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文学批评史上的李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千秋万岁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史上论文,李白论文,寂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热闹局”与“冷落局”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当迟暮之年的李白流放夜郎，杜甫因而写下感怆凄恻的《梦李白》时，他自然不会料到这篇末二句，居然成为千古的谶语，正可以
括李白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境况：绵绵后世，济济多士，谁不曾传唱着他的诗篇，传扬着他的诗名，传慕着他无与伦比的诗才？此之谓“千秋万岁名”。但另一方面，又有谁曾经踵接过他的诗步，拟则过他的诗体，弘扬过他纵横飘逸的诗风？此之谓“寂寞身后事”。
李杜齐名，李杜的作品同样脍炙人口，但李白的“身后事”却远比杜甫暗淡。从宋代起，杜诗成为至高无上的艺术样板，它们的命题、立意、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乃至用韵、隶事之法，被不厌其烦地赞叹着，阐释着，穿凿着，拟则者，发挥着。“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注李的却寥寥无几。以“学杜”为旗幡的诗派无代无之，无时无之，异代相慕自命“私淑”者一灯相传，香火不绝。不唯杜甫，其他唐代诗人也颇不寂寞，后世标榜学王、孟、韦、柳的诗派有之，标榜学韩愈的诗派有之，标榜学白居易的诗派有之，标榜学李商隐的诗派有之，甚至标榜学孟郊、贾岛、许浑、姚合等二三流诗人的诗派亦复有之，但标榜学李的诗派却一个也没有，即使标榜学李的个人也罕有所闻。
就李杜之间而言，杜的“身后事”无疑是备极荣耀的“热闹局”，李的“身后事”则是“冷落局”；就李自身而言，他“光焰万丈长”的身后名是“热闹局”，他实际的“身后事”则是“冷落局”。
子美以人力胜，“有规矩，故可学”；李白以天才胜，“无绳墨可循”。这自然也是一个缘由，一种解释，但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
二、“守旧”的李白与“革新”的杜甫
李、杜无疑是中国古代诗史上的凌云双峰，但却是相背而立的双峰，一座朝向过去，一座朝向未来。或者说他们双双攀上“一览众山小”的诗山绝顶，但一个是前见古人，一个是后见来者。用清人陈廷焯的话说，“太白收前古之终”，“杜陵别出旗鼓，以开来学”。这一对“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亲密诗友，在诗学史上却分道而扬镳。有见于此的不只陈廷焯一人，却以陈廷焯所论最为明快，他在《白雨斋词话》中一再申述：
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
世人论诗，多以太白之纵横超逸为变，而以杜陵之整齐严肃为正，此第论形骸，不知本原也……故余尝谓太白诗谨守古人绳墨，亦步亦趋，不敢相背。至杜陵乃真与古人为敌，而变化不可测矣。
诗有变古者，必有复古者。然自杜陵变古后，而后世更不能复古（自《风》《骚》至太白如同出一源，杜陵而后，无敢越此老范围者，皆与古人为敌国矣），何其霸也！尽管有些说法不够缜密或须作解释，但仍不失为极有识见的探本之论。照此说来，睥睨千古的李白竟然成为“守旧”派，“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杜甫反倒成为“革新”家，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古人论诗学史上具体而微的演化之迹每每更能一语中的，他们与自昔以来的诗人骚客共着大体相同的文化氛围和文学传统，诗学又是他们毕生的事业，日夕浸淫其间，领悟独深而不隔，今人却常因时代与文化精神的巨变而有所隔膜。不假理性知解的直觉有时比绵密的逻辑推断更明敏。
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史论著中，总以为在南朝与唐代文学之间有条深深的鸿沟，这也是“第论形骸”而不及神理。其实南朝、唐之际的历史文化和文学间距，要比唐、宋之际小得多。真正的鸿沟是在唐、宋之间，理学代替了经学便是重要标志，它带来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一系列巨大折变，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思想史分为前后两截。转折的枢纽是中唐，清人叶燮称之为“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百家唐诗序》）。近世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划为一期者也”（《隋唐五代史》）。也就是说，中唐文化属宋型文化。同样，中唐诗学的主流也当属宋型诗学。中唐韩愈及其弟子李翱，被共认为理学思潮的先驱，韩愈的诗风也是继杜甫之后的又一大变，极为宋、清人所重，所谓“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其深层原因盖在乎此。后人所说的“唐诗”，每多指初盛唐诗，尤其是盛唐诗，而有意无意地视中唐诗为非典型唐诗。古代有两种诗风“正变”说：汉人的“正变”说着眼于时世盛衰，诗旨美刺，宋以后的“正变”说则着眼于艺术风貌，多以中唐前为“正”，中唐后为“变”，杜甫是“变”之始，前引陈廷焯所论甚明。笔者窃以为，理学思想始起的青苹之末，似在杜甫身上已露端倪。宋人那么认同杜甫，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他们“以道眼观杜”，而杜诗中也确有“道”、“理”的成份，诗风亦因之一变，故宋人才与之达成历史视界的融合。认同的主客体之间不能没有某些一致性。宋以后谈及杜甫，常将他与“盛唐诸公”分开，甚至将“杜诗”与“唐诗”分开。“鸣乎浣花翁，于唐为别调”。视杜诗为唐诗的“别调”、“变体”，是宋以后的常谈。质言之，杜诗的总体风貌应属中唐，至少是中唐诗的发端，其文化精神的气质与底蕴易为封建后期的人们所认同，这当是他身后热闹的历史机缘。
李白虽仅比杜甫大十一岁，但他生活与创作活动主要在安史之乱前的开、天盛世，杜诗则多写于乱中和乱后，而安史之乱又正是唐代以至整个中国古代由盛向衰的转折点，是枢纽的枢纽，将李杜这对诗友分开。倘说杜诗是中唐诗的发端，李诗则是盛唐之音最典型的代表。先秦至盛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升期，盛唐是上升的顶点，诗学亦复如此。这段漫长的诗学历程还可再分为两个单元，先秦至汉是一个单元，汉末建安至盛唐是一个单元。《风》《骚》以至《古诗十九首》，皆可谓为我们民族在文学上童蒙时代的自发歌唱，尚不知追求艺术工巧，因而反有一种特殊魅力而为后人津津乐道，所谓气象浑沦，兴象玲珑，不可句摘。建安曹魏后文学步入自觉，犹如一位情窦初开而着意修饰的少年，开始有意为诗，刻意追求诗美，追求情采、俪词、声律、秀句，南朝尤甚。南朝齐梁的“彩丽兢繁”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政治的不振，而实为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初盛唐的人们虽对其极表不满，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其“兴寄都绝”，骨子里却是认同的，只不过要使其刚健充实，走向圆融，合理，修短适度，文质彬彬，情采相符，“浓妆淡抹总相宜”。如果要对建安至盛唐的诗学思潮和审美追求加以概括，可用“缘情绮靡”四字。沈约称建安文学“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西晋陆机标榜“诗缘情而绮靡”，齐梁刘勰《文心雕龙》有《情采》专篇，钟嵘《诗品》主张“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萧绎《金楼子》鼓吹“绮縠纷披，情灵摇荡”，盛唐芮挺章《国秀集序》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这种流情溢采、敷腴光鲜的青春爱好，一脉相承。到中唐则日盛而移，月盈而亏，呈现出别样风貌。陈廷焯说李白“亦步亦趋”于古人，是诗之“正”，当即指李诗的精神、韵度、格调、风采、词华等方面体现着前期特征，与古人属同一审美趣味追求；说杜甫“变古”、“与古人为敌”，则当指他开启了中唐特别是宋代爱好议论说理、枯淡瘦老、生涩拗折的“变调”，呈现出一种诗学的“中年气象”。
李白既立于盛唐这个历史制高点上，他的天赋、气质甚至身世（他生于“胡地”，据说有“胡人”血统，而“唐人多胡气”），又正与时代精神气氛相吻合。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一章有“青春、李白”一节。是的，李白正是代表着自己的时代唱出了青春之歌。不仅他那些纵横超迈的长篇大章是青春迸发式的，他那些“天然去雕饰”的小乐府也同样洋溢着青春气息。“妾发初爱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处最关情，乌啼白门柳”，“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若耶溪旁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这些诗句，最得六朝乐府民歌的神理。后人容或能够写出更细美的意境，更婉约的美人，更回肠荡气的情爱，却难以写得如此天真，如此清纯，如此俚而不俗，轻快俊爽，如此孩子气地娇憨可掬。
李白绝似曹植。他们生活于同一个诗学史的“单元”中，一个是发育正常的少年，一个是发育正常的青年。他们都自信，自负，自视极高，都有些浮躁，浮夸，浮傲，这是青春的弱点，也是青春的特点。李白临终仍以搏击万里的大鹏自况，这使他保存了青春的“晚节”，在后人心目中永驻着青春型诗人的形象。至死不渝的“青春型”，李白的幸运在此，李白的不幸亦在乎此。
三、在宋代“道学作用”下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由韩愈这首《调张籍》可知，李杜在中唐已同享大名，相提并论，但也时遭无知之徒的诋諆。最早对李杜分而论之并扬杜抑李的，就今所见，有元稹《杜工部墓系铭》，不过那只是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等艺术形式上着眼，认为李逊于杜的。杜甫地位的真正飚升，李白地位的相形见绌，自宋代始。
宋代尊杜抑李有个过程，大抵与时代精神和价值体系的转换同步。据刘攽《中山诗话》记载，宋初杨亿“不喜杜工部诗，谓之村夫子”，“欧公亦不甚喜杜诗……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趠飞扬易为感动也”。杨亿是“西昆体”的代表，效华彩妍丽的李商隐体，自然不会爱好杜诗的“村朴”。欧阳修赏爱李白也出于他个人的审美趣味，他在《李白杜甫优劣论》中称道李白“天才自放”，杜不过“得其一节”。在他那个时代，理学思潮尚属方兴。最先鲜明地尊李抑杜的是王安石，在所编《四家诗》中以杜甫居首，韩愈次之，欧阳修又次之，李白居末。他称如此排比的原因是：“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见释惠洪《冷斋夜话》）。稍后，苏辙《诗病五事》指摘“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断言“唐诗人杜甫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与王安石同一声口。南宋朱熹则讥嘲李白“没头脑”（见《鹤林玉露》）。上述诸人都是各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声口、角度如此一致，就不是偶然的个人趣味问题了。他们并不都是狭义的理学家，但理学作为一种潜染暗化的社会思潮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他们浸渍其间，难免不形成相应的价值尺度。
不过即使在宋代，公然贬斥李白的也并不多见，他那巨大的才华和辉煌的篇章毕竟无法掩抑。但对杜甫的无上推崇实际上便是对李白的无言贬低，因为李杜向来互为参照，易引起联想与对比。苏轼虽不直接贬抑李白，却极力称扬杜甫的“忠孝”、“一饭不忘君”，成为一致认可的定评。黄庭坚也不公然贬斥李白，却在艺术上极力标榜学杜，他所代表的江西诗派即以杜诗为圭皋与师祖。江西诗派是宋诗的主流与代表，其影响一直延伸到近代。宋代其他诗派，北宋初的“九僧体”学贾岛，“白体”学白居易，“西昆体”学李商隐；南宋后期的江湖派、四灵派学晚唐许浑、姚合等。李白显然受到冷落。上述诸派的取法对象，倘将杜甫也算在内，皆属中唐以后，这是令人深思的。
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谓是道学作用。”这也是一针见血的切中要害之论。“道学作用”指在理学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下对前人的评判与抉择。王安石斥李白“识见污下”，苏辙斥李白“不知义理”，朱熹斥李白“没头脑”，都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岂只李白，整个“唐人”在宋人眼中都是昧于“道”的，前引苏辙《诗病五事》贬斥李白的同时，也指摘唐人“陋于闻道”。善于为诗而陋于闻道，是宋人对唐人的成见、偏见。当然他们之所谓“唐人”，主要指初盛唐人，并不包括杜甫、韩愈、韦应物、白居易等人在内。
所谓“闻道”的首要标志，自然是要在诗中体现“性”、“理”等理学思想。宋人极为津津乐道杜甫那些体道蕴理之句，如“清诗得道要，识子用心苦”、“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等等。笔者认为杜诗已逗漏出理学朕兆，也大致就此而言。李白的诗篇以浩荡的抒情和生动的写物为主，很难找到此类明心见性、即物识理之句，故不会为宋人所认同。
“闻道”的另一要义，是应在诗中表现出心灵的淡泊、平静、无兢。理学主“静”，主内敛而不外骛，所谓“淡则欲心平”。他们在陶潜那里找到这方面的范型。陶潜与杜甫是宋人认为最“知道”者，是宋代诗学的两个解释学意义的支柱。陶潜虽是六朝人物，但其田园隐逸诗篇多有老庄之蕴，而理学也融液了道家思想资料。“会将趋古淡，先可去浮嚣”（苏舜钦《诗僧则晖求诗》）。在宋人眼中，李白的作品正是表现出多欲、夸诞、心浮气躁。
由人格上的淡泊、内敛，宋人引申出一个艺术上的追求，即古淡苍老的诗风，而厌拒风花雪月的绮丽写景，主张“白战”、“剥落浮华”、“落花就实”。“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范温《潜溪诗眼》），“后生”实即暗指六朝和初盛唐诗人，“老大”是他们的自况，典型而形象地体现出唐宋诗艺的分野。甚至南宋较为通达的理学家叶适也引用并赞同这样的说法：“夫争妍斗巧，极万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王木叔诗序》）。李白之作，正多“极万物之变态”的“逐外”而非内省者，这也是他们不予认同的原因。
宋人重诗法。“法”与“理”有着内在联系，即“理本而法末”。在讲求“渐于诗律细”、推敲“佳句法如何”的杜诗和“无法度”的李诗之间，他们的向背取舍是不言而喻的。
四、明人难圆的“青春梦”
在杜甫之后，其实并非所有时代的诗人都“与古人为敌国”，明人便如此。陈廷焯所谓“古人”，显指盛唐以前的诗人。我这里所谓“明人”，主要指前后“七子”及其后学，他们是明代诗学的主流。每个时代都有众多文学流派，其中必有一个代表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在宋是江西诗派，在明便是“七子”派。“七子”派标榜“诗必盛唐”。准确点说，他们主张拟议汉魏盛唐，正是陈廷焯所说的“古人”。这种艺术取向，远绍着宋末严羽《沧浪诗话》。严羽有激于苏、黄、江西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背离了“吟咏情性”的诗的特质，提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在盛、中唐之间划下一条鸿沟，暗示苏、黄、江西不过是用中唐家数，也暗含诗风正变之意。要之，明人“诗必盛唐”的口号，是对宋代诗学的逆反。
“七子”派另一思想前驱是明初高棅，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以其编排方式和《凡例》《叙目》中简赅的理论自陈，对明代诗学起着示范、导引作用，影响极深，“终明之世，馆阁宗之”。他宗奉严羽，推尊盛唐，认为“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凡例》）。他首次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初、盛、中、晚，其意仍在严盛、中之别，并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天宝丧乱，光岳气分，风概不定，文体始变”（《叙目》）。“天宝丧乱”即安史之乱，他以之为诗风之“变”的关键，极具历史眼光。尤可注意的是他在按体按品编选唐诗时所暗寓的对李杜的定位与态度。他将所选唐诗分为五古、七古、五绝、七绝等七项，每项又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等九个品目。李白在各品均为“正宗”，杜甫则除五、七绝外，其它各品均为“大家”。人们每不解此中深意。其实联系到书中以盛唐为“正宗”，便可想见在严羽心目中，李白正是盛唐诗的代表，是“正宗中的正宗”。以杜甫为“大家”而非“正宗”，似指其诗为“变体”而卓有成就者。胡应麟《诗薮》说高棅 “首推太白”，大约就据此而言。
“七子”派及其后学对李、杜的态度也很微妙。杜甫毕竟是早有定评的“诗圣”，杜诗毕竟有法可依，有规矩可循，因而他们基本上也以学杜为标榜。由此而言，他们是将杜甫当作盛唐诗人看待的。杜甫的生平原就跨越盛、中，他的作品也有两种气象，故其定位也可盛、可中。不过“七子”的取法盛唐着眼于其高华壮丽、高格逸调，学杜自然也是如此，即效法那些诸如“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类写于战前、带有盛唐气象者。但此类作品在杜集中为数不多，特色不大，典型杜诗毕竟是那些写于安史乱中和乱后的“变体”、“别调”，他们对此却颇有微词，早在“前七子”的二号人物何景明，便不满其“调失流转”、“风人之义缺”。“七子”后学对杜诗微词尤多，如不满其“拙句”、“累句”、好用赋法、以史为诗、以意为主等等。明代可以说是对杜诗微词最多的时代，只是说得较为婉委隐晦罢了。明代又是中国古代诗史上最重艺术的时代，比魏晋六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凡重艺术、重纯诗、重美感、重意境的时代与个人，往往对杜诗有所不满，如清初王夫之称杜甫为“罪魁而功首”，王士祯“酷不喜少陵”。当然，此类情况为数甚少，完全不能动摇杜甫崇高的“诗圣”地位。
与此相应，李白的地位在明代有所上升，这也是通过李杜比较体现出来的。陆时雍不满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已如前述。明人重情、兴而轻意、理，重直觉而轻理性。陆时雍、许学夷皆有“杜以意胜，李以情胜”之类言论，表露出其轩轾之意。公安派诗人王思任，也认为李在杜上。但尽管如此，明代诸如“七子”、“公安”、“竟陵”以至“台阁”、“茶陵”、“性气”、“唐宋”等诗派，仍无一标榜学李者。李白仍然“寂寞”。对杜甫心有不慊而仍标榜学杜，对李白比较亲和而不能学李，这是明代特别是“七子”派诗学的微妙之处。
明人推崇拟议汉魏盛唐即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的作品，并不能完全用对宋人的逆反来解释。普遍社会心理是时代文化精神的内化。明人有自己文化思想的立足点，这便是心学的流行。心学是理学的一支，而又有异于正统理学，它十分重视甚至夸大人的主体精神，这有可能引发出个性的解放，引发出文学上对美感、性灵、情采的重视，应是他们转向汉魏盛唐的根本精神依据。但明代毕竟属古代社会后期，他们意图恢复前期的高华歌唱，只能学得其格、调的外观而不能得其神韵，落得浮廓虚夸，成为一种虚幻的“青春梦”。这又是他们终究无以学李的深层原因。
五、清代的“实学”与“经世”
清代又是别一番景象。在诗学思想的主流上，倘说宋人处处与唐人立异，明人处处与宋人立异，则清人处处与明人立异。宋人与唐人立异而独创一格，明人与宋人立异而倾向于唐，清人与明人立异而倾向于宋。但明人倾向于唐而终不能为唐，清人倾向于宋也大异于宋。历史不会重复，也无计重复，各个时代都有其赖以自立的特殊的精神文化基调。
清代的精神文化基调是重“实学”，重“经世”，尤以一前一后为著。清人遇上两个“天崩地解”的大变局。一是清初，痛定思痛的前明遗老将“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责任，归之于士风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明心是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他们所谓“实学”，主要指经史之学，旁及一切实录性质的笔记杂书，其指归则在经世致用。首先是经学，他们认为其中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黄宗羲语）。清人重史，从钱谦盆、黄宗羲到章学诚、龚自珍皆有“六经皆史”之论。史中有古往今来成败治乱的龟鉴，故“不为迂儒，必先读史”。他们还注重实地考察，举凡民情、风物、山川、边防、军事、河渠、物价等，无不留意。另一“天崩地解”的大变局是内忧外患大故迭起的后期，今文经学渐兴，上承清初诸老的经世思潮，下启康、梁等人，将“实学”的内容扭向“西学”，将“经世”落于变法改制，与世界近代思潮接榫。夹在这一前一后中间的乾嘉之学虽在清廷高压政策下畏言经世，其扎实学风却与明人的“袖手谈心性”大异，从这个角度上说也是一种“实学”。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谓清代学术文化“厌倦冥想，倾向考察”、“排斥理论，提倡实践”，又称清代学术昌明而文学不振。这样的精神文化氛围确与诗的审美想象和非功利性相左。
与此相关，清代诗学思想主流可用“祧唐祢宋”四字概括。“祧唐祢宋”即远唐近宋。清代的文化精神虽与宋不同，却又有某些交叉，而与洋溢着风采流华青春气息的唐代（初盛唐）大异。“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翁方纲《石洲诗话》此评，极为典型地表达出清人眼中的唐、宋诗之异。他解释宋诗之“实”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赠答议论之章略见其概。至于茶马、盐法、河渠、市货，一一皆可推析。”照此说来，重“实学”、重“经世”的清人，自然易亲近于宋而疏远于唐，这是不难思而得之的。“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乔亿《剑溪说诗》）。“弘、正诸公”指明“七子”派，钱受之即钱谦益，这位大节有亏的人物，却在诗学上结明而开清，即开启了“祢宋”诗学的风气。“名唐而实宋”，可知清人对唐诗的微妙态度。唐诗毕竟不可小觑，唐诗的艺术成就也未必不使清人倾慕折服，但这一代人的精神气质，这一代人所遭逢的时世和所背负的使命，却不能为唐，而只能近宋。邵长蘅《研堂诗稿序》说得好：
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才，故曰势也。邵长蘅生活于清前期，但他的这番话却适用于整个清代，从“宋诗派”的发端黄宗羲、前驱未彝尊、厉鹗到其余流“同光体”，固无不如此，即使在“诗界革命”派黄遵宪、梁启超的诗作与诗论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种“纵横驰骤”、“赡博雄悍”的“祢宋”风貌。由此而言，王士祯的“神韵”，沈德潜的“格调”，袁枚的“性灵”，以至于王国维的“境界”，皆不能体现清代诗学的主流。重实用而轻审美，重质实而轻虚灵，重言之有物而轻惝惚飘逸，主“性情原于学问”、“性情与学问合”，主“文苑、儒林合”、“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这实在是有清一代的时世使然。因此，宋型诗的特点，诸如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以史为诗、以赋法为诗、以生涩奥衍为诗，这些自严羽以来备受非议的诗风，在清代却得到理直气壮的张扬。
在这种时代精神、审美取向和诗学思潮中，李白作品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每个时代都要从前人中寻找自己的艺术范型，加以揄扬、发挥。在清代，这种范型是杜甫、韩愈、苏轼。这是由清初叶燮首先明确提出的。叶燮论诗主“变”，以中唐为变的关键，所谓“古今百代之中”、“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他认为杜甫是“变”之始，韩愈继之，苏轼是“变”的第三座里程碑，“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唯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杜甫抗衡，鼎足为三”（《原诗》）。清代众多的诗论诗话提到和赞许过许多前代诗人，包括李白，轴心却始终围绕杜、韩、苏旋转。方东树《昭昧詹言》谓：“杜公如佛，韩、苏是祖，欧（阳修）、黄（庭坚）诸家，五宗也。”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三元”说——于开元尊杜甫，于元和尊韩愈，于元祐尊苏轼，也显然来自叶燮。尤可注意者，杜、韩为唐人，苏生于宋世，故清人常以“熔铸唐宋”而无偏颇自命，今人亦有此评。其实他们所崇奉的唐人多为中唐以下者，他们所取则的唐诗多为其“变体”、“别调”，并不能掩盖他们的“祢宋”倾向。清初屈大均称朱彝尊“逃唐归宋计亦得，韩苏肯让挥先鞭”（《送朱上舍》），乔亿谓“明代诗人尊唐攘宋，无道韩、苏、白、陆体者。国朝则祖宋祧唐，虽文章宿老，宋气不除”（《剑溪说诗》）。“归宋”、“宋气不除”而竟包括了唐人韩愈、白居易，这又一次可证韩、白甚至杜甫为宋型诗人，中唐诗学属宋型诗学。古人真所谓如鱼在水，冷暖自知，是不待逻辑推论的。
在清代，李白的地位依然微妙。象历代一样，清人当然也不敢和不想轻视李白。在他们的论诗著述中，几乎无不心悦诚服地称颂李白，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李白的疏离，可谓“敬而远之”。当作范型加以效法和一般地称扬，其远近亲疏大不一样。相反，倒是那些偶或有之的对李白的微词，倒比千言万语的颂赞更有时代性和历史感，更能流露出清人的深层价值观和潜台词，如乔亿《剑溪说诗》：“子美学博而正，其所为诗，大则有关名教，小亦曲尽事情，加以诗之法度，至杜乃大备。李白神游八表，学兼内典，见之于诗，多荒忽不适世用之语。又才为天纵，往往笔落如疾雷之破山，去来无迹，将法何以执之？”郑燮也不满“青莲多放逸，而不切事情”（《与江宾谷、江禹九书》）。这些话都极有代表性。“不适世用”、“不切事情”，在重实用、重经世的清代，李白的“寂寞”正在情理之中。
六、萧索异代不同时
如前所述，流誉千古的李白没有传人。漫漫后叶，没有“效李太白体”的诗派甚至诗人。他犹如天际真人，缥缈云端，可仰而不可际，可慕而不可法。对此，人们往往归因于他不可企及的天才。是的，李白无疑才华横溢，但千百斯年熙来攘住的诗人骚客之中，难道竟无一人有李白之才者？当然不能这样说。李白并没有将天下的才华占尽，也没有带到九地之下。人们对他望而却步，敬而远之，根本原因可以说是：“萧索异代不同时”。
这个“时”便是时代、时世、时风，它不仅是一个时间的规定，更是一个文化的规定。李白之所以不可重复，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重复。一切伟大的诗人皆不可重复，生活于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代而又十分典型、鲜明地体现出其时代精神的诗人尤其不可重复。李白生活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青春时代，他是这个时代最传神最得体的歌手。他始终用青春的眼睛去看，用青春的耳朵去听，用青春的心灵去体察，用青春的喉咙去放歌。当这个青春时代一去不返而步入“中年”、“老年”之时，诗人们便既仰视他的辉煌，又感到他的远隔，真是“美人如花隔云端”。时代精神的转换已使他们无法具有那特有的天真、激情与气质，勉强效法不是流为狂诞，便是流为粗俚。李白的这种情况令我们想起莎士比亚，他处在中世纪结束之初，犹如一个从蒙昧中醒来的儿童，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惊奇与狂喜。他也同样难以重复。在后世，如果谁仍用他那种绚丽的语言、夸张的口气和变换自如的场景写戏，便会令人感到幼雅与虚假。这又犹如“老莱娱亲”的故事，年老的孝子之心虽然其诚可感，却总觉滑稽可笑。
不过李白也并不寂寞，他在年青人心中永远得到回响。任何时候都有青年，任何人都有青春，李白的歌声从未沉寂。试想当我们自己年青时候，是何激烈地偏爱李白！象他一样，我们也用“天生我才必有用”表达自信，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表达自怜——其实仍是自信。及至我们老了，方知自己的才能不过尔尔，命运对自己也并无不公，于是杜甫那类“艰难苦恨繁霜髻，潦倒新停浊酒杯”的诗句便在我们心中占了上风。但李白的歌声却永远震响，又去撩动新一代青年的心弦。
末了要说明：本文论李白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却以主要篇幅说明时代精神的变迁，以为背景；又以较多文字论述杜甫，作为映衬，而很少正面分析李诗的风格特点，因为读者对此无疑是十分谙熟的，以之与各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审美意识相验证，则李白何以“身后寂寞”，便不难思而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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