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寻求稳定的新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框架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是冷战后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惟一有能力、有野心称霸全球的国家，也是对我国构成最大战略压力的国家。同时，从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综合来看，美国又是同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是我们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提高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的重要环节。
在把握国际大局时，首先需要对美国相对实力的消长和全球战略的调整进行分析。我们认为，从长期看，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必然规律；但在短期内，还看不出美国的综合实力和世界地位正在持续下降的迹象。从“硬实力”方面看，美国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许多指标还有所上升。占世界总人口4.7%的美国，其近年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各国总和的32%以上（冷战刚刚结束时占25%左右）。200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计将达到4.4%，2005年预测数字为3.6%，大大高于欧元区的相应数字（1.8%和1.6%）。如果不突发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还要上升。美国近年来国防预算增长幅度很大，2004年达到4013亿美元以上，约占全球各国军费的一半左右，但其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还低于冷战时期。
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和隐患很多。例如经济中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日益庞大，通过调低美元汇率的方式依然难以解决。又如非法移民、医疗保障、暴力犯罪、贫富悬殊、教育质量下降等诸多问题，困扰着美国社会。2004年美国大选暴露了美国公众中因价值观、内外政策观点不同而产生的政治分化和对立。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研发投入、劳动生产率等继续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欧盟、俄罗斯、日本等有潜力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也面临着诸多内部问题，很难全面赶超美国。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护其独霸地位，继续推行2001年9·11事件以来执行的强势外交和国防政策，仍然有强大的“硬实力”来支撑。
美国9·11事件后全面调整了其全球安全战略。今天的美国安全战略，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侧重点”来描述，即以反恐为中心，在地缘政治方面侧重于“大中东”地区，在功能性问题方面侧重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得手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得以强化，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挤进了它一直想挤进的中亚等地区，还增强了它在东南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等地区的军事存在。东起克什米尔、西至摩洛哥、南到红海南端、北及高加索的所谓“大中东”地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民族宗教矛盾复杂激烈，国际恐怖活动猖獗，各国政局普遍不够稳定。美国要巩固其全球霸权，必须掌握该地区的主导权。在防扩散问题上，美国紧盯伊朗和朝鲜这两个努力发展核技术而又长期同美国敌对的国家，防止它们取得核武器。2004年，美国进行了自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
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它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空前的国际孤立，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大多数国家的明确反对。美国同法国、德国等许多传统欧洲盟国的矛盾的深刻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史无前例的，同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也明显加深。美国在战后伊拉克所受到的武装袭击，出乎布什政府早先的预料之外。即使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国，也不愿积极参加美英两国在伊拉克的治安行动。由美国传媒曝光的驻伊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暴露了美国在国际上鼓吹“人权”的虚伪性，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软实力”（即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是一个严重的消耗。
美、欧、日、俄之间在经济、地缘政治、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军备控制、地区政策、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等问题上也经常出现意见分歧，其中俄罗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更大，歧见更多。但是，这些大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战略利益方面的共同点大于分歧，以8国集团等机制为标志的大国协调与合作格局业已形成，在未来5-10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美欧、美日、美俄之间的双边关系比欧、日、俄之间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更为紧密。今后，美国同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矛盾还会加深，也会出现类似伊拉克战争前法、德、俄等协调行动抗衡美国的某些局面。但是，暂时还不存在一些大国结成长期的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的可能性。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团结自强，协调立场，作用明显增强。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在继续加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更为严重，外债负担增加，金融风险增大。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国家集团具备抗衡西方世界实力。全球战略格局和力量对比决定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世界经济、国际安全等领域继续保持现存秩序和有利于它们的规则。因此，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和政治势力都在围绕美国的动向加紧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安全战略。
布什在2004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连任成功。共和党在联邦参议院、众议院和各州州长的选举中，也以较大的优势击败民主党。大选结果表明，今天的美国社会更加趋向保守。垄断财团公司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军工利益集团对国防政策的影响，宗教右翼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新保守主义”强硬派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仍然是强大的。共和党同时掌握白宫和国会，其政策所受到的国内牵制较小。可以预料，布什第二任期内的内外政策连续性大于变化，在对外战略中仍具扩张性和冒险性。9·11事件及其后国际恐怖活动的增加，对美国国民心理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陷入的国际孤立，并没有使美国政治主流进行真正的反思。在美国的“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空前强大的同时，它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也空前强烈。这一悖论意味着一旦美国进入“困兽犹斗”的境地，其行为会更加难以预测、难以制约，对全球安全形势的冲击将会更加猛烈。另一方面，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作风和行为，遭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抵制。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四年里，也必须做出一些外交上的调整和妥协。
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调整，决定了它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不会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而且在反恐、防扩散、伊拉克战后重建、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等它所关注的问题上更加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对中国的合作需求也在增加。因此，9·11以来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框架应能维持，而且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中美两国矛盾与合作的焦点是亚太地区。只有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做出综合分析，才能清醒认识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的崛起成为亚太地区日益引人关注的最大亮点。与此同时，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内改革和调整，经济正在复苏，保持着东亚最强大经济实体的地位。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同巴基斯坦、美国和中国都改善了关系，安全形势相对稳定。俄罗斯经济因世界能源价格上升等因素，也在快速增长。目前亚太各国之间的关系（韩日、印日、日本同东盟、印度和东盟等等）都在拉近距离，东亚经济合作正在加快进度。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的热点主要是朝核与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斗争。
在亚太国家中，以日本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最大。冷战后的美日安全同盟不但没有像中国曾经希望看到的那样有所削弱，反而更加巩固，其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十几年前被媒体爆炒的美日经济摩擦、日本“对美国说不”，以至“美日之间的下一场战争”，已经几乎销声匿迹。同美日关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日关系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因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产生的中日关系政治僵局本来就难以打破，近来又接连发生了不少棘手事件，包括2004年底的李登辉访日。这些事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同一个发展趋势，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民间的对立情绪很容易转化为现实政治中的实力较量，如果不谨慎处理，还可能演变成严重的政治冲突。
日美在战略上相互接近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升温，日益活跃的右翼保守势力把美国视为制衡中国的最大外部力量。日本通过美国同台湾建立了军事情报交流关系，对台海局势越来越关注，不惜得罪中国而向“台独”势力暗送秋波。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存有戒心，经常看美国的眼色行事，以不损害美日同盟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关注中美关系的同时，必须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争取中日关系的稳定。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关系的首要焦点是朝核问题。在朝核问题上，布什政府现在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即依赖六方会谈机制对朝鲜施加压力，同时通过“防扩散安全倡议”等多边机制，防范朝鲜向外输出核材料或核技术。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劝阻朝鲜发展核武，迄今拒不参加封锁或制裁朝鲜的多边行动。如果朝鲜通过公开方式，明确无误地展示自己已经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有关国家共同目标的失败。这时美国几乎可以肯定要对朝鲜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中美双边关系也可能因此而发生摩擦，形成对中美战略协调关系的严重考验。另一方面，如果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不久能够恢复，美朝关系朝着缓解的方向有所进展，则有关各国还有可能开始研究可否将六方会谈机制扩展为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
在中美政治关系基本稳定、经贸关系持续扩大的时候，台湾问题的动向却令人不安。显然，中美因台湾问题而发生战争是双方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都想极力避免的结局，而且中美之间现存的利害冲突绝对不需要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之所以会出现中美战争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台湾岛内少数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置台湾人民利益于不顾，一意孤行地推进“台独”分裂目标，以及国际上某些亲“台独”势力对他们的支持。部分美国人对台湾发出错误信息，对中国大陆采取敌视态度，也难逃其责。中美两国政府部门和各自的外交政策思想库，应当就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开展持续而深入的对话，研讨如何防止“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将两国拖入对抗的深渊。对于中方来说，台湾问题属于内政，但只有把对美政策（以及整个对外政策）同对台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才能遏止“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影响。
中美关系仍然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中矛盾最深刻的一对关系。它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悖论的对立统一体。它既不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那种对抗争霸的关系，又包含着对抗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因素。它从交往形式和发展趋势来看是大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美国从未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中国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政策的影响远远小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因此，在相互交往中往往是美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说，中美两国决不可能建立起友好关系，但在民间和个人层面上却不难建立起中美友谊。中美关系同其他国家间关系一样，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利益关系，但却比绝大多数国家间的关系更多地搀杂进纠缠不清的所谓“爱恨情结”。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总是相互交织，相互转换。
由此可见，套用任何一种传统的国家关系模式来界定今天的中美关系，预测未来，或指导政策，都可能犯简单化的错误，危害到自己的国家利益。例如，假如美国政策像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斯海默所建议的那样，致力于阻挠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那么受损失的决不单单是中国，因为无数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就不会再有回报，美国老百姓也不会再用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美国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动机是私利，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当然会促进军事力量的增强。然而这正是美国所担心和防范的。这便是美国长远对华战略中的一个矛盾和悖论。中国方面的一个类似悖论是：只有美国的经济衰退才能带来它的国力衰落，从而减轻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但是美国的经济下滑肯定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在美国衰落过程中世界政治的种种变化未必一定对中国有利。
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看，美国不是中国的永久敌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也不希望美国视中国为敌。邓小平所说的“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0页）决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基于中国长远利益的冷静判断。当然，愿望不能代替现实。中美关系的改善是缓慢、曲折、有限度、有条件的，在发生“台独”等重大事变的情况下，甚至是可逆转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寻求一个稳定的新框架，以防患于未然，营造一个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