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政策性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性论文,解决问题论文,新问题论文,新形势下论文,基层党组织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从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的转型时期。改革理论大突破，改革实践大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社会群体大分化成为当今中国的时代特征。各社会群体在物质利益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占有、社会地位的高下等多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别，并由此构成社会矛盾的基本源头。而社会个体在行为与观念、权利与义务、选择与责任、获得与失利等方面存在的不同甚至悬殊，则使矛盾变得尖锐、复杂，并随着激烈的交锋而发展和延伸。这种状态的矛盾运动在为社会发展提供源头动力的同时，彻底突破了一元经济、一元利益、一元思想的束缚，形成了经济、利益、思想的多元化；经整合的民主、法治、平等、竞争等主流意识正被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认同，并已日益成为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些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解决矛盾提供了明确而灵活的体制选择、手段选择和思想选择。
在上述背景下，基层党的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上存在模糊与空白，实践上存在不彻底和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组织建设方面：先进分子的定位有待更新，标准有待提高，识别方式有待改进；私营企业主的德才如何衡量，政治上的进步如何界定，能不能入党，能不能进班子当领导等尚是未知数；私营企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如何理解，如何发挥，如何界定，发挥作用的目的是什么等有待进一步探讨；私营企业党组织，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与老板是什么关系等还没有明确答案。
干部选任方面：虽然中央已经出台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干部选任措施，制定了干部选任条例，但缺乏保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要求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选任不够公开、竞争不够平等和充分、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并且至今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思想作风建设方面：思想作风建设多为软指标，缺乏达到目的的具体手段和硬性规定，厌学、弃学、假学等现象并不少见，少数干部作风漂浮、作风霸道、作风败坏等问题引起群众不满，而各级都是心照不宜，欲止不能。
制度建设方面：制度过多过滥而又不具体、不系统、执行不力；民主集中制缺乏对一把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民主不充分，集中不科学，一把手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等现象还普遍存在，而各级均是熟视无睹，难以为计。
理论建设方面：党建理论研究缺乏对规律性的系统探讨，缺乏对现实需求的超前研究，缺乏自成科学体系的真知灼见，缺乏对可操作性的系统研究与制定，多为领导讲话或已出台的政策等作注，抄袭、低级庸俗的捧场、颂扬等充斥其间，而对存在问题则要么轻描淡写，要么避重就轻，要么干脆敬而远之。
传统作法与习惯势力造成定势心理，新形势下的基层党的建设难以摆脱旧环境中形成的老框框。
主要表现在：
思想观念上：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虽已深入人心，但并未完全见诸行动，对马克思主义，一成不变地看待和教条主义地对待并存；对个人和党的事业关系方面，为了局部利益甚至一己私利而无视党纪国法的胆大妄为和不思进取的怕、满、僵、赖的思想并存；对党员的要求方面，超越发展阶段和降格以求的思想并存。
领导方法上：重视纵向交流，轻视平等对话；重视行政命令，轻视民主协商；重视要求干什么，轻视讲清为什么；重视开会布置工作，轻视调查研究督促检查；重视被动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轻视积极的创造和经验的总结、规律的探寻；重视对上级负责，轻视对下级和人民群众负责。
党风建设手段上：停留于几十年一贯制的学习、教育、整风、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会，对制度的、法纪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用得不够，家长制、等级制、特权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思想作风问题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
组织建设上：发展党员片面强调老实、听话、可靠，忽视开拓、进取、创新品质；选任干部片面强调领导、组织意图和对人头的选择，忽视群众意愿和对任期目标、工作目标的选择；评价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协调性品德规范，忽视竞争性品格和进取性道德规范。
在处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忽视他们作为社会前进的主体动力对政治权力以及其他方面的需求。
主要表现：
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主、法治、平等、监督意识正在逐步强化，能力正逐步提高，而一些党组织或党员领导干部却看不到这种新变化和新气象，认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懂得什么叫民主，不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主人权利，容易被人利用，担心让人民群众自己作主决定自己的事情会乱阵脚，带来负面影响，因而不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包办代替，越俎代庖。
二是有的党组织或党员领导干部虽然也讲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但在具体操作中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愚弄群众；有的甚至把少数人的意见说成多数人的意见，用自己的看法代替群众的看法。
三是有的党组织或党员领导干部政策法律观念淡漠，缺乏群众观点，对群众一时不理解的问题不做耐心细致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动辄训斥、辱骂群众。
四是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心存片面的对上负责观念，严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官气十足，主仆关系颠倒，对群众感情淡漠，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遇事推诿，不负责任；或主观武断，强迫命令，甚至不顾群众的承受能力和意愿，强征、强收、强拿、强要；或忙碌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坐着车子下基层，隔着玻璃察民情；或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吃喝玩乐。
由于上述问题目前尚处于模糊状态，或空白状态，或屡见不鲜状态，所以，不少地方的不少同志，要么不予正视，要么束手无策，要么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存在下去，那将危及党的建设，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
基层党的建设创新与发展的政策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没有执政党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执政党现代化需要建设手段现代化。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基层党建手段现代化需要创新与发展：确立现代意识，确定现代目标，建立现代制度。
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确定基层党的建设的现代目标，规定基层党建工作的正确标准。
加强执政党建设要从治国方略的高度着眼。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结论。正确认识国家、政党、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三者的相互关系，并将三者的关系及其处理方式法律化、制度化，是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也是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和处理党建问题的基本要求。
建党目标体现着党的性质，规定着党的地位、作用和奋斗目标。确立和坚持正确的党建目标是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确定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十五大已经作了明确规定，即把党建设成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挡住各种风险、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要紧紧围绕党的建设总目标来进行，为实现党的建设总目标奠定基础，提供保证，创造经验。党的基层组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其发展运行有自身的独特规律。建好党的基层组织，实现基层党建目标，要求我们探索党建理论，遵循党建规律。新时期基层党的建设要遵循的规律，是一切以人为基本出发点，一切以维护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为基本价值取向，一切以人的潜能的挖掘、创造性的发挥、积极性的调动为基本目标。我们的党建理论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即先锋队性质、为人民服务宗旨、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就是要在遵循党建规律的前提下，紧紧围绕这三个核心内容来展开。
既然党建规律的轴心是人，既然党建理论有上述三个核心内容，那么，党建工作搞得好不好，就要以是否有利于增强先锋队性质，是否有利于实践为人民服务宗旨，是否有利于逐步接近共产主义目标为标准。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党的自身建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因为党的建设有其自身特定的内涵、特定的逻辑和特定的规律。这三个“特定”是党的建设区别于其他建设的重要标志，如果放弃这三个“特定”，党自身和党的建设工作自身就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这三个“特定”决定了党的自身建设的标准，如果放弃这个标准，党的建设就会失去遵循。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既要保存“自我”，又要超越“自我”。党的基层组织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必须遵循其规律，否则就会事半功倍，甚至一事无成。但是，党的基层组织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的存在有赖于社会存在并以社会为载体，它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并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因此，脱离党的实际，不顾党建规律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是不对的；脱离社会实际，不顾社会发展规律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陈独秀的“右倾”，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的“左倾”，以及王明的先左后右，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都曾经给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造成过灾难性损失，都是今天应当记取的惨痛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注意解决好“一性五点”问题。“一性”即超前性。它要求党的理论研究要摆脱追风、从属的被动地位，改变只为领导讲话或已出台的大政方针作注的保守形象，根据世界大势对党的建设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新制度新政策的出台和市场经济对生产组织、社会组织形式的决定作用，以及对社会成员的塑造情况，做好党建理论的创造性超前研究，并加速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五点”即立足点、着眼点、着力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基层组织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着眼于21世纪党和中国的长远发展，着力于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人的潜能挖掘和积极性的充分调动与发挥，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出发，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建设，实现中国现代化为落脚点。通过这“一性五点”，推动基层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现代化。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以改革的精神破除迷信、确立现代意识，为实现基层党建目标提供思想和组织保证。
思想和组织像两个门栓，对实现基层党建目标起着关键作用。人类社会的任何政治结构都面临三个问题：原有结构功能的萎缩、功能的转移和新因素的出现。三者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合乎时代潮流（主要指民心）的新因素。对这种新因素是扶植吸收还是打击排斥，决定着政治结构的存亡续绝，受制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思想，一个是组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以中国为例。远而论之，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大解放，群雄并起，秦国最终战胜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制，影响中国长达2000多年；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大解放，党禁大开，形形色色的政党相继建立，历经30年角逐，中国共产党独领风骚，统一中国，建立人民政权。近而论之，延安整风，摒弃了教条主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邓小平南巡谈话否定了姓社姓资的划分，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三次思想大解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众所周知的。上述历次大事件，无一不是推动了历史的巨大进步。进步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主要的就是思想大解放和组织大调整，关键是对新生事物的扶植和吸收。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社会影响已很明显，随着实践的深入必将产生更加巨大的作用。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执政党是政党政治的灵魂。十五大带来的变化和将要发生的变化，在导致现有政治功能部分萎缩或部分转移的同时，已经并且必将继续产生更多的新生事物、新生因素。这必然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巨大影响，必然不仅仅是从方式上提出改善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新生事物、拒绝从根本上改善和加强自己的建设，那就有被取代的可能。这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新形势对改善和加强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包括方方面面，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主要内容除调整和处理政治结构中已经转移或萎缩的功能外，至为重要的是确定科学地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是扶植吸收新生事物并按照自己的原则和要求加以改造。这需要破除迷信，解放受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影响、产生于战争年代、定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不合时宜的习惯势力和定势心理，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加强和改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第一重要的是破除迷信，解除思想樊篱。要破除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观念，树立马克思主义只是相对真理、必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观念；破除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的观念，树立马克思主义只是方法论和行动指南的观念；破除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观念，树立看问题、想办法、作决策都必须立足于初级阶段的国情的观念；破除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甚至歪曲的认识和观念，树立科学社会主义观念和坚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工作的是非得失观念；破除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和陈旧观念，树立用新思想新办法认识新问题、解决新矛盾观念；破除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观念，树立改革开拓创新观念。达到上述破立的目的，当前要注意解决好认识问题，重点克服三个门户之见，树立三个意识。即克服意识形态方面的姓“社”姓“资”之见，所有制方面的姓“公”姓“私”之见，阶级属性方面姓“工”姓“私”之见；树立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剩余价值意识，民主、法治、平等意识。
改善和加强基层党建的组织建设，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是实现基层党建目标的另一重要问题。组织建设主要包括党员队伍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吸收党员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做好吸收党员工作，首先遇到的是哪些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界定时既不能因强调时代性而忽视地域性，也不能忽视历史性而提出超时代要求。就目前而言，凡是科学研究部门的佼佼者（政治上强，效率高、效益好者，下同）、科研成果推广和转化部门的佼佼者、科学成果应用部门的佼佼者，以及虽然尚未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工具，但确系所在区域生产和管理等工作部门的佼佼者都可称“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能公式化、机械化，更不能成份化，关键是把要求入党者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背景下，审视其是否符合“先锋队”的条件，认真把好质量关。
干部队伍建设首要的是明确好坏是非标准，搞好价值导向。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建设的是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具有强烈的自主性、科学性、民主性、法制性、竞争性本质。其经济实践在塑造崭新社会的同时，也塑造自己的崭新主体。因此，对其主体的组织者即干部的素质需求标准、行为评判标准、正当权益标准等都会提出新的要求。这客观上要求执政党立足现实，明确评价标准，搞好价值导向。一要丰富标准的内容。领导干部“高素质”的标准，除政治品格、思想作风、敬业精神、优良传统和协调性的道德规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实践所需要并已产生的自强意识、开拓创新精神、效率效益观念、竞争探索品格及进取性的道德规范，而以效率效益作为终端标准。二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领导行为的根本标准，不把伦理的、道德的标准当作衡量干部行为的最高标准。三要在提倡党员干部的先进性的同时，强调党员的时代性，明确党员干部的正当权益标准，肯定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规范，最直接的思想成果就是正视、肯定和确认了个人利益的存在与合法。这要求执政党必须正视初级阶段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存在的不同价值目标取向的实际状况，必须制定分级分类的不同的激励约束政策，必须克服过去对党员干部只讲“应当”和“失当”，忽视“正当”的过高要求，必须承认干部行为中“正当”的现实，尊重干部作为独立个体的正当要求和正当权益。
从21世纪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建立民主化的干部选任制度，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完成基层党建目标发掘不竭的源头动力。
改革呼唤着变化，催生变化的到来。改革带来发展，发展的内容不仅仅是经济，同时包括政治、文化、观念等方面，其中观念是综合反映。如果说改革进行多年，但人们的观念仍然一如既往，那么这样的改革就只是宣传性的改革，而不是实践性的改革。如果作为改革主体的人民群众的观念已经改变，但领导改革者却视而不见，不去反映它和适应它，那么这样的领导者终究会变成落伍者。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20个年头，已经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其中，较之改革前，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是对20年改革最为丰厚的回报。思想观念的更新集中表现为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和对公开、公平、公正的呼唤，并在干部的选任、管理、监督，特别是民主选举方面有着强烈要求，并因此而对传统的选举方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这是改革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的根本动因，同时也是巩固经济改革成果并且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源头动力。
人力是国力最深厚的源泉，更是党的力量的关键所在。国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国家兴旺的决定因素。它分为人和物两个方面，其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物，主要是科学技术，由人创造和发明。所以，人是生产力先进与否的决定因素，因而也是社会发展、国家兴旺的基础之基础。专家研究表明，国家的力量＝（可以利用的资源+人力）×愿望。愿望是人力发出的。在国力三因素中，人力有其二。可见人力之重要。管子说：“欲为天下者必重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其民力。”这是很有见地的。人力的发挥需要一个动力。这动力被西方权威心理学家马斯洛分为6个层次。 我们简练地将人力的动力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物质利益的驱动，一个是精神需求的牵引。精神需求包括愿望，其威力有如上述，有着乘积效应和倍加的功用。所以，我们在研究党建规律和基层党建工作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人身上；在探索社会发展的源头动力时不可不特别关注人民群众的愿望。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什么？两个方面，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力。中国共产党向来顺乎民心，重乎民意，并且几十年如一日。1927年三湾改编的精神实质就是党支部建在连上，并通过党支部的工作，在革命军队中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三个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今天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但无可否认，一些地方的一些党组织或党组织领导人的确有片面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忽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前进的主体动力的民主权力的现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响在一些地方还有一定市场，认为人事问题、干部选任问题，只有上层的人应该思考，而其他人只需听命行事的还大有人在。可见，重提党的先锋队性质（党员干部是先锋之先锋，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国家的人民当家作主性质，并使党员群众直接挑选干部的权利不仅仅是党章和宪法肯定，而且要形成可操作的程序；不仅仅一般宣传号召，而且要付诸实施；不仅仅在局部地方、局限的层次推行，而且要全局全方位地推进；不仅仅表彰搞得好的，而且要追究搞得差的责任人的责任，这些至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依法充分行使党员群众当家作主权力，对于增强国力来说，是比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资源；对于增强党的战斗力来说，是比用培训、教育、监督、管理等作法来提高干部素质的方式更为有效的方式。用民主化的制度挑选干部是增强国力和党的战斗力的一切工作的牛鼻子。而要抓住这个牛鼻子，就必须改变不适应这一需要的干部选任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诞生、壮大，并取得全面政权的。竞争得来的只有用竞争的方式才能巩固和发展。在与外部敌人的竞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展内部同志间的公平竞争。否则，新生力量就可能被湮没，政治结构就可能消亡。对于执掌11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不只是党自身的地位和利益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稳定、民族前途和人民幸福的大问题。由此可见，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选任机制，既是使执政党充满生机活力、增强战斗力所必需，更是振兴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既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对干部制度改革提出的重要目标，也是组织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更深层次推进的紧迫要求。如果我们的干部选任制度不能适应这一要求，不能为社会提供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那么以种种扭曲形式表现的职务竞争就会不可避免地在党内出现，进而由党风影响政风，污染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干部选任制度就不能为培养选拔高素质干部提供使用制度上的保证。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干部的选任制度建设上，我们必须尽快地把注意力放在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符合党和国家的性质、符合现阶段国情的比资本主义竞选制度更为科学、更为民主、更为规范、更为实用的并且与党的传统的选任干部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发展，在思路上、制度上具有创新的干部选任工作机制，把这样一个思路带入一种比较科学并能操作的规范之中，目前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就是，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的选任领导干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用人问题方面逐步走上了依靠民主、科学、法制决策的科学程序，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理论到实践创造了一种良性循环的政策环境。它通过科学考试和公开答辩，使组织和社会对干部的选择指向，由过去过多地注意和选择熟悉的人，转变为更多地注意对干部任职目标和工作思路的选择，这是党的干部选任工作的历史性进步。因此，推进干部选任制度民主化建设的步伐，下一步的关键是扩大“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方式的适应范围和层次，使这一方式逐步向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岗位的纵深发展。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以德治国、以德立国的国家。这个传统根深蒂固，其影响至今不可低估。前述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很多都属于道德问题。道德的基础是公正。公正的实质是契约。道德问题实质上是公正问题、契约问题。所以，解决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抓住问题的本质，提纲挈领，从总处下手。总处就是公正，就是公正的契约化、制度化。因此，只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干部选任制度一旦推行，作为国家主人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旦拥有挑选干部的权力，就可以为解决当前存在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问题，参选人过少、选人面过窄、选任渠道不畅问题，领导干部作风不实、作风不正、单向负责、缺乏群众观点、能上不能下、政绩难考察等问题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民主和法治思想的萌芽和确立是西方自然科学家以科学理论为武器，彻底否定神权和中世纪君主专制的丰硕成果。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彻底性所创立的理论丰碑。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于西方的科学、民主、法治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的坎坷经历导因于对民主、科学和法治的作用重视不够和操作上的正确运用不够。民主、科学、法治，既是历史主题，更是时代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只要能够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牢固地掌握科学武器，坚持依法治国的正确方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生机勃发，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注：本文参考并吸收了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魏宏同志的观点，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19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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