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城市住宅空间的社会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社会学论文,住宅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的价值是直接体现在空间上的。从城市人居住的角度来说，富人社区、穷人社区、中产阶层社区的消长与转化，都是对城市居住空间的争夺；住宅的面积不断扩大、社区活动范围的扩展，是在放大住户的私有空间。即使是在同一套公寓里，不同的家庭成员也拥有共有和独立的空间，客厅是共有的，但各自的卧室又带有一定的秘密性。享用什么样的住宅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价值。“人类是最有领域感的动物，即善于利用空间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会维护领域的所有权，以保证拥有其资源，从空间的控制产生心理结果，如担忧感、满足感、光荣感、屈从感。”（注：［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住宅空间：在私有与公有间的选择
住宅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住宅的空间包括了房屋内部空间以及所属设施占有的空间。但在现代城市的住宅区，为了营造便于社区内部交往的氛围，以及发挥配套设施规模效益，除了房屋内部的空间，其余的空间往往是社区成员共同享有的。不过，住宅空间、社区空间的公共性和私有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相对的关系，绝对的公共性和绝对的私有化策略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城市小区中，规划的用地和空间都是“公”、“私”相间的。如别墅居住区的空间，“私有化”程度就相对较高，公共空间就相对少些；在多层或高层公寓的居住区内，则又是相反的。此外，对于一个既拥有多层住宅、又拥有高层公寓的大型社区来说，还牵扯到对立体居住空间的分割问题，如高层的景观住宅住户，可以充分享受高处观赏周边风景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低层住户享受不到的，也可以说带有“私藏”、“私有”的色彩。有鉴于此，为了平息住户的这种不公平感，聪明的开发商往往先建多层住宅，等多层住宅区的住户有了“归宿感”后，再建周围的高层公寓，并把高层公寓的价格往上抬，造成整个小区房价上扬的印象，以弥补住户的被欺骗感。
城市的任何空间都不是可以无偿拥有的，获取居住空间更要个人直接付费。在当代中国城市，不同类型的住宅对公共空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居家都要求环境私有化的。在别墅区，每家都有一个相对封闭的庭院，庭院内有树、花、绿地甚至游泳池、健身场地等。由于每个庭院内的空间是私有的，各家对于公共空间的要求就不是太强烈。而在高级公寓区，居住者以中高收入者为主，他们看重生命的价值、讲究生活品位，但每一家又不可能像别墅的住户那样拥有独立的庭院，因此对公共空间和配套的要求近乎苛刻。至于大众型居住区，居住者多为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物质生活，只要住宅的居住面积、内部空间达到要求就可以了，至于外部的绿地、公共配套如何，则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即使给他们购买私有绿地、庭院的权利，他们却怕花费而拒绝这种权利。无疑，城市空间的私有化只是少数有权有钱人的意愿，大部分人仍愿意在不用付费的公共空间里活动。
私人空间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都市人来说，私人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只局限在拥有产权或使用权的住房内，是人的社会价值和地位的直观体现。获取理想的私人空间靠什么样的途径？自古以来似乎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权利，二是金钱。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金钱或资本的魅力则更为直接地体现在对城市空间的改造或分割上。无论哪个时代，在城市的中心地带或高尚住宅区内拥有豪宅的人，一定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精英；相反，栖居在环境恶劣棚户区的那些人，一定是收入菲薄、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发言权的社会低层人士。但是，现代人生活观念、人的价值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居住空间上，他们更看重的是“标签”意义，希望私人居住空间也能引来与自己身份、阶层相当的人的观赏、赞叹，在别人对私有空间的观赏、赞叹中，获得满足感，体现自己的实力和价值。同时，也让能进入自己私人空间的人在心理上提升自身的价值。（注：正如戈夫曼所说，公共空间是自我表演的前台，而住宅是自我的“后台”，是“真我”得以展现的场合。）因此，在特定阶层的私人居住空间里，凡是能进入其中的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拥有的是“所有权”或“到场权”，都会在交往和“表演中”，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自身的价值。（注：王宁指出，住宅是一种被社会所接受的空间边界。这一边界从规范上阻止了他人随意闯入私人住宅。因此，住宅的“城堡”功能是社会地建构的。此外，住宅还是一种心理空间，是个人放松心情、释放紧张和放弃警觉的空间，是被个人情感化的私人空间。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在当代中国城市告别了福利分房后，住宅市场始终处于消费大于开发的状态，人们对住宅面积扩大、居住空间放大及美化的追求，一直呈加速度增长。自住宅市场走向市场化以来，开发商在楼盘促销口号上的不断“出新”，就可明显地看出来。如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沿海城市打的是“好套型”或“大套型”牌，即使是很多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家庭，所买的房子也多是两居室或三居室的。到了90年代中期，国家全面推广小康住宅示范工程，开发商打是“康居示范”牌，开始从整个居住区的居住空间来开发住宅。到了90年代后半期，人们的住宅消费观念彻底解放，不怕因住得好而有露富之嫌，毫不避讳买“大宅”、“豪宅”，于是开发商便大力开发“傲世大宅”，楼盘的名称也从“花园”过渡到“名居”、“华府”。当然“阶层定位”、“空间定位”的每一次提高，都意味着户型的增大和单价的上升。（注：茅巍、王小末：《住的革命：深圳住宅的跨世纪演变》，海潮出版社2001年版。）每一次搬家、扩大居住空间的背后，无论是单位人还是社会人，则折射出了主人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
在人口拥挤的大城市中，住宅空间体现人的价值，实际上只是社会的评价或个人的心理感觉起主导作用的，如果从住宅最本质的居住功能来看，住宅内部空间的放大、功能区分割的不断完善，则能进一步看出“活着”与“生活”的不同——家庭成员是否拥有私密空间，决定了其生活的质量。在传统的两居室单元住宅里，大多数家庭的书房和卧室是合二为一的，家庭成员必须同时学习、休息，否则就会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因此，当代中国大城市的住宅开发，在升级换代中最看重的是内部功能区的不断延展：卫生间在扩大的同时，由一个增为两个；房厅由原来的一个分为客厅和饭厅，各自有功能定位；房间由原来的大一统，设计为朝向、面积适合的书房、儿童房、客房等；复式的大套型的住房，则还有储藏间、家务间、保姆房等。每一处分隔出来的空间，都发挥独有的功能，而不像原来“越位”。从家庭内部成员的日常起居、看书学习以及对外交往等，各个功能都可在这个居住空间里有条不紊地得到完成。拥有这样居住空间的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互不干扰，才具备过上幸福生活的物质前提。家庭生活和睦幸福，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才会相应提高。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中国大城市中的中青年高校教师，多数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里，有的早就当上了副教授，一家三口人仍栖居在十几平方米的单间里，单间的内部空间具有卧室、书房、会客室、饭厅等多种功能，做饭就在门前搭个台子，每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一个盥洗间，大家每天端着痰盂进出公共厕所，互相碰面毫不尴尬。在这种居住空间里，人的自尊、人的价值谈何体现？直到90年代末期，在城市住房的成套率超过70%的情况下，“筒子楼现象”才引得国家教育部的重视，拨专款与学校一起，专项改造筒子楼，即将南北的房间组合在一起，进行内部调整，改造成有卫生间、厨房、卧室和客厅的小套型住宅，使每一个家庭具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从而提高了中青年教师的生活质量。从“筒子楼改造”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来看，现代人的价值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有一个生活功能相对齐全的私有空间，而不是过去那样蜗居在集体宿舍里。近几年来，深圳、上海、北京等高学历外来人口集聚的城市，开发商推向市场的二三十平方米小户型住宅，尽管只有一间房，但含有卫生间、厨房，能满足青年人、单身者最基本的居住需求。
公共空间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人的社会性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合群、协作。在乡村社会，从事农耕靠的是简单的协作。到了城市社会，专业分工的细化，显示出了合作的重要性，也让人在某一方面的才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但城市社会的人群集聚效应，特别是表现出来的“异质性”特征，又使人的合群性、协作性只能表现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某一个社区、某一个组织内，大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交往中达到精神上的共识或依赖。在“异质性”突出的大城市中，害怕精神上孤独的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似乎更看重寻找人生、艺术、生活的“知音”。这样，在城市人交往的公共空间内，“分层”现象就变得极为平常了。在一个上百万人口或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快餐馆、星级饭店、咖啡馆、茶社、大排挡、高尔夫球场、小区会所等，都是城市人交往、交流的公共空间，但进入其中消费、交往的人却是分层的。同样，人们在选择住宅、安定家庭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住宅区的品位，和哪些人为邻，住在这里是提升还是降低自己的身份。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直接体现在对住宅空间的选取上。综观整个世界的大城市，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社区的人，其生活质量提高，心理生理上的健康，都离不开一个和谐的交往交流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的集聚功能，还能改变社区的性质，决定一个社区的发展方向。纽约哈莱姆从高尚居住区退化为穷人社区的例子，说到底是居住群体的变化，改变了社区公共空间的性质，原先住在其中的富人失去了精神上的归属感。相反，成批涌来的黑人移民，尽管使这里的房租不断抬高，仍然阻止不了众多的黑人来此落户。（注：林广：《论人口流变与纽约哈莱姆贫民区的形成》，载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第187页。）实际上，美国的很多大城市初期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以移民地、移民国家为主体的聚居地，如意大利街、波兰街、爱尔兰街、华人街等，这类街道之所以有生命力，能产生集聚效应，就是因为能给新移民提供谋生发展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内，同样的语言、习俗、价值观，新移民容易有归宿感。
社区的性质因“人气”而改变，在美国还有一个经典性的正面例子。在纽约的苏豪区，有一些建于100多年的旧厂房，它们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被废弃，热闹的老工业区一下变成了最靠近城市的无人区，当年耗巨资建造的楼房连贫民也不愿入住。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一群贫穷的艺术家来到这里，把大型车间分割为各人的私有空间，改造窗户和内部结构，使其变成了舒适的居住空间。艺术性的改造，使这里很快变成艺术家公寓，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居住在这里，切磋技艺，现场出售作品，引得崇尚艺术的人们纷纷来此“朝圣”。苏豪区独特的“品位”，靠的就是世界艺术家们创造的“公共空间”，社区的价值得以大幅提升，废弃的仓库和车间兑变成了优雅宜人的中产阶层住房。
当代中国的城市，不乏这方面极端的事例。北京的“浙江村”、南京的“河南村”等“外来村”之所以产生很强的聚集效应，就是从一个地域出来的民工，在这里凭亲戚关系、乡音、共同的生活习惯等找到归属感。以至于在这些外来村，形成了一个与城市社会相对隔离的“新社区”：有自己的学校、菜场和聊天的空间，甚至还有家乡人开的诊所，服务的主体是民工及民工的家庭。当然，这种所谓的“社区”，其构架体系是相当脆弱的，往往伴随着城市的外向扩张而不断迁移。
城市住宅公共空间的价值，是由其所占据的空间位置决定的。“从连排式的住宅、城市住宅、弯月型的住宅或中庭式住宅到廉租公寓、公寓街区，最后（随着电梯的出现）到高层塔楼，城市中的居住反映了对集中化日益增加的需求。”（注：［美］莫什·萨夫迪著：《后汽车时代的城市》，吴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居住集中化，必然也带来获得“喘息”的公共空间的同步增长。因此，随着高层住宅的崛起，城市的天际线增高，住宅的公共空间也越来越具有立体化的倾向。在多层住宅构成的居住区内，作为公共交往、活动的会所，往往是独立的建筑，那里有健身房、茶社、美容室、餐厅、阅览室、超市等，供人们满足日常生活、交往的需要。在小区居民的眼里，会所的建筑带有了特殊的意义。但对于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来说，发展高层住宅是节约土地资源的最好办法。不过，由于传统的高层住宅都是安置城市拆迁户或中低收入者为主，靠电梯上下不方便，特别是配套设施跟不上，让中高收入者望而却步。那么，怎样强化高层住宅的亲和力、使高层住宅的居住群体发生变化呢？建筑规划师和开发商们想出了新办法：建空中会所。隔膜的住户，乘高速电梯在大楼的地层、顶层或中间层的“会所空间”里，同样可以像在多层住宅区里那样舒适地交往，并满足生活的基本所需。
城市空间与住宅空间的平衡关系
静态的城市空间，主要包括商业和居住两大类的空间。这两类空间，一个是流动型的，一个是相对稳定的。城市的核心聚集功能，靠的是商业，商业设施让人们满足了交换、交往的功能；居住的功能是留住人群，强化城市的集聚效应。而在商业空间和居住空间互动的过程中，又孕育出了一个交通空间。也就是说，一个动态的城市空间，应包括商业、居住、交通三大空间。在这三大空间中，最让人有领域感、归属感的，无疑是居住空间。在城市社会中，人的活动半径都是以住宅、居住区为轴心的。商业空间的商品再丰富、店堂布置的再美丽、休闲设施再人性化，但那毕竟是公共的空间。至于交通空间，轻轨火车的包间、公交车的座位乃至私家轿车流动的家庭空间，或融入公共的小空间，或缺乏私密性，人们是不愿久留的。尽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曾出现过生活在汽车上的“流动家庭”，但那是在寻找满意工作、合适住房中的过渡性行为，一旦在城市中找到了固定的住所，他们就会中止“流动生活”，享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住宅空间。
在一个城市中，最好的住宅空间、最能体现身份价值的社区在哪里？最确切的答案无疑是富人区、中产阶级居住区。但从整个城市空间来看，无论是在配套齐全、便捷高效的中心城区，还是在依山临水环境幽雅的效区，占据的都是最昂贵、最令人向往的空间。从近百年来现代城市扩张的过程中来看，最有价值的城市空间一般是中心地区的商业空间，即人们通常说的中央商务区(CBD)或中央商贸商务区(CCBD)。位于城郊结合部或郊区的高级住宅区，虽然单体的价值较高，但单位面积、单位空间的含金量，却有可能逊色于中心商业空间。城市中心商业空间虽然价值高，生活娱乐设施配套齐全、交通条件优越，但空间环境质量较差，不符合“健康社区”的标准；郊区的居住环境好，也有快捷的交通工具，但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成本高，大的社区商业、教育配套都不尽如人意，多了田园色彩，少了城市社区的风貌。那么，能不能将居住区和商业区的空间特点合二为一、建设一种新型的住宅区呢？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传统的大都市芝加哥在进行旧城改造时，尝试着在路网、管网、电网、水网等公共设施齐全的城市副中心——介入中心商务区和郊区住宅区之间的地带，建设以中产阶层为居住群体的“中央生活区”(CLD)，由于社区的定位是居住或居家型办公，集中了城市生活所需的系统资源，满足中产阶级和新兴的富有阶层集中居住、娱乐、休闲、教育、就医、消费和交流的多重需要，特别是紧邻中央商务区，上下班的时间成本小，大受欢迎。在此后的20多年里，美国很多传统型的大城市纷纷仿效芝加哥的做法，不再一味地大建郊区住宅，把重心放在“中央生活区”的建设上，不仅有效地强化了自身的集聚效应，还提高了城市的生活品质。上个世纪90年代，东西德合并，德国的政府机关由波恩迁往柏林。柏林城市在进行大规模改造时，城市的空间被先行规划为中央商务区、中央行政区(CAD)、中央生活区几大块，由于空间“分割”合理，在人口不增加的情况下，城市原有的资源得到科学地整合，使柏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重视“欧洲之都”的风采。
与“中央生活区”完全融入城市内部空间相比，当代大都市扩张过程中形成的“通勤住宅圈”，则与城市内部空间构成了依附型的、相对融合的关系。“通勤住宅圈”体现了商业办公中心空间、居住空间和交通空间的“链接关系”。城市的快速扩张必然带来居住的郊区化，“通勤住宅圈”出现，由地铁、轨道交通、高速通道，连接住宅区和市中心商业区、商务区和大型公共设施的关系。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通过“卫星城”的建造来实现城市大空间内部住宅区和商业就业区的互动的。如伦敦、纽约、东京、汉城等，以这种手段，使城市空间尤其是居住空间更合理化。这些“卫星城”主要体现生活、居住的功能。在每个居住区内，都有医院、学校、大卖场、超市等生活配套。就自然条件来说，傍山依水，贴近自然，空气清新，有便捷的交通系统与城市的功能区相连，加上房价或房租较低，比较受工薪阶层的欢迎。这类“通勤住宅圈”以与中心城区的距离不同，又可分为“半小时居住圈”、“一刻钟生活圈”。
“通勤居住圈”的出现，直接得益于现代便捷的交通工具。众所周知，在工业革命之前，交通工具靠的是畜力拉的车，一个城市空间的几何中心是聚集权利与财富的地方，便自然成了社会上层人士的聚居地。当工业革命发生后，蒸汽机车、电车成为交通工具后，市区涌入大量的移民，生活环境开始恶化，市中心的新贵们为了逃离变糟的城市中心空间，乘郊区火车和电车向郊区扩散，逐步成为一种时尚，通勤性的居住区开始出现。到了上个世纪中期，私家车的普及，轻轨的兴建，使大批的中产阶层主动到郊区居住，从而形成了庞大的“通勤居住圈”。“通勤居住圈”使城市的居住空间加倍放大，并和城市的中心商业区空间构成强有力的互动关系，拓展出了城市的新的发展空间。（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家们在对邻里解体的研究中提到，瓦解邻里间的稳定性和亲密性的原因中有多种力量。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们的注意力可以分散得很广，人们甚至可以生活在若干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关心各种利益目标。人口的流动性也使得邻里关系难以建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随着地铁在中国特大城市的出现，加上众多家庭拥有了私家车，郊区住宅渐受青睐。特别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的行政区域比较小，城区土地供应紧张，而近年来，多数大城市通过兼并郊县的手段，撤县建区成为大趋势，扩大了行政区域，从而使放大城市空间，建大型郊外住宅区成为共同的选择。如广州三年前将番禺划入城区，并规划用地铁将其和珠江新城、主城区连接起来，使“华南板块”形成了几十平方公里的超大型住宅新区，因自然条件好、房价仅是中心城区的三分之一，10多个楼盘的购买者，基本是为了扩大居住空间的广州人。杭州将所属的萧山县纳入城区之后，城市的发展空间由“西湖时代”进入“钱塘江时代”，明确提出了建设“半小时居住圈”的方案（注：贾生华、朱云夫：《实施“住在杭州”战略 铸造杭州城市品牌》，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等编：《住在杭州》（2000年），第179页。），作为实施“住在杭州”战略的具体体现，因为在杭州的周围边缘区，生态环境非常好，山水林木皆备，且无大工业，空气污染少，非常适宜居住。在上海，从徐家汇到锦江乐园、闵行、莘庄一线，因为地铁线的开通，迅速崛起了多个大型居住区，总人口超过了百万，他们每天乘地铁上下班，居住空间和工作、交往空间基本上实现了“零距离”。南京的城区有200多万人口，人们过去的居住空间一直局限在五六十平方公里的城墙内，后来经过内部区县地域调整，城区面积扩大了好几倍，城市的空间发展由“秦淮河时代”进入“长江时代”，而随着地铁线的建设，江宁、仙林等离城区10多公里远的开发区，众多新楼盘受市民追捧，逐渐演变为大型通勤居住圈。原来在城区只能住几十平方米公寓的中高收入者，在那里圆了别墅梦、TOWNHOUSE梦、跃层梦。住宅空间扩大的梦想，是因城市空间扩大才实现的。
城市人与乡村人最大的不同，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是城市人生活空间的多重化。一个现代人在城市生活，如果仅仅封闭在私有的住宅里，无疑等于慢性自杀。（注：人是社会的动物。居住的集聚不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能源，更是因为有一定密度的聚居更切近人类的行为方式，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鼓励和引导人际交往的空间，使居住真正成为邻里之间共享共生的生活关系——“在其中人们不仅仅生活，而且可以社会性地生活，不仅仅能够在自己的空间‘独善其身’，而且有公共空间和邻里环境能够‘兼济天下’”。将个人的舒适居住和社会的和谐共处统一起来，追求个人、群体和环境的和谐，就是人居的最高理想了。见《走向新住宅——明天我们住在哪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考察当代城市的健康家庭，其生活空间往往包括单位空间、交往休闲空间以及居住空间等多个层面，而每一个空间又相对界定在一定的区域。在中央商务区上班的时间里，主要是局限在单位空间，下班后休闲购物，多活动在大商场、娱乐场所或者茶社，回到家里买菜洗衣散步往往不离开所在的小区。针对这一现状，可以说“大生活圈”和“小生活圈”正在全面进入当代中国城市人的生活，“大生活圈”的空间范围是包括居住小区在内的城市空间，“小生活圈”的空间则是所在的小社区；“大生活圈”的交通工具是地铁、私家车、公交车，“小生活圈”是步行或骑自行车。正因为生活空间、居住空间的多重化，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才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结语
从古到今，城市空间内部的演化始终都没有停止过，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这种演化？是人对私有空间的占有欲望！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当不需要暴力、通过自身在经济上的奋斗，人的自身价值可在空间占有上得到充分体现后，这种演化的速度便更快了。城市内部的“二元化结构”——劳资关系的存在，使豪宅和贫民区共存，表面看是不光彩的，但这种对比甚至冲突，却能推进城市内部的不断更新，使城市的空间充满活力。（注：［美］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崔保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187页。）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现在只有37%，到2010年将达到50%以上，从而进入“城市社会”阶段。在迎接“城市社会”的到来过程中，城市的空间会不断扩大，进入大城市的居民会加速增长，而按照国际的住宅标准，中国现有的居住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后小康住宅”时代的到来，更为住宅市场拓展了新的空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可以断定，在未来的城市社会中，伴随着旺盛的住宅消费需求，各种力量对城市空间的争夺或整合将会进一步加剧，城市人的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也将得到更科学、合理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