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抑制与反抑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抑制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抑制与反抑制作了论述。
[关键词] 中国古代科学 思想史 自然观 认识方法 价值观念 抑制因素 反抑制
一、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渐进发展历程
我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渐进的，它在各时代的进度虽不同，却不曾有过停顿和飞跃。
首先从自然观念说起。我国早期科学思想产生于年代同古希腊大致相当的春秋战国时期，而且正如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所说：“中国人……在较早时期至少是和希腊人一样善于推测大自然法则的”[①]。但我国古代科学家推测自然法则的出发点却与希腊人不同，处于当时的社会变革洪流中，他们主要是从人在生产、生活中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推测其法则的，很少有古希腊学者那样对宇宙本体和万物根源的探讨。到了战国末至秦汉之际，相应于当时即将由列国纷争趋于统一的形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各种不同思想交汇现象，反映于自然观上即是一种通过神学、哲学、科学“三结合”而构建宇宙秩序的思潮；在这种构思中，作为框架与载体的是神秘的阴阳五行说与所谓“圜道”的哲理，而其内容却包含了不少有关天文、物候等方面的科学知识[②]。这说明当时的科学家已开始能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把自然作为客体来考察了。历史进展到西汉盛世，随着生产的发展，早期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认识自然的传统也有新的发展，从不同的方向和把自然作为客体来考察的意图结合起来，并把认识与“制用”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天、算、农、医四大科学体系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时，阴阳五行的概念已被结合于儒家的政治伦理中而构成“天人感应”之说，成为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武器，科学发展开始受到抑制，但却也由此摆脱了一些神学思想的影响。而当时有些反对天人感应说的“异端”学者所提出的“自然无为”、“人力制用自然”等理论，与科学发展的导向也都是一致的。还有，“天人感应”论者宣扬“天道不变”，科学家却从实践中发现了自然界的许多发展变化现象；而到了汉皇朝的统治趋于崩溃之时，所谓“天道不变”观念也基本动摇，自汉末至魏晋之际就兴起一种“道无不在，自然运行”的理论，这本是当时的玄学家提出的，客观上却为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打开一些禁区。虽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还不能把自然运行的概念与“规律”的概念联系起来，但他们毕竟从自然界发展变化现象中发现了不少规律性的东西。至于把自然运行的概念与“规律”的概念联系起来而构成“自然之理”，这是古代科技发展高峰的宋元时代科学家才达到的认识境界。北宋的综合性科技著作《梦溪笔谈》中所阐述的“自然之理”，涉及天文、地理、生物、物理等方面：在这个时代的医学、数学等专著中也常有提到“自然之理”的，说明人们已意识到它的普遍存在；而从“自然之理”的普遍存在之被认识，也说明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概念（nature）已形成了。这样，从认识生产、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进而达到把自然作为客体来考察，从认识与“制用”结合的实践中逐渐发现自然界的运行变化现象与其中的规律，乃至达到对“自然之理”的普遍存在的认识并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概念。这就是我国古代科学家的自然观的渐进发展过程，它确是贯串着一种无神论的精神的。当然，普遍性并不等于整体性。可以说，直到此时，还没有任何科学家曾从所论述的自然之理归纳出一个整体性的“自然之理”并从整体性意义上说明自然是什么。这不仅是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更是由于科学在我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做到。
再从认识方法上看。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颇有涉于认识方法问题的，其中墨家对此探讨较深。墨家的方法论是建立于对思维普遍形式的认识的基础上的，特别着重于事物因果关系即所谓“故”的研究，这对自然科学尤有重要意义。进入中古时期，墨学被摈为“异端”，建立于思维普遍形式基础上的认识方法的研究中断。但是，在认识与“制用”结合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在方法上也确实体现出一种依据自然研究自然的精神；秦汉以来的科学家，不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整理、提炼或对抽象原理的检验、论证都不断有所提高。到了宋元时代，随着“自然之理”之被认识，也开始了方法论上的自觉探讨。科学思想中的“理”，从自然观上看是意味着自然运行中的规律，从方法论看，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墨家的“故”概念，也即因果律运用的深化与扩大。在《梦溪笔谈》的记述中，既常有为了“原其理”而对特定事物的因果关系的深刻分析，又常有由此及彼的“以理推之”。这正是科学家在这方面探讨功夫的综合反映。就分科看，如宋元之际的数学家重视把特殊方法推广到一般方法而实现算法的程序化，取得了代数学的辉煌成就；元初天文学家通过实测、考正、创法三个阶段的探索，制订出精密度极高的《授时历》，都体现出认识方法上的归纳与演绎的结合。向来重视实践经验积累的农学、医学，在把感性认识提到理性方面也都有所进展。但尽管如此，在长达二千年的中古时期竟没有留下一部探讨科学认识方法的专著！看来，自墨学中断以后，它在这方面开拓的道路确已被湮没了。虽通过科学家的持续努力，“披沙简金”也“往往见宝”，但由于它们从未经系统整理而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自难出现“一种朝新的认识方法上的飞跃”[③]。
最后从价值观念上看。我国古代科学家不像古希腊学者那样在很早时候就探讨着宇宙本体万物根源等问题，但对于“自己作为一定社会中有意识的成员，应该怎样同他发生关系”的问题[④]，却是很早就在考虑了。春秋战国争鸣的百家都关心着社会的何去何从问题，在此浪潮中产生的早期科学思想基本上也是把科技的作用与社会改革的理想结合起来的，从而形成一种崇实务实的价值观念，由上古坚持到中古。在汉代，尽管正统思想摈斥自然知识，但古代科技体系却在早期积累的基础上结合着社会生产发展与人民生活的需要而形成了。在魏晋南北朝的动乱之世，弥漫于思想界的是玄学佛学的崇尚虚无的风气，当时的科学家却能面向现实，通过对自然界的辛勤探索而向社会作出奉献。在这以后，即使是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全面网罗与宋元明清的理学势力的高度控制，都不能动摇这种高贵的探索与奉献精神。宋元之际，人们在评价科学家的贡献时提出的“实学”一词，正是明确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念的最好范畴。
二、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抑制因素及其根源
前引李约瑟所说“中国人……在较早时期至少是和希腊人一样善于推测大自然的法则的”，其下半句是：“假使说中国并没有产生一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那是因为，阻碍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的抑制因素，早在中国可能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人物以前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此语对我们的启发是：阻碍现代科技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其根源确应向较早的、乃至与欧洲产生亚里士多德的年代相近的时期去找。
李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对中国哲学思想与科学发展关系的探讨正是从与欧洲产生亚里士多德的年代大致相当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论述的重点为儒、道、墨三家以及他称之为“中国科学的基本思想”的阴阳五行说与《易经》。他说明首先谈儒家是因为它后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思想，尽管它对科学的贡献几乎完全是消极的。对于道家的自然观与墨家的认识论，书中是评价很高的，并说或许中国科学史上的最大悲剧正在于这两者的不能结合。我们知道，道家是首先提出与“人为”相对的“自然”概念的，墨家对认识方法的研究成果原是我国重要科学遗产；两者之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确是我国科学史上的损失；但这与它们本身能否结合无关，而是由于后来的政治、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样，儒家思想对科学发展的消极作用以及被此书列为“中国科学基本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后来却成了“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⑤]，也都是有其政治、历史原因的。
从上古进入中古，在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期汉代，这几个学派在政治上各有不同遭际。
汉初实行黄老政治，道家思想得势，但不久就因他们的无为而治的主张逐渐与封建统治秩序不适应而靠边站了，儒学被定于一尊而成为正统思想。但这时候的儒学已非早期的儒学，而是与阴阳五行之说结合起来的神学化的儒学。阴阳五行的概念是从殷周之际到战国晚期陆续形成且几经嬗变的。阴阳本义指背日与向日两个方向，引申为刚柔、寒暖等对立的概念，五行是指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长期嬗变过程中，它们在逐渐系统化的同时也愈来愈神秘化。战国晚期邹衍等人把五行相胜之说与王朝更替结合起来而创为“五德终始论”，正投了统治者所好。而到了西汉盛世，其任务又由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而变成为加强思想统治寻找神学依据了。早期儒学的一套纲常伦理虽为统治者所需要，却还缺乏神学气息，于是“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董仲舒就应时而出，构建“天人感应”体系，把阴阳五行的概念与三纲五常比配起来而成为“天次之序”，以天志、天意作为“君权神授”的依据，以“天道不变”论证封建统治的永恒性。这个体系中涉及的自然现象都是为比喻人事，真正的自然知识是被认为“非圣人所欲说”而受摈斥的[⑥]。因此，当这种神学化的儒学定于一尊时，科学的发展就被“抑制”了。至于墨家，由于其“兼爱”说为儒家伦理观念所不容已被摈为异端，连同其对认识方法的探讨也就成了禁区。
如果说，道家的自然观与墨家的认识论不能结合是我国科学史上最大悲剧，那么，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与阴阳家神秘主义的结合，从科学角度看其悲剧意义可能更大。而包含这两方面悲剧因素的格局在中古史的第一阶段就基本形成了。虽然在此后二千年中还有不少曲折变化，但基本格局未变。这里着重谈谈在宋代兴起的“理学”，即有些学者所称的“新儒学”。
这个“新儒学”所包含的哲理虽似比汉代的儒家又高明些，其用意则都在于以沟通天人关系神化封建秩序。只是汉儒以阴阳五行概念比附与解释天、人的“感应”关系，说法比较烦琐肤浅；宋儒吸收了当时的道家有关宇宙本体的理论和佛家的心性学说，对天、人的分析却比较精微，又提出理、气等概念从哲理上深化了这种关系，就显得“新”了。理学兴起于北宋，经过南宋朱熹的“集大成”，得到统治者赏识，取得继承儒家“道统”的地位，历元、明而至清一直未有动摇。其影响通过政治上的强制与学校、科举等渠道不断扩展，对思想界的支配作用甚至超过了汉代。
不论是汉代的“推阴阳为儒者宗”的天人感应说还是宋代的熔儒佛道于一炉的理学，其核心始终是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他们借助于阴阳、佛道的神学与哲理是要使这套思想更能深入人心。为此目的，他们在理论构建上确实花了很大功夫。董仲舒提出“天次之序”与“感应”的概念，朱熹提出“理一分殊”并强调“万理归于一理”，都可说是把自然界看作为超自然力量所支配的有机整体。李约瑟论述我国古代的有机论自然观，对董、朱的学说都曾提及，并把朱熹与西方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相比。诚然，朱熹的“理一分殊”之说与莱布尼兹的由无数个独立的精神实体“单子”（monade）构成先定和谐的宇宙秩序的理论确有相似之处。但他所意味的“理”无非是被提高为宇宙结构原理的封建秩序的代称；此说即使可算作一种自然观也并非真为理解自然，而只是出于其政治需要而构建起来的一种目的论（teleology）。
在那种目的论体系中，不但有把人类社会秩序与宇宙结构原理联系起来的“自然观”，也还有与之相应的认识方法和价值观念。
被称为“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认识论，源出于孔子为维护当时政治秩序而提出的“正名说”，孟、荀两家对之都有所发挥。到了董仲舒，一方面把“名”神化为圣人所发的“天意”，并把孟轲所用的“比附”方法无限扩大，任意把自然界事物与政治上的概念配比，另一方面又竭力摈斥真正的自然知识。至于朱熹等理学家则是大力发挥《大学》的“格物致知”说并把它与佛家的“渐”、“顿”概念结合，宣称可以豁然贯通而体认“天理”，这实质上是把求知问题与道德修养问题混淆起来，为封建统治巩固思想基础，抑制人们对科学认识方法的探求。
继董仲舒摈斥自然知识之后，朱熹等理学家更发挥了《易·传》中的道器观念而从哲理上贬低科学技术的价值。道、器二词在先秦出现时本非对立的，《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作为哲学命题也无褒贬可言。而在汉代的儒学神学化过程中，《周易》被奉为儒家经典且高居诸经之首，这个“道”也就被赋予政治内容而有了崇高意义，“形而上”三字更使它带上神圣味。宋代理学家更从哲理上深化这上、下关系而进一步确立了重道轻器的价值观。他们把“道”与“理”同列，把“器”与理的对立面“气”同列，而气是被理主宰的，于是与“气”同列的“器”乃至一切和“器”有关的人、事、物就都该被鄙薄了。朱熹曾说：“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⑦]。这种“分际”，不但为轻视歧视科学技术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严重的是它还抑制了先秦《考工记》等书中所反映的力学萌芽的成长并阻碍了为其开创的由技术向科学发展的道路。
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曾提出宇宙是按照贵贱和完善程度分为几部分的[⑧]，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也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把人类社会秩序与宇宙观联系起来的设想原非古代中国思想家所独有。但我国的儒学虽产生于上古，它的神学化并构建起理论体系却是在中古时期，不但已有了现实政治目的，其影响也更能通过政治力量而扩展与深入；它对思想界的支配作用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欧洲历史上那样的教权与王权的矛盾，体现了我国特有的“政教合一”精神，这就使包含于这个体系中的阻遏科技发展的各种抑制因素更能起作用了。
三、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抑制与反抑制
在欧洲，阻碍近代科学产生与发展的传统势力，主要是以基督教会为中心的中世纪神学与经院哲学的统治，阻力虽然强大，但波澜壮阔的科学革命终于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迎来了灿烂的近代曙光。这场革命的成功，不能忽视思想领域披荆斩棘者的功劳。是哥白尼（Copernicaus）的《天体运行论》打破了为教会支持的“地心说”，才在这古老水晶球碎片上建立起近代天文学体系的；是通过对经院哲学的一系列批判直到标志方法论的飞跃的《新工具》发表，才形成了以实验为主的近代科学发展的认识路线的；是通过伽里略（Galileo）牛顿（Newton）的力学新体系的建立，才开辟了用地上力学阐明天体运动的道路而彻底摧毁了神学目的论的自然观的。这一切，正如日本科学史家友松芳郎所说，其基本精神在于“把自然从‘超自然’的支配下解脱出来，从而为确立依据自然研究自然的态度奠定了基础”[⑨]。
我国在古代进入近代之际确实不曾有过像欧洲那样的科学革命，但我国古代的科学家却曾长期为把自然从“超自然”支配下解脱出来而进行着持续努力。包括：作为“天人感应”神学的对立面建立起四大科学体系、冲破“天道不变”禁区探索着自然运行规律，乃至针对理学家标榜的凌驾万物之“理”而提出客观存在的“自然之理”、针对理学家的“道器分际”之说而建立“实学”范畴等等。但这些“反抑制”的努力虽使我国古代科学取得许多光辉成就，却毕竟不曾由渐进达到飞跃而以科学革命迎来近代曙光。其原因何在？
第一，我国古代科学家从早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认识自然达到能把自然作为客体来考察而开始形成科学体系，这个进程是比较顺利的，但就在此时，那些阻碍科学发展的“抑制因素”也开始起作用了。这以后，科学家不但社会地位受压抑，更由于科学技术处于知识等级编制的低层，在文化教育领域没有地位，就使他们本身水平的提高也被抑制，其研究工作基本上是“自悟自足”[⑩]，研究的成果常常是自生自灭，甚至遭到更不幸的命运。因而不仅谈不上拓展知识的系统整体性，在各个方面的探索深度都不能不受局限。天文学上对宇宙结构的探讨在我国的开展是相当早的，却一直是自生自灭的在野之学，而到宋代理学家把宇宙本体问题纳入其目的论体系后，科学家对这方面的探讨基本销息，那如何能产生哥白尼？同样，由于墨学中断而使认识论的研究成为禁区，就既不能产生批判经院哲学的旗手罗吉尔·培根（Bacon.R），更不能产生《新工具》的作者弗兰西斯·培根（Bacon.F）了。而由于早期科学思想中力学萌芽的生长受抑制，使技术科学的发展长期停留于实用型活动方式而不能进入理论境界，又如何能产生伽里略和牛顿？
第二，认为自然是由某种“超自然”力量支配的虽是许多民族在远古时代都曾有过的朦胧意识，但它们在文明社会的理论构建情况却各有不同，或出于哲理探求，或出于宗教虔信，或出于政治现实需要。我国情况正属后者。儒学兴起于春秋晚期，在战国时已有“儒分为八”之说，进入中古时期后也是有所分化的。其中有些学派，或在哲理基础上，或在治学方法上，或在价值观念上，与当时的科学思想都有共同之处，但它们都未曾在政治上受到重视。自汉至清，为封建王朝用作思想统治武器的儒学，主要就是汉代的天人感应之学与宋代的理学；在他们内部虽也曾有过关于道统继承问题之争，但对于要继承之“道”特别是要把此道神化而使之达到“超自然”的境界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为此目的，他们接受与利用了阴阳五行的神学与佛道的哲理，但对于力求把自然从“超自然”支配下解脱出来的科学思想却是绝对不能相容的。
第三，由于儒学对科学发展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源于被用来神化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目的论体系以及相应的认识方法与价值观念，还不是那一套政治伦理思想本身，而历代科学家也大都是“名教中人”，不会也不敢与那一套相抗衡。因此，虽力求把自然从“超自然”支配下解脱出来，但他们的“反抑制”也是有所抑制的。或避开禁区，或停留于实用型的活动，乃至“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11)，这些，实质上都是对“反抑制”的抑制。
总之，从思想史角度看，我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抑制与“反抑制”可说是贯串于整个中古史的。但由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与我国中古社会的“政教合一”特点，它们并未在思想领域掀起过大的波澜，不但没有在由古代进入近代之际形成科学革命，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表现也是有显有隐的，在两汉与宋元时代比较明显，在玄、佛思想弥漫朝野的魏晋南北朝与文化汇聚容量较大的唐代就相对淡化。而到明代中叶以后，我国封建社会进入最后阶段，思想史曾有过较大波折，在科学领域也有比较深刻的反映。
晚明到清初，在社会大震荡中兴起了我国早期启蒙思潮，当时的科学思想也是相当活跃的；一些先进人物，从严重的社会危机感出发，已经有了对科学发展的历史反思和对其发展前景的向往。在他们的向往中，已经能以“追求着一种新科学，憧憬着一种新文明”(12)的精神，表现出对当时从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的热情了。历史的波折在于，这一番社会大震荡之后，封建秩序还是有一段并不太短的回光返照时间的，这期间在清皇朝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启蒙思潮逐渐为“以复古为其职志”(13)的考证之学所取代，科学家对“自然之理”的探索也不能不在“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的经学态度中徘徊了。而晚明科学家迎接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到此时不但基本销息，还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下兴起一种所谓“西学实源于中法”(14)的自满论调。于是，正当欧洲近代科学蓬勃发展之时，我国古代科学史却在这“万马齐喑”(15)的气氛中写完了最后一章，留下一个“由先进而落后”之谜让后人猜测、惋惜。
谜底不难找到，惋惜也无必要。在长期抑制与“反抑制”中发展的我国古代科学思想，尽管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对科学根本问题的认识一直是比较清醒的。贯串于其渐进历程中的，在自然观上是认识与“制用”结合的无神论精神，在价值观上是探索与奉献结合的实学传统。对认识方法的探讨虽是薄弱环节，却也没有多少条条框框束缚，基本上能“依据自然研究自然”，它留给后人的是丰富的历史积累而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因而当近代曙光照临时，我国科学家对世界先进科学都能以热情、真诚迎接和投入，做到如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迎头赶上”。
On Restraint and Anti-Restraint of
Science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Li Yao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restraint and anti-restraint of the science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history.
注释：
①[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章第一节，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②参看《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为“圜道”篇。
③ ④[美]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载于《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⑤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据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十七章所引。
⑥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
⑦朱熹《答黄道夫》，朱文公全集卷五十八。
⑧[英]斯蒂文·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⑨[日]友松芳郎主编《综合科学史》P.53，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⑩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
(11)阮元《畴人传·蒋友仁传》。
(12)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四十七章。
(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4)康熙《御制三角形论》，据梅文鼎著作中所引。
(15)龚自珍《已亥杂诗》，（已亥为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前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