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垅“引文”公案的历史风貌——罗飞《为阿垅辩诬》一文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风貌论文,公案论文,引文论文,一文论文,读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飞《为阿垅辩诬——读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一篇书评》(以下简称为“罗文”)一文，载《粤海风》2006年第2期。文中再次论及1950年3月阿垅因在论文《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中摘引“书评”中的一段话而遭到史笃(蒋天佐)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构陷”的历史公案①。
罗文是这样简述阿垅“引文”公案的：
“这要从1950年3月说起。当时在我和几位年轻朋友一同编辑的文艺月刊《起点》第二期上刊发的阿垅(用‘张怀瑞’笔名)所写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开头引用的马克思的一段文字，即此书评的摘文。阿垅文章刊出后，史笃(蒋天佐)于1950年3月19日(也即《起点》出版后九天)《人民日报》上就刊出了以《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为题的批评。两天后(3月21日)又发表了阿垅的‘检讨书’并加了按语，坐实了被批评者承认错误的结论。当然这是明显的诬陷，阿垅于5月4日写出了近两万字长文力辩自己的无辜，但长文始终未得与读者见面。”
在这一小段文字中，时间误植处有三：《起点》第2期的出版时间、史笃文章的发表时间及阿垅“检讨书”的刊出时间。疏漏处也有三：忽略了阿垅在该事件中前后态度的变化，忽略了周扬等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忽略了胡风等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及提供给阿垅的应对之策。
鉴于该事件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影响重大，笔者以为有必要再次进行审视，以期能使读者较为清晰地一窥当年这场文艺斗争的风貌。
“引文”公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阿垅在周扬的压力下主动承认错误的阶段，二是阿垅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进行反击的阶段。缕述如下——
一，阿垅听过周扬的报告后，屈从于“思想斗争”的压力，主动地承认了错误
关于第一阶段阿垅在周扬的压力下主动承认错误的过程，可参看如下时间线索：
1950年2月1日天津《文艺学习》杂志第1期发表阿垅的《论倾向性》。
3月1日《起点》杂志第2期发表署名“张怀瑞”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②
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陈涌的《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
3月14日周扬在某个会议上作报告，批评了阿垅的这两篇文章，阿垅到会。③
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史笃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④
3月21日阿垅写成“致《人民日报》编者的信”，作了自我批评。⑤
3月26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
3月14日，即在陈涌的批判文章与史笃的批判文章问世之间，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文艺干部会上作报告，点名批判了阿垅的这两篇文章。由此可以推断，这次对阿垅论文的批判是中宣部(文艺处)组织的⑥。
阿垅参加了这次会议，受到很大震动，会后他便与朋友路翎谈到准备写检讨。两天后(3月16日)，路翎致信上海的胡风，写道：
“守梅前天来听周扬的报告了。我没有听。但听说，报告里提到了《论倾向性》、《正面与反面人物》。认为是思想问题。听了的人都紧张，但也不着边际。这详情，大约守梅会告诉你的。他有颓衰退阵之意，我和芦甸(和他同来的)劝他下工厂，写报告。周扬曾说过，要展开思想斗争。不错，这是思想斗争。但要看怎么个斗法。”
路翎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信中对周扬报告内容语焉不详，只是对阿垅要写检讨的表示略有微辞。胡风收信后，非常关注周扬报告究竟说了些什么。他通过其他渠道继续打听，大致弄清了报告的基本内容。1954年他在“万言书”中提到周扬的这次报告，写道：
“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周扬同志在文化部大礼堂向全京津文艺干部做大报告，讲的是接受遗产等问题。其中特别提到陈亦门同志当时发表的两篇文章，态度激愤得很，把这当作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他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一把座的，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还说，他们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了的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做作家看，那死了并没有什么可惜。这是第一次公开指名所谓胡风‘小集团’打的。”
所谓“社会民主党”，指的是现代国际工人运动中主张社会改良主义的派别，据说以修正或改良马克思主义为其主要特征⑦。周扬将“胡风小集团”与之类比，显然有脱去胡风“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意图。众所周知，周扬与胡风积怨甚深，他们本都是文坛的左翼，但一个常居“主流”，一个屈居“旁支”，二者为争夺马克思文艺思想正统地位进行过激烈的“宗派斗争”。解放前，这种宗派斗争表现为争夺“大旗”⑧；解放后，则表现为争夺“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唯一的正确的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地位⑨。大约在1948年，避居香港的一批中共文艺领导者已确认：“胡风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我们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种误会，以为他的理论就是党的理论，这是必须讲清楚的。”⑩ 从这个角度来看，1950年阿垅“引文”公案实际上是1948年“香港遗风”(胡风语)的继续。
3月12日陈涌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已经批判到了阿垅《论倾向性》一文中对毛泽东“延座讲话”的“鲁莽的歪曲”。3月19日史笃(蒋天佐)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其着眼点也是“保持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随时随地向一切歪曲、玷污马列主义的、冒充马列主义的‘理论’作坚决的斗争”。史笃指责阿垅“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其依据是阿垅在文章中引证导师“书评”的某段话时没有摘引完全，认为阿垅故意隐瞒了“暴露作者的那两句”，“做出马克思把特务的著作推荐给我们作‘范例’和‘方向’的罪恶推论”。
阿垅听过周扬的报告后，已产生了“颓衰退阵之意”；读过史笃的文章之后，更感到无可名状的惶惑。就在史笃文章发表的当天，他给胡风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谷兄：
今天看到天佐批评我关于论人物的一篇(二期刊的)。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如同用爆炸物爆炸了自己，如同必须刺瞎自己底眼睛，为了好，反而不好，心中极难过！
事情是这样的。我抄了《科学的艺术论》中的一段话，在我底笔记本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抄最后一节话，而关键却在这最后一节话。其次，这书译文又错了。
这个译文，我对它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谈到人物底生活，我以为那是说的生活内容；其次，谈到他周围的各种人们，我以为这是说的社会内容。因为作品底思想内容，是反映社会生活和现实斗争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正是血肉的生活内容，斗争的社会内容或者历史内容。由于这个原因，我就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底话，不，我就这样来理解那个译错了的译文！
但是，虽然译错了，但是最后两句话却是存在的，我底错误在这里！抄本上，没有抄下！而书，买遍了杭州，在上海也找不到，就写了那篇东西！一直到这里来时，杭行兄才送我这书，我才得到这书。
非常痛苦和泄气。自己，也可以说白活，活该！但是，对师友们，我底罪过多大！
芦甸说，我下次到北京时最好找周扬谈一下。我很冲动。你以为怎样？我要说明，由我自己一个人负这个责任。
祝好！
梅三月十九日
去看他，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即使只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阿垅这封信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其大者有四：第一，承认文章“引文”有错，错在没有抄录“最后两句话”；第二，他已查阅了杭行(即罗飞)送给他的《科学的艺术论》，确认“最后两句话却是存在的”；第三，认为自己对“那个译错了的译文”的理解也有错误；第四，他觉得此事连累了“师友”，这一点与周扬报告中对“小集团”的批评有关。概而言之，阿垅除了否认史笃的“故意隐瞒”这一指责之外，几乎承认了史笃的其他批评。
然而，罗文为了“辩诬”，回避了阿垅曾承认错误的史实，也避而不谈他当年送给阿垅的那本《科学的艺术论》中是不是确实存在着“最后两句话”。这样，读者也就无法理解阿垅当年为何在政治压力下迅速作出妥协，而且表现得那么“痛苦和泄气”的真实原因了。
阿垅寄出给胡风的信后，未及等到复信，便起笔撰写“检讨”。3月21日写讫，随即寄给《人民日报》。3月26日《人民日报》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垅的检讨，全文如下：
编者同志：
《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我写的。两篇批评也看到的。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
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
首先，经过是这样的：我贫乏，不能够完全得到所要的书籍。因此，我有几个笔记本，借书看的时候，就把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文句摘录在上面，我这样做了几年。《科学的艺术论》，我原来认为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对于学习文学的人更是如此。我重视这本书，但是我自己手边却没有，尤其解放前我被通缉，生活不定，不可能带书，只有利用钞本的办法。解放以后，在杭州我找遍了各书店，买不到；在经过上海时候，也找过，还是买不到；还请托过一些友人为我留意，给我买。这事情，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文章是去年九月间在上海住的时候写的。写的时候，根据的是手边的摘录得不完全的那个钞本，就犯了这个人错误。无论如何，责任是我的。
其次，对于新的情况了解不深，问题提得不全面，分析不够，这当然也是我自己应负的责任。
再次，我是这样理解那一段引文的：说到“私生活”，我误以为那是说的人物底生活内容底的一面，要写他们的生活内容的；说到“和一切形形色色跟在周围的人一起”，我误解为所反映的是社会内容，即反映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葛，接触，冲突和矛盾的。而且，又误解了“指示给我们看”这一句话。——才得出了这一错误的结果。
最后，十几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第一，我受不到党的教育；第二，阵地是分散的，孤立的；第三，我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完全是自学的，这样，使我在许多地方不能够深入，而造成了这一次大的错误。
错误在我，请多批评，给我帮助，真诚地！
阿垅 3月21日
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自我批评”与上面写给胡风的信，其认识水平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阿垅在“自我批评”中对史笃的批评也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也许没有说错。阿垅是坦诚的，他甚至不惮于说出这样的话来：“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显而易见，他的“自我批评”已接近了周扬报告中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提法。
正因为此，《人民日报》“编者按”才会充分肯定阿垅的态度，周扬、袁水拍其后才会要求阿垅继续就两篇文章的“论点”作更深刻的检讨，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发生。
二，胡风等当年对“引文”公案的反应
罗文认为，《人民日报》为发表阿垅的检讨所加的“编者按”，“坐实了被批评者承认错误的结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且看“编者按”全文：
“本刊(指该报的“人民文艺”周刊，笔者注)在三十九期与四十期上发表了陈涌的《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及史笃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批评了阿垅在天津出版的《文艺学习》第一期上发表的《论倾向性》一文及他用另一笔名(张怀瑞)在上海出版的《起点》第二期上发表的《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兹将阿垅先生的来信发表如下。”
可以看得很清楚，“编者按”并未“坐实”什么，只是对阿垅的“精神”作了高度肯定，并表达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愿望。质言之，在当年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编者按”的口气是非常缓和的，当然，这与阿垅检讨所表现出来的诚恳态度也有关系。
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当年除了周扬、史笃、《人民日报》的编者及阿垅本人“坐实了”引文有错以外，胡风等人对这桩公案的看法究竟如何？
罗文中引用了当年卢甸、吕荧写给胡风的两封信，两信都明白无误地默认了阿垅“引文”的错误。见如下：
芦甸(1950年3月21日)给胡风的信：“第二篇批评文章出来后，当时我简直给弄呆了：亦门犯了一个冤枉的错误，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吕荧(1950年6月21日)给胡风的信：“关于守梅兄的文字都看到了，我觉得守梅兄该写一篇‘歪曲和伪造不是批评’来答复的。(自然，引文是错了)。”
这两封信都被收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1955年“胡风集团案”的定性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罗文似乎很为它们被“利用”而惋惜，但却不能对卢甸、吕荧当年的看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这桩“引文”公案只能放在当年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才能破解。当年，何止于卢甸、吕荧两人持这种看法，胡风、绿原、路翎等人的看法也莫不如此，请看下例——
绿原(1950年4月5日)给胡风的信：“前天我看到梅兄的《启事》，非常痛苦。我原以为可以不必作声的，但看来其中或有若干劝诫和考虑的。梅兄太真诚，太坦白，不能承担这种威吓性的诬蔑；不过我觉得总该对那些原形们反刺一下才好。……形势变化了，斗争方法也应该变化；对象底本质虽然依旧，但衣装换季了。我们首先必先站稳，努力做到减少天真无‘邪’的误解，不使扩大这个可能。……”(信中涉及到阿垅与蒋天佐的历史恩怨，且待后述)这封信也被收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罗飞没有引用。
谢韬的看法也是如此。路翎在1950年4月8日致胡风的信中写道：“昨晚见到谢兄的……他高兴梅兄在报上发表的那检讨，说那样把自己摊出来是有利的。他们那里的人印象都很好。”
路翎本人的看法也是如此。路翎在同信中写道：“梅兄前天曾来，他们要他写一点思想上的批评，他预备写。我的意思是，具体地说明自己哪些论点是错误的(例如翻译的文字的问题，论政治性时没有注意到一定程度的政治与艺术的游离性，说到观念和现实的‘敌对性’时太偏了，说到阶级立场与现实主义时没有把握好那矛盾统一的关系，等等)，但也要在中间指出，对方的哪些论点(例如蒋天佐的关于生活的胡说)也是不对的。把批评对方包在对自己的批评里。”
胡风的看法同样如此。1954年11月7日胡风在《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胡风全集》第6卷)中写道：“在解放后，他(指阿垅)写了两篇文章，受到了《人民文艺》的批评。批评当然是平常的事情，但由于他引用的马克思译文有错误，又引掉了两句原文……阿垅做了自我批评，要做检查，对引文的错误担负了完全的责任。”
从以上几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胡风等无一例外地认为阿垅“引文”有错。当然，这不能说是“坐实”，只是承认事实而已。
附带说一句，罗文中对“三种译文”进行了比较后，认为史笃文中指出的“谬误的贻害读者的译文也要负它应负的责任”一句，包含着对译者楼适夷“更恶劣的诬陷”。参看胡风上面提到的“他引用的马克思译文有错误”一句，可知胡风对史笃的这个批评也是默认的。
罗文还认为“阿垅引用马恩这段摘文目的在于阐述‘怎样来写正面人物’而不是其他”，这当然是对的；实际上，不管“引文”中是否漏掉“最后两句”，也是不能如阿垅那样推导出“马克思却把它们作为一个范例，甚至方向，向我们特别地提了出来”这个结论的。这里，似乎涉及到治学的态度问题，毋庸置疑，所谓“范例”和“方向”之说与马恩的原意相差实在太远。
如果把考察的视野放宽一点，可以发现，胡风等对阿垅治学不够严谨的毛病早就有过批评，有兴趣者不妨查阅胡风通信录。这里只举两例，而且都是与阿垅与蒋天佐(史笃)的历史恩怨(论争)有关的信件——
1948年1月27日胡风在给阿垅的信中写道：“《中国作家》二期已出，明天寄上。关于语言，我想可以再写一篇，他的曲解也是因为你的行文是有这间隙的。方言要肯定，民间形式也有某种限度的用处。问题是怎样肯定，基于什么的‘用’，不作进一步的分析，他们会曲解下去的。”该信谈的是阿垅与蒋天佐争鸣的论文《语言片论》，胡风批评其“行文”不够严谨，有一概抹杀“方言”和“民间形式”之嫌，因而被蒋天佐抓住了“间隙”，信中提到的“他”指的就是蒋天佐。
1948年2月20日胡风又在给阿垅的信中写道：“下笔前，要考虑一下总的形势和对读者的效果。要站地位(大的旗子要拿在手里)，要镇定(不是冷静)，性急是不好的。(例如方言与民间形式，要现出冷静的分析姿态)例如答佐君的，说罗兰也是……么，这不是作法。说别林斯基如何，我上次确似见过这说法，但这次找他的所说的，却不见。如引用，宁兄有书，就应查一查。不能随便的。今天，我们的工作要带启蒙的性质，每一论点都要考虑到反应。对歪缠者，得现出冷静的分析姿态。我们有自己，但任务总是为了解除他的武装，而且，对于有些人，还得现出只是为了解除他这——次用得有害的武装。当然是人的问题，但要记得那个人是有各种武装的。有效地解除一次，有效地解除一件，实际上也等于解除了其他的。写成了应搁开一两天，再看一看，斟酌一下。”该信谈的是阿垅继续与蒋天佐争鸣的论文《语言续论》，信中的“佐君”指的是蒋天佐。胡风在信中批评阿垅“引用”罗兰、别林斯基时过于“随便”，建议“查一查”原书。由此可知，胡风对阿垅“引文”的毛病是早有觉察的。
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的立论就是从阿垅“引文”的毛病发难的，他当是早就发现了对手在这方面的缺陷，蓄势已久，一击而中，使得阿垅不能不承认“错误”。
路翎对阿垅治学不够严谨的毛病也早就有过批评，早在1947年他在与胡风的通信中就不止一次地谈到对阿垅和方然主编的《呼吸》的“意见”。1952年3月12日陈涌的《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见报的当天，路翎给胡风的信中写道：“今天的《人民日报》‘人民文学’里有批评守梅的《论倾向性》的。陈涌写的。站在街头匆匆看过。守梅那篇我没有细看，但大约是用语、说法上叫人抓毛病了……守梅叫抓住的是‘艺术就是政治’这一看法。”顺便提一句，阿垅的“艺术即政治”观念形成于抗战后期，他曾持这一观念横扫文坛，如今又从毛泽东的“艺术观”中一步一步地推导出来，颇有点“六经注我”的意味。
阿垅为“引文”事作出公开检讨后，胡风十分恼怒。4月16日他给武汉的绿原去信，信中讥阿垅“装死躺下”，并写道：
“梅兄是受逼出来的吧，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太弱。这一下，可从友情的温室被拖到了风雨原野上面。数月前，我劝他不要写论文他还一点也不注意呢。听说还要写一篇或多写。好吧，情形既已如此，就索性站到风雨原野上去。这完全看他自己。我觉得，写一篇交代一下，那实在是必要的，多写与否，那就得看情况了。这也完全看他自己。”
信中提到“数月前，我劝他不要写论文……”，是确有其事的。1949年6月6日他在给阿垅的信中确实这样劝过：“文协工作，做点具体的事情，帮助学生，到工厂搞文娱活动之类。刊物，能弄最好，但不必弄具体理论批评，只就政治要求上去扩大号召罢。”这里，有策略方面的考虑，也有对阿垅行文不严谨的担心。
三，阿垅为何要写反批评文章及其他
关于第二阶段阿垅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进行反击的过程，可参看如下时间线索：
4月6日阿垅来京参加“茶话会”，周扬和袁水拍要求他“写一点思想上的批评”。(11)
4月8日路翎给胡风去信，谈到建议阿垅行文时应“把批评对方包在对自己的批评里”。
4月15日胡风致信路翎，赞同让阿垅“写一篇”，作为“退兵的一战”。
5月初阿垅写出近两万字的长文《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6月22日路翎给胡风去信，谈到阿垅寄给《人民日报》的长文被退回。
6月25日胡风给路翎复信，建议阿垅应该“无数遍地寄来就寄回去”。
上面已经写到，自阿垅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批评之后，胡风对他就很不满意，讥其“装死躺下”。按照胡风的性格，他一向以为“如能变成‘过街老鼠’，倒也比装死好一些的”(胡风1944年8月2日致路翎信)，然而，阿垅却不具备这样的气质。
与此同时，阿垅的自我批评却得到了周扬等的高度评价。周扬等马上约阿垅来京谈话，希望他能再具体地就其两篇文章的观点写出检讨文章来。
胡风非常注意周扬等此时的举动，于3月23日致信路翎，写道：“梅兄匆匆来京谈话，不知如何？见到谈起时，可告我。”
路翎4月8日回复胡风，写道：“昨晚见到谢兄(指谢韬)的……我告诉他，梅兄前天曾来，他们要他写一点思想上的批评，他预备写。我的意思是，具体地说明自己哪些论点是错误的……但也要在中间指出，对方的哪些论点(例如蒋天佐的关于生活的胡说)也是不对的。把批评对方包在对自己的批评里。这个，谢兄觉得很好，但他认为，即令这样，对方也一定不会甘心收场，因为他们正是不想收场的。他认为最好还是不谈，因为现在还不是能够把问题都摊在群众面前的时候。梅兄前天来，是参加茶会的。周和马凡陀都要他写一点，他想回去就写。我觉得谢兄的看法也有道理，预备写信给他，把这些再研究一下。我觉得，主要的是要来一个清楚明白，把对对方的批评包在自我检查的方式中。”
胡风又于4月15日致信路翎，写道：“梅兄事，那表示，有谢兄所说的好的一面，但另一面是使对方起可欺之感，使群众起悲观情绪。我以为，写一篇是必要的，但作为退兵的一战，只就引用文及相关的如生活问题提出解释和反驳，其余都保留。而且要使读者感到，不是不讨论，而是不愿戴帽子……”
如果说，阿垅在撰写“自我批评”时并没有征求胡风等的意见，是他个人的行为；那么，他此时就其两篇文章的观点所写的文章(《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等)，则是按照胡风、路翎的建议而起笔的。根据罗文摘引的部分段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确实是按照路翎的建议来做的，即“把对对方的批评包在自我检查的方式中”。
值得一提的是，周扬等在约见阿垅时，还曾提出想和路翎见面谈谈。路翎为此感到紧张，便写信(4月8日)给胡风征求意见。胡风复信(4月15日)称：“见面事，你考虑着办罢。不见，也许会加大敌心；去见，连着梅兄事，也许会引起可欺之感。”并叮嘱道(5月31日)：“问到梅事，似应避开，例如没有细看，觉得问题很多云云。”胡风此时已视周扬为“敌”，他的这种态度对周围的青年朋友有很大的影响，路翎没有去见周扬，阿垅也没有按照周扬等的要求撰文，事态于是扩大了。
按照罗飞的说法，阿垅是于5月4日写成《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周扬阅后，慎重地给阿垅写了一封退稿信，对其仍将“私生活”指为“方向”提出了批评，并具体地分析了“私生活”与“个人生活”及与“政治的、社会的活动”的联系和区别。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时任中宣部及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能这样对待一位并不很出名的作家，似乎不应受到苛责。然而，罗飞却认为周扬信中不该指责阿垅文章“态度不好”，认为这是“周扬的偏见”，并写道：“我见到阿垅未刊的原稿有最后一章《附带的话》，共有六条，其表态都极为谦虚恭顺。第六条云：‘对史、陈两位，称同志，是我表示一点敬意。其实自己却是深深羞愧的。’简直谦卑之至，周扬还嫌态度不好，奈何？”(12)
关于阿垅未刊稿是否如罗文所说的“谦卑之至”，可参看路翎6月22日致胡风的书信。信中提到周扬退稿后，他与阿垅、谢韬、徐放进行了商议，涉及到了阿垅行文的“态度”问题。信中写道：“梅兄曾来……他的文章已退回。我们曾去谢韬处，并会到徐放，谈了很久，他们认为这文章应该态度好才行。”既说到“应该态度好才行”，当然指的是未刊稿“态度不好”，他们的意见竟与周扬一致，“奈何”？
在同信中，路翎还谈及几位朋友对“退稿”事的商议结果，他写道：“我曾建议梅兄，再写一稍稍有力的信，再把文章寄去。或者改一改再寄去，看他怎么办？弄在小刊里发表是不好的。如果他再不理，就真的弄到上面去。”胡风6月25日复路翎信，写道：“你对梅兄的建议对。其实，他一收到就应该自己考虑，马上知道只应该那样做。改一改，也可以的。那也是由于自己天真，还没有想到应该说几句空话，当作大旗。他应该，无数遍地寄来就寄回去。”
于是，阿垅便按照胡风等朋友的建议，“无数次地寄来就寄回去”，甚至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回去，还说“非登不可”。作家李辉曾为此赞道：“可爱的阿垅，他好像是一个生活在天上的人。”(《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作家吴过也称赞道：“他仍坚持这样做，完全是出自良知。”(《胡风案中的两个人物》)实际上，阿垅是在“友情”的驱动下才这样做的，已根本不在意能否发表。胡风洞若观火，在致路翎的信(8月24日)中写道：“梅文，也不过为了去顶一顶，当然不会有结果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鲁藜也读到了周扬的退稿信，他赞同周扬对阿垅稿的处理，并说：“周主编的回信，说发表了反而于作者不利，也是一种照顾，也是对的。”(见路翎7月15日致胡风信)不久，鲁藜作《〈文艺学习〉一卷初步检讨》，对发表阿垅的《论倾向性》一文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阿垅写信给路翎，抱怨鲁藜“拿他来洗手”，路翎气愤地说：“我们是一些私生子！”
1954年11月7日胡风在《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胡风全集》第6卷)中重提阿垅“引文”公案，他说道：
“后来，周扬和袁水拍同志要阿垅就论点写文章，阿垅写了两篇，送给这次写《质问文艺报编者》的袁水拍同志。大概经过了一些讨论罢，但过了四年一直没有处理，没有消息，还压在袁水拍同志那里，阿垅也就一直戴着‘伪造马列主义’的帽子，这使他陷在极端困难的处境里面，而且还不断地受到打击。”
其实，1950年文坛空气并不是那么严峻，阿垅在“引文”事件之后，处境也并不如胡风所说的那般“极端困难”，除了寄往《人民日报》的那两篇文章未能获准发表外，他仍“不断地”发表文章，“不断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请看如下的不完全统计：
1950年8月1日，阿垅《谈庞大题材》，载天津《文艺学习》2卷1期。
9月1日，阿垅《小题目和小事件》，载天津《文艺学习》2卷2期。
10月，阿垅出席首届天津文代会，为正式代表。
11月13日，阿垅出席天津市文联会议室召开的天津市诗歌工作者座谈会。
1951年1月1日，阿垅《形象漫谈》，载天津《文艺学习》2卷6期。
关于阿垅“引文”的历史公案，其历史风貌大致如上所述。
注释：
①罗飞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阿垅遭“构陷”事。参看《真的就是真的——忆我和胡风与阿垅的交往》(1992年)、《五十五年后谈〈起点〉》(2005年)、《怀念为抗战流过血的战友阿垅——简述一桩被遗忘的构陷》(2006年)等。
②罗飞在《五十五年后谈〈起点〉》中曾写道：“(《起点》)原本一月上旬出刊，但为了等待批准登记，迟到一月二十日才出第一期，二期三月一日才出，磕磕绊绊，厄运不断。”参看路翎1950年3月7日致胡风信：“《起点》二期，离宁前收到了。”他于3月6日离宁赴京，据此推算，《起点》应出版于月初。罗飞在此文中误作3月10日。
③参看路翎1950年3月16日致胡风信。
④罗文说史笃文发表于“《起点》出版后九天”，误。
⑤罗文误将阿垅的写作时间当成了发表时间。
⑥1954年12月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称：“我现在仍认为，四年前我们对阿垅的批评即使有缺点，在基本上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为参证。
⑦参看《联共(布)党史》。
⑧胡风1945年5月29日给舒芜信，告之应“把大旗抓到手里”；1948年2月20日致阿垅信，也称：“大的旗子要拿在手里。”
⑨参看胡风“万言书”。
⑩彭燕郊《荃麟：共产主义圣徒》，载《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早在1948年邵荃麟就曾指出，胡风“处处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者自命”。《论主观问题》，载1948年12月《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
(11)参看路翎1950年4月8日致胡风信。
(12)阿垅写的这“第六条”，似乎含有“羞与为伍”之意。实为反讽，并无谦卑之态。