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李 萍 刘 念
【摘要】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弗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性。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的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 弗吉尼亚·海尔德；关怀伦理；关怀；正义；关怀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怀伦理开始出现在道德规范理论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已经深刻影响人类生活许多领域的道德探究，并正在改变道德问题传统的解读和解决方式。弗吉尼亚·海尔德(Virginia Held)是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将西方关怀伦理的研究和发展做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其一，海尔德的关怀伦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关怀”的概念它基于真实且普遍的关怀经验，即每个人都有作为一个孩子被关怀的经验。海尔德所理解的“关怀”，是包含于各种关怀经验中的“关怀”，它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价值。在这种定义中，“关怀”的实践层面被重视和突显出来，“关怀”的内涵更为丰满和完整。基于对关怀的这种理解，海尔德试图为关怀伦理建立其特有的哲学基础。其二，海尔德的关怀伦理尤为强调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这使“回应需求”和“关怀关系”的重要价值，首次在关怀伦理中被明确地突显出来。海尔德对这两种道德价值的强调，在揭露传统正义理论局限性的同时，也使关怀伦理区别于正义理论。其三，海尔德的关怀伦理尤为重视关怀的社会和政治维度，试图将关怀的价值扩展至更广的社会范围。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关怀与社会及全球事务的相关性已成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研究的聚焦点。海尔德反复强调，关怀伦理是一种要求深刻的社会重构的理性伦理学，它不仅要求社会各领域的转变，而且要求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系的转变，这为关怀伦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说，海尔德关怀伦理的发展过程，就是与正义伦理的对话与论辩过程。正是在批判传统正义理论的基础上，海尔德试图建构以关怀关系为中心，包括正义、德性、效用等要素的道德框架。在这种道德框架中，“关怀”具有比“正义”更基础的道德价值，“正义”仅仅在其所适合的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性。“关怀”和“正义”两者的关系至此有了清楚的界定，这为关怀伦理作为一种独立的规范理论的正当性提供了辩护。那么，“关怀”何以比正义更根本？它何以可能提供比正义更广的道德框架？在关怀伦理的这些重要问题上，海尔德是如何论证的？
一、“关怀”与“正义”何者为先
主流的正义理论一般包括康德主义道德和功利主义理论。康德主义道德寻求所有人(自由、平等、自主以及选择公正的个体)都会赞成的抽象、普遍的法则，主张通过承认人们的权利而尊重他们并提供道德约束，在这种约束所限制的范围内，个体可以追求其利益。在康德主义道德中，正义被作为政治和社会安排中的首要价值，它寻求权力地位和经济活动效益的公平分配。功利主义建议效用的最大化或满足所有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的偏好，效用原则是它所依赖的抽象普遍法则。在功利主义理论中，对权利的法律保护因其对普遍效用有助益而被视作正当，它的目标是在对个体利益的理性计算中公正地对待个体。可见，康德主义道德与功利主义理论的相似点是：两者都假定一个普遍、个人主义和独立的人的概念；都依赖于简单、抽象、普遍的规则；都专注于公正、平等以及个人权利问题，旨在建议理性选择的正确行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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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海尔德的关怀伦理并不依赖在所有道德问题中都必须优先考虑理性的普遍规则这种可疑的要求，也不需要援引带有容易导致分裂的固有观念的宗教信仰，“它有基于真实且普遍的关怀经验之上的潜能。每个人都被作为一个孩子关怀过，否则不会存活”[注]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 。基于经验、对经验的反映及论述，海尔德的关怀伦理形成一种对最基础、最全面的价值的理解，尤其强调对他人需求的敏感、共情与有效回应，致力于维持、培养并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关系。它并不假设自由、平等和独立的理性个体，而是认为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社会关系中并需要关怀。正义也有其局限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具有优先权。可见，海尔德的关怀伦理与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的主要分歧是：其一，关于人的概念，我们应该预设自由、平等、独立的理性个体，还是将人理解为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的个体？其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关系和普遍的道德法则，何者具有优先权？
先看关怀与正义在理解人的概念上所产生的分歧。从正义理论的观点看，人是独立、自由且平等的理性个体，社会由“独立、自主的单元”组成，并且“仅仅在这种合作方式下，它们才合作，从而使合作推进每个单元的目标的实现”[注] Brian Barry, The Liberal Theory of Justice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66. 。正义理论预设每个人以独立的个体开始思考，他们先于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并能依据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形成社会关系和社会安排。就服务个体利益而言，社会关系只有工具价值。而关怀伦理理解下的个体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他们不是正义理论所设想的先于社会关系的独立个体，而是根植于实际关系之中的自由的道德主体。在海尔德看来，“建立于独立、自主、理性的个体图景上的道德，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类的依赖性这一现实和这种现实所要求的道德”[注]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 p.10.。在任何社会的任何特定时间，占社会大部分的人口是孩子，老年人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这两种群体都需要依赖他人的关怀而生存。所有人至少在早年时期是需要关怀的，在其后的某些特殊时期(例如生病或年老时期)也严重依赖他人的关怀，而且有些残疾群体在其一生中都需要关怀。任何人在作为独立的个体思考和行为之前，都必定已经很长时期地处于被关怀的角色中，依赖于使其能如此行为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并且个体与特定的人、团体、社会乃至不同国家所形成的实际关系组成了其身份的一部分[注] Ibid., p.1. 。
关怀伦理重视人这种本质上的关系性，主张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关怀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对待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海尔德说：“我们可以且应该重视自主，但它必须在信任关系的框架中被发展和维持。”[注]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 p.72.“关怀伦理中寻求的自主是这样一种能力，它的目标是重塑和培养新关系，而不是不断接近自由主义政治和道德理论中无阻碍的抽象自我。”[注] Ibid., p.14. 当这种人的概念限于它们所适合的社会法律或政治领域及其中所争论的问题时，海尔德愿意运用这一概念，但它只适合于有限领域而不是整个道德领域。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假设，通常只促进基于理性个体的自我利益计算和道德冷漠，最多适合相互漠然的陌生人之间的法律、政治和经济互动。但即便是这类不应为道德所寻求的互动，它们所发生于其中的政治或社会实体形成的前提，也是社会成员间已经形成的信任和忠诚的社会关系。
针对关怀与正义两者在道德理念领域何者优先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海尔德明确反对正义的普遍道德法则在道德思考领域始终具有优先权，指出“人类进步和繁荣的前景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需要关怀的人所得到的关怀，并且关怀伦理强调回应依赖者需求这一责任的道德力量”[注] Ibid., p.10. 。对关怀伦理来说，特殊他人强烈的道德要求可能是正当的，即使它与普遍道德规则相冲突。海尔德以“我们为什么重视某个特定的孩子”这一典型案例展开论证。根据功利主义的基本观念，其答案会是：因为“每个人的福利都重要且同等重要”[注] Stephen Darwall, Philosophical Ethics ,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p.226.，并且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而根据康德主义道德，对一个人的尊重是基于他与任何其他道德主体所共有的特征，因而我们能将一个个体应得的尊重扩展至所有人。对关怀伦理来说，这两种解释是有问题的。父母重视自己的孩子，是因为“她是我的孩子”，而不是因为她像所有其他孩子一样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一个特定的孩子与其父母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不是他们与所有其他孩子或父母共有的特征，是双方重视彼此的一种更为合理的来源[注] 即使对于表面看来“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摩挲人家庭也是如此。(参见张祥龙：《儒家能接受母系家庭吗？——父系制与母系制关系刍议》，《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如果基于这种关系的道德建议与来源于普遍道德法则的道德建议相冲突，就会出现哪种建议具有优先权的问题。
一旦一种关系被认为具有价值，例如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怀关系，或朋友和爱人之间明显的信任关系，关于关系的主张是否应该从属于正义的问题便会出现，这是海尔德所审视的问题。在正义原则支配整个道德思考的背景下，我们对一种关系的评价，通常是指从正义的观点看，它是不是正当的。但当一个人没有适当地照顾他对其负有责任的特殊他人时，我们也会将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评价为一种坏的关系。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公正规则的道德容易忽视“紧密关系要求个人关注、忠诚、兴趣、激情以及对被爱的人的独特性、其具体需求、兴趣、历史等等的回应”[注] Marilyn Friedman, What Are Friends For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Moral Theory , p.66.。而这是关怀伦理所重视的，它重视回应他人需求的道德价值。从关怀的观点看，正义的普遍原则并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更不是始终具有优先权的评价标准，当普遍原则危及关怀关系时，基于关系的选择不应屈从于它。
(1)企业两化融合绩效持续扩大，两化融合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企业在两化融合“人”、“财”、“物”等方面投入的不断加大，两化融合的扩大器和倍增器作用逐步显现，关键业务环节集成水平的增强能够带动企业业务效率的大幅提升。尤其在上市企业中，两化融合水平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且这一关系在大型企业中尤为显著。
二、海尔德对“关怀”与“正义”的批判性建构
其三，海尔德在批判传统正义理论的同时，肯定并重视正义在社会的有限领域，例如政治、法律等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她清楚地意识到关怀伦理作为一种根源于女性主义背景的道德理论，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解释和完善之处，因而她始终将其关怀理论作为诸多道德论证进路中的一种，为更为全面的道德思考和道德理论提供新的资源，并在其自身具有优势的领域发挥主要作用，而不像正义理论那样，一直以牺牲其他道德进路为代价而主导道德思考领域。通过与正义理论的论辩，海尔德的关怀伦理将关怀这种道德价值的必要性突显出来。她提醒我们注意，指导道德思考的重要价值，除了正义、平等、权利、效用等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历史上一直被主流道德理论所忽视的关怀的价值更需要被重视、表达和运用。这使道德思考所参考和依据的道德价值更为丰满起来。
由此，关怀和正义两者的关系需要进行重新界定。在海尔德看来，正义和关怀都是重要的道德价值，都对道德极为重要，但“关怀可能是最深刻且最根本的价值”[注] Ibid., p.17. 。因为没有关怀，就不可能有生命，人类不能没有关怀而生存。正义无疑是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之一，但许多生活(例如家庭和友情)没有它而继续[注] Ibid., pp.72-73. 。“没有对其他人某种程度的关怀考虑，我们不能有任何道德……没有对所有其他人某种程度的关怀的道德考虑，我们不能有一种令人满意的道德理论。”[注] Ibid., p.73. “权利和法律属于社会领域之内的一个有限领域，它必定由至少有点关怀的关系组成。”[注] Virginia Held, “Care and Human Righ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 Right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ap.35, p.625.“没有足够的我们关心社会中的同胞成员被得体地对待，不会有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去使一种法律或政治系统或权利的机构运作。”[注] Virginia Held, “Care and Human Righ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 Right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ap.35, p.625.换言之，正义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已经有充分的关怀。虽然在这种关系中，关怀的程度是微弱的，但它却是一种必需。
当我们依据家庭和友情领域最能清楚辨识的关怀价值，去思考、建立并维系每个人都需要的、更深层次的社会联系、信任和关心时，关怀伦理会是理解这种联系或信任中的相关因素、并为其价值辩护的一种很好的资源。而分析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的特征及其培养方式，对理解社会关系和培养更好的社会联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注]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 pp.82-83.。海尔德提醒我们，如果用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作为模型，而不是用传统的自利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模型，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理解会有什么不同？将这种关怀关系的模型作为应该在更多社会实践中扩展的模型，并不是否认政治自由主义所具有的价值，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在政治领域和整个道德领域的过分扩展[注] Ibid., p.77.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并非没有任何空间，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没有给其他意识形态留下任何空间。基于对关怀关系的价值的揭示和强调，海尔德提醒我们，人类社会的繁荣必须给除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理论之外的其他理论更为充分的空间。
功能性腹痛（functional abdominal pain，FAP）是儿科临床常见病，4～18岁儿童的发病率为0.5%～7.5%［1］。其发病机制复杂，一般认为与内脏高敏感、胃肠动力异常、心理因素及食物不耐受等因素具有相关性。迄今为止，本病尚无特异性药物治疗，而中医药疗法具有较好效果［2‐4］。复方丁香开胃贴是由湛江寸草制药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非处方外用药，临床上治疗儿童腹泻等病取得较好的疗效［5］。为评价该药治疗儿童功能性腹痛脾胃虚寒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牵头单位的12家医疗机构，于2016—2017年进行了该药上市后临床再评价临床研究。
根据随州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近五年随州市三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进行分析得出：从2013年到2017年这五年里，随州的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比重最大，虽五年来也在缓慢下降，但是仍以2017年59.36%就业结构比重稳居第一；而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比重最少并且五年来持续下降，从2013年的3.64%下降到2017年的3.18%；唯有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比重，五年来持续增长，从2013年34.84%陆续增长到2017年的3.46%。
鉴于此，海尔德主张对关怀和正义进行“整合”，即“由正义、平等、权利以及自由所形成的框架，如何与关怀、相关性以及信任所构建的网络相整合？”[注]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 p.68.她反对看待这两种道德的任何简化主义方式，更倾向于认为一种适当且全面的道德理论必须包含关怀伦理和正义理论两方的观点，而不是认为两者中的任一方都可以被合并入另一方，经过这种合并所形成的理论可以为另一方特有的判断提供依据[注] Ibid., p.16. 。海尔德关心的问题是，关怀和正义如何在不忽视两者的不同侧重的前提下相整合。她的建议是保持两种道德的独特性，并说明两者应具有优先权的领域。因此，她认为关怀“提供更广且更深刻的伦理，正义应该在其中被寻求”[注] Ibid., p.17. ，“关怀与其相关的考虑应该被视作更广的框架，在其中正义、效用以及德性应该是相适应的”[注] Ibid., p.72. 。在关怀的框架中，可以且应该要求正义、公正及权利，将人视作最为确定地拥有权利并值得正义的主体。在特定的有限领域，关怀甚至可能给正义以优先权。“尽管关怀是更根本的价值，关怀伦理自身很可能并没有提供充足的理论资源来处理正义问题。在其适当的范围中，因其相关的问题，正义理论或许是我们所寻求的最好的理论。”[注] Ibid., p.17. 例如，在公共法律、税收政策、商业交易领域，包括在家庭中，确保基本的人权和平等对待的基本程度。但是，海尔德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一图景根植于人类关怀的更广的结构中”[注] Ibid., p.72. 。关怀伦理肯定并重视正义在其所适合的这些有限领域中的优先权，但它反对将正义作为一种适合于所有道德或政治考量的道德模型，正义和权利框架应该是各种道德框架中的一种而且不应是主导性的。
通过对比海尔德的关怀伦理与正义理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可见海尔德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关怀关系的道德价值的重视。基于此，海尔德对正义理论提出了难以回避的质疑。那么，在海尔德的理解下，关怀关系为何具有比正义更为重要的道德价值？
2月13—15日的这次寒潮大风过程(图7)与之前分析的台风过程情况类似,国家站在小时极大风速这个指标上基本都大于浮标站,尤其是风速较大时段,差距更加明显,量级上也基本存在一个风力等级。
三、海尔德道德建构的价值与局限
在海尔德看来，关怀伦理提供了一种比康德主义道德、功利主义以及德性伦理更广的道德框架。它既没有忽视正义在私人领域中的相关性，也没有忽视对权利的法律保护在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性，其思考范围也没有排除公民和全球的关系与责任问题，公民的德性、知识以及从事关怀实践的能力也是其重要考虑。具体来说，海尔德对关怀与正义两者关系所做的重新建构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海尔德重视人的依赖性事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构建于关怀关系中的必要性，揭露了以正义理论为主导的道德思考的片面性。正义理论所预设的社会关系的自由主义和契约模式，传统上一直遭受至少两种形式的批评。一是对这种模式的不充分性的批评，即社会关系的契约模式实际上不能覆盖许多领域的人类经验。对此，契约论者通常会做的回应是，他们的理论只涉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爱和喜爱的关系。主流的正义理论，包括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道德理论，都是基于陌生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自由主义模式，接受关于社会关系的自由主义和契约主义假设，声称自己是包括所有情况的道德理论，并同时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基于理性的决定会是什么。但需要反思的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作独立、自主、利已主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并依此来看待一切社会关系，这样做的适当性、含义以及影响是什么？即使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模式局限于政治领域，它也仍未处理这一问题。对社会关系的自由主义和契约模式的第二种批评采用评价的方式。在这种观点看来，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利已主义的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旨在成为的道德上好的模式。而且，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而将契约模式应用于更广的社会领域，会导致越来越多错误的社会发展类别的形成，例如依然严峻的道德冷漠、社会失范、世界贫困及饥饿问题，等等。因此，要鼓励道德上更好的社会关系，我们应该在制度、实践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解读方式中，限制而非过分扩展自由主义和契约模式。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地方所有人的权利，但首先，我们应该在每个人身上培养一种能力和行为，它们能使我们把所有其他人作为像我们一样的人来关心。”[注] Ibid.,p.125. 正如佩塔·鲍登(Peta Bowden)所说，关怀“表达了伦理上重要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我们对彼此重要，将人际关系转变成某种超出存在论的必需或野蛮的生存的东西”[注] Peta Bowden, Caring , London: Routledge, 1997, p.1.。家庭或友情背景中的关系如果被追求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权利这种目标所支配，社会团体或组织中的成员如果将个人权利与他人权利视为对抗关系、将自我利益的追求视作高于他们的整个交往，这些关系都将难以维系。而在形成和维持这些关系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关怀关系所要求的信任、团结、相互关心与共情的回应。“根据关怀而不是正义，我们能够足够一致地与他人共同形成一个政治实体并发展公民社会。”[注]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 p.41.公民自身或任何社会团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追求，都需要根植于一种充分关怀的社会关系中，承认这些关系的道德价值并维持它们，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法律系统才能正常运作，社会及其公民的利益才得以确保。通过充分的社会信任、相互考虑和对所有人需求的回应，一个所有人的权利都能得到尊重的社会或国家才能形成、凝聚和更好地维持。“更为远隔的人之间较弱但仍然明显的关怀关系，使他们能足够信任彼此以和谐地生活并尊重彼此的权利。”[注] Ibid., p.43.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平共处的前提是双方的利益被彼此关心，权利得到彼此的承认与尊重，并且信任双方会共同遵守国际协议与约定。关怀伦理建立个人和更广的社会层面的关怀关系、关心以及对需求的相互回应，是关怀关系使人类能够生存和前进，我们不应忽视人类相互依赖的深层现实和将社会重新构建于关怀关系中的需求。
在批判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海尔德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相比抽象的普遍规则，处于不同背景中的真实的人在多数时候更为需要的，其实是自身的实际需求被关注、关心和回应。这在突出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的同时，其实是在提醒我们，道德理论的目的或道德思考的主体和旨归是每一个真实的个体，而不是对康德主义道德的绝对命令或功利主义的最大化效用原则等理性规则的普遍遵从。海尔德关怀伦理的最终目标，就是用关怀的价值面对和处理人的依赖和相互依赖这一事实，确保因为幼小、年老、病弱、残疾以及贫穷造成的极端依赖不会跌至我们的道德地图之外，并强调对处于不同类别的关系之中、处境非常不同的个体的特殊需求的回应。其理论的落脚点是人，是每一个需要被关怀也应该得到更多关怀的人。这也是海尔德的关怀伦理对道德的本质的正确认识和体现，因为道德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一系列为人类幸福服务的工具性道德规范。
其二，海尔德为关怀伦理提供辩护的主要依据和进路，呼应并重申了道德的本质。道德是基于伦理关系的一种规范或德性，离开社会关系的行为不能称其为道德行为。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道德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道德的性质和基本原则是对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内容的反映，并随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海尔德的关怀伦理对正义理论发起挑战所依据的关键根据之一，就在于每个人都有被关怀过的真实经验，都在生命的很长时期依赖于他人的关怀。这揭示了人对关怀的依赖，同时强调了关怀得以实现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关怀关系。“正在形成的关怀伦理试图理解、评价和指导的，是被建立和重建的人的关联性。”[注]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 p.30. 关怀关系是海尔德关怀伦理的中轴线，它试图构建的更广的道德框架，即以关怀关系为核心，包含正义、德性、效用等价值的关怀的框架。相比强调理性个体的独立、自主、自由等价值的传统正义理论，海尔德对培养与维系人与人之间关怀关系的重要性的重视，是从关怀关系的维度对道德的关系性本质的体现和强调。
海尔德的关怀伦理尤为重视关怀关系的道德价值，“在阐明关怀的时候，我们需要依据关怀关系来理解它”[注]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 p.36.。关怀的价值包括敏感、相互关心、相互团结、共情的回应、信任等，关怀关系则体现并实践关怀的价值。“关怀关系要求对需求的回应、敏感、共情，以及信任。”[注] Ibid., p.44. 处于关怀关系的人，共有对彼此幸福的关心，寻求有效的方式，伴以敏感和尊重，回应并满足处于具体背景中的人的真实需求。在海尔德看来，关怀关系维系家庭或友情等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关系，它同样被更广的社会及全球领域所需要。所有的家庭和友情、社会的法律系统和政治体制，都预设了一种将个体维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关怀关系[注]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 p.103.。海尔德从两个层次对此展开论证。一方面，社会的法律和政治系统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处于这些系统中的成员之间已经存在充分发展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以足够的信任、相互关心、相互考虑及团结为支撑，处于这些关系中的成员才会将其他人视作社会团体中的一员，视作因充分的联系而成为同一团体、民族或社会中相互依赖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他们才会开始在彼此之间寻求一致、关心彼此的利益并愿意尊重彼此的权利。以此为前提，社会的法律和政治系统才可能正常运作并进一步发挥其作用。换言之，要使权利能在任何实际的法律系统中得到承认和尊重，或正义原则能在任何实际的体制中得到反映，社会成员间必须存在以足够的关心和信任为特征的协作交往。由此，海尔德推断，尊重权利和正义原则所预设的社会关系，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关怀关系。
然而，任何道德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都会伴随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质疑和批评，对这些质疑的思考和回应，在一定程度上转而推进这一理论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海尔德的关怀伦理也不例外。霍安·特朗托(Joan C. Tronto)和卡拉·班格诺里(Carla Bagnoli)在评论海尔德的专著《关怀伦理：个人、社会与全球》(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时，对海尔德对关怀和正义两者关系的理解提出了质疑[注] Joan C. Tronto,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Review)”, Hypatia , Vol.23(1), 2008, pp.211-217; Carla Bagnoli, Review of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by Virginia Held, Philosophy Reviews , 2006, http://ndpr.nd.edu/review.cfm?id=6724.。在特朗托看来，海尔德对关怀和正义两者之间关系的界定，揭示了她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三种似乎都可行的理解：其一，关怀伦理具有优先权，它为正义和权利论证提供了更广更深的规范网络；其二，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且有各自适合的领域；其三，关怀和正义可能呈现看待同一个问题的两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关怀伦理会同意正义理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关怀和正义的关系究竟如何、两者究竟如何整合，仍然是很难理解的问题。班格诺里的看法与特朗托类似，她从前两个方面对海尔德关于两者关系的界定提出批评。
海尔德对关怀和正义两者关系的论述的确包含这三个维度，但它们并非相互矛盾的，而是并行不悖的。海尔德的基本主张是，在关怀关系的道德框架中，关怀是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它允许正义在它所适合的领域具有优先权，并赞同这种情况下从正义的立场出发做出的判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的正义所基于的背景是关怀，依据它所选择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对特定的人或团体的需求的注意、关心与共情，并试图寻求有效的回应方式。依此理解，海尔德对两者关系的界定其实是清楚的。这种界定面对的最大难题在于：社会的各种领域如何与彼此相联系仍然是不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相对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海尔德对关怀和正义所适用的领域的划分就显得不太明确，导致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不确定之中。但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清楚界定，并不是海尔德的关怀伦理所独有的难题，而是整个关怀伦理面前的任务，也是关怀的价值成为一种独立的道德价值进入道德思考之后，传统道德理论同样需要处理的问题。
四、结 语
海尔德尝试达到的，是关怀这种长期以来被主流道德理论忽视的价值，能进入道德思考和道德理论的构建之中而被普遍重视，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能成为道德行为和道德选择的价值依据和评价标准之一，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各领域及其之间的关系能更多地依据关怀的价值，构建在关怀关系的网络之中。人类的整个道德思考不应该只有正义、平等、理性、自由等价值和标准，它们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局限。海尔德的关怀伦理，使回应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关怀关系的价值被作为首要的道德价值加以突出和强调。这是正义理论可能包含或允许，但却很难赋予优先性的理论。
海尔德认为关怀是更广的道德框架这一主张的确对道德理论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考虑关怀伦理的理论框架，我们可能产生关于人的依赖和相互依赖在经验上准确的图像，并对关怀实践给以充分的理论注意吗？在全球道德考虑越来越多地专注于人的相互依赖和人类服务质量的背景下，关怀伦理的确促使我们思考，相较主流的正义道德，它或许是处理未解决的问题和新问题的一种更适合的框架。
中图分类号： B8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60(2019)04-0101-07
作者简介： 李 萍，广东蕉岭人，哲学博士，(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刘 念，湖北孝感人，(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中山大学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中国画是由内而外生发的艺术，内心的清浊、深浅、静躁、广狭必然影响和决定作品的雅俗和境界高低。所以，历来中国画家都视学识修养的积累为创作的生命之本 ，在“陶冶性灵，变化气质”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精神品格，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有大度则华贵，有朴素则真淳，有纯粹则清新，有宁静则淡雅，有潇散则冷逸。写意画如此，工笔画亦然。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16JJD710016)；教育部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16JDSZK003)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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