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思想传统与未来教育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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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的教育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学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先秦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意思是说,天地最伟大的德行是使万物生生不息,《易》以天地为准则,天地生生不息的功能也就是《易》变化无穷的功能。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生不息”的,宇宙是一刚健的大化流行,人也应该据此而自强不息。人有一种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主体精神,能够开拓创新,穷通变易。人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就是要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全面发挥人的禀赋与潜能。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论语·卫灵公》”)这是一种“尊生”、“主动”的传统,肯定人的创造,肯定人的创造可以与天地的创造相配合、相媲美。《礼记·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就是说,一旦人能充分地护持住自己的道德理性,人就能全面发挥其本性,并且尊重每个人及每一物的生存,使之“各遂其性”。这样就能回应天地的生命精神,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鼎足而三,理性地适应并进而辅相天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生活意义,由此而确立。先秦儒学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天”、“地”、“人”三才的思想,都是讲创造的生命精神贯注于天上、地上、人间;人可以与天地相协调、相鼎立,完成自己的生命理想;并以平等精神体察宇宙间一切存在的价值,完成其生命;最终通过“正德、利用、厚生”,“立德、立功、立言”,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儒学的基本观念是“仁”。“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其实,“仁就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人、我、群、己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仁”又是主体内在的意识,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注: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注:《论语·述而》。)。内在的仁具有伟大崇高的道德价值,“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凡是人都有仁性,天生就有恻隐之心,能对别人的痛苦与欢乐产生共鸣。有仁德的人会用爱心去对待人,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仁”就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

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现实的精神。就是说,我们要有道德勇气,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担当道义,甚至不惜杀身以成仁。但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不一定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在现世伦常的义务中,在某种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崇高地生活,忠于职守,勤劳奋发向上,不苟且,不偷惰。只要我们对生活有高度的觉解,我们所做的平常事就有不平常的意义。能否成就某种外在的功业,有赖于各种机缘;但只要我们顺着本性内在的禀赋有所发挥创造,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某种精神的满足,这就实现了我们生活的目的。儒家认为,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道德人格。只要挺立了道德自我,以良知作主宰,我们就能超越世间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以超越的精神,干日常的事业。

先秦儒学在汉唐时期演变为汉唐经学,在宋明时期又演变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把汉唐以来注疏五经的传统一变而为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的传统,并以民间自由讲学之书院为依托,把传统精英文化进一步世俗化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体现,它不仅在元明清时期成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在14—20世纪对东亚各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的精华与糟粕至今仍然积淀在东亚各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对东亚现代化起着这样那样的作用。

整个宋明理学将道德提高为本体,重建了人的哲学。理学家的最高理想是“孔颜乐处”,即“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他们常讲“开拓胸次”,“处处表现圣者气象”。王阳明的弟子说,“满街都是圣人”。正是因为他自己的价值标准、修养境界提高了,不以鄙陋之心看人类,而以其价值理想看人类,人类的真正价值便立刻显现出来。理学的根本精神可以用张载的不朽格言为代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张子全书·近思录拾遗》。)宋明理学对培养气节操守、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把道德自律、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庄严伟大。另一方面由于理学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其末流,特别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部分,维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以一整套规范压制和扼杀人的本性,造成了伦理异化,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曾经带来了灾难。对于其正负效应,我们应当具体地历史地加以分析。

二、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质

如前所述,儒家有重视道德教育与修养的传统,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奋发立志”与“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宣扬那种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利钝、不问安危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把个人完成的社会责任作为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道德教育传统: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等,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修养手段。

儒家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入世精神,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人不仅与天地相参而且顶天立地,追求“同天人”、“合内外”,而且在这种“天人合一”之中得到一种最高的理智的幸福。儒学提出了“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并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与西方基督教和印度佛教不同,儒学不是悲观型的,而是乐观型的;不是“罪感文化”,而是“乐感文化”;不是消极无为、逃避现实的,而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不是以个体为本位,而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不需要依靠宗教信仰的祈祷,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强调在学校、在家庭及世俗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道德行为,加强自我修养,即此岸即彼岸,“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用到上帝和佛主面前忏悔,而是到自己内心中寻找美丑善恶的标准,追求道德的“自律”而不是“他律”。儒学强调人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自我修养”、“自省”、“自反”、“慎独”,直到“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中的和谐。儒学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向自身而不是向外、向上;不是听上帝的召唤或等待佛主的启示,而是重视其内在的力量,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特色。

儒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逻辑、哲理。它内涵丰富的知识,但它超知识;它有自身的逻辑,但它超逻辑;它有很深的哲理,但它超哲理。它是研究“生命的学问”,它是探讨“人生的方向”,它触及的是人们“心灵”和“心性”的最深层次,它涵盖的是人类的真性情、真生命、真智慧。对于传统儒学的精华,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以自己的身心去研究,以自己的心灵去撞击,以自己的生命去呼应与契接,以安身立命的角度去体会。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知识、逻辑、哲理去学习,那肯定不会有真正的收获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应把握好自己的心性,守住心性,守德勿忘,行善为本,助人为乐,弃恶扬善,真正做到:平心如性,苦苦修炼,从幼到老,从生到死,遇事做到大公无私,为人做到心品纯正,待物做到问心无愧。这样我们才能抵制欲念,克服软弱,战胜邪魔,达到清静平和的境界,才能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合拍、沟通、感应。

儒学是研究“生命的学问”,强调时代的悲情和个人真实修养的感受。对它的理解与把握,取决于你对人类、对民族的命运关切所达到的深度。如果你没有“兴慈运悲,不舍众生”的理解态度,没有很强的历史文化意识,没有长期刻苦的修炼体验,是很难把握其思想义理之真髓的。只有坚持真实修炼的人,才能逐渐使自身与外界绝对地统一与协调,决不为个人自身狭隘的利益考虑,与天地同乐,也与天地同悲,而又能积极地参与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伟大潮流,彻底地超越自我,从而消除了心灵中一切邪恶自私的颠倒妄执,净化了心灵,那么他的生命才不会徒劳地消耗在欲念和烦恼之中,而是通向宇宙生命的永恒。

冯友兰先生曾说,如果我们把每个人的人生境界抽象一番,划分几个等级,那么大体上可以分成: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如果一个人只能顺其本能或社会风习去做,对自己所做的事毫无觉解,他的人生境界就是自然境界。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动机是利己的,其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功利的境界。如果一个人自觉地是社会整体的一员,他自觉为社会利益做各种事,他的人生境界就是道德境界。如果一个人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觉解自己不仅是社会的一员,而且还是宇宙的一员,即孟子所说的“天民”,他自觉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并觉解其中的意义,即陆九渊所说的“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的人是实然(事实)的人,后两种境界的人是应然(价值)的人。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质就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注:《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391页。)

三、儒家教育思想与未来教育

传统和现代化是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都是片面的。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失败或不大成功的现代化则是一个单向运动的过程,现代因素简单摧毁传统因素,或被传统因素所摧毁。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改革的阻力,尤其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革新的动力。当前中国正面临一次改革开放和外来思想大量涌入的新时期,我们应从世界发展新趋势着眼,清理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要素,使之与现代化需要的外来新要素整合,所以我们面临着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历史任务。

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土壤,主要是: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体制,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长期稳定的生活环境,这些前提条件在现代社会已不具备必然性,但不能由此而否认儒学的现代意义和现代价值。家族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关系,农耕社会可以说是人类最为简单的生产方式,正因为这是最基本、最简单、最原始的,因此也最接近人的本性,最能体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基本逻辑,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浓烈的人性气息和人情味的儒学原理也许是以最简朴、最原始的形式体现了人性的本来面目和人类生活的基本原理。真理往往是朴素的,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是最稳定、最具有恒定价值的。在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和漫长的社会历史中,儒家探索并实践了人类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做人”的原理,形成了深邃的人文智慧。人类的人伦秩序和价值体系虽然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变化之中总还是有某些不变的基因作为稳定和支撑的力量,因为人类永远不可能远离自己的本性和根基。可以说,儒学的基本精神与特质就在于发现并体现了这个基因和根本,而且人伦原理与其他文化形态相比,具有更大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体现了民族精神、民族生命的连绵不断,根本不可能全盘“化”掉,这说明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又摆不脱的,人伦原理的价值具有相对的性质,某种人伦原理和人文智慧是否有价值,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否具有现代意义,关键是看它能否继续推动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

现在人们有感于道德的滑坡,道德的沉沦,在当今商潮澎湃、人必曰利的氛围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金钱至上、贪污、腐败的挑战。一个人,一个民族生活在世界上总是要有“家”可归的。然而工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带给当代人的病痛就是精神上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在钱权交易、升官发财、功名利禄、巧取豪夺的追逐中,人的心灵方寸之地,人的良知良我之所,已告沉沦,失去了心灵的归乡与故园,因此儒学所讲求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所尊崇的气节操守和道义担当,所重申的做人原则和治世原则,所阐述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有普遍的价值和永恒的意义。

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道德生命、文化生命,一个民族糟蹋道德生命、文化生命,同时也就等于糟蹋了民族生命。道德生命、文化生命不可摧残太甚,一个民族是经不起这样摧残的,真正的有识之士所考虑的是应如何回复人的本位,保持人的尊严,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挺立自己的道德人品,调治当下的人文环境,孕育出能够托起中国未来现代化所需要的德业俱健、素质极佳的跨世纪的人才。

就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来说,不借重于自己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资源和传统美德,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西方现代化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精神和近代人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源头活水,东亚现代化以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和宋明理学作为自己的源头活水,中国的现代化必定不可能将传统优秀文化弃之如敝屣。否则那就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人们在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中,已开始惊呼中国物质资源的匮乏,然而还没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精神资源由于近世以来片面地践踏传统所造成的严重匮乏。物质资源的短缺是一个有形的问题,精神资源的匮乏则是一个无形的问题。无形的问题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所以,当前重新发现、挖掘、回采儒学丰富的精神资源是有重大意义的。

西方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确实应该成为其他各国学习的范例。我们之所以对西方教育加以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19世纪以后,西方教育已成为很多民族、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一个共性,从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来看,研究西方教育也是对19世纪以后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的共性的认识。

然而,西方文化教育的内涵并不仅仅只限于“民主”与“科学”,还有很多现实问题,其中有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制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等等,所有这些不但未必能适合于其他国家,而且也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刻反省。(注:参阅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的传统文化》,载《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齐鲁书社1987年版。)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新著《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中说:“西方文明并非普遍适用于全球。”

现在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要求到中国来,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教育感兴趣,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要走回头路、开倒车?他们要学习东方传统文化教育,而我们则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与经验,这个现象,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这就是东方与西方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依相存,东方的人文教育、道德理性恰好是西方所需要的,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恰好是东方所需要的。这是很自然的两极。从这个眼光来看,整个世界的教育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间有两类,一类是科技教育,一类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假若没有科技,也有它的缺陷;科技教育缺少人文的价值,也有它的问题。

从西方国家来看,现代化在某一阶段就需要重新调整人与物、人与人、人的自身与内心的关系,所以他们要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国的儒学、道家、佛学学习,追求道德理性,追求和谐,追求人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要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寻找重新调整他们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关系的方法原则。比如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子女与父母的沟通问题,青少年犯罪与道德教育问题,老年人的养育和精神上的孤独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问题等等,这些西方现代化社会的焦点问题,他们觉得中国的一些社会伦理和家庭教育原则可能有用,他们从中国家庭伦理教育进而检讨到社会伦理教育和社会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和中国社会形成一个相反的潮流,当代中国青少年刚要肯定自我,从家庭里面走出来,提出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要求。一个是从东往西,一个是从西往东,时间在这里发生了错位。现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后现代化的要求,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可以提供的;在中国社会里出现的现代化的要求刚好又是西方文化和科技教育可以提供的。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很自然的趋势,虽然它是多源头的,但最后总要统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从一个整体来看,要把一个现代化的要求与一个后现代化的要求整体化。当然这个整体并不是说,因为西方人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我们就马上回到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去,而是说他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文价值,启发我们也应该重视自己的人文教育的传统,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作一番新的认识。

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化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注:《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90页,第425—426页。)。

西方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次集会后发表的宣言中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的孔子的道德智慧。(注:参阅新加坡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载《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1989 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后,发表了一项《学会关心》的宣言,列举了当代道德的危机,提出“恢复具有早期时代特征的关心价值观已势在必须”,并发出“关心家庭、朋友、同行、社会、国家、其它物种,乃至地球”的号召,这些正好是儒学的内核和精神。

现代社会中人的心性恶化膨胀的发展,用科学是克服不了的,甚至相反。不少罪行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的,要想从根本上治疗通病,如性猖獗、战争狂、极端利己的物欲权以及盲目破坏生态平衡等,依靠科学技术本身是不行的。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危机,是物化世界观的泛滥,是物性对人性的宰割。人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文化制品所主宰,人从目的的地位下降为工具。功利化、浅薄化、平庸化、狭隘化、市场化销蚀肢解着人性。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完整性日趋丧失,人的潜能的发展被单一的功能性运作所遮蔽,人与人生存共在的世界及人与天、地、人、物的关系都在恶化。

现代社会要关心人的问题,肯定人的生命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西方的“工具理性”不能完全代替“价值理性”,因此我们应深深挖掘儒学丰富的思想资源,这对于加强现代人文主义思潮和影响,遏制科学主义片面发展“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种种现代弊病,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的,不是只有观赏价值的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可以给予现代人以相当重要的启迪。越是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儒学的人文关切和“天人合一”的理想对人类的启迪和警示作用则越大。(注:参阅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重视的两个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以空前速度提高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经受到各种各样困扰的时期。当前世界各国,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不论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何,都普遍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必然会遇到几大难题:如能源大量需求,资源日益耗竭,环境加剧污染,不治之症不断出现,人口恶性膨胀,生态严重失调,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与自然的同盟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等等。这些难题如不及早重视解决,势必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危害。分析产生这些难题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难题,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高温、高压、高能耗基础上的,如不改变这种高科技发展模式,依靠现有的科学技术不能根本解决这些难题。

如何改变科学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1989年《温歌华宣言》已明确提出:为了改善21世纪科学、文化和人类生存发展,要更新思想,更新观念,要展示一个不受机械规律硬性制约的,具有持续创造力的宇宙形象。于是西方科学界又一次把眼光转向了中国,求助于东方儒学传统,“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这是最大的生命整体观。

儒学追求的是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这对于21世纪完善人的性格、情操、行为和心态,净化心灵,净化社会,以及对于促进现代科学技术中局部与总体、客体与主体、精神与物质、人与宇宙自然相沟通相统一的新的发展模式和方法论有重大意义。所以挖掘儒学有价值的观念,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和生态得以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几大难题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惑,是很有帮助的。

儒学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不应片面地理解为科学技术知识的传递,还更应强调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家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育民族精神,淳化代代人风,提高人的心灵素质,帮助人们修养身心,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和谐的人格境界。不管现代社会科技、商业如何发达,不管我们所从事的现代职业如何先进、精密,人性的培育,心灵境界的提扬,人们从实然的人向应然的人的超越,总是不可代替的。这对于人类、国家与人的自身来说,都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人类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建设层面是人性的培育、道德境界的提扬。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的教育应当把人的心性建设放到一定的高度,对人类心性的关怀,才是终极的关怀,最根本的关怀。

当21世纪宣告黎明时,中国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心性建设层面为世人瞩目。我们应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吸取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中有价值的观念,把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统合起来,共同创建现代世界文明,维护世界和平和生态平衡,成为导引人类历史的动力,被寄予极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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