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行为的统计检验、制度解释和宏观效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者论文,效果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下消费者行为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突出地表现在战后有关消费者理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而后“理性预期”也加入到消费研究中，这些研究强调了消费者决策的“理性”行为，实证地测算了消费—收入比例的稳定性，这些收入—消费分割稳定性研究的制度背景是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大多形成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更为猛烈的经济商业周期和不稳定的宏观环境的出现，使消费者支出倾向的变动具有了更多的独立含义，特别是外生不确定性因素对消费者的影响，形成消费期望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消费理论只讨论内生化的研究显得力不从心了，以消费者情绪指数为反应预期变化的变量加入到新一代模型中（奥托·埃克斯坦，1983），这一变化的实质是将外生的不确定性所形成的预期纳入到消费者行为决策模式中去。
中国居民收入—消费行为制度环境则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处在一个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体制变迁过程中，外生的制度变化是形成消费者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在传统体制下，为了在极低的生产基础上，推进象苏东国家那样的重工业化，必然导致消费行为的畸形。消费支出行为是被体制规定下来的，收入被冻结，消费品通过配给制，各类服务被城市福利制度包下来，使城市居民无消费选择自由，同时也剥夺了消费者的储蓄权利，作为补偿，提供了“无风险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无需为日后的风险储蓄，收入的消费和储蓄分割失去意义。国家在传统体制下，将消费与积累的关系从个人决策改为国家决策，并由国家决定“消费—积累”比例。[①]改革开放后，强调了“物质利益”原则，收入迅速增加；消费品市场逐步放开，形成以耐用消费品为龙头的扩张性的增长，到92年以后涉及居民的深层次的改革推开，如住房改革、医疗、就业、退休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直接触及到了影响居民行为的深层制度因素，需要从更大的历史跨度和制度变迁过程来分析和重新界定消费者行为，从而准确地判断消费者行为对宏观稳定的作用。
1988年和1994年的创高水平的“消费物价指数”引起的经济波动都在不断地说明消费需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1994年，中国在高通货膨胀条件下进行了高储蓄，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讨论和研究，如宋国青先生认为居民两次错误的价格预期导致了不同的“储蓄倾向”，从而产生了对经济波动的不同短期影响（宋国青，1995）。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消费者的错误预期或有什么非理性因素，实际上可能恰是消费理性的表现，正象英国70年代后，持续通货膨胀，但储蓄倾向却不断升高，因为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越来越不稳定，人们为了稳定日后的生活，提高了储蓄率。中国居民提高储蓄倾向可能不是人们对短期变量如年利率和通货膨胀的“错误预期”，而是更长期的制度预期因素主导了消费储蓄行为。制度分析和实证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变动，进而研究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正是本文所研究的主题。
一、消费—收入行为的统计检验
中国居民收入—消费分割的行为模型受到巨大的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其行为模式从传统体制下外生制度因素决定的消费模式逐步转变为内生行为决策模式，统一化地描述其行为的模型是困难的，只能依据行为实证分析推断出一些行为假说。
1.消费收入统计口径
中国缺少可支配收入的概念，一般的替代方法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消费—收入统计口径，一是以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费为消费支出口径，收入则为该消费支出加新增储蓄、手持现金、国债证券等金融资产，这一口径为大口径，包含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的范围全面，只能做全国总量分析（王春正，1995）；第二种口径是，以全国家计调查数据和人口数据为准，通过统计抽样推断全国消费支出，并以该消费支出加上新增储蓄。此口径在消费支出上略小于第一种口径，在储蓄计算时没有对公款私存和生意周转金作折扣，根据统计局估算大约为10—20%，但同时也没有加进相应的手持现金和金融债券，二者相抵差距不大，它不仅能分解为城乡，而且消费支出具有了各种分解的可能；第三是完全依据家计调查资料，以消费支出、生活费收入和人口计算消费支出和收入，该口径最小，较大地低估了储蓄，1992年后用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生活费收入，储蓄值基本正常，它可用于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各类分解分析。
从变动趋势看，三种口径统计的收入、消费变动趋势基本相同，为了方便运用，笔者将主要使用口径2进行分析，它既弥补了家计调查对储蓄的严重低估，又可做城乡消费函数的分解。
2.消费—收入分割趋势分析
1982—1995年消费倾向变动
从上图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人们首先是补足消费，进入了所谓“数量扩张”阶段，而后是进入了大规模的耐用消费品普及时期，因此直到1989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都在90%以上，可见这一时期消费需求强劲，1988年后，平均消费倾向开始下降，下降趋势非常明显，1995年比1989年平均消费倾向（消费率）降了16个百分点，消费需求的带动作用下降。与此同时边际消费倾向也稳定下降，尽管没有出现象1989、1990年那样急剧下降，导致市场突然疲软，但1994年边际消费倾向降到64%，接近于1989和1990年边际消费倾向在60%以下的情况，1994年已经感到了内需不足，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1995年得到缓解。
全国居民消费率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可能是制度变革等长期性因素影响消费者决策的结果。理性人除了通过对过去的经验提取信息外，更为重要的是能从社会信息中提取全部信息，形成对未来的看法，而且更为准确，这也是理性预期同适应性预期的差别。因此中国消费者的“理性计算”不仅关心短期收入等因素，更关心长期的信息，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带来的直接风险，如养老、教育、失业、医疗和住房等。
我们再分城乡进行讨论。从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来看，下降迅速，消费率从82年的91%下降到95年的64%，降了27个百分点，边际消费倾向也是下降趋势；农村居民消费率从82年的95%下降到了95年的74%，降了21个百分点。城市居民消费倾向在1988年以后开始明显下降，到1994年后已经降到了65%以下，城市消费倾向下降带动着全国消费倾向下降。
我们依据数据检验居民收入—消费的关系，下面的回归模型都用前瞻性消费模型，这种模型形式是前瞻性消费函数模型的总表达式，如生命周期、理性预期和长期收入假说都可简化为该种形式（李子奈，1992），通过分析再讨论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1981—1994 城乡居民总量消费函数：
C＝510.71+0.55YD+0.32C（－1）
根据模型计算：（1）短期消费倾向＝0.5531
（2）长期消费倾向＝0.8016
1981—1994 城市居民消费函数：
UC＝245.26+0.48UYD+0.35UC（－1）
根据模型计算：（1）短期消费倾向＝0.4798
（2）长期消费倾向＝0.7256
1978—1994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
RC＝174.82+0.76RYD+0.16RC（－1）
根据模型计算：（1）短期消费倾向＝0.7555
（2）长期消费倾向＝0.89
模型中：C代表按第二种口径计算的全国居民消费总额；
UC代表按第二种口径计算的全国城市居民消费总额；
RC代表按第二种口径计算的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额；
YD代表按第二种口径计算的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
UYD代表按第二种口径计算的全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
RYD代表按第二种口径计算的全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
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拟合度好，但普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降低了解释的可信度，作为趋势分析仍是可以的。虽然中国消费者行为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者行为，但自改革开放后，消费选择的自由化和收入的人力资本化，消费者的跨时配置资源能力的具备，前瞻性模型对中国消费者具有初步的适用性。通过模型检验证明，从总量上看，模型模拟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可看出：（1）全国居民总的长期消费倾向为80%，储蓄倾向为20%，比较均衡；（2）城市居民的长期消费倾向较低，为72%多，这对于市场需求是不利的，而且短期收入倾向很低，仅仅为42%，说明即期性收入影响小，而长期的很多因素可能是影响消费倾向的关键，如制度变迁等；（3）农村居民的长期消费倾向为0.89，短期消费倾向为0.76，这意味农村居民长期消费倾向很高，而且即期收入的作用大。
3.利率和通货膨胀
在古典模型中，储蓄是利率的函数，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正向的，现代经济学提出了利率的“财富效应”，即利率提高，增加了其财富的价值，因此可以适当降低当前储蓄，加大消费，说明利率对储蓄的负影响。中国学者实证了利率对储蓄的正影响，如谢平（1993），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利率与储蓄无关。就1994年的情况看，尽管出现了最严重的负利率，但人们的储蓄增长依然很快，相对于1988、1989年负利率调节储蓄增长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若同储蓄率和边际储蓄倾向做比较，则更显示出不同，1994年的储蓄率高达30%多，边际储蓄倾向也达到30%多，而1988年边际储蓄倾向为负，储蓄率也为负。人们简单地比较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储蓄行为，可以推断出到90年代一年期的利率和通货膨胀对储蓄的作用已经不象1988年那样明显了，作用是有局限性的。但从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利率对储蓄的作用依然是明显的，根据对表中数据回归得出：
1981—1995年SAV＝24.86+1.09R
1981—1989年SAV＝25.11+1.64R
若加入政策调整亚变量，去掉1988年的政策影响，则方程的可解释性上升到93.54%，即R-squared为0.9354。
1990—1995年SAV＝24.16+0.62R
上述三式中，SAV代表实际储蓄增长率；R代表一年期实际利率。
我们可以从回归模型中看出：（1）从1981—1995年，一年期实际利率对储蓄增长的影响是正的，利率可以解释储蓄增长的54%，模型较好地通过检验；（2）如果做分时间段模型，可以看出1981—1989年的模型中利率的可解释性达到76%，若加入政策调整的亚变量，判断系数达到94%，而且模型整体效果非常好，说明这一时期年利率对储蓄增长具有明显正效用；（3）90年代后，利率对储蓄的影响仍是正的，但可解释储蓄增长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而且利率项与整体方程都未通过统计检验，在利率是负的条件下，储蓄依然上升很快，决定90年代后储蓄增长的解释应另有其它可解释变量。按行为分析，居民更注重财富、子女教育、养老等长期储蓄目标，这就会引起人们对长期利率的敏感，特别是1988年10月加入保值储蓄以来，三年期以上的利率上升非常快，并与居民的长期储蓄目标相一致，作用是明显的，如居民抢购三年期保值国债就是一例，人们加强了利率期限结构的调整，由于缺少必要的储蓄时限结构数据，很难进行统计检验，但可以推断1994、1995年的高储蓄与三年期以上的高利率可能是高相关的。1996年正利率后，储蓄增长更快，正利率对储蓄增长的保护是明显的。
此外，资产选择的途径增加后，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单一的银行存款转向到以银行存款为主，债券和股票占有相当比重的金融结构，1995年全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构成中，储蓄存款比重已经下降为68.2%，各类债券和股票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0.4%，1996年股票市场的总价值1995年增长了1倍多，居民入市量超过2000万户，居民购买的股票的价值占总资产的比重将提高3—5个百分点左右。未来居民资产结构会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继续加快调整步伐。
二、消费—收入行为的制度解释
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消费者理性表现为：（1）无制度变迁影响，具有稳定的制度预期，消费者行为是内生的，其面临的市场风险应由其内生行为进行调整解决，他不会因制度变革带来较长期的外部冲击而改变“理性计算”的制度边界，改变风险的性质；（2）消费者收入是其人力资本的函数；（3）消费者在收入约束下追求消费效用的最大化，消费支出自由则可谓之“天赋权利”；（4）消费者具有前瞻性，可计算的预期长度为一生，并可能为下一代做准备，这就形成了所谓“生命周期”或“跨代模式”，预期长度加入到收入—消费关系中，消费者按“生命周期”配置资源，规避风险，追求生命周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George Hadjimatheou，1987）
中国消费者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之中，“理性计算”的制度边界处在变动之中，制度变迁直接影响或外在决定了消费者行为，消费者的风险来自于制度风险，基本上是被动地反应，可预期的长度也随着制度边界的变动而变动。决定收入、支出和风险预期的因素在不同的体制条件下，有着质的差别。
1.传统体制下居民行为的制度规定
我国1949年建国后，经过短暂的恢复时期，于1953年开始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推行重工业化道路，但由于资金存量的严重不足，必然要建立一套“动员”资源的制度，以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这一制度对居民的规定是明确的：
（1）禁止生产者自由流动。包括禁止人们自由择业、自由迁徒和自由改变身份（如“农转非”），在农村经常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等，所有这些做法的经济意义都不过在于，只有当人们无法通过职业选择来增加自己收入时，宏观上收入的控制，特别是在长达二十年（1957—1977）的时间里不提高职工工资的做法才能得以实现，从而为重工业化道路积累资金。
（2）限制消费选择自由。由于重工业战略是生产带动生产的，从根本上排斥消费，消费只作为重工业过程中一种投入品被严格地节约，其方式主要是通过各类基本消费品的实物定量或凭票供应来实现。这种定量配给方式，直接取消了消费者自由选择的资格。
（3）福利性补偿。对人的行为的任何约束不能不付出必要的约束成本，而且在通常的情况下，约束的硬度越高，约束的成本也越大。正因如此，传统体制在限制劳动力流动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同时，几乎用大包干的办法向城市居民提供了全面福利性补偿——从低价补贴到免费供应，从就业保障到生老病死的保险和补偿等等。
传统体制下，制度对居民行为的约束强度远比苏东国家要强。一方面是“管”；另一方面是“包”。在这种体制下居民作为劳动者与作为消费者，被完全分割。居民的消费者行为特征一是居民作为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不是其人力资本的函数，而是外生制度赋予的收入；二是消费品实行配给制，消费者支出是外生配给的，居民没有消费选择权；三是居民的收入仅仅够消费，储蓄很低，其他的投资权是严格禁止的；四是国家给居民提供了无风险预期，居民的前瞻性被压缩到一个月，因为这一个月的消费模式可复制到一生的各个阶段，跨时的资源配置是不必要的，也不可能。
2.1978—1988年分权体制下居民行为的制度规定
改革后，首先转变了传统体制下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确立了以市场带动生产的战略，其次是开放市场，沟通消费与生产；再次是确立市场中的微观主体地位。这一系列的战略与制度变革，直接作用于居民行为。从制度规定的角度看，可以归纳为：
（1）收入分配多元化。对“物质利益”的承认，使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在边际意义上与人力资本挂钩，表现在奖金激励、工资与效益挂钩、第二职业收入等。从总体上看基本是沿用了原有体制的分配模式进行收入分配的，“大锅饭”依然严重，但与传统体制所不同的是全面向居民倾斜，使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则全面推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已经没有所谓的制度障碍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已是其人力资本的函数了。
（2）消费品市场放开。消费品市场放开，国家逐步取消了价格和票证的管制，消费者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选择消费品。
（3）福利制度强化。尽管消费品市场基本放开，但传统的福利制度非但未被削弱，反而被加强，表现在：首先是消费品和服务补贴。价格补贴在八十年代增幅极快，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第二，住房福利，城市住房一般以免费方式分给城市居民，1988年人均住房补贴137.2元，占分配性货币收入的16.12%。第三，医疗、就业及退休福利制度依然如故，仍是包就业、包退休以及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病残伤亡事故实行全方位保险（或补助）的体制。
我们简单的概述为：改革后，国家放开了“管”的部分，收入、支出较为自由，但“包”得过多的福利制度反而加强，人力资本的增量收益开始出现，但人力非资本化仍没有解决。在这样的制度规定下，消费行为表现为：
（1）人力资本化问题没有解决，收入外生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由于国家的“让利”政策和国家所有权的“虚置”，没有新的收入约束机制能抑制城市劳动者的收入快速增长，“收入攀比”、“消费基金膨胀”问题特别突出，居民收入增长过快，但居民却无法预期更长的收入状况，因为收入决定是外生的。
（2）消费者支出行为仍符合配给模型，即对非补贴品的过度需求，购买力集中在“耐用消费品”和“吃”上，出现所谓“消费偏差”。
（3）储蓄预期长度短。城市居民由于国家依然“包”，因此将“购买耐用消费品”、“供养子女”和“为家庭成员婚丧嫁娶或防不时之需”作为第一储蓄选择的居民样本占83.1%；而为“退休生活有保障”而储蓄的居民只占8.9%，储蓄预期的长度较短，特别是对把23%的把第一储蓄目标放在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来讲，储蓄长度大致为2—3年。
（4）制度风险集中在短期的价格改革。改革后，特别是1984—1988年间，居民面临的制度性风险集中在价格改革上，价格改革的信号，如“价格闯关”等信息不断传递给居民，制度变革引起的价格上升已经显示出来，此时消费者需求正集中在有限的消费品市场上，更高度集中在几种正在普及的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消费者的风险预期指标非常单一，而且非常短，制度变革的风险高度敏感于价格改革。
从宏观意义上讲，居民收入、消费、储蓄短期化和制度风险预期单一化的行为模式，直接放大了1988年“价格闯关”的宏观政策影响，形成了“抢购”，加大了宏观经济波动。
3.90年代制度变革对居民行为的制度规定
十余年“市场取向”的改革，逐步从增量改革推进到主体，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这一改革力度加大，其影响深远，1994年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从根本意义上奠定了居民行为规范的制度基础，尽管从改革到完善制度还需要一个过程，居民还面临着制度变迁风险、收入的外生影响过大等，但居民的收入—消费内生决定模式已经形成，行为模型上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收入与人力资本开始成正比。80年代的“脑体倒挂”，90年代已经基本无人再提，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市场中获得收入。人力资本化直接源于一是企业改革，使劳动者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二是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开放，劳动要素能得到正确的市场评价。尽管还存在很多制度性垄断障碍，劳动力要素市场不完善，但劳动者收入的内生决定模式已经形成，随着改革的深入，劳动者收入的内生决定将越来越强，并将彻底改变传统体制留下的人力非资本化。
（2）福利制度的解体，消费储蓄跨时均衡。80年代是财政补贴推进市场的改革，到1988和1989年达到顶峰，90年代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央财政地位严重下降，财政的瓦解，使改革战略从补贴转向放开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
首先，基本取消物价补贴，最重要的标志是取消粮票；
其次，房改进入到实质阶段，其标志是大规模对公有房进行销售；
第三，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制度面临解体的危险，人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福利制度解体的威胁，从医疗的报销自费部分加大，到药费报销拖欠无不显示出解体信息，教育、就业、退休都在不断地给人们风险信息。
福利制度的解体直接要求规避风险的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有效地配置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跨时的消费储蓄最优均衡必须纳入到居民的决策中。
（3）制度预期风险长期化。理性预期认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将运用他们有关经济体系结构的知识来形成预期。这种经济体系结构的知识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则体现为整个制度变革信息。
1988年的制度变迁主要集中在即期的价格改革，这一信息引起居民的抢购，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而90年代后尽管价格上涨很快，但消费者已经认为通货膨胀不是体制改革的问题，而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将可能长期化，而1992年后居民所获得的制度变革信息是福利制度解体，“自救”不可避免，而福利制度改革带来的制度风险对居民是长期化的，引起储蓄倾向提高。
制度变革的阶段不同，引起居民收入—消费分割的行为也是不同的。从传统体制的外生消费模式，到过渡阶段的80年代，在90年代初步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内生行为模式。90年代的体制变迁，直接导致了消费者预期的变化，从短期的收入—消费均衡转变为长期的均衡，这一点在城乡居民的储蓄行为上表现得很明显。城市居民受制度变迁的影响很大，行为变化很大，从短期转向长期，特征为：（1）80年代为购买耐用消费品而储蓄的短期倾向迅速下降，即从1986年全国城市居民的22.1%下降到14.6%；（2）子女教育费用上升，按与大城市同口径比较，上升了11个百分点，表明90年代居民对教育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风险及追求提高人力资本所做的反应；（3）养老预期的倾向加强；（4）吃利息的比重直线上升，从1986年的0.5%上升到13.5%，这表明储蓄已不仅仅是延期的消费，它已经作为长期家庭投资项目了，具有了财富上的意义；（5）购房上升迅速，这是对房改的基本反应。
农村居民虽不同于城市居民所处的消费阶段和受到不同的制度变迁影响，但行为特征也表现出从短期储蓄倾向转向长期倾向，集中在：（1）为建房的储蓄倾向下降了13个百分点；（2）养老倾向加强，从3.3%上升到了10.1%；（3）吃利息倾向迅速上升，从0.3%上升到10.9%，财富倾向提高。
三、消费者行为的宏观后果
根据上面的趋势与行为分析，可以推论出90年代中后期中国居民将保持高的储蓄率水平，平均在25—30%左右，消费倾向的降低包含着两个宏观经济问题，一是消费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将如何变化；二是储蓄倾向的提高，直接影响了货币供给的变动，这对宏观经济波动有何影响。
1.消费需求对总需求与物价波动的作用
消费者行为的宏观效果是指消费者行为结果的消费需求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影响，1988年和1994年的经济波动，都涉及到对消费需求的“膨胀”拉动的判断，1988年由于消费倾向突然增高，出现“抢购”，在消费需求方面最起码有加速作用，而1994年则完全不同，消费倾向很低，仅仅用1994年生活物价指数上升过快来证明消费需求“膨胀”拉动通货膨胀，是远远不能说明问题的。我们运用一个简单总需求分解变动趋势和价格指数变动相互关系来说明1994年宏观波动的原因。
人们判断1994年消费需求拉动物价上涨的根据是，1994年消费价格指数上升24.1%，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了，据此认为消费需求拉动是物价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我们计算一下GNP、居民、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净出口的变动指标，看90年代后的消费需求对经济波动，特别是物价波动的影响，可以看出：（1）消费需求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基本相协调，处于平稳状态；（2）投资需求在1992、1993年出现非常规增长，超出了GNP实际增长的一倍多，拉动了GNP平减指数，即物价的上升，1994年的物价上升应视为1993年投资需求拉动的滞后反应。扰动中国经济波动的主因在投资。
首先是由于投资过度“膨胀”引起生产资料价格狂涨，出厂价比上年上升了33.7%，象钢材等大宗生产资料价格都上升了一倍左右，而当年的消费资料价格仅上升了9.6%，说明消费需求没有任何异动，到1994年，生产资料价格依然在上年的基础上上升了16.7%，生活资料价格受到上年和当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成本压力，迅速上升到23.8%，因该年消费需求依然低于GNP增长，因此我们应视该价格上升是成本推动的，因此仅仅用一年的生活资料价格上升说明消费需求拉动通货膨胀是有很大论证偏差的。1993—1994年的波动是投资需求过度膨胀直接引起的。
“1994年如果储蓄倾向是1988年的水准，通胀率还要高得多”（宋国青，1995）。正是由于90年代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变化，消费者理性计算了制度变迁，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信息，出现了消费倾向持续性下降，这对宏观紧缩是十分有利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稳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预期不确定，有可能会出现消费倾向下降过速，如1990年，不是居民收入不增，仅仅是边际消费倾向达到最低点，整个市场也会出现“疲软”，这是对宏观经济短期稳定的另一类挑战。
2.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中国居民储蓄倾向的不断提高，直接表现在储蓄高速增长上，储蓄余额增加很快，它推动了广义货币（M[，2]）的迅速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的50.95%，增长到1994年的100.8%，1995年比重继续上升为106%，按1996年前十个月的居民储蓄存款增速看，这一势头还在继续。中国人民银行编的《96’中国金融展望》中指出“城乡居民存款大幅度增长影响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一些学者也指出了“中国的超高M[，2]／GDP值标志着中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已造成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局面”（余永定，1996）。
中国的M[，2]／GNP的迅速提高从国际比较看，本身并不构成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相反可能是中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日本和台湾及亚洲工业化国家都表明这一点，即使超过100%，也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中国1995、1996年这一比率仍不断提高，但通货膨胀率在逐步下降，1996年预计在6%左右，没有证据表明其威胁了宏观经济稳定。
高储蓄引起高负债的恐慌的实质是对中国产出能力的担忧，这确实是有道理，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并不是人为地压低储蓄增长，而是改革国有银行和提高企业产出能力。人们都知道，借贷方式是企业融资成本最低的方式，该方式不能接受，其他方式就更难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和投资使用的效率上，中国的银行资金运作的低效率和国企产出的低效率，产生了很大的对居民负债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金融市场，特别是直接融资市场的加快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资本形成和提高产出效率。
中国储蓄倾向提高是中国深层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居民对未来市场风险自我承担的积极反应，这种反应有利于中国深化改革，人们已经开始对可能的失业、养老、教育等做了储蓄准备，这一储蓄准备必须得到正利率政策的保障，而不应削弱。
注释：
①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居民行为课题组：《消费选择与国民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8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