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个新现象：通货紧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国民经济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与前几年全然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逐步显现，国内前些年改革发展中积存下来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部分地区又遭遇了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周边许多国家政局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生产下降的经济衰退局面包围中，中国经济上半年仍然取得来之不易的7%的经济增长实绩；同时，人民币汇率保持坚挺，居民存款稳定增长，表明民众对我国金融、经济前景持有信心，国民经济运行基本正常。1998年我国经济中也出现了许多新困难、新矛盾和新问题，其综合表现为一种新现象——通货紧缩。对于当前出现的通货紧缩这一新的现象，特别是在可能出现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国际大背景下，宏观决策部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认真分析它所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出现的后果，才能对症下药，辩证施治。
一、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主要成因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计划经济时代以商品短缺为特征的隐性通货膨胀逐步显性化，我国经历了近20年在争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努力控制通货膨胀的艰苦时期。1997年第四季度，社会物价总水平出现了负增长的罕见现象，进入1998年以来价格下跌速度加快，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7月份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1.5%、1.9%、1.2%、2.1%、2.7%、3%和3.2%。作为观察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加速下滑的势头更加明显，前7个月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1.9%、2.8%、4.9%、5.9%、6.3%和8.5%，目前尚未显现止跌企稳迹象。
这种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的价格持续下跌，表明以货币计量的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供过于求，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企业利润率降低，失业下岗人数增加；银行资金存差扩大，货币净回笼大幅度增加。初露端倪的通货紧缩现象迅速改变了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企业投资意愿减退，生产性投资减少；居民收入预期和价格预期改变，即期消费意愿下降，消费品零售市场名义增长率大幅回落。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低迷又进一步压低价格总水平，从而形成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速减退相互作用的惯性运行。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都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严重不平衡的结果。为什么我国在通货膨胀顽症多年反复发作之后，近年来会逐步形成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以至出现通货紧缩的局面呢？我们认为，当前存在的社会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原因：
1、国际原因：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承受了外需减少和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的双重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联度大大提高，199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2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1986～1990年出口需求年均增长17.8%，1991～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16.7%，出口需求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支持我国社会总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出口需求增长明显减速，1998年出口增长如达到90年代平均水平(16.7%)，出口新增额应达到305亿美元，但今年实际增长率可能仅为7%～8%，少增加150多亿美元（约合1250亿元人民币），影响GDP增长率0.85个百分点。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大部分长期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亚洲需求减少导致国际市场多数商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下跌，石油等商品价格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对美国等经济处于高涨期的国家主要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助涨作用，有利于经济高涨期的延长；而对正处于经济“软着陆”后的中国经济主要起到助退作用，对我国商品价格水平的压制将大大延长我国经济在潜在增长率下限的底部盘整时间。亚洲国家货币贬值特别是日元贬值还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稳定构成巨大压力，由于人们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信心不足，在前7个月出口顺差262亿美元的情况下，国家外汇储备仅增加6亿美元，外汇占款减少使中央银行通过此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按262亿美元计算）2170亿元人民币，直接成为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2、短期政策原因：国内为抑制通货膨胀实行的财政、金融短期调控“双紧”政策没有随短缺经济现象消失而及时得到调整
1993年起，为了治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我国实行了长达5年的财政、金融“双紧”调控政策，在这5年中，政府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压缩财政赤字规模，整顿金融秩序，紧缩金融资金总闸门，使银行存贷差率由1993年的-15.45%变为1996年的5.21%和1997年的6%，经济增长率由1993年的13.5%下降为1997年的8.8%，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通货膨胀高峰年1994年的21.7%和24.1%，回落到1996年的6.1%和8.3%，由于1997年继续坚持“双紧”政策，两项价格指数1997年下滑到0.8%和2.8%，并在第四季度出现价格负增长现象。伴随本轮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指数回落，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随着投资、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作为短缺经济制度基础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体制在逐步消亡，根源于预算软约束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无限膨胀的虚假需求受到控制，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天平迅速朝着相反方向失衡。社会总供求关系的历史转折性变化，在市场上迅速表现为绝大多数商品劳务短缺现象消失，部分工业品出现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在转轨时期长期与短缺经济、通货膨胀作战的宏观调控决策部门，对生产过剩、通货紧缩警惕不够，在经济运行客观要求宏观调控方向应由约束需求转变为创造需求的新形势下，没有在1997年及时调整财政、金融“双紧”政策；1998年原计划继续缩小财政赤字100亿元，1998年3月对金融机构准备金率和准备金利率调整前，在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中，存在着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与金融机构平均利率间利率倒挂的金融收缩倾向，这种财政、金融事实上的“双紧”政策使我国货币供应量增幅迅速下降，通货紧缩的压力不断增大。
3、根本原因：微观约束机制强化使经济产生自收缩倾向，企业一时尚未建立与新增长方式、新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需求扩张机制。
在“两个根本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前，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体制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具有创造重复建设无限扩张的投资需求机制，预算软约束还造成国有企业职工收入超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消费需求快速膨胀。随着近年来“两个根本转变”逐步在投融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正在逐步“硬化”，过去那种无限扩张的不计投资回报、重复建设的虚假投资需求和随之派生的消费需求被有效抑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虚假需求“不足”导致的社会总需求规模收缩是改革深化取得的历史进步。
必须指出，无论从我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但是，长期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粗放经营的国内企业，在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变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的统一市场等市场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很弱，国有企业现行管理体制用技术创新去创造投资的激励动力不足。在金融企业风险约束机制强化后，特别是风险责任落实到人后，银行由过去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乱贷现象转变为个人风险最小化的惜贷现象，金融机构出现强烈的信贷紧缩趋向。另外，在投融资体制上仍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在创造需求方面更具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得不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金融部门间接融资等正规渠道的融资便利，随着非正规融资渠道的清理，非国有经济因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失去发展活力。总之，当前我国微观需求扩张存在严重体制障碍，处于旧的虚假需求被抑制、但与新增长方式和新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需求扩张机制尚未建成的转轨中期，新创造的有效需求尚不足以弥补被抑制的虚假需求从而有效需求总量不足，这是我国当前出现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
二、通货紧缩的近期走势
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已经使总量矛盾上升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扩大国内需求，改变供求关系，制止通货紧缩，为企业经营和投资创造有利环境，是当前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主要任务。
今年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和压缩无效供给以调节社会总供求关系的政策措施，其效果已经开始逐步显现。5～7月份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提高，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8%、16.1%和22.8%，预计下半年投资需求会有明显增加。受投资需求拉动，金融紧缩的势头有所改观，到7月末，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广义货币M[,2]比去年同期增长15.5%，比6月末的14.6%提高近1个百分点，逐步接近16%～18%的年度计划水平；狭义货币M[,1]增长率7月末达到10.5%，比6月末的8.7%提高1.8个百分点，增速明显加快，但离17%年度计划尚有不小的距离；市场现金流通量M[,0]增长率7月末为10%，比6月末的6.6%提高3.4个百分点，仍比15%的年度计划低5个百分点。5～7月份连续3个月贷款比去年同期多增。今年1～6月份各项贷款比去年同期少增195.1亿元，但7月份当月金融机构各项贷款756.4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24.4亿元，并使新增贷款累计额首次超过去年同期。政府短期调控政策已经根据通货紧缩特定情况作出方向性的调整，扩张总需求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走出了治理通货紧缩的第一步。
199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仍处在政策时滞期，即经济政策已发生方向性变化而经济运行尚未出现方向性变化的新旧周期交替期。由于投资需求回升所增加的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主要消化库存，而贷款新增额是在7月份才有实质性增加，需要2～3个季度的时滞才会在工业增速上反映出来，目前出现了投资、贷款等先行指数开始回升而工业增速、价格指数和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经济指标组合。虽然工业生产在第4季度可能出现季节性增速，但不能将季节性回升当作整个经济运行转向的信号。我们认为，经济运行的转向信号主要要看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只有生产资料价格止跌回升，企业才能切身感受到政府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效果，企业投资意愿才会发生转折性变化。根据第三季度全国受灾情况、前期贷款等先行指标和国际经济局势变化，预计1998年全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7.5%～8%，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下降2%左右。
1999年我国通货紧缩走势主要取决于国际性通货紧缩强度与我国政府扩大内需政策强度的力量比较。
首先，1999年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不利因素仍然来自国外。亚洲、东欧、拉美等地区经济已经出现负增长，受此影响，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减速，英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美国经济增长率也由今年一季度的5.4%下降到二季度的1.4%。8月末美国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创12年来的新低；与此同时，美国大企业的银行贷款也降到近几年的最低点，纽约股市开始出现剧烈震荡，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也将开始滑落。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正在演变为全球性经济衰退，1999年通货紧缩可能成为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国际因素仍然是造成我国需求收缩、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国际经济环境除了从出口需求、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汇率压力和外资利用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消极作用外，更严重的是影响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良预期可能使政府扩大公共投资启动经济的举措得不到企业的热烈反应，进而大大增加启动经济的难度。
其次，1999年治理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回升的主要有利因素是政府短期调控政策出现更加积极的变化，灾后重建为扩大内需提供了新的商机。政府已经做出了应付国外不利局势、势力扩大内需以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部署。1998年我国政府已经调整了短期调控政策，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作为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相应增加银行配套基本建设贷款1000亿元，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规模。如此巨额的投资规模，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主要在1999年显现出来。另外，1998年我国遭受的特大洪涝灾害，虽然造成了国家和民众财产存量的巨大损失，对1998年当年的生产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是必须看到，挑战与机遇并存，灾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将为1999年提供巨大的需求增量，特别是在明年汛期之前对水利设施的修复重建工程量极大，为许多行业提供了商业机会。如果扩大内需政策成功，将为治理通货紧缩提供社会总需求的基础。
我们认为，短期调控政策的松紧既不是造成通货紧缩的唯一原因，也不是造成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宏观调控政策松动能否完全抵消国际环境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看国际局势的发展，另一方面要看我国治理通货紧缩所采取的对策。
治理当前存在的通货紧缩，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对策。一种是就通货紧缩治理通货紧缩，简单实行财政、金融“双松”政策，重走多年以来需求扩张的老路；这样一来，重复建设的虚假需求又会卷土重来，金融风险再次扩大，社会总需求虽会较快扩张，甚至几年后又会再次出现通货膨胀现象，结果使国民经济进入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出现的大起大落波动之中。另一种对策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两个根本转变”，实行财政、金融结构性“双松”政策，对尚未完全根除的旧增长方式和旧经济体制可能产生的虚假需求坚决抑制，通过深化改革破除需求扩张的体制障碍，大力扶持改制较彻底的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为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需求扩张创造有利环境，培育我国与新增长方式和新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需求扩张机制，探索出一条在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基础之上扩张总需求新路。后一种治理通货紧缩的对策虽是根治之策，但扩大真实有效的社会总需求需要相对较长时间、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更为艰苦细致的工作。
如果我国宏观决策部门克服急躁情绪，采取后一种对策，再考虑国际局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程度，预计1999年GDP增长率约为7%～8%，位于潜在增长率波动范围下限，失业与下岗合计的综合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当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国家外汇储备仍稳定在高位水平，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上升1%～2%，通货紧缩的势头将初步得到扭转。
三、1999年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和若干对策建议
我们建议，1999年宏观政策的松动要在坚持推进“两个根本转变”的基础上进行，坚持投资、贷款的效益标准和优化结构的要求，做到“三个结合”：(1)将争取较高速度与争取较高经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利用总量扩张的机会，以增量结构优化带动存量结构调整，实现有发展的增长；(2)将推动发展与推动改革两方面措施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再造微观扩张机制，破除需求扩张的体制障碍，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让市场在新一轮经济扩张中对资源发挥更大作用；(3)将扩大投资需求政策与扩大消费需求政策结合起来，全面启动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在此基础上，治理通货紧缩的主要对策建议包括以下几项：
1、继续保持政府公共投资的强度，确保启动经济一次成功。要吸取日本6次启动经济不成功的教训，1998年启用财政手段扩大政府公开投资开支的政策至少在今后两年中要保持连续性，1999年要利用灾区重建机会，适当扩大政府公共投资规模。1999年新增公共投资部分要更多用于中央财政代地方政府发债筹资，解决地方政府事权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行配套政策刺激企业投资热情。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主要对经济景气回升起杠杆作用，要使启动经济政策真正见效，必须刺激民间投资热情较快回升；在转轨时期，政府除了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体制创新发展生产力。1999年可优先推进对当前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较大的几项改革：(1)对投资审批制度进行改革。结合国有经济在不同行业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对部分竞争性工业领域试行非国有经济投资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更多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在政府不增加竞争性工业领域投资的情况下，通过投资体制改革，促进民间投资新开工项目尽快启动。(2)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强化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利益激励机制，增强企业技术创新、扩大投资的积极性。(3)改善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国有商业银行要加大对非国有经济信贷规模，推广上海等地的“中小企业风险担保基金”办法解决中小企业担保难的问题，在清理整顿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规范发展为非国有企业融资的全国性资本市场，开辟非国有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充分发挥非国有企业增长潜力。(4)增强金融机构参与经济活动的活力。在提高对金融机构资金安全性要求的同时，加强对资金流动性、效益性的指标考核，将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部分下放到基层行。
3、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确保扩大内需政策真正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在世界性通货紧缩的非常时期，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国内市场，构建我国相对“价格高地”：(1)对政府公共投资中设备采购要强调使用国内产品；(2)继续加大打击走私力度；(3)对受国外产品低价倾销的部分行业的产品要依法保护；(4)在国际市场部分商品价格超跌，与国内商品成本价差距过大的特殊时期，要采用非关税措施甚至适当提高关税水平临时保护国内产业生存条件。
4、加大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力度。在鼓励企业大力开拓城乡市场的同时，政府要采取必要的刺激消费政策措施：(1)在农林水利、灾后重建工程中扩大以工代赈规模，提高农村灾民的消费支付能力。(2)落实城镇职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该制度实施范围扩大到县级企业，中央和地方财政在明年预算内开支中要落实财政负担部分，这部分开支既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也对扩大消费需求有重要作用。(3)建议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实行住房工资和住房支出明补明收、先予后取政策，一方面增加住房工资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提高工资水平，改变居民收入预期，刺激消费品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提高住房租金水平和住房公积金水平，通过住房分配货币化增强居民住房消费信贷的还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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