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理论到反结构决定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决定论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主义理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构主义作为本世纪学术界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发端于索绪尔语言学，经塔尔科特·帕森斯及罗伯特·默顿等学者的努力已经以“结构—功能主义”身份扎根于社会学领域；经列维·施特劳斯、皮亚杰及阿尔都塞的努力，分别进入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结构主义是指某一系统中结构的整体性、功能性、内在规定性与自我平衡性。结构主义被引进国际关系领域后，主要用以分析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与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及其行为的作用关系。在这里，结构主义通常意味着在“结构—行为体”模式中，结构对行为体及其行为、功能的决定和规定作用；同时结构主义隐含着对维持世界现状及连续性的推崇与肯定。国际关系的结构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求以‘同时态’的观点出发去研究一个特殊体系，从而把时间因素消除在那个体系的理想化模型里。”（注：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在结构理论的解释下，世界政治受某种基本不变的规律的支配而呈现出巨大的稳定性。在建构结构理论的历程中肯尼思·沃尔兹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起了关键作用。前者主要是从市场模式与国际体系的类比中导出其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后者则主要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构建支配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时段”历史体系结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文将主要涉及前者。
一、新现实主义及其结构理论
尽管从历史角度看，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于70年代，二者都是对世界政治现实演变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传统遭遇尴尬处境的有力回应，但新现实主义更接近现实主义传统，却又有所开拓，其开山人物肯尼思·沃尔兹于1979年出版《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后，国际关系领域便掀起一股推崇或批评结构现实主义的浪潮。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已经成为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奠基之石。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框架，还在于这种结构主义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流派以及批判理论批判的众矢之的和立论之源。
尽管新现实主义者对70年代国际现实中涌动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多极化趋势的萌芽，以及全球性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的网络建设并非熟视无睹，但依然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内涵：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自助假设，国家中心思想以及权力平衡和均势机制。新现实主义主要以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吉尔平和海德利·布尔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年）和《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1977年）三部力作之中。
沃尔兹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立了一套自称是“并非包罗万象而是系统化”，“并非注重国际政治性质和内容而是强调其结构”的系统理论，其系统结构理论包括两个层次：系统内的单元层次、系统本身的结构层次。系统的单元是指国家行为体，主要是大国；系统的结构是由系统内自助的单元共同行动形成的，它取决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按实力大小的排列顺序；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它们之间的判别主要产生于它们不同的力量（实力）。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性质，系统的结构层次决定了系统的单元层次。这就是沃尔兹系统结构理论的主要思想。
但是当我们回顾整个80和90年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反观其理论有效性和构筑合理性时，不难发现，新现实主义者思想意识深处固守的不仅是两极体系，而且还有大国决定原则，其主张无非可概括为“结构决定单元，大国决定结构”，它暗示了美、苏两超主宰的两极体系的先验合理性。因此，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实际上是在威慑背景下，凝固在美、苏两大国身上的理论，或者说是在为两极均势体系和大国主宰世界原则作理论上的注解和辩护。
不仅如此，沃尔兹对理论建设本身的看法也大大影响了他建构理论的进程。“在一个系统里，理论可以解释连续性，它告诉人们去期待什么发生，而且说明为什么期待它们发生。在一个系统里，理论对经常发生和重复发生的现象作出解释，而对变化的现象不作解释。”（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沃尔兹的这一陈述，让我们想起了他对莫顿·卡普兰等系统论学者的批评。沃尔兹认为卡普兰等人的系统论虽脱胎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罗伯特·莫顿等社会学家以及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等政治学家的结构—功能理论，但由于行为主义倾向过浓，而陷入对变项组合及边界信息输入—输出等功能性分析，而且往往与事件及危机处理等决策问题密切相联（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153—187页。），因而不足以把握国际政治的规律和内在特征。沃尔兹在批判系统论的同时又继承了系统论守成的一面。“由于系统论强调稳定、均衡、稳定状态和模式的保持等概念，因此在思想意识上偏于维持现状，尽管均衡理论并不一定包含反对变革的偏见。”（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前引书，第188—189页。）
鉴于以上两个方面，无论是理论的内容或是理论的性质，沃尔兹实际上是混淆了理论创建的方法论和理论本身的界限，“他采用了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原理的东西（即结构主义、并以此来构筑理论，这本无可非议）但却随即将其转化成一种本体论。 ”（注：John
G 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in RobertO.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151.）毫无疑问，具有强烈本体论倾向的方法论，一旦用于理论建设必然使该理论变得空洞而单调。正如弗雷德·海利德指出的“沃尔兹创造的是一个缺乏内容的体系（ A System Without Content）”（注：Fred Hallida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 Press,1944,p.31.）。
正是沃尔兹独创的这种“结构主义”在西方理论界根深蒂固，乃至扩散到许多国家的外交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导致习惯这种定势思维的新现实主义在解释90年代初发生的两极体制非冲突性解体时显得苍白无力、牵强附会。沃尔兹本人在1993年讨论冷战结束原因时仍然为其“结构—单元”结构主义理论的有效性辩解。沃尔兹的结论是，前苏联的失败属于“结构内单元变化引起结构本身的变化，而单元的变化部分正是结构压力的结果。”（注：Kenneth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Intemantional Politics",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 Fall,1993.）他显然已陷入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沃尔兹的这种闪烁其辞，流露出新现实主义阵营中对变化的关注。而在这一点上，罗伯特·吉尔平和海德利·布尔沿着两条不同线索修补了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并开辟了新现实主义观察世界的新视角。
罗伯特·吉尔平比肯尼思·沃尔兹更多地注意到70年代以后世界政治的变化。“政治领袖、学术评论家以及普通人突然都意识到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所了解的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正在进入充满不确定的政治变革时期。”（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期，吉尔平对权力进行了再诠释。他不但否认全球化及经济一体化、相互依存将改变国际关系本质的说法，而且还借助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发展出国际体系的平衡机制，从而引伸出其霸权战争论及霸权稳定论。这不是对摩根索权力争夺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权力（政治权力）分析中加入财富（经济权力）变量，进而架构出国家通过计算政治和经济的成本—收益决定留在现有的国际体系规则（霸权主导制度）内，或是通过挑战霸权国的战争改变国际体系的规则和安排。这就是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的主要观点。
吉尔平的理论显然暗示了两点：（1）非霸权国没必要、 也不可能不顾经济衰落和财富损失通过诉诸武力去获得挑战霸权的胜利；（2 ）霸权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统治者，十分必要通过巩固经济力量来维系体系的权力分配和运行规则。也就是说，吉尔平实际上营造了一种区别于沃尔兹简单的（实力排列的）国际政治结构的“霸权体系结构”，这个结构形成的动力不仅是实力（军力）更有经济力量（财富后盾），这个结构以霸主国为核心，向整个国际体系国辐射其政治、经济影响。在此前提下，吉尔平进一步阐述的是“国家—市场”互动模式，并暗示主要是由于美国作为战后霸主国，才缔造了不同以往完全诉诸实力（武力）争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才有可能推动世界上其他主权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市场体系和机制的塑造和竞争来避免大规模暴力冲突，并且从中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这二项结果将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从“霸权战争”学说到“国家—市场”互动模式，不难看出，吉尔平的努力重心在重新解释国际体系中结构的形成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隐含着一个以国家实力（包括军事经济力量，全球经济网络、科学技术等因素）排序的原则，霸主国高居榜首，占据绝对优势，其他国家自然各处其所、且根本不足以挑战霸主地位；这个霸权结构决定了各个非霸主的主权国家的行为方式和结果，同时也限定了霸主国的全球使命和义务。
对沃尔兹理论中的结构思想进行逻辑上拓展的第二条线索，主要是以“英国学派”，尤其是海德利·布尔关于国际社会的理论建构为标志的。国际社会理论同样以国家为“国际关系中的中心问题和理论思考的基点”（注：Hedley Bull,"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tionalRelations" ,in Interan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J.Der Derian(ed.),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75.）， 并且以西方文明的价值、道德、信仰、理念向世界扩展和传播为前提。这种源自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又经文艺复兴洗礼的理性精神，奠定了欧洲社会同质性的基础。这种同质性又构成欧洲国家对共同规则、制度、习惯的认同的基础。之后，布尔推出其关于“国际社会”的定义：一个由国家或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的集团或联合体，这个集团绝不仅仅构成一个体系（一个简单的带有博弈特征的互动体系），更主要的是通过对话和共同规则及制度，建立起引导相互关系及行为的准则，所有成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这些安排（注：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3.Summer 1993,pp.327-350.）。
布尔称这个国际社会为“无政府社会”，其代表作《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的书名含义深远，“无政府但有社会”，即无组织又有秩序，看似矛盾，实际上表达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文化同质性和血缘关系构成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秩序形成的牢固纽带。然而在这里，文化整合力量的决定作用又取决于欧洲大陆十分独特的文明传承、领土战争、均势外交和冷战压力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言外之意，国际社会理论不仅将“社会”概念引进和放大，而且指出了这个“大社会”的文化基础，这个文化基础为大社会中各个主权国家所认同和尊重。所有成员都坚持维护这个“大社会”稳定的利益回报，违背其规则、破坏稳定的报应和危险。这其中含有多重博弈结果的合理性因素，实际上也就缔造了这个在复合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间特殊互动关系结构框架的“国际社会”。由此，我们从“国际社会”理论中提炼出一种“历史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主义的理论建设将文化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但文化基础历史空间的局限性又障碍了该理论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即如何面对东方异质文化的挑战问题。这些异质文化是否会融入西方社会，或是反证国际社会理论只适用于内生自发型、同质型国家群体而无法整合异质文化，目前尚无定论。
“国际社会”理论中隐含的结构主义倾向，很快就被用来完善地区一体化或区域整合理论，功能主义学说更是以这种结构主义为前提。但“英国学派”及布尔本人却拒绝这种自由主义思想。该理论最终还是落于国家利益及大国控制等传统窠臼。比较沃尔兹的“实力结构”，吉尔平的“霸权结构”和布尔的“历史文化结构”，虽然三者都有结构主义倾向（而且这种结构主义总是与国家主义和大国主义如影随形），但在结构决定论的程度上却呈递减趋势，其中吉尔平在结构内成因中单元国家可能具有的挑战性方面动摇了沃尔兹“国际结构”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布尔则在结构形成基础方面动摇了沃尔兹“国际结构”的强制性和普适性。
十分有趣的是，新现实主义日渐疏离结构主义的意向，在新自由主义那里却完全翻转过来，新自由主义在当代愈发显出对结构主义的“亲合”（实际是修正）行为。
二、新自由主义及其反结构决定论尝试
新自由主义是在批判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壮大起来的。这个阵营以将现实解读为市场、技术、环境问题全球化、相互依存、非国家行为体兴起、世界政治多元化、主权国家衰落等趋势而著称。由于这个阵营的学者普遍反对军事冲突、实力决定论和国家中心主义，因而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在批判沃尔兹的“国际结构”理论内容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并未完全抛弃他的方法论，即结构主义，相反将这种结构主义引入“国际合作制度”、国际体系力量复合结构以及西方秩序内在优势等理论之中。新自由主义集中体现在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制度”一文（1988年）和他与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年）、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1988年），以及D·H·德优尼、约翰·埃肯伯瑞的“苏联变化的国际根源”（1992年）一文中。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对结构主义方法的理解却不同于新现实主义：不仅立论基点、前提不同，而且在解释世界政治变化特征方面显示出相当大的活力和丰富的内涵。“结构”的运用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变成了反国家主义、反大国主义和反“国际政治结构”决定论的有力工具。
在新自由主义阵营中，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较早地全面阐述了一种全球主义色彩的“相互依存”概念，并指出相互依存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世界性质已发生变化”（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通讯、 交通和军事技术迅速和持续的发展使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日益导致国家、民族国家、国家体系等在取得人类福利和安全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新的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跨政府组织、非政治性团体以及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正通过非政治渠道影响着政府决策、国民经济、国际市场以及国家间关系。这些新生事物改变了战后初期以来形成的“军事实力决定国家利益”和“大国主宰整个世界的权力分配”的思维定势。基欧汉和奈的理论建树在于他们发现了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并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种权力形式加以模型化，然后将其运用于现实，推导出“问题领域权力结构”模式。这一模式指出，不同问题领域由于面临不同的资源环境和运行规则会产生不同的力量排列，而参与其中的行为体会显示出不同的影响力，某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军事实力和经济总体水平上的优势并不能使其垄断所有问题领域的最终决策权。换言之，权力被分解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中，而不是铁板一块。基欧汉和奈对权力的这种解释，指出了在不同问题领域中建立各自规则框架和制度结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由此引出了基欧汉关于国际制度的理论构想。
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提是源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理性预期”，而不是新旧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后者通常与霍布斯讲的“丛林道德”理性紧密相联，而前者感兴趣的是以通过合作而共同获益为目标的“效用最大化”理性。在资源稀缺和竞争的压力下，人们为避免因纷争而造成的损失，渴望经常和持续的有效合作，并产生了对某种制度安排的预期。
一个有效的制度应该从连续性、互惠性、（信息）流动性和操作性（解决、缓和矛盾）4个方面提供和稳定人们的预期。 它意味着可以由此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减少契约或协议达成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计算和分析成为维持现有制度或创立新制度的基本前提。由于主权国家的独立性（或特有的国家利益）构成世界政治生活中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所以为降低国家间风险和协调成本的国际制度便成为必要。这就是国际制度理论的逻辑无论从博弈论还是功能主义角度，都能找出国际制度有效运行的结构性前提的原因。这一前提暗示出各种行为者对某种固定需要（规则及连续性）的理性反应。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基欧汉从“复合相互依赖”和“问题领域权力结构”到“国际合作制度”的一脉相承的思路：世界政治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正在由沃尔兹的“单一实力结构”转移分散到许多“问题领域”的“国际合作制度”中去；所有国际制度都形成一种新的复合权力结构，这些权力结构的生命力及灵活性取决于世界政治发展的需要。尽管国际制度理论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制度创建的原理是否具有普遍性，但“复合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理论仍然不失为一种“解放性”理论，它激励着学者们走出浸透现实主义传统和简化主义风格的国际政治结构苑囿，将目光和兴趣深入到世界政治变化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在新自由主义阵营中基欧汉已初具“结构主义性格”，那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苏珊·斯特兰奇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她和罗伯特·吉尔平同属国际政治经济学一派，但学术思路及风格却迥乎不同。斯特兰奇勇于提出与以美国传统国际政治经济观念相抗衡的“国际系统复合力量结构”理论，反映出其欧洲左翼思想传统和当代自由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印记。
斯特兰奇关注的同样是国际系统运转方式（如沃尔兹、吉尔平、布尔），但她的理论前提却大不相同：即反对从国家利益尤其是强调政府利益出发构筑理论，而立足于反映人民所关心的事情——财富、安全、自由、正义等价值目标。这不同于效率最大化的理性假设。人们及他们所在的国家往往要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排序，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排序，不同排序意味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组合方式，即不同的力量结构。这些力量（权力）结构形成了国际系统。这个系统不属于沃尔兹讲的单一实力（军事力量）排列或分配结构，而是由四大结构决定的：生产结构、安全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在这四大力量结构中，国家与市场都在发挥作用，虽然作用的方式和力度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都将在四大结构中接受权力再分配，其结果和努力过程取决于不同的价值排序。斯特兰奇认为对这四大结构的驾驭已非某国政府可以包揽，尤其在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中，企业、集团、社会团体、公民、跨国组织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由此，斯特兰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的多元交叉而且富于真实感的世界政治分析框架，其中暗示了国际关系现实及理论研究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使斯特兰奇的结构理论比沃尔兹等新现实主义者的结构理论具有更宽广的视角和对当代现实更深入的透视。
真正深刻考察冷战结束及其原因的，是新自由主义阵营中独树一帜的“结构自由主义”。结构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解释苏联解体原因这一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按照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逻辑，包括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吉尔平、莫德尔斯基等普遍认为：苏美对峙局面是相当稳定而平衡的，将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国际结构的改变只能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冲突引发，而不可能有其它原因；按照霸权争夺理论，国际体系结构中出现力量失衡的结果，是处于不利地位的霸权国采取侵略性举动改变现状。然而几乎没有人料到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苏联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从东欧撤军，允许联邦内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解散华约和经互会，然后是苏联本身的彻底瓦解。理论界与决策层对这一历史事件解释的失败“并不是经验式的，而是观念性的。 ”（注：Richard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kappen 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Columbia University,1995,pp.1-20.）
在对苏联解体和后冷战时代秩序的解读中，美国教授丹尼尔·德优尼和约翰·埃肯伯瑞作为结构自由主义的先锋和旗手，采取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即强调国际结构和国内制度的双重决定作用。德优尼和埃肯伯瑞通过考察美苏两极对峙结构及双方力量涨落，发现这个结构给苏联自身造成了巨大压力，这一压力是促变的原因之一；另一动因来自苏联国内，整个社会的经济困难与集权主义政治的积弊，迫使戈尔巴乔夫通过“新思维”调整了对西方的外交政策，这种趋于缓和与让步的政策变迁是苏联解体及冷战和平终结的内因。内外交加尤其是外因之关键作用使前苏联在劫难逃。德优尼和埃肯伯瑞在解释这个国际结构的背景和力量源泉时，不无张扬“美国中心主义”地指出：西方当代秩序中的集体安全，美国霸权统治下的多元体制，对德、日的限制，经济的开放性，以及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普遍公民认同（注：Daniel H.Deudney and G,J.Ikenberry, Structural Liberalism:TheNature and Sources of Postwar Western Political Order,Harvard University,1995,pp.1-51；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494页。）等优势特征，实际上是在美国领导的前提下实现的。开放的美国国内结构不仅是一种内部特质，而且也是整合西方体系的机制和策源地。在这里，所谓的国际结构，实际上是与美国的国内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内结构是支撑国际结构的内在原动力。
在结构自由主义的逻辑下，他们对世界政治的变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对国内社会及制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弥补了沃尔兹的“国家无差异，国家即抽象单元，国家行为完全取决于国际结构”（即单一国际结构决定论）的缺欠和不足。结构自由主义理论是自由主义思想与结构主义相结合以解释世界政治重大变化的成功典范，指明了把握变动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的恰当途径：由国际到国内，由国家到社会，由结构到单元的复合分析。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从新现实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倾向是呈递减趋势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概念正在淡化或消亡。正相反，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理念和某些共识中，我们发现它是在借助修正“结构”概念来从事反结构决定论的尝试。这种对结构主义的超越，不仅反映了学术界的理论创新，而且表明了这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现实变化的敏感以及在理论建设上强有力的回应。就此本文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世界政治的确已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说世界政治正处于变动和转变之中；二是国际关系的结构理论及其结构主义基础已显露出重大的历史和逻辑的局限性。这两点结论已日益引起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以及关注人类社会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广泛的关注，并逐渐达成改进的三点共识：（1 ）结构模式是人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思维载体和桥梁；结构理论往往受理论界和实践者欢迎的原因，就在于它强调事物发展的内在连续性与稳定性，提供规律性演绎框架和对于未来判断的确定预期，由此避免了人们在瞬息万变的纷繁世界中不知所措。但正因为结构理论倾向于维持现状，所以往往忽略结构的形成及变化的动因与结构的互动考察，很少强调重新理解结构形成的文化、价值及心理背景和原因。（2 ）世界现实与世界政治是连续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体。这一相对独立于人们思维模式的客观或真实的历史进程，既会因丰厚的文化遗产（文明、制度、社会规范、法律、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而保持稳定和延续，也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上面诸项因素中的一项或某几项衍变而发生重大转变。（3 ）世界本是一个整体，但人们的认识却由于众多的学科理论和思维模式而被分割成碎片，丧失了浑然一体的认知与觉悟。正如著名量子物理学大师普朗克所言：（了解和把握世界的）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然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是很难被克服的，也就是说必须借助不同的学科、理论和语言体系才能逐渐接近世界本质。然而这些工具的弊端在于人为地分化了人们对于统一世界的认识，结果导致了甚至学科体系越发达越远离事物真貌的现象。进一步说，只有实现跨学科、跨理论间的话语交流与沟通，逐步发展出一种统一的宏观理论，才能找到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合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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