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大战略的几个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大战略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过去，社会主义已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今日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书本上那种经典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前那种社会主义，更不是昔日苏联土地上已经死亡的那种扭曲僵化的社会主义。展望未来，社会主义决不能停滞不前，还将继续发展创新，创新、创新、再创新。这里讲的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实际上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大战略”。这包括社会主义的战略环境、战略实践、战略转折、战略创新、战略思维等诸方面的转折与创新。虽然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运动曾发生过多次战略性转折，但总体上都没有突破强调“统一性”和“国际联合”的传统战略。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国际共运发生分裂，特别是由于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运动经过各党自己主动的调整与转变，在客观上已自发地形成了一条强调“民族特色”和“独立自主”的新战略。这是以往任何一次转折都无法比拟的。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与创新。
一、从李一氓同志的一个重要观点谈起
要对这一历史性转折与创新进行探讨，需要从整体上考察社会主义运动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怎么样，将向何处去。为此，需要从李一氓同志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和观点谈起。
1979年秋天，当时在中联部主持工作的李一氓同志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讨论意见》的报告。在报告中，李一氓同志提出：“1962年以前，就是60年代初期，中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大论战以前，有这么一个国际共运。但是60年代大论战以后，再加上60年代后期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形势就变了。现在还提国际共运，这就很难说了。我以为国际共运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如像从前第三国际时代，或者后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代。那是可以这样讲。现在两者都没有了。现在提国际共运，只能是个因袭下来的提法，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国际共运是有各方面内部联系的，现在这个联系没有了，用世界共运这个名词可能好一点。”
此言敏锐地抓住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带全局性的大变化，真是落地有声，发聋振聩。依我的理解，一氓同志说“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运动”还是存在的，不过已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所以他主张改称“世界共运”。二是这个运动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国际性”(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如像从前第三国际时代，或者后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代)，是不存在了。
至于这第二层意思，初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否定了共运的“国际性”，但实际上只否定了国际性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而非彻底否定“国际性”本身。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具有原来那种“国际性”，也不搞原来那种“国际联合”，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的，它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需要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从而使社会主义获得更大的国际舞台，具有更深远的国际意义。总的说来，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现在与过去的强调点不同，以前强调“统一性”和“国际联合”，而现在强调“民族特色”和“独立自主”，但仍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运动。
因此，我赞成一氓同志的思想和观点，但为避免误解而主张明确地提为：“国际共运原来意义上的国际性已不复存在了”，在“国际性”前面加上“原来意义上的”几个限定词。1989年5月，我在新华社主办的《国际内参》上发表的《对国际共运形势的几点看法》，就是这么说的。随后我将此文送一氓同志征求意见。一个月后，正在病中的一氓同志给我回信说：“自己觉得，虽然隔多少年了，我那些论点还是站得住脚的。特别关于共运这部分，在斯大林时代，内部也有纷争，斯大林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也采取了许多尖锐措施。但这个运动还是统一的、很有声势的。现在可以说这个运动已经不存在了。内部意见分歧，互相指责，只有利害关系，没有原则关系，形成无法调解的对抗局面。比起我作那个报告的时候还更进一步。要我再说什么，我是很惶惑的了。”这说明他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但对我说的“共运原来意义上的‘国际性’已不复存在了”也没表示不赞成。
值得注意的是，一氓同志的这一观点是在报告一开头作为对国际共运“总的看法”提出来的。他这么做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即决不只是想简单地改动一下提法(将“国际共运”改为“世界共运”)，而实际上是要人们由此出发，对国际共运有一个“总的看法”。换句话说，他实际是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共运的形势、如何认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问题。在他看来，原来存在过的“国际共运”已不存在了，当代“世界共运”已不同于历史上的“国际共运”。这是一个很大的带全局性的变化，他称之为“总的看法”。
二、国际共运为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有人说：这全是“大论战”惹的祸，或说这是苏共大党大国主义惹的祸。苏共搞大党大国主义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如果我们不坚持独立自主，坚决反对苏共的指挥棒，而是跟着苏共跑，说不定现在也跟着苏联和苏共一起完蛋了。因此必须肯定，反对老子党我们是反对得对了的。至于意识形态争论，那是另一回事。如果中苏不吵架，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不分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说，吵架和分裂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人们谈到这段历史时不免有些惋惜或伤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换个角度思考，又怎么样?假如不吵架不分裂，社会主义就能像过去那么搞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能够或应该像过去“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那样发展下去吗?我以为这绝不可能。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共运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各国党的认识很不统一，也很难统一，要有一条各党都赞成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已不可能了。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独立自主”又别吵架。然而当时的情况决定了要避免吵架也是不可能的，过去那种强调“共同规律”而忽视“民族特色”，强调“国际联合”或“协调行动”而忽视“独立自主”的国际共运，实际上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形势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很有声势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存在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和国际组织解散后不定期地召开国际会议的时期。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它适应不了形势需要于1943年解散了。随后在不存在国际组织的情况下，我们从共运的“国际性”出发，又主张各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头”，或一个“中心”，搞“共产主义的联合国”。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后，“中心”不存在了，又认为还需要有条各国共产党都必须遵行的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以此来规范和约束各国党的行动。于是，我们党提出了不同于苏共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具体阐述了“25条”。当时各党分歧很大，是不可能获得通过的。但回头看，即使各国共产党都同意我们的这个“建议”，国际共运又会怎样?看来，最好的结果也还是一种“齐步走”。这条“总路线”所规定的共同点越多、越具体，对各国共产党的束缚也就越大，就越是不利于各国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国情况的战略和政策。偌大的世界，100多个共产党，各国情况千差万别，怎能行得通?因此说来说去，国际共运“大论战”，只有反对“老子党”、“指挥棒”，主张“独立自主”这一条是正确的、站得住的。企图继续强调统一和一致，“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这样很难发挥民族性和多样性，是不利于各国党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道路的；是不利于各党选择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从根本上讲，是违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
因此，发不发生吵架和分裂，过去那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能存在下去了。由此就可以说，原来那种国际共运的消失，既是国际共运“大论战”的直接后果，也是形势“逼迫”的一种历史必然，因为在新历史条件下原来那种国际共运必须实行历史性转折。共运分裂是坏事，但换个角度看，因分裂后摆脱了要求国际上“统一行动”的束缚，有利于各党独立自主，又是有100多年历史的国际共运的重大历史进步。
三、三个“七十年”与当前共运所处的历史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曾是众说纷纭。20世纪80年代，有过“停滞论”、“困境论”、“危机论”、“曲折论”、“新高涨论”等说法。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除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叫喊社会主义“消亡论”外，多数人持“低潮论”。但这次的低潮不会像战争与革命年代那样过一段时间就迅速转入高潮，而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就有一个应如何认识这次低潮形势的问题。
对形势的分析和估价，可以从当前态势和它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处的阶段两个角度去看待。低潮、高潮，通常偏重于当前态势，我认为还应同时从长期的发展趋势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去看问题。虽然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社会主义的形势从世界范围看仍将长期呈现低潮的特点，但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热火朝天，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在大挫折中又出现了新局面，总体低潮的形势中又呈现出局部的复兴和高涨。这是仅仅用“低潮”难以概括的。如果说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历史性转折”时期，就比较好。这既包括“低潮”的各种特征，也包括通过改革创新而出现的部分新“高潮”的特征。这样来认识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比只强调“低潮”的一面，似乎更全面、更合适些。
为什么要强调“转折”?因为转折是带全局性的总特点，形势、任务和战略都在发生转折。究竟是由什么转向什么?简单地说，社会主义运动已由过去强调“国际联合”，转向各党“独立自主”；由过去强调必须遵循“共同规律”，从而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转向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由过去强调国际援助、“支援世界革命”，转向立足国内各自把本国的事情办好，以此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加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吸引力。这些都还只是从国际方面来说的。如果考虑到随着各国党因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认识进步而采取的政策和行动，那么社会主义所发生的转折就更多了。其中最大的转折，要属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对全世界的开放，由过去强调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转向同时还必须重视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即要尊重社会主义不能回避和跳越的、借资本主义这个“载体”而存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因此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反映人类文明的成果，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等等。
为什么说这是“历史性转折”?因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发展战略已发生了转折。1987年俄国十月革命70周年时，我曾撰文提出了国际共运三个“七十年”的说法，并分析了这三个“七十年”不同的历史任务和发展战略。文章说：回顾共运的历史，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40年中，已完成了两次飞跃。以十月革命为界，前七十年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运动并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的七十年；后七十年是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阵地的七十年。现在看来，资本主义还有有相当的发展余地，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遇到不少困难，其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这种形势下，要像第二个七十年内那样出现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共运发展在第一个七十年里，主要靠理论上的论证来唤起群众；在第二个七十年里，主要靠向资本主义统治发起冲击，扩大世界社会主义的阵地；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国际共运的发展将主要靠社会主义搞成功的实例来证明其确实优于资本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正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的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见该书第225页。)“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对中国来说，这大体还需要七十年，是国际共运第三个七十年内的任务。总之，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说“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实例，胜过一打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质的提高(成功的榜样)比社会主义量的增长(更多社会主义国家)对共运的发展更具有关键性。这与前两个七十年的主要任务是明显不同的，发展战略也由“外延扩大”战略转向“内涵深化”战略，所以说国际共运处于新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或阶段。
四、改革创新是历史性转折的中心环节
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转折，怎样转折?改革是实现转折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只有与时俱进地通过调整、改革、创新，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转折的任务。邓小平1977年就曾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于是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50页。)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后来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陆续强调改革或革新，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客观上自发主动地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
不转折不行，不改革不行。要转折和改革，就有可能转好改好，也有可能转坏改坏，总之是存在着风险的。同样是搞改革，为什么有的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而有的却导致了亡党亡国的灾难?抛开某些特殊原因姑且不论，主要是没能认识和把握好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将“体制”与“基本制度”区别开来，对前者要坚决大胆地改革，对后者则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3页。)这指的就是要改革体制而不是基本制度。邓小平更明确地强调了改革社会主义各项具体制度(即体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如果将体制与基本制度混淆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改革”变成“改向”，变成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灾难。
实践证明，转折时期的社会主义实际上面临着三条路，或三种选择：一条是老路，那就是思想僵化，拒绝改革，因而不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路。一条是邪路，那就是借口改革，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改革”变成“改向”，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路。一条是新路，这就是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的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既拒绝了老路，又避免了邪路，而是选择了一条新路，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说明，上述三条路中的前两条都是死路，只有选择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的新路，才是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因此，转折创新，就成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旋律。
五、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它的理论品质。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它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从危难中“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社会主义在新世纪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指明了正确的航向。
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有两大突破。一是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实行国际联合，在几个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论断，20世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另一突破是，社会主义不是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先胜利，而是恰恰相反，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了革命胜利。
革命发展顺序上的这一颠倒，给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历史难题”，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如何建设和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为破解这一“历史难题”，社会主义国家在80多年的实践中已进行了许多次探索，然而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进行的四次探索。列宁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次探索，在许多方面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邓小平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比较好”，但可惜实施的时间不长，就被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斯大林在实践中迅速形成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一模式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问题是僵化了，并从总体上成了阻碍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毛泽东较早看到了这一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为戒”。他强调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并开始了中国自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这是他的一大功劳。但是他急于求成，在实践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左”倾错误，偏离了自己的主观愿望。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在继承前人成果、纠正前人错误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改革的实践，大胆探索创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新体制。这种新体制，不仅使中国躲过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大挫折”的形势下，在中国开创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给社会主义带来了新希望，从危难中挽救了社会主义。
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出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它的发展是永无止境、永无尽头的。邓小平曾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这就是说，照搬马克思、等于马克思，照搬列宁、等于列宁，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突破马克思，发展列宁、突破列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他号召全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页。)
理论创新是前提和关键，其他一切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而理论创新又是以打破思想僵化解放思想为先决条件的。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开端，通过改革开放、转折创新的实践，取得了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的丰硕成果，从而使社会主义获得了“制度新生”，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活力，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希望。
六、新发展，呼唤新的哲学思维和世界眼光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2页。)共产党由在野党变成执政党，历史任务由搞革命变成搞建设，这种地位和历史任务的改变，必然要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发生侧重点和着眼点的改变。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上会发生什么本质变化，而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强烈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它自身一定要关注时代的主题和历史任务的转变，以不同的思路和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具体问题。如果人们要将这种因使命和功能上的不同而呈现出来的差别，分别称之为“革命哲学”和“建设哲学”，那么应当看到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但是，由指导革命转向指导建设，必然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在立足点和着重点，乃至整个哲学思维方式上，都不能不发生显著的变化。譬如，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上，必须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转向重视生产力理论的直接应用；在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上，必须由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转向重视矛盾着的对立面的辩证联结和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解和运用上，必须从过分强调国家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转向重视它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在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上，必须更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以利于解决执政和建设中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同时，还要吸取新的科学成果，重视“系统思想”，为解决执政和建设的新问题，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当今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又在实行改革开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仅是在中央这一级，而且在省市或地区，乃至基层企业这一级的领导者，都迫切需要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环顾全球、比较借鉴，进而考虑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总之，需要有更广阔的世界眼光。过去，人们常说领导者要“吃透两头”，即吃透马克思主义和中央精神的“上头”，并吃透中国国情和本地区本单位具体情况的“下头”，才能做好工作。现在光“吃透两头”已不够了，还要加上吃透国外或海外这一“头”，即要“吃透三头”。因此，世界眼光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就更具普遍的重要性。
近年来，江泽民同志提出全党要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的特点，“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就是要求我们有更广阔的世界眼光，不仅要研究我们党和世界其他共产党，主要研究世界其他各类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而且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广度上去认识和把握。这实际上是强调要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在更深层次上研究在更大时空范围内起作用的、更具普遍性和长期性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是脱离于具体社会制度的一种抽象存在，在当今它主要是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作为“载体”而存在的。所以要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就必然要从资本主义这一“载体”中去认识。对资本主义尚且要采取这种科学态度，那么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包括对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更需要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从这一角度看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譬如：从社会运行机制看，任何社会都既需要动力机制又需要平衡机制，既要重视效率又要注意公平，在这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各有优势和劣势，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际上是在这两种机制上互相取长补短。在民主、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认识和处理好民主—稳定—发展的辩证关系。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呈现独裁—民主—动乱—再独裁的“不稳定循环”。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非洲掀起的“民主化”浪潮，实际上是给非洲开了一个将民主置于稳定和发展之上的错误“药方”，结果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非洲国家领导人强调，“没有发展就没有民主”、“饿着肚子不能搞民主”，后来西方国家也不得不调整政策，重视稳定和治理问题。这充分说明民主—稳定—发展之间存在辩证统一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客观规律。在民主问题上，要认识民主的阶级性、民族性、渐进性，既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揠苗助长”，但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又具有相互借鉴性，资产阶级民主制当中的程序制、选举制、任期制、轮换制、聘任制、罢免制、权力制衡与监督制，以及公务员制度和各种有科学性的行政管理制度等，实际上是反映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是很值得社会主义借鉴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也要考虑在满足当代人需要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即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上，任何社会都会面临一些共同性问题，也有相互借鉴性。如此等等。总之，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但必须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大胆融入国际社会，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在世界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谋求社会主义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被确定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自觉坚持“三个解放出来”(“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深化对“三个规律”(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并将全面完成“三步走”的大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到本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发表200周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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