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新疆域治理的实践进路论文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新疆域治理的实践进路论文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新疆域治理的实践进路

张可辉 樊士博

摘要: 在新疆域蕴含的天空、海洋、极地和网络四大领域中,历史机遇与安全威胁并存。危机的紧迫性、关涉性与全局性要求中国必须主动参与新疆域治理;把握国际竞争先机、提升国际话语权又助推中国必须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一推一拉”两个相反相成的因素生成了中国参与新疆域治理的逻辑。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建构的新疆域参与式治理,主要有四大路径:一是拓展内容,阐扬观念;二是倡导“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三是召开高峰论坛,共商、共建;四是契合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共享治理成果。

关键词: 一带一路;新疆域;全球治理;公域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是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契合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全新表达,彰显了中国智慧。深海、极地、网络和外太空被认为是全球治理的新疆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广泛参与到新疆域治理,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不仅是中国对自身的要求,也是世界对中国的要求,更是新的历史阶段、历史环境、历史方位对中国的要求。

一、“一带一路”与新疆域治理议程耦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0. 这就提出了现实环境下的新议程,即治理的新疆域抑或新疆域的治理。这个议程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受到重视,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新疆域治理涉及的内容具有复杂矛盾性,化解不当会造成国际关系的波动,影响巨大。二是新疆域的内容深刻影响着所属国家的主权与安全,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三是新疆域本身所表现出的广延性、技术性、超越性,需要多主体、多区域、广视角、多维度展开联合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力图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新疆域治理不断开创新局面。就理论而言,新疆域被认为是治理主体在虚拟领域、其他人类未曾涉足或正在涉足空间的延展与渗透。就国家活动的实践而言,不断拓展人类的活动空间,获取更多的资源,多维度促进人类的发展,避免未知因素对安全造成威胁,是人类实践、探索的永恒追求。“一带一路”倡议满足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要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友好关系,维护国家主权;扩大与框架内国家的合作,通过开展网络交流、深海探索、极地开发与保护、空间技术合作等活动扎实推进、协同治理新疆域。

具体来说,新疆域治理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疆域治理具有矛盾性,“一带一路”倡议可消解矛盾

新疆域本身具有复杂矛盾性,这种复杂性既在于技术的复杂性,也在于由此而生成的关系复杂性。新疆域的四大领域理应有高端技术、核心智力支持才具备可行性。相对而言,对其治理亦需要掌握“控制技术”的技术。以天空为例,太空技术及支撑这种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太空安全演变中的根本性变量。“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互动,蕴含着太空安全进化的内在机理① 徐能武,刘杨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太空安全研究新范式[J].国际安全研究,2017(2). 。

将参与全球新疆域治理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符合中国“和平外交”的政策要求,契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国际环境。具体而言,设置新疆域治理议程,要求中国广泛参与,发挥作用;而中国在“走出去”战略指引下,也必将主动参与到全球新疆域治理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而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拓展、深化、提升。

新疆域治理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少数国家拥有话语权与需要多个国家参与之间的矛盾,即参与主体的不平衡性矛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在新疆域治理中,面对短期难以见到效果的现实,在“功利主义”的催动下,西方大国不愿参与治理,即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矛盾。表现为全球化面前的倒退,比如特朗普主义等,这就造成了新疆域治理主客体之间的第二重矛盾。

“一带一路”倡议在化解双重矛盾进程中,具有重要效能。首先通过“一带一路”形成了平等合作的战略框架。在框架内,敦促有关国家参与到新疆域治理中,化解参与主体的不平衡性矛盾。同样是通过框架内的有效合作,让缺失参与能力的国家了解新疆域治理的最新内容,保证话语参与或者策略参与,进而实现实际参与。

图4和图5是当B/d=12/16,ε=0.6时,轴瓦无槽与开槽时在动坐标下的油压分布。轴瓦无槽时,处于油膜收敛区的油压逐渐上升并在最小油膜厚度hmin处达到最大值,随后润滑油进入油膜扩散区,油压迅速降低,并在某一转角φ2处油膜破裂。轴瓦开槽时,油槽位于油膜收敛区,槽内油压接近供油压力Ps,收敛区油压普遍低于无槽时油膜压力,且峰值区油压大小和分布受油槽影响较大。

一是扩展人类活动的空间限制。外空的开发建设、深海探测、网络空间的连接、极地环境的勘测与保护都需要多个国家的协同努力。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强调框架内国家的合作与互通,为新疆域治理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选择,经过合作、交流,广延性被转换成“共享性”,技术、成果等都可以实现共享。

第一,社区服刑人员的主观因素。一是存在文化程度差异,量表的表述不能完全理解,工作人员若协助解释则会形成暗示,影响测量效果;二是量表题量多且为客观题,社区服刑人员为节省时间随意填写,造成无效量表过多;三是多数社区服刑人员对心理常识知之甚少,都是“心盲”,主观配合程度差。

基于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的中国跨境母婴电商行业发展策略探讨 …………………………………………………… 许艺铧(4/11)

(二)新疆域治理具有广延性,与“一带一路”倡议同向同行

新疆域治理具有深刻的广延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如今,伴随着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信息传播载体的变更影响信息传播的形式。如 2015 年,腾讯网针对9月 3日的阅兵仪式开启了互动直播模式,当时的数据统计显示,当日有超过 500 万的网友在线观看仪式,其中有将近 4/5 的用户利用移动端观看。[5]各种移动设备的兴起,受众对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随时的可读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迎合碎片化阅读的需要,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形式更加注重简洁明了,多种形式相结合,共同营造新闻主题。但是,不可否认存在的标题党哗众取宠,扰乱视听,影响传媒界的权威地位和信息的真实性。

试验所用垃圾焚烧飞灰样品采自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该厂使用半干法脱硫、尾部活性炭喷射及布袋除尘器净化烟气。垃圾焚烧飞灰放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70 ℃的条件下烘干24 h,过100目(0.15 mm)筛后取筛下物料待用。

二是新疆域治理与全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极地治理领域、外太空治理领域、网络安全等无不如此,而这都需要多国家的互动参与、共同建设。而“一带一路”所强调的互联互通正体现了新疆域治理的这一特点。

(三)新疆域治理具有全局性,“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具有全局性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自身也是各种新疆域问题的受害者,比如海平面的上升可能导致沿海平原地区的被淹。因此,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应对新疆域环境下的关涉性危机,既是保障自身安全,也是维护世界安全。

新疆域的治理具有全局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概念出场的语境来看,新疆域治理必须占领技术制高点。无论是外空、极地,还是深海、网络,都必须建立在高科技、雄厚经济的基础之上。而当今国家竞争的实质正是以经济力和科技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新疆域的较量、博弈、竞争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状况。目前来看,中国在新疆域治理方面,优势比较大。在深海领域、航空航天领域、网络尤其是移动网络等方面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

另一方面,新疆域越来越成为国家博弈的重要内容。因为新疆域治理的内容处于科技的顶端,关乎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这些领域必然成为国家间直接竞争的领域。但正因如此,更当用合作消弭对抗,用协同规制竞争带来的不良后果,这也正是加强全球新疆域治理的应有之义。

从中国贡献的“一带一路”倡议来看,新疆域治理将是沿线国家合作交流的重点内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除了保证每个国家都可以平等参与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抓住关键,以实现治理效果的最大化。

总之,为了广泛参与到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进而参与到新疆域治理,中国找到的可行的路径正是“一带一路”。所以毋庸置疑,“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与世界形势要求中国参与治理的逆向耦合。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新疆域治理的逻辑与价值

关系的复杂性则体现在具体联系的交叉勾连,难以理清。以极地治理为例,复杂的气候议题似乎是极地治理与新疆域治理的天然结合点,但是扩展到新疆域,这要关系到极地周边国家、诸多国际组织等,相当复杂。“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参与新疆域治理的“中国方案”,通过众多国家的参与,建构有效的框架机制,化解新疆域治理的矛盾。在框架内,中国可以与处于极地周边的芬兰、瑞士、俄罗斯等国家形成友好的互动、交流,共同治理。

(一)新疆域治理议程要求中国参与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话语权分量的增加,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治理议程纷纷要求中国参与进来,这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高度统一。新疆域的治理也不例外,中国作为新疆域治理中的重要力量,不能也无法缺位。换言之,中国在新疆域治理中的作用必须得到强调。新疆域治理要求中国参与,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疆域治理的紧迫性,要求中国履行国际义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上指出:“安全问题的多样性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拓展,传统犯罪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作用下翻陈出新,网络攻击、网络窃密已经成为危害各国安全的突出问题。各种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解决起来难度更大。”①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N].人民日报,2017-09-27. 目前,新疆域治理议题正在被各国关注,原因在于其一旦发生危机,破坏性极强,影响范围极广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国际话语权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必须积极参与到新疆域治理当中来,这是中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受到联合国宪章与宗旨的规制。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更应作出表率,树立典范,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

二是新疆域治理的关涉性,要求中国担负国际责任。新疆域治理除了具有紧迫性之外,还具有关涉性的特征。新疆域治理是全局性的,也就意味着关涉性,即关系到全局性的利益。还有,新疆域治理并不是单纯传统治理领域的拓展与延伸,而是包含了新的因素、新的内容。例如在广阔的海洋深处对失事客机MH370的搜寻就蕴含了新疆域的内容。

新疆域治理越来越受到国际重视,越来越成为展示力量的国际舞台,也呈现出成为国家竞技场的不良趋势。新疆域具有模糊的边界性,首当其冲就是新疆域治辖权的归属问题,按照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界定,新疆域究竟是“无主地”还是“公域”尚缺乏建章立制的规定。占领新疆域治理的领导权,甚至是决定权,关乎国家的核心利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一点。因而,现实的情况是新疆域治理的博弈越演越烈。

三是新疆域治理的复杂性,要求中国提供方案、贡献智慧。由于新疆域以一种突破原有管辖范围地理边界的形式出现,导致了多主体治理下不得不考虑主权内的排他性问题,同样治理客体也有复杂性,如此等等,出现了繁杂的交叉叠乱,“既是你的,也是我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问题更要求中国的参与才可能得到解决。

(二)中国主动参与新疆域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

合理分组是实施合作学习的前提,也是营造良好合作学习氛围的重要举措。分组过程中,教师要尊重学情,充分考虑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包括学习能力存在的差异,使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得到合理搭配;要考虑学生之间的性格不同,使不同性格的学生进行合理配合,达到取长补短的作用。

企业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食品从业人员按照《上海市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管理办法》要求,经食品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建立食品安全培训档案。

首先,积极参与新疆域治理是发扬大国责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尽管“硬实力”在局部地区的对抗依然存在,但总体上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和平、发展并不表示歌舞升平、没有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一直存在,所以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即科技与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主流诉求。

其次,水资源商品化不仅无损于人权,反而更加有助于推进人权目标的实现。譬如,对水资源进行商品化一方面有助于解决水供给不足问题,因为政府可能缺乏必要的财政能力或政治意愿来建设公共水供应系统,借助水权交易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有助于在更多的用水者之间分配水资源,研究表明水资源商品化不仅使得贫穷的农民获得本无法获得水资源,而且使得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降低。此外,即便水权交易对穷人的用水权益造成影响,也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补救,比如,可以对他们实施免费用水政策或者用水补贴政策。

此外,新疆域治理的主客体之间的博弈加重了新疆域治理的自身矛盾。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新疆域的绝大部分(公海及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外层空间、南极以及网络空间的一部分)都属于“全球公域”,为全人类共同所有② 杨剑.数字边疆的权力与财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8. 。但是由于超级大国在这些新疆域范围内的绝对话语权,出现了“独占”公域的现象。“一带一路”的提出为化解这个矛盾指明了道路,在框架内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搁置新疆域所有权归属的争议,承认新疆域为全球公域,淡化“主权”色彩,先开发建设,惠及框架内国家。但这并不是说在新疆域治理中放弃“主权原则”,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同样要坚决抵制。这就是说,任何霸权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都不能在新疆域危机面前保持绝对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

现阶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最佳方案,正是“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实施这个倡议,可以迅速提升中国在国际新疆域治理的话语权。如从经济上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购买力上升,中国对远洋海产品、异域海产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购买量越来越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不断上升,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显著上升,而中国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从技术交流来看,互联网终端、虚拟技术走出国门,帮助其他国家在网络、通信等新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组患者干预前的步行功能状况比较P>0.05,干预后,2组患者的步行功能状况均得到改善,且实验组患者的步行功能状况显著优于常规组患者,P<0.05。见表1:

其次,主动参与新疆域治理是应对新形势全球化危机的关键推手。全球化内涵丰富,既有经济方面的红利,也蕴含着危机全球化的负面因子。中国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疆域治理才能及时了解情况,接收反馈,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也有利于化解全球危机,贡献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提出: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但是,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遵守秩序① 习近平.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N].人民日报,2015-09-23. 。

最后,踊跃参与新疆域治理是树立中国形象、增加全球认同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西方大国控制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主导权。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能够在新疆域治理中拥有话语权,这当然对于建构中国形象,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同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能力

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间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能力虽在不断增强,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较弱。现在新疆域治理议题的提出,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带来了绝佳的历史机遇。新疆域议题是全球经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按照目前社会发展的态势来看,治理新疆域必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主要领域。无论是新的“海权”,还是“互联网+”等都值得注意。当中国参与到新疆域治理的时候,必定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展示中国底蕴,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新疆域治理的多样化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新疆域治理的有效路径。这一路径超出了传统的外交策略层次,而是以“命运共同体”为逻辑原点,以“和平共处”为倡导方略,以“互联互通”为价值导向的全方位的战略路径。

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是当前中国面对全球化趋势作出的必然选择。新疆域治理的紧迫性、危害的全局性要求中国参与,而从中国自身经济建设实际、国防建设实际来看,主动参与新疆域治理,更是中国的主动选择。

(一)丰富“一带一路”,增加新疆域治理内容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场所,概念会得到相应的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访谈时指出:“共同开发和利用海上通道特别是北极航道,打造‘冰上丝绸之路’。”②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N].人民日报,2017-07-04. 这种拓展,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原有框架下的外延扩大,政策适用的范围更广。如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既是对极地新疆域的利用,会对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经济优惠,也为缩短贸易航程,减少贸易成本作出贡献。除此之外,“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和平丝绸之路”的提出,丰富了“一带一路”的内涵③ “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召开[N].人民日报,2016-07-27. 。

2017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德合作也逐渐向航空航天、海洋、极地、网络等空间延伸。”① 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N].人民日报,2017-07-05. 这充分说明了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新疆域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一带一路”内涵不断扩展,其本质上就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模式。

(二)倡导“命运共同体”,聚拢治理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表达了对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愿望。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换言之,命运共同体是国际义务、国际责任、国家利益的结合。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倡议,力求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与“命运共同体”直接相关,其他“四通”也与之高度契合。依托于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拉近参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凝聚共识,将新疆域治理落到实处,创造共同利益。对此,杨剑先生指出:“新疆域承载着人类生存和未来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空间,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思想的价值内涵高度契合,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思想的最佳实践区。”② 杨剑,郑英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疆域的国际治理[J].国际问题研究,2017(4). 很显然,这个论断符合历史趋势,经得住实践检验。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③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01. 可见,在中央顶层设计中,“命运共同体”具有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价值内涵。

这样的画很多,这些画里面只有一张是好的,一个人歪歪扭扭地推着一辆独轮车。只有这张是李老师看得过去的。所以李老师觉得重在教育和引导,说明周小羽的心里并不完全是黄色和暴力。

将“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结合在一起考察,可以窥视出政策互动与调适的过程。2012年12月5日同在华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④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N].人民日报,2012-12-06. 此后,“命运共同体”被中央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不断提及,其意蕴也随着场合的不同发生细微的变化,比如“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做演讲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在参观中国—东盟博览会时正式提出铺就“海上丝绸”之路。至此,“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形成。从时间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比“命运共同体”提出晚。而如果从战略出台的规律与节奏来看,“命运共同体”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动员、理论先导。从两者的政策定位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可操作可执行的实践框架,而“命运共同体”则是抽象的思想。前者体现后者,后者服务前者,两者在实践中实现统一。

就新疆域治理而言,网络空间等新疆域的治理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新疆域的治理成效会更加显著。

(二)结合学生差异展开教学。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新课改下的初中数学教学手段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无论是微课教学还是多媒体互动课堂都为学生们带来了数学认知过程中的更多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是要充分结合学生的个体差异以及基础状况来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分层教学,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在有的放矢的调整课堂教学计划的同时来实现既定教学任务与教学目标的落实。

(三)对接框架内国家战略,形成嵌入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指出:“‘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之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共赢之路。”⑤ 习近平.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N].人民日报,2017-09-05.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参与国家带来实际利益,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同利益。纵观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战略机制,只有“一带一路”真正实现了参与国家内部的战略契合。

式中: Rmn为m个事物n维复合模糊物元; Mi为第i个事物, i= 1,2,…,m; Cj为第j项特征,j= 1,2,…,n;xij为第i个事物的第j项特征对应的模糊量值,即隶属度.

除了与框架内主权国家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外,“一带一路”倡议同国际组织的倡议与议题,也有着高度的统一,同样可以形成嵌入式发展。比如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汉堡G20峰会议题‘塑造联动世界’”等,无不如此。

就新疆域治理而言,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从而做到“善治”。如与框架内技术能力强、经济发展好的国家,展开多层次的合作,涉及新疆域治理的全局。而与经济发展进步空间较大,但地理区位处于极地周边的国家,积极展开新疆域重点领域合作,同样都可以形成嵌入式发展。

结 语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协商、参与式治理的宏观举措。对于拓展中国建设性大国的形象具有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体现了中国对全球问题、新疆域议题的责任担当。

但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阐扬方面仍需要加强。国际社会上出现了将“一带一路”倡议等同于“马歇尔计划”的偏见。这种观点没有科学分析两者所处的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方位,当然是错误的。“马歇尔计划”是过去美苏“冷战”的产物,而“一带一路”所处的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还有,将两者并提不仅在历史、现实前提上立不住脚,在政策前提上同样站不稳。“一带一路”倡议的是中国和所有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原有的不结盟政策并不相违背,治理的成果也是共同享有,与提倡零和游戏的冷战思维是本质不同的。

总之,在新疆域的框架治理中,无论是互联网空间、航空航天技术的交流,还是深海与极地领域的综合治理中,都离不开中国的深度参与;而中国为了提升国际话语权也必须广泛参与到新疆域治理当中来,两者的契合正是中国参与的逻辑出发点。而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找到了参与新疆域治理的有效途径和现实进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①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11-02. 。可以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贡献给新疆域治理的大格局、大智慧。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00X(2019)03-0059-07

收稿日期: 2019-05-20

作者简介: 张可辉,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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