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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怡华通联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鲍宇恒：“不要再玩八个桶七个盖的游戏”
对中关村试行企业信用制度一事，鲍宇恒对它的效力持怀疑态度，认为目前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机制，这四家（由中关村管委会推荐的）信用中介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是否能被相关的国家机关、企业单位接受，银行能否认同评估的结果？很让人担心。他认为应该与银行、工商、税务这些部门有一个共同的文件，评估结果在这些地方能有相关的法律效应，要不然此举就是虚的，还不如工商局的“黑名单”能管用。
鲍宇恒认为，政府部门的信息是否互联互通，是建立企业信用管理的根本保障。目前政府都在做电子政务、政府上网工程，对企业的每一张注册表的内容要求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企业要在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申报都要重新填写这些表格，没有一个部门会表示我们可以从某一个部门中调出相同的信息来，就可以把相关的该批准的东西批准下来。这么简单的事在目前就是行不通，从硬件上来说国家的主干网早已铺好，但为什么信息就是不能联通？
因此，政府要做信用管理这件事，首先应该把各个政府部门掌握的信息加以整合，互相利用资源。
对于委托信用中介机构进行征信和立信，鲍宇恒认为在客户有这样的要求时会做，但客户可能会指定由某家信用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
企业只会对不了解情况的商业伙伴有想了解其信用的需求，但目前这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怡华通联公司没有成立信用管理部门，鲍宇恒认为该公司的质量管理部门实际上所做的就是相同的事情。他认为企业信誉的关键是其质量，质量好自然信誉就好。这里所说的质量其实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涵盖了企业的整个管理体系。
鲍宇恒认为企业评价客户的信誉只体现在其对政府的态度上，是否照章纳税，在银行有没有良好的信誉，是否经常开空头支票，而不是在它的销售能力上。客户的分销能力应该由企业自己调查出来，而不是评估出来的。客户上来提货，如果超出了其平常的容量，这种单子是很容易查出来的。
对于企业的贷款难和融资难与企业是否讲信用的关系，鲍宇恒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行的银行贷款制度并不是信用担保制而是财物担保制。以至有人戏言，对于企业，银行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与当铺的做法差不多。
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商务部部长杨涛：“应抬高企业准入的门槛”
杨涛认为企业十分迫切地需要政府有这么一个制度出台。因为目前要推行企业信用管理制度有几个难点。
首先是中关村的企业和管理机构应转变观念。信用管理在国内刚刚起步，不少能见到一些成效的企业都是比较超前的，更不用说建立起相应的机制并加以运作。
村内的企业已习惯于现有的这种赊账方式，不少企业是有了经营模式，但管理模式还无法跟上。
目前一些大的企业已认识到这个问题，把风险管理和信用管理视为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来抓，纷纷在构建机构或完善机制。不光是在制度上，还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去加以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是大的分销商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企业呼唤一个有序的信用管理的市场体系，只有几个企业去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如果只靠企业自身去从事信用管理，只能是管好了自己的一个小角落，但实际上很多问题还是防不胜防。
其次是建立起机制后的保障体系。不能光靠企业出事后的法律上的保障体系，还应有充分的监督机制和预警机制。
这套机制不能单靠企业来完善，更多的是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应有一个良好的评估机制和监控机制，而且让企业能够相信信用中介的工作。
在生意来往上，杨涛所在的方正电子主要按照协议签定的条款结帐，定期进行考核。与代理商签订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谈清楚代理商的信用等级，并根据其月销量定出信用额度，在协议的周期内和额度以内是不会与代理商进行清算的，只有在超出额度时才会采取措施，把帐款清理到额度以内。
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雷军：“要熟悉和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
信用制度的出台肯定对于帮助企业获取或调查合作伙伴的诚信有积极的作用。不过，作为企业自身，对中关村管委会信用制度的细则和执行情况，雷军坦率地说，一方面不清楚，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担忧。
雷军认为，信用评级工作本身的宣传推广还很不够，它本身是一个新生事物，如果没有主管政府部门的大力推进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很难想像它被认知和接受的程度。另一方面的问题可能是更令人关注的，既然是信用评级，那么评级方法本身是否有权威性，评级机构本身的资质由谁来保证呢？
正是因为有这些考虑，金山从2000年底就开始准备通过国际上的一些管理和生产标准，CMM（软件成熟度）认证和IS09000的生产管理。
在金山看来，CMM的意义远较普通的信用评级的意义大，因为这不仅仅是对软件开发的过程进行管理，最关键的它还是一种高效的管理方法，有助于企业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用户满意度，而这正是中国软件业与美国、印度软件业最大的差距之处。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财金处张志强博士：“企业是最终的用户和受益者”
对于在全社会都没有建立起信用管理体系的现状下，中关村试行信用制度能否推行下去的问题，张志强认为，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后中国一定会走入信用经济，从小的环境来看，中关村的试点有着制度的保障。中关村管委会公布了科技园区企业制度试点办法，怎么做，谁来做，把各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了界定，还制定有一些行为规则、方案来保证制度得以进行下去。
这个方案的第一个特点是政府定位准确。政府只做信息的整合和促进信息的流通和开放，而不直接参与市场行为。
第二是促进了中介机构的发展。信用中介机构是市场的行为主体，他们应该向有需求的用户提供信用报告，而不应该是政府组建一个公司去做这件事情。
当记者问到信用中介企业怎么才能够让人们相信其做出来的报告的真实性时，张志强表示：“我们不应该把信用报告看作是银行的贷款依据，这只是一种信息，让人们知道这个被起‘底’企业有个什么描述，这是信用的基础，跟贷款完全是两码事。信用制度主要在于其信息公开化，就象上市公司的年报，信用制度、信用纪录起到一个对企业的警醒作用，一个企业的信用好坏，明明白白地摆出来，迫使他做每一件事都得掂量掂量。信息不会对全社会开放，是给有需要的人循正常途径去查询一个商业伙伴的信誉度。”
至于中关村每年都有一大批公司倒闭，张志强的理解是：“这跟失信有关，但是骗与失信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信用还跟交易成本有关。所以说信用制度的完善是当务之急，社会不能走回老路。全世界都在使用电子方式的时候，我们不与国际接轨还谈什么WTO？”
张志强认为，财务报表、纳税情况、收支细节，是一个企业可以给人们看到的东西，同时，拥有这种信息的部门应该把这些信息通过整合让人们共享，如果是这样，就能营造一个公开、透明的商业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