那里，语用学哲学就是研究社会规范合理性的问题。对他来说，语言哲学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研究人的作为其行为的言语或者语言。人们更多的时候在社会生活当中，通过话语或者商谈的方式，就一定的社会交往形成共识，这个共识成为整个社会非暴力状态下形成秩序的基础。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在当代条件下实践哲学要是离开语言哲学，就可能不成其实践哲学了。比如说在当代社会中代表制或者代议制是形成社会秩序的主要制度，在这个制度当中货币和权力受到限制。这种制度的基础就是那些被统治者授权或者同意，这种授权或者同意就是通过话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可以说语言及其变体在当代社会制度当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所理解的生活、实践、政治、伦理、法律等和话语有直接的关联，在一定的意义上语言哲学就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实践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哲学不是哲学的顶峰，当代哲学依然在发展。有些人认为语言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被政治哲学所替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在西方已经压制了语言哲学。也有人认为，语言哲学作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哲学，可能为心灵哲学和意识哲学(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前语言哲学的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所替代。但是，作为一种历史上哲学发展的范式或者阶段，要扫除语言哲学影响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语言学转向带来了哲学研究的重大变化，使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对象、边界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研究都需要充分考虑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变化；为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也带来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在实践哲学研究当中，由于语言和实践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语言不仅仅是实践活动的表达，而且参与了实践活动，语言是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形式或者关键形式。在社会生活领域，语言及其变体的作用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语言哲学，我们将无法进入当代哲学，也无法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Richard M.Rorty Edited: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374. ②Richard M.Rorty Edited: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374. ③Giorgio Agamben,The Use of Bodies,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86. ④Giorgio Agamben,The Use of Bodies,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11. ⑤B.H.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李辉凡等译，载《巴赫金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 ⑥Jean-Jacques Lecercle,"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s,Historical Materialism Series,Vol.12,Leiden: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2006,p.51. ⑦Jean-Jacques Lecercle,"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s,Historical Materialism Series,Vol.12,Leiden: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2006,p.53. ⑧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语言哲学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本体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